第二章 《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與蘇軾和陶詩的宋代注本
一 問題的提出
“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蘇軾和陶詩是陶淵明與蘇軾這兩位異代偉大詩人之間的對話與心靈共振。東坡開創的和陶詩不僅强化了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而且也在文學史上開創了一種新文類，自此之後，和陶詩的創作連綿不絶，成爲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獨特景致。東坡和陶詩在宋代就已單獨成集，並刊行於世，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載東坡語云：
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又載：“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此集現仍存，即宋黄州刊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集》四卷，保存了宋代東坡和陶詩的原貌。千百年來，對東坡和陶詩的評論與研究可謂蔚爲大觀，但鮮有學者論及宋代的東坡和陶詩注本，這可能緣於資料的缺失。但隨著域外漢籍研究的推進，這一點目前得到了解決。
南宋施元之、顧禧、施宿所著的《注東坡先生詩》（下簡稱施顧注）卷四十一、四十二所載的東坡和陶詩注是目前存世最完整的宋代和陶詩注。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也一直以爲這可能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宋人和陶詩注本。不過，最近由於宋元之際遺民蔡正孫所編的《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下簡稱《和陶詩話》）在韓國的發現，極大地改變了學界對宋代和陶詩注本的認知。這部書保存了三種宋人的和陶詩注本，即傅共的《東坡和陶詩解》，蔡夢弼的《東坡和陶詩集注》，以及蔡正孫本人的評注。傅共與蔡夢弼的注本亡佚已久，但部分殘文保存在《和陶詩話》中；而且《和陶詩話》也是現存最早研究東坡和陶詩的專書，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這樣，現在可見的宋人所編的和陶詩注本達到了四種。這四部注本，除施顧注文本比較完整外，其餘三部皆爲殘本，但藴含著極大的學術與文獻價值。同時，這四部注本都是所謂的宋人注宋詩，體現出本朝人對蘇軾和陶詩的見解與研究。下文擬對這四部注本加以研考。
二 施元之、顧禧、施宿《注東坡先生詩》中的和陶詩注
宋黄州刊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共收和陶詩109首，書前所載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引蘇軾語亦云：“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可見蘇軾本人編定的和陶集有109首，而施顧注本收和陶詩107首（卷四十一收54首，卷四十二收53首），較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集》少2首，即《和陶東方有一士》、《和陶和劉柴桑》。宋本施顧注和陶詩目前保存完好。最早的嘉定本原爲黄丕烈藏本，後歸海源閣楊紹楹、周叔弢先生收藏，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已經影印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中；另有一册藏於藏書家韋力先生的芷蘭齋中，2012年臺灣大塊文化已將其影印收入《焦尾本〈注東坡先生詩〉》中。後印的景定本原爲晚清名臣翁同龢的藏書，現庋藏於上海圖書館，也已經影印收入鄭騫、嚴一萍編校的《增補足本施顧注蘇詩》中。
施顧注和陶詩采用了與宋代蘇軾和陶詩單行本（這在施顧注中被稱爲“集本”）不同的底本，大量利用了當時所存的東坡詩的石刻文獻，保存了和陶詩的諸多異文，如卷四十一《和歸園田居六首》題下注云：
東坡曾孫叔子名峴，刻所藏真跡於泉南舶司，間與集本不同。所作類多晚歲，當是集本有誤，今從石本。
在注文中，也不時見到施顧用“石本”與“集本”校勘的文字，如卷四十一《和貧士》其五“典衣作重九”，注云：“石刻作九，集本作陽”；“徂歲慘將寒”注云：“石刻作歲，集本作暑”，“石刻作將，集本作夕”。同卷《和時運》“下有澄潭”，注云：“石刻作澄，集本作碧。”
施顧注蘇詩包括題下注與詩句注兩部分。題下注主要是對詩題中牽涉到的詩人生平進行考證，已有學者考證清楚，題下注爲施宿所作。因爲是宋人所作，其史料價值也特别大，如卷四十一《和歲暮作和張常侍》，東坡自序中有“時吴遠游、陸道士皆客於余”，施宿有一段比較長的注釋：
吴遠游，名復古，字子野，事見三十八卷《次韻子由贈吴子野先生》詩注。陸道士，名唯忠，字子厚，眉山人，始見東坡於黄州。唯忠作詩，論内外丹，自以爲決不死。坡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後十五年，復見於惠，曰：“吾真坐寒而死矣。”紹聖四年，卒。坡爲銘其墓。坡嘗以文祭張安道云：“某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比盛德故。”如唯忠、吴遠游輩於公困厄流離之中，追隨不舍，如唯忠不幸而死，故獨得公爲銘以垂千載，是亦可謂知所託矣。
這段對詩序中出現的兩個人物吴遠游與陸道士進行了扼要的介紹，而且對其人格也有所表彰，强調他們在東坡在“困厄流離之中，追隨不舍”。通過這段注文，我們再讀東坡的原詩，對詩意的理解纔會更深一層，纔能體會到東坡詩中所言的“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的涵義。
有的題下注也對詩歌背景加以介紹，如《和飲酒二十首》其十一“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温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顔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注云：
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揚州，上奏曰：“今大姓富家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白圭猗頓，亦化爲蓽門圭竇矣。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而有司謂有旨，倚閣者方依指揮。臣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本州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權住催理，聽候指揮。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六月十六日又上奏曰：“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争言催欠。臣敢昧死請内降手詔，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特與權住催理一年。”此詩所述，蓋是得請故也。
詩中出現了“積欠”一詞，施顧注引用了蘇軾在揚州太守任上向哲宗上的兩封劄子，即《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n》、《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來解釋此詩寫作的背景。讀完施顧注後，不特對此詩産生的語境有所了解，亦可以看到東坡仁民濟世之心，正如清人温汝能所云：“觀其忠君愛民之心，藹然溢出於言表，雖古之大臣，亦無以過也。”
詩句注采取的是李善注《文選》的方式，即注重對出典的鈎稽。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施顧注的一個特點就是引用東坡本人的作品來證其詩，如《和己酉歲九月九日》“今日我重九”，就引東坡《雜説》中“海南氣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陽”來注之。施顧的詩句注有時將蘇詩與當時的政治聯繫在一起，如《和贈羊長史》末句“稍欲懲荆舒”，注云：“王安石初封荆國公，後封舒王。”關於“荆舒”到底指誰，清人馮應榴認爲“荆舒”指海南人，並認爲施顧注“似非詩意”。不過宋人施德操早已指出：“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荆舒。故東坡詩曰：‘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二亦云：“結指半山。”如果結合此句上文“猶當距楊墨”，即可看出施顧注是準確的。
可見，施顧注不但注釋詳贍，學理性强，而且還能揭示蘇詩創作的背景與詩句的内涵。施顧注蘇軾和陶詩與其注坡詩的整體風格是一致的，清人對施顧注評價甚高，顧嗣立言其“尤得知人論世之學”，又張榕端特别表彰了題下注：“又於題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以此來評論其注和陶詩亦不爲過。
三 傅共《東坡和陶詩解》的解詩特色
傅共所著的《東坡和陶詩解》可能是文學史上最早的一部宋人所著的東坡和陶詩注本。傅共，字洪甫，號竹溪散人，仙溪（今福建仙游）人，約爲兩宋之際時人，主要活動於南宋初年。福建仙溪傅氏家族是宋代一個專門研究蘇軾的世家，同是仙溪傅氏的傅藻著有東坡的年譜《東坡紀年録》、傅共族子傅幹著有《注坡詞》。《東坡和陶詩解》（下簡稱《詩解》）在宋代就已經刊刻並流傳，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著録：“《和陶集》十卷，蘇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又李俊甫《莆陽比事》卷三載：“傅共注釋《東坡和陶詩解》。”同書卷四載：“（傅權）子共，三薦奏名，文詞秀拔，有《東坡和陶詩解》。”全書目前已經亡佚，且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著録，可能元代之後就漸行散佚。蔡正孫所編《和陶詩話》大量援引了傅共的《詩解》，可以從中一窺《詩解》的原貌與特色。
從《和陶詩話》的引録來看，《詩解》原書不僅有二蘇的和陶詩，還附有陶詩原文，甚至還有傅共對陶詩的校勘。《和陶詩話》卷五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一句，傅共注云：“‘冥會’作‘宜會’。‘婉孌’作‘踠轡’。”卷十一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二，傅共注云：“‘鵃鵝’一作‘鳴鵠’。‘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一作‘念彼懷玉時，亦得數來止’。”當然，《詩解》的主體部分是對和陶詩的注釋。從現存的遺文來看，傅共《詩解》中的蘇詩文本可能異於當時的傳本，《和陶詩話》卷二東坡《和連雨獨飲》中有“誤入無何鄉”一句，蔡正孫注云：“傅仙溪本作‘無功鄉’，注云：‘唐王績，字無功，有《醉鄉賦》。’”這些異文，保留了南宋初年傅共《東坡和陶詩解》版本的面貌，值得今天研究者注意。
比較有特色的是，《詩解》記載了傅共本人實地考查東坡故居的行跡。《和陶詩話》卷一《和時運》，傅共注云：
予嘗游白鶴峰公之故居，舊基依然，峰巔喬木數本參天，其北下瞰長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數人布坐。
東坡於紹聖元年（1094）十月貶謫到惠州，先住在合江樓，不久遷入嘉祐寺；紹聖三年三月，又遷於合江樓，同時開始營造白鶴峰新居，次年三月建成。但入住不久，東坡就被貶到儋州。據記載，東坡白鶴峰故居在兩宋之際的戰亂中並没有遭到毁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六引洪邁《夷堅志》云：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峰故居，並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
但到傅共生活的南宋初期，就已經只剩下“舊基”了，白鶴峰故居已然不存。南宋時的宋人注唐詩或注宋詩中，開始出現了注者踏訪實地，以本人的親身經歷來注釋詩文的現象，如李壁《王荆公詩注》利用其出使金朝以及被貶到王安石故鄉臨川的經歷來注釋王安石詩，謝枋得《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唐詩選》也多次以“余”的口吻，穿插其本人實際考察的見聞來注唐詩。這是宋人集部注釋的一種創新，也體現了宋人的求實精神。
傅共《詩解》文字訓詁的内容比較少，但也有一部分對和陶詩的語意解釋或背景介紹，如《和陶詩話》卷四東坡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中有“長春如稚女”一句，傅共注云：“長春，一名月季花，暈紅如人飲酒頰。此花盛冬亦開，不畏霜雪。”按此句，東坡和陶詩宋注，如施顧《注東坡先生詩》皆未解釋“長春”，清代查慎行的《蘇詩補注》卷四十二《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韻》注云：“長春，按《本草》，金盞草，一名長春花，言耐久也。但金盞花色深黄，今詩云‘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乃是紅色，當另是一種。”此花，清人已不詳，作爲宋人的傅共此注，頗有參考價值。又《和陶詩話》卷一蘇轍和《勸農》“掇拾於川，搜捕於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閩乘其偷，載耒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傅共注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閩人多以舟載田器，寓居廣南，耕田不爲長久之謀，但爲二三歲之計。”蘇轍詩歷來無注，傅共之注對蘇轍之詩的背景揭示尤爲重要。傅注和陶詩並不以旁徵博引見長，其注簡潔明了，但對詩意理解作用頗大。
《詩解》中最多的内容是對和陶詩詩意的闡釋。《和陶詩話》卷三東坡《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及鄧治中》“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傅共注云：“言軒冕中所得毫求釐爾，與市廛喧争初無異也。”卷五東坡《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傅共注云：“漢末天下三分，而吴有江左。及晉室永嘉南遷，其後劉裕擅命。晉遂微弱，而裕乃興宋，故曰‘强臣擅天衢’。淵明以劉裕移晉祚，遂不復仕，故曰‘與功名疏’。”此解深得陶蘇二人之心曲。從宋代開始，宋人開始重視沈約《宋書·陶淵明傳》中關於陶淵明不書劉宋年號的記載，并强調陶淵明不事新朝、人格忠義的一面，傅共的解説可謂典型，這也影響到了宋末元初蔡正孫所著的《和陶詩話》。又卷十一東坡《和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二“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顔。欲使蟪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傅共注云：“坡詩意謂，或人神仙之問，而抱朴子反復數十百言以釋其迷惑，是所謂被封執者也。使後世信有神仙之術，豈非無窮利乎？”《和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金丹亦安用，御氣本無待”，傅共注云：“公之此詩意，言待金成以作丹，不若御氣之無所待也。”這些地方對坡詩詩意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
四 蔡夢弼《東坡和陶詩集注》的蘇軾和陶詩闡釋
南宋蔡夢弼所著的《東坡和陶詩集注》未見著録，但宋代的文獻已經引用到該書。蔡夢弼，字傅卿，號三峰真逸、三峰樵隱，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據俞成《校正草堂詩箋跋》稱，夢弼“生平高尚，不求聞達，潛心大學，識見超拔，嘗注韓退之、柳子厚之文，了無留隱。至於少陵之詩，尤極精妙。”其著述，今有《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存世（有《古逸叢書》本），除此之外，蔡氏尚著有《東坡和陶詩集注》。南宋史鑄等編《百菊集譜》卷四《歷代文章》注中提到“近年蔡夢弼有《注和陶詩》”，又元李公焕《箋注陶淵明集》卷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引到“蔡注”，舊題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録有蘇軾《和淵明歸去來辭並引》也提到“三峰蔡夢弼注”。引用《東坡和陶詩集注》較多的是蔡正孫的《和陶詩話》，凡有12則。
蔡夢弼生平不詳，但從《東坡和陶詩集注》的注文中隱約可見其思想傾向。《和陶詩話》卷八蘇軾《和擬古九首》其二“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污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蔡氏注云：
此詩言隱遁之士不以名宦爲貴，如竹林諸賢不數山、王二公，以其宦達故也。故我寧從孟公而不從揚雄，雖二公俱好飲者，然孟公放達，恬於勢利；子雲逼仄於篡逆之朝，既爲之臣，又頌美之，其事皆君子所羞道，如元規之塵污人也。蓋人生所貴大節，大節一喪，則其餘無足觀。子雲之俯仰可憐，豈亦未能忘情於窮通豐約之間乎？不然，何其甘於豢養而不知退也？
南宋之前，古人對揚雄基本持正面的評價，雖然揚雄寫過《劇秦美新》，投靠過王莽，但古人多能持一種同情之了解的態度。《漢書·揚雄傳》載其自序云：“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後人對揚雄貧而好學，雅詠不輟，如左思《詠史》其四：“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盧照鄰《長安古意》：“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北宋人對揚雄亦多稱贊，如張詠《送張及三人赴舉》：“才雄揚子雲，古稱蜀川秀。”劉攽《寄王深甫》：“昔有揚子雲，著書恬勢利。”蘇頌《七言二首奉答簽判學士》：“屈指當時文學士，誰知揚子思湛深。”蘇軾這首和陶詩雖然對揚雄有點微詞，但對其批判並未上升到道德或氣節的層面，蘇軾其實對揚雄並無惡感，其《復次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曾云：“能詩李長吉，識字揚子雲。”蘇轍《次韻答張耒》也説：“欲學揚子雲，避世天禄閣。”但到南宋之後，宋人尤其是理學家對揚雄開始有了非議。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卷八上特書一條“莽大夫揚雄死”。這是一種“春秋筆法”，也代表著一種道德立場，從此也影響到宋人在道德層面對揚雄的判定，如劉克莊《漢儒》其一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頌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此詩亦見於于濟、蔡正孫所編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卷十七，蔡正孫評此詩云：“雄作《劇秦美新》一篇以諛王莽”，同時也引用到朱熹《通鑒綱目》中的話。蔡夢弼生活於南宋中後期，從他“人生所貴大節，大節一喪，則其餘無足觀”之語可見其明顯受到朱子學的影響，這恐怕是《東坡和陶詩集注》的特色之一。
與此相關的是，《東坡和陶詩集注》解詩亦特别注重從東坡的人格角度來闡發詩意。《和陶詩話》卷八蘇軾《和擬古九首》其八“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浩蕩絶雲海。遥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失那容悔”，蔡氏注云：
此詩因芙蕖以起興，言海嶠之外，荒僻之邦，人士所不到，而乃有此華，可以爲中州之信。公蓋自喻抱負芳潔，求忠於君，而隔絶雲海，無路以自通也……公少年筮仕即有塵外之趣，其見於詩文者，未嘗不欲歸休求道，而不幸罹於世故，不早自拔，自傷遲暮，不獲遂所求。
紀昀《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二評此詩云：“此首純首古音，絶無本色。”其意指，東坡此詩不用典實，不以學問爲詩，全然用《詩經》的比興手法，“幽姿小芙蕖，香色獨未改”，分明是在自喻。蔡夢弼對此詩的解釋非常準確，既看到了東坡以芙蕖“起興”，又看到東坡以此“自喻抱負芳潔”。對照清人的解釋皆執著於詩藝，而蔡氏的評釋則能透過紙背，闡發東坡詩中的隱喻。這種闡釋方式與他闡釋杜詩非常相似，《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一注《望嶽》“會當臨絶頂，一覽衆山小”云：“登臨山之絶頂，俯視衆山，其培塿歟？衆山知尊乎？泰嶽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爲如何？甫望嶽之作末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這裏，蔡氏認爲“培塿”比喻安史叛軍，衆山又隱喻著天下朝宗的忠義之心。可見蔡氏解詩比較注意揭示詩歌意象後的隱喻之意。
又《和陶詩話》卷九蘇軾《和雜詩十一首》其五“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郗慮。昆蟲正相嚙，乃比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蔡氏注云：
此詩言（孔）融之遇禍，直以資性剛直，負其高氣，而又有海内重名，故不容於奸雄之朝……公平生慷慨大節與其剛大不屈之氣，大略似融，故每喜稱道之。而一時遭罹口語，爲小人怨疾構陷，以至得罪竄斥，流離嶺海，其遇禍亦大略相似，故作此以自警云。
這段評論亦是從東坡的性格來論詩，觀察也非常準確。紀昀《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三亦云此詩“以孔融自比”，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十三同樣認爲“此以孔融自慨”，蔡氏的論斷則在清人之先。
蔡夢弼的注解以詩意闡發爲主，文字一般都比較長，如《和陶詠荆軻》一詩的注文長約六百字，仿佛一篇小型的史論：
此詩言秦之事無異於晉，自不韋貨楚、牛金生睿，統緒固已中絶，而國非其國矣。但天欲厚其毒而盈其惡，故必待其窮兇極暴而殄滅之。使始皇能早定扶蘇之位，則無後日之事矣。然天欲亡人之國，其事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以李斯之才，始皇用之以一天下。沙丘之崩，受遺託孤，疑若可以保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矣。死未旋踵，乃與閹宦合謀矯詔，殺扶蘇而立胡亥，卒以亡秦，此豈人力也哉！蓋天假手於斯以滅之耳。使燕丹能以一朝之忿而聽其傅鞠武之言，招合賢俊，修明政事，分遣説客，陰定六國之從，如韓、魏之裂智伯，則秦可亡，燕可復，孰與馳一介之使，入不測之秦，挾尺六匕首，而欲以强燕而弱秦哉？此愚夫愚婦之所不爲，而丹易行之，所以可爲悲恨也。荆軻之事，固無足言。以田光之老且賢，而乃始創此謀，然則古稱燕、趙多奇士，則亦徒有虚名而已，奇安在哉？夫以秦政之兇暴，殺所生父吕不韋而遷其母於雍，此豈天道之所可容？使丹能保其國家，徐以待之，則秦室覆亡之禍，不待沛公入咸陽、項羽殺子嬰，而固已見其兆矣，何必信狂生之謀，捐一旦之命，而輕以社稷嘗試，一擲於艱難不可必成之事也哉！且以三户之楚，尚足以亡秦，況我列城數十，豈不能有所爲邪？然荆、高雖死，猶足以動秦政之懼心，而加以警衛。使後世讀其書者，莫不爲歎惋，而惜二子之無成，亦可以見天理之所在，而秦之無道，雖去之千載，而人心猶未忘也。
蘇軾《和陶詠荆軻》的藝術手法，宋人多有好評：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别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説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溪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
也就是説，蘇軾此詩之妙即在於别具只眼，“别生眼目”，立論與前人不同，甚至可以説采用了翻案手法。蘇軾的《和詠荆軻》與陶淵明的《詠荆軻》在思想意識上明顯不同，陶淵明對荆軻基本上是禮贊的態度，而蘇軾則斥荆軻爲“狂生”，“不足説”，持否定性意見。同時，好的詠史詩亦如一篇“史贊”，寓“大議論”於詩，東坡《和詠荆軻》可謂這方面的傑作。蔡夢弼此段評論是對東坡此詩的詳細闡釋，將東坡要表達的意思比較透徹地表達了出來。其貫穿的邏輯是，秦之滅亡是必然的，所以必須徹底暴露其罪惡，最後天假李斯之手滅亡秦朝。燕太子丹任用“狂生”荆軻，而不是“招合賢俊，修明政事，分遣説客，陰定六國之從”，故其失敗亦是“天理”之必然。東坡此詩對千古以來被奉爲燕趙“奇士”的太子丹、荆軻進行了解構，其理論不一定符合歷史的必然性，也没有寄托“天理”的價值判斷在其中，而蔡夢弼的解説則可能受到理學的影響，一直在强調“天”或“天理”的作用。
總之，蔡夢弼的和陶詩闡釋受到理學影響比較大，同時又能以意逆志，從東坡的人格性格來闡發詩意。
五 蔡正孫《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對和陶詩的研究
蔡正孫（1239—？），字粹然，號蒙齋野逸，又號方寸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人。他是宋元之際一位非常有特色的詩學批評家，著有《詩林廣記》、《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詩林廣記》在中國流傳甚廣；《聯珠詩格》則在中國失傳，然有朝鮮及日本的翻刻本及注本；唯《和陶詩話》僅流傳於韓國。《和陶詩話》凡十三卷，目前僅存部分目録、卷一至卷五（其中卷五亦有殘缺）、卷八（殘）、卷九至卷十三（卷十三缺《聯句》詩及注）。卷一至卷十二皆是對陶詩及蘇軾、蘇轍和陶詩的注釋及評論，卷十三是對蘇氏昆仲未和陶詩的評注。這部詩話名爲“精刊補注”，其内容一部分是校勘，即對陶詩及和陶詩的文本進行校勘，其中保留了不少陶蘇詩的異文；另一部分是對陶詩和蘇氏兄弟和陶詩的注釋的補充。其“補”的是湯漢的《陶靖節先生詩注》，以及傅共的《東坡和陶詩解》、蔡夢弼的《東坡和陶詩集注》。
雖然《和陶詩話》已非完本，但此書作爲目前世存最早的和陶詩注釋與評論專書，很值得研究。目前有一些學者對此書的内容與文獻價值做了研究，而蔡正孫對和陶詩的研究則未見探討。蔡氏對和陶詩的研究略可以分爲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和陶詩創作背景的介紹
蘇軾最早於揚州太守任上開始創作和陶詩，後於貶謫惠州與儋州時大規模創作。宋人所編的蘇軾年譜已將東坡詩初步編年，如傅藻所編的《東坡紀年録》對部分蘇軾和陶詩進行了繫年，如元祐七年條，《紀年録》云：“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施宿所編的《東坡年譜》分爲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最後一欄“詩”的部分即有對若干首和陶詩的繫年，從中可知，東坡和陶詩的創作尤以貶惠、儋時最爲密集。蔡正孫《和陶詩話》注釋和陶詩時也引用《東坡紀年録》或宋人所編的《年譜》來交代創作時間，此外蔡正孫還盡量根據詩意揭示每首詩的創作背景。下面試比較施宿《年譜》與《和陶詩話》對部分和陶詩的繫年，來揭示《和陶詩話》的價值。
蘇軾寓惠爲紹聖元年十月至紹聖四年四月，居儋則爲紹聖四年七月至元符三年六月。從上面16首詩對照繫年可以看出，有部分詩歌兩書的繫年相同。施宿《年譜》未繫年或佚失的部分可以參考《和陶詩話》，對照清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和陶詩話》的繫年基本無誤。兩者繫年不同的部分，參考其他資料或清人及今人的考證，可以確定《和陶詩話》的判斷是準確的。《和陶詩話》對和陶詩的繫年雖然比較概括，但結合東坡的生平，其論斷基本上是可靠的。
（二）對和陶詩典故的補注
雖然傅共《東坡和陶詩解》及蔡夢弼的《東坡和陶詩集注》皆有對和陶詩典故的注釋，但仍有大量未注之處，《和陶詩話》皆予以了補注。施顧注和陶詩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宋人的蘇軾和陶詩注本，如果對照《和陶詩話》和施顧注和陶詩即可發現，《和陶詩話》注文多有可補施顧注之處：
從上可以發現，有些詩句施顧無注，可以利用《和陶詩話》加以補充。有些地方，施顧注所引並非原始文獻，如《和歸園田居》其五關於“紫芝曲”的出處，最原始的文獻自然是《和陶詩話》所引的《高士傳》。還有一些地方，《和陶詩話》所引文獻比施顧注更準確，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中的“卯酒暈玉頰”，施顧注僅引用了白居易詩以明“卯酒”二字，未解釋“暈玉頰”，而《和陶詩話》引用的《太真外傳》則應是東坡此詩所本，故而更爲準確。再如《和移居》“暮與牛羊夕”，施顧注引用了柳宗元的《朝日説》，《和陶詩話》則引用了《詩經·王風·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出處更早，更契合詩意。有些注文，施顧注與《和陶詩話》引用了相同的文獻，如蘇軾《和時運》“覆此瓠壺”，施顧注引用了《漢書·張蒼傳》、《陳遵傳》解釋“瓠壺”來歷，《和陶詩話》亦引用了《漢書·張蒼傳》，同時還引用了《蜀志·張裔傳》注：“雍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内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吴。”又引用東坡同時人黄庭堅的詩“雖肥如瓠壺，胸中殊不粗”相互參照。可以説，《和陶詩話》部分注文確實可以補施顧注之未備。經筆者比勘，《和陶詩話》與施顧注有不少重疊之處，蔡正孫可能也利用過施顧注，如果他利用過施顧注的話，所謂“補注”，可能也包括補施顧注。
（三）對和陶詩詩意的闡發
施顧注和陶詩基本上是釋事，而《和陶詩話》可能受到《東坡和陶詩集注》的影響，除了釋事之外，還有釋意，有時以“愚謂”形式發表個人對詩歌的認識，這種形式與他所編的《詩林廣記》及《聯珠詩格》如出一轍。如《和陶詩話》卷一《和答龐參軍》“功名在子，和異我躬”，蔡注云：“愚謂：此詩末語，亦相勉勵之切也。”此詩前有東坡之序云：“周循州彦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虚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詩追送之。”東坡寓惠期間，多得友人周彦質的照拂，此詩即分别之後送給周彦質的，對周彦質表示了感激。但從詩中看出，東坡的感戴給人的感覺也是一種君子之交，所以在詩的末尾纔會相勉勵。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稱此詩：“有朋之誼，君子之言。”所言甚是。卷四《和郭主簿》其二“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明月”，蔡注云：“愚謂：此詩末言丈夫之生於時，不在乎區區之功名，自有傑然出於人世之表者。但能繼父之志，述父之事，傳其道而行乎世，即如學仙者之得其要訣矣。果何待旁日月、挾宇宙，飛騰衝升，而後謂之得道哉？”蔡氏的解釋勾勒出了坡詩所要表達的意思，基本上是對詩意的串講，發揮的成分並不是太多。其他没有用“愚謂”形式出現的詩意闡釋也值得重視，如《和陶詩話》卷二《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上天信包荒，家貧無由豐”，蔡注云：“言上天之守量恢宏，包容荒穢。而公自歎其家貧無由豐富，是見棄於大造，包蓋之外也。”卷三《和示周掾祖謝》“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蔡注云：“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公在儋耳，極海陋邦，忍飢談道。謂此地豈亦近陳蔡邪？言如夫子之厄窮也。”這兩處大意的串講，皆能將坡詩的意藴解讀出來，也很準確。特别是“陳蔡”之典，東坡這裏並没有用兩處地名，而是用了孔子之典，則知此詩將東坡在儋州生活之困厄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比。蔡氏的解釋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