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十七世纪的中国，横跨明、清两大王朝，是一个动乱丛生、新旧迭起的时代，也是一个纵横睥睨、奇人辈出的时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8.7），便生活在这一时期。其博学多识，广涉经史子集和小说戏曲民歌，深究儒释道三教，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其极富才华且饶有争议，怪诞悖俗并饶有个性，一生因行止多义而留下诸多需要破解的密码。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1]，推动了传统俗文学走向近代的进程；对古文、唐诗的评点，时人“钦其神识，奉为指南”[2]，亦促进了文学经典的普及。因金圣叹而构成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现象繁复而生动，已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人们解读这一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集构成之历史时段的典型个案。
一 生平简介与著述概说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法号圣叹；别号唱经子，或称唱经先生，又号涅槃学人、大易学人；室名沉吟楼，堂号唱经堂。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人。生而颖异，敏感早慧。七岁读杜甫诗《远征》，感伤人生无常；十岁入乡塾，习儒家经典而意惛如；十一岁读《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传》、《西厢记》等，培养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十五岁向文学名家王思任问学，悟作文之秘。弱冠前补诸生，后因岁试文怪诞而被黜革；次年以张人瑞名补吴县庠生，故人称其庠姓张。从青年开始，至少以下几种活动可以表征金圣叹的人生轨迹。
扶乩降神的宗教经历。金圣叹自幼笃信佛教。二十岁时自称乃天台宗祖师智
弟子的化身，以泐庵大师之名，带数名助手，在吴中一带开始了长达十馀年的扶乩降神活动，并在崇祯九年（1636）前后达到高潮。其先后在苏州名宦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宅中做法显灵。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崇祯八年六月在叶绍袁家，为之招来亡女小鸾之魂。泐师与叶女有关授戒、审戒的精彩对白，不仅当场引得小鸾父亲绍袁怜惜和感伤不已，亦打动了自钱谦益而下的无数文人。圣叹这种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降神活动，“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3]，一时间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主要体现为在选题上的“昭雪”辱者，在心态上的标新立异，在方法上的心理分析等方面。
才子书的经典评说。崇祯十三、四年间，随着人生兴趣的转移，金圣叹开始了评点“六才子书”的文学活动，首先完成的是《水浒传》的评点。《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初评工作，亦在明末就已开始进行了。入清后，于顺治四至六年撰著《童寿六书》、《圣人千案》、《南华字制》，顺治十三年（1656）批点《西厢记》，十四年完成《小题才子书》，十七年分解唐律诗刊行，《天下才子必读书》草成于顺治十八年，与《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均在身后刊行。除了从事评点工作外，金圣叹赖以谋生的身份便是做塾师。至少在其三十岁左右时，即已开始了教学生涯。其弟子以及“从其游者”今知者便有戴之儦（吴悦）、沈永启、顾参、史尔祉、韩藉琬、冯某等。与科举和作文有着直接关系的《大题才子书》、《小题才子书》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很可能就是从事教职的产物。但是，无论是评书还是授徒，似乎都没有给其生活带来经济上的明显改观。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已需友人接济；晚年从其妻子“贫穷因讳疾，井臼且伤生”（《妇病》）的境况中，亦可见其家庭状况的潦倒。
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顺治二年（1645）五月，随着清兵铁马金戈的南下，昙花一现的南明弘光王朝迅即消亡。江南的陷落，打破了金圣叹在明末虽然清贫但仍不失安定的儒士生活。晚明时期一些过从甚密的家乡友朋，或抗清失败、慷慨就义，如戴之傑；或以身殉节、自尽而死，如王希；或赴险寻父、丧身战乱，如叶奕荃。除了死难者外，还有抵抗失利、回里隐居的吴晋锡，晚明为廉吏、入清不仕的盛王赞。面对生灵涂炭、田园荒芜的劫后境况，在顺治初年，圣叹先后写下大量的感伤兵燹战乱、亲友流离，表达抵触新朝、同情反清的诗篇，仅现存者就有《外甥七日》、《讹传境哥被虏》、《喜见境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上元词》、《题徐松之诗二首》等（考虑到其诗歌是其女婿编选删存者，这类犯禁触忌之作肯定已被处理掉许多）。如《上元词》跋语云：
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兵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
最后数语，何其痛心、何其抑郁！再看其为徐崧所撰的《题徐松之诗》，第一首后四句“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后两句分别典出《史记》的《留侯世家》“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和《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4]，更是难以掩抑地流露出对于抗清失利的失望沮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想故国的情绪在逐渐淡化。像那个时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金圣叹慢慢适应了新的政权，至少在顺治中期已经表现出履新去旧的希冀。正是存有这样的情结，当友人邵点于顺治十七年（1660）归自京城，向他转述当朝皇帝所云“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许时，顿时“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春感八首》小序）；只可惜他没有听到顺治帝同时发出的“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5]的微词，否则是否会头脑清醒一点：一个被认为方法“穿凿”、思想“见僻”者，怎么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第五才子书》第六十二回，写宣赞奉旨礼请关胜出马，“关胜听罢大喜”。圣叹批道：“何遽‘大喜’？只四字写尽英雄可怜！”其实，《春感八首》何尝不写尽一位长期被人以“魔”相视的才士之可怜呢？
震惊天下的哭庙活动。或许正是因为受到当宁知音之评的影响，一向遇“世法中事，则掉头不顾”[6]的金圣叹，在新著《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问世不久、《天下才子必读书》甫成的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不幸卷入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哭庙案”中。二月初一，清世祖（1638—1661）逝世的哀诏传至苏州，官府设幕，哭临三日[7]。当地诸生因吴县知县任维初征索钱粮甚酷，且监守自盗，遂于四日借哭丧之机而群聚文庙百有馀人，随后拥至府衙，向江苏巡抚、按察使等大员跪进揭帖。巡抚朱国治大惊，上疏朝廷，酿成钦案，先后逮捕金圣叹等诸生十八人，审得“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8]，并于七月十三立秋之日，均被斩首于江宁（今南京）。因事起于聚众哭丧于文庙，史称“哭庙案”。在这场“学生运动”中，金圣叹所起的带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诸生因集众哭庙，其《卷堂文》为金圣叹所作，且在其家开雕”[9]，或云其“为《哭庙文》”[10]，总之不仅身参其事，而且亲撰惹事之文，难怪最后将其缉拿归案便“足以塞责”上峰呢[11]！是年，他才五十四岁。从此，金圣叹因“哭庙案”而平添浓郁的悲剧色彩，而“哭庙案”也因金圣叹而名列著名的清代冤案。说此次事变的政治性质，是不满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而借机抒愤，应该没有拔高之嫌；至于是否具有反抗新朝政权的民族色彩，至少从金圣叹对“先帝”的态度上，已难以得到佐证了。
金圣叹一生著述计划庞大、成果甚丰，仅见于《唱经堂遗书目录》者，就有“外书”十三种（其中“杂批未竟书”只算一种）、“内书”二十一种。只是由于其五十馀岁便遽然丧生，同时惨遭家产籍没、妻子流边的严惩，故未完成者永无完稿之日，已完成者亦未能尽传于世。其生前出版者约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大题才子书》（晚清尚存）、《小题才子书》；身后出版者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收书十一种），加上抄本《沉吟楼诗选》，以及被后人收入丛书的一些零简短篇，今所得见者共有篇幅长短不一的近二十种。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列表如下：
以上现存书目中，因《沉吟楼借杜诗》全见于《沉吟楼诗选》中，故实际为十七种，著述可谓丰富。
圣叹著述分内、外书，前者多为阐释佛教、易经的作品，后者多为评点古代文学和当代制艺的著述。从“内”“外”之分看，圣叹本人可能更重视前者，虽然后者的社会影响更大。对此，其友人徐增亦有同样看法，他曾指出金批《水浒》、《西厢》“乃圣叹之外篇，非圣叹之内学”，在其学术体系中只是“龙之一鳞、凤之一羽”[12]，并以“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13]概括圣叹的学术造诣。只可惜现存圣叹著述主要由文学评点类作品构成，故今人多以文学批评家视之。
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对“陈本”即原始文献的态度近于不讲学术规范。所批评的原文，不仅不注意与底本的比勘，还往往会根据自己点评的需要有所改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腰斩水浒”。他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就声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在编选《小题才子书》时，竟如此表白：
中间多有大人先生金钩玉勒之作，而辄亦有所增省句字者。此则无奈笥中久失原本，今兹全据记忆，自然不无忘失；而又临书之时，兴会偶至，亦多将错就错之心：是殆所谓小处糊突，大处即不敢糊突者也。[14]
不要说这些还是明末清初的时人之作，他会因为兴之所至而增减字句，即便那些一向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先秦两汉乃至唐宋古文，亦“间有改字增字处，尤为可怪”[15]。此即所谓“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16]，这既是他的篡改古人处，也是他的天才创造处：经过金圣叹的改动，大多作品已经不复古人原貌了，从此承载着他的文学观点，展示着他的审美趣味，并且与其评点文字互为桴鼓，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尤其是经其批改过的《水浒》、《西厢》文本，实际上反映了明末清初作家对小说、戏曲创作在结构、人物、情节、语言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观念；换言之，金圣叹的美学观念不仅仅附着于有关评点而存在，同样由其校改过的作品正文所承载，值得后人细加比勘和研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问世后，整个清代再也难觅《水浒传》、《西厢记》其他版本的原因之一吧。有学者认为金圣叹这种“常常在没有文本或史实依据的情况下改动原文，随后又用‘奇’、‘妙’等词语为自己的改动喝彩”的批评方式，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不可原谅的事”[17]。这不仅是将对文献学家的要求加于古代的批评家，而且也会限制对其批评思想和文本改造之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二 百年回眸与现状反思
所谓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是指围绕其生卒籍贯、主要事迹、生平交游等基本史实情况展开的实证研究，而不包括对其文学理论的价值评判等研究。本世纪初，随着上一世纪历史大戏的盛大落幕，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展开了对前此百年各类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估。近三十年一直处在热点之中的金圣叹研究，自不例外[18]。其总结的重点，依然侧重在金圣叹小说、戏曲批评理论成就方面。其实，有关史实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金圣叹研究中虽然并非占有主要位置，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断断续续地为学人所关注。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随着封建思想统治的弱化和西方文化风潮的东来以及东邻日本学者的关注[19]，晚清学人对以小说、戏曲批评而名世且被清廷杀头的金圣叹，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较为著名者，有俞樾（1821—1907）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的《茶香室丛钞》。在此书中，俞樾以经学大师的身份，汇集了多种有关圣叹生平史实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影响较大。十馀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1874—1941）撰《金圣叹批小说说》十则，高度评价了金氏小说、戏曲评点的成就，赞扬金在小说批评史上“集其大成”的历史地位：“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并通过圣叹与尤侗的生平比较而慨叹前者之际遇不偶：“苟非顺治辛丑岁，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不识者不几何以一轻薄文士了之耶！”同时写有《金圣叹死时语》[20]，对圣叹生平事迹予以勾勒。虽然文中并没有征引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其有关叙述却与金圣叹生平实际颇为吻合；邱炜萲对圣叹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的表彰和同情，无疑使之成为自清初徐增之后，金圣叹最有力和最深情的辩护者，亦必然激发时人进一步的探究热情。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如果说哪一位与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学创作与论争关系最密，依然要属金圣叹。从文本传播看，汪原放以金批《水浒传》为底本进行新式标点，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最早成果，阿英校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收入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则是对提倡晚明小品文给予资料支持[21]；从文学创作看，散文大家周作人早年写作便受金圣叹影响，林语堂年近不惑仍“日见陷没”于所谓圣叹文风，以致被讥为“病亦难治”[22]；从学术论争看，由胡适为亚东版《水浒传》作序催生了对金圣叹评点及其“古本”的褒贬和商榷，到鲁迅《谈金圣叹》等文引发的冷谈热议，举凡郑振铎、俞平伯、隋树森、刘半农、陈子展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甚至历史学家顾颉刚、陈登原、陈垣、房兆楹，墨子学家栾调甫，都发表过涉及金圣叹的文字。论争不仅彰显了民国学术的波折和演进，亦体现了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社会动向的关联。其中以孟森《金圣叹》（1916）、陈登原《金圣叹传》（1935）、周作人《谈金圣叹》（1935）、栾调甫《金圣叹生年考》（1936）、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在文献发掘上有所创获，其影响一直绵延于今。[23]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共发表有关金圣叹的报刊文章约百馀篇[24]。受制于整个学术风向和价值导向，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作者很少从史实角度进行研究。如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前期，就有学者已经发现并披露“在刘献廷选、金人瑞（圣叹）著的《沉吟楼诗选》中，留有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这一重要信息，可是其本人只是选录了《春感八首》、《辛丑春感》、《狱中见茉莉花》等数首，以证明金圣叹不过是“巴不得拜倒在清帝座下、俯首称臣”的反动文人[25]。只有邓之诚（1887—1960）先生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金人瑞沉吟楼诗选”题解和刘世德先生的《金圣叹的生年》（1962）等两篇短文，是对金圣叹生平事迹较为严谨的学术探讨。在此期间，美国纽约湍恩（Twayne）出版社1972年出版了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的研究专著《金圣叹》，设专章讨论“金圣叹的生平”，并附有简略年表（共七条）。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和缺乏阅读大陆所藏金圣叹著述的渠道，该书对圣叹生平的研究，仍主要依据金批著作中的自述文字。
自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1979—2000），金圣叹研究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这一热点的形成，在观念上是源于以张国光先生为首的学者对金圣叹的政治“翻案”：“总体上摘下了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为自由、科学、全面、深入地研究金圣叹铺平了道路。”在史料上则直接得益于珍本秘笈《沉吟楼诗选》的影印出版（1979），“提供了以往研究者所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为深入研究金圣叹的生平与思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26]。如果说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金学”的话[27]，那么，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抄本《沉吟楼诗选》，可谓当代金学研究的第一大事；而曹方人、周锡山先生标点的《金圣叹全集》排印问世（1985），则是金学研究的第二大事：“将三百年从未刊行的金氏诗作首次披露，其对作者思想情感、交游处世的研究，应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将当时已知金氏现存的著述点校整理、汇于一书，无疑为众多的金学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最易得的基本文献，扫清了资料难求的障碍。从此，为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金学’勃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8]。据《中国知网》数据库载，一九八〇至二〇〇〇年间在题目上有“金圣叹”三字的文章便有约三百二十七篇。在众多文章中，涉及到金圣叹生平史实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黄霖《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1979）、《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1980）、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1982）、《金圣叹“张姓”说辨疑》（1983）、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启功《金圣叹文》（均1985）、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1986）、薛正兴《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均1988）、梅庆吉《新发现的金圣叹著作——〈小题才子文〉》（1990）、徐朔方《金圣叹年谱》、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均1993）。此外，钟来因校注《杜诗解》（1984），对有关史实颇有涉猎；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1987）、陈洪《金圣叹传论》（1996）、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1998）等专著，亦均有讨论生平事迹的专门章节。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圣叹研究的势头更猛。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十三年间（2001—2013）约有三百三十篇论文，另有三部博士学位论文、四十本硕士论文论题与金圣叹有着直接关系[29]。然而对金圣叹史实的专门研究，除了笔者的三十馀篇专题考论外，只有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2002）、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2004）、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2005）、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2009）等寥寥数文。其中邬文在《九诰堂集》抄本中钩稽出金圣叹《怀感诗序》、《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等珍稀佚作和徐增《读第六才子书》、《夜怀圣叹》、《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等诗文，堪称当代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吴正岚《金圣叹评传》（2006）是继陈洪“传论”之后又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2007）是第一部金圣叹资料汇编，笔者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是第一部按文体编纂、收入《小题才子书》和其他佚作，并附录“年谱简编”和序跋、传记、哭庙案资料的金氏全集[30]。
新时期以来的这些成果，对金圣叹姓名字号、生平事迹有所考证，对金圣叹佚著佚文佚诗佚联有所发现，其中黄霖、陈洪对姓氏的辨析，黄霖、钟来因对临终家书的探讨，陈洪、邬国平对交游事迹的考证，启功、吴红、梅庆吉、邬国平对佚文佚著的爬梳，徐朔方对年谱的编纂，徐立、陈瑜对《哭庙异闻》的引用，陈洪、吴正岚对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描述，都引发或促进了有关史实问题的研究。此外，旅日学者、日本金城学院大学部张小钢教授的相关成果有《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成立——与周围亲友们的关联》（1995）、《金圣叹研究札记》（1997）、《金圣叹交友考略》一至三（2000、2002）、《金圣叹年谱略》（2004）等，惜均为日文，在国内影响不大。
纵观百馀年来有关金圣叹史实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尤其是得益于金圣叹爱好者的热心，在佚文佚著方面时有发现。对于死难者的后世遗存而言，一文一句的重现都难能可贵。然而，比较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关成果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缺乏基本的认同。对于圣叹基本史实研究之不足，可以从学术界至今对其姓名、字号、籍贯尚无统一认识得到证明，亦足见其生平史实颇有迷雾待廓之处。作为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除了“字若采”认识基本一致（亦有不同意见）外，至于本姓张还是金、名采还是喟、何时名人瑞、圣叹是字还是号、籍贯长洲还是吴县等，都存在着许多互歧的说法。为便于比较，将重要者列表如下：
权威工具书《辞海》（1979、1989、1999年版）“金圣叹”条“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有关三句话，句句存在商榷的馀地。连“一说”都能进入词条撰述，正是典型地反映了缺乏基本认同的研究局限。这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对于一位诞生距今约四百年的文学大家的研究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其实这种争议，多植根于晚清问世的《辛丑纪闻》“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和《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顶金人瑞名就试”的记载。其中“金人瑞”为“张人瑞”之误，“庠生姓张”之“生”为衍文。晚清和民国前期学者不明此理，而将“庠姓张”理解为“原姓张”，民国中期自陈登原始，将“庠生姓张”断句为“庠生，姓张”，后之学者昧于“庠姓”含义，遂生种种争执。
（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上列举的各种金圣叹研究论著，单篇文章勿论，即便是有关专著，亦几无对生平史实给予全面研究者，缺乏竭泽而渔的功夫。譬如，至今没有学者试图做过对圣叹交游进行全面考述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包括将圣叹著述中涉及到的约一百六十位友人钩稽出来，还要对未见其中而实有交往的人物给予研究。如浙江嘉善李炜（1621—1679）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
海内传［谈］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每倾玄辨心几折，别有深情涕欲潸。虎豹斗昏风雨黑，蛟龙蛰起瘴云殷［岁时艰］。何当携手濠梁上，赠以双珠明月还［环］。[31]
墨庵指明遗民嘉兴沈起（1612—1682），因所撰《学园集》未见传本，故此诗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最能直接说明四库馆臣所谓其“与金人瑞相善”[32]的史料。再如作品方面，早在一九八八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就影印介绍的“金人瑞手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末署“顺治戊子二月四日”即清顺治五年（1648）。正是这幅写于四十一岁时的联语，将逢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浑浑噩噩，与特立独行的犟筋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构成巨大的表里反差，通过“消磨”和“洗发”等颓唐行为对个性追求的外在打压和人生意义的表面消解，建构起一种悲剧性的张力，凸现了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深刻的灵魂苦难。诚如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二十馀年前所云：“从这两句话里好像就能想象出金圣叹一生的悲愤、挣扎和苦难历程。”[33]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哪怕是在金圣叹专论著作中，至今都很少有学者引用，又何谈全面认识其性格和思想呢？此外，是不注意利用学界新发现的史料。如邬国平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的《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不仅全文抄录了圣叹佚文《怀感诗序》，而且介绍了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等重要文献，有关文字被收入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但是后出之书却罕见征引，难怪依然对近于耳食稗贩之廖燕文字好评有加；即便引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也不是据徐增《九诰堂集》，而是引自《天下才子必读书》刻本。殊不知周亮工父子刊刻此书时，在一些关键性时间字眼上都是有所提前和模糊的[34]，据此而考证圣叹著述，准确性可想。
（三）缺乏宿业的专攻。先举一例：邓之诚先生晚年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宗冈）、徐而庵、武进吴见思（宗达子）、许庶庵为最著”等语（括号内文字为邓所注），指出“吴、许所评未及知，皆贫士乞食也”[35]。吴见思《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有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等）和《杜诗论文》五十六卷（见《四库提要》，有康熙十一年岱渊堂刻本）；许之溥评杜诗，见康熙初年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附刻《庶庵说杜》五首，跋云：
后五首，或亦以为贯华先生所说。以后有“庶庵”字，访之，始知为许庶庵笔也。庶庵高才异致，登华山绝顶，坠崖而死。与贯华先生游，情味特契，故议论往往相似。余不忍使其人文勿传，因为附刻于此。所说沉绵旷远，置《才子书》中，几或无辨，读者当亦共为感惜耳。[36]
《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早起》，编者金昌认为“或曰：此是晋陵许庶庵笔，为唱经所鉴定者。果有之，亦足想见庶庵。”皆不宜轻言“未及知”。吴宗达为常州府武进县显宦，崇祯二年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阁六年；许之溥出身世家，其兄之渐（1613—1700）为顺治十二年进士，亦不宜轻言吴、许为贫士。徐增顺治十七年撰诗赞扬吴见思：“望见君来便有风，毗陵有此士人雄。黄金十万曾随手，尽散交游顾盼中。”[37]见思“服膺”圣叹多年[38]，想必圣叹亦在“尽散”对象之列；圣叹顺治十七年致书《与许庶庵之溥》，结尾云“仰望援接，乃非一端”（见《鱼庭闻贯》），似有望其资助《唐才子诗》之意。邓先生为清代文史大家，所经眼清初别集之多，至今罕有匹敌，之所以论金圣叹而时有破绽，就是因为他专注于别集（包括《沉吟楼诗选》）而无暇细读圣叹之评点。所谓“宿业专攻”，是笔者套用韩愈《师说》“术业有专攻”而生造之语，即认为从事金圣叹这一类人物的史实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的顺带所及，亦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研究其他大家，亦无不如此）。许多学者热心于金圣叹文学思想研究，亦知在佚作、交游等方面有待挖掘者尚夥，故一有发现，便行文介绍。但由于先前缺乏对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沉潜，往往不能吃透有关文献的史实内涵。如邵弥山水长卷跋语的发现者吴红先生认为，圣叹“不只是因为喜欢邵僧弥的画，事实上这一次的长跋中竟一句也没有说到画”[39]。如果论者知道圣叹本人就是画家，那么或许就会从“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的跋语中，看出圣叹在画艺上意欲一较高低的好胜之心。此跋“崇祯甲申夏尽日”落款处的两枚印章分别为“圣叹”和“人瑞”，是能够证明在鼎革前就已名人瑞的唯一证据[40]，亦未见吴红及其他学者的关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国光先生。他毕生以主要精力用于金圣叹研究，成果极丰，在观念上拨乱反正的贡献尤为卓著，发现的文献线索也有一些，但是在史实研究上却乏善可称。其馀学者，或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下讨论金圣叹生平，或在陈维崧年谱编纂之馀涉及圣叹交游，贡献自有，但亦难免挂少漏多。
三 学术理念与方法心得
百馀年来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固然可以列举出上述成果，然就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研究一直是其中的弱点和冷门。本书拟以实证研究、文献考述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全面发掘和大量占有金圣叹以及有关人、事详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生平事迹、著述缘起、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生平事迹，不仅要对其姓、名、字、号、籍贯的纷纭众说，予以史源学的研究，而且要探索其各个阶段的活动，尤其是早期经历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著述缘起不仅是指研究其著作的成书年代，而且包括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时间及其涉及的当时之具体史实（即陈寅恪所谓“今典”）；社会关系不仅是指各种著述中涉及到的亲友，而且包括同时代对其有过相关评价的各色人物。这样的史实研究，本来就需要长期的史料爬梳和精到的文献考辨，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可能主要有四点困难：
其一，金氏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先后经历过山飞海立的鼎革兵燹和康熙乾隆的文字毁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相对稀少；其二，金氏是属于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在时人整理自己的著述时，往往会被删去，甚或转换态度，恶语相向；其三，金氏原本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多面体人物，既有温文儒雅、谦逊坦诚的一面，亦有行为怪诞、不轨于正的一面，即其友人所谓“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41]，古人已是如此，自不必说今人了；其四，金氏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加之许多原本只是以字号或某老相称者，仅仅是考出本来姓名，便不是一件易事，更何谈深挖交往的来龙去脉？所以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中，辗转因袭成说，缺乏独家发现，便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连照抄现代俞鸿筹（1908—1972）撰写的讹误多端、并因今人标点更添错谬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往往都浑然不觉[42]。
针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殊性和研究困难性（学术挑战性也自在其中），笔者自二十馀年前即开始尝试有关研究，在《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于一九九三年发表后，用了六年时间广泛收集史料，至二〇〇〇年始再发表《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等文，前者用家谱考述交游，后者用抄本诗集佐证行迹。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至二〇一四年共发表涉及金圣叹史实的专题论文近四十篇（其中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转摘十篇，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各一篇）。有关系列文章，十年前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如章培恒（1934—2011）先生在肯定运用西方文艺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时，特地荡开一笔指出：“像纯考证的文章，只要写得好也是很有意义的；以金圣叹研究而论，例如陆林教授对金圣叹生平、交游所作的一系列考证就是必须而有益的工作。”[43]勉励之意自在其中。
在长期的明清文学与文献的学习探索过程中，笔者逐渐形成这样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44]（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这种研究，不是为了出人意表而选择考述对象，不能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随意取舍史料，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它需要事无巨细的网罗，需要狮子搏兔的用力，需要“一事不知，学者之耻”的自警。所谓“反对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说法，不过是显示出对此门学问的隔膜：没有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习惯和功夫，何谈考大事、辨重典？不从一事一字入手，如何能发现大事重典？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需要多方面的学术素养和准备，追求文本阐释与文献实证的结合、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联姻；它需要长期沉潜其中，培植细腻的文献敏感性，激发热情的史实探求欲望；它需要耐得住书房的寂寞，淡漠于外界的精彩，尽可能多地掌握文献资料和历史文化风俗的相关知识[45]。在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下，始有可能盘活所有的史实线索，对疑难杂症给予一针见血的剖析，对历史迷雾给予拨云见天的廓清。史实研究重视的是文献与史实的结合，实证与解析的结合，生态与心态的结合；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既需考究生卒交游与活动轨迹，也要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求最大程度地考察古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近年有学者认为“复原历史文件中的每一个局部，将其重新嵌入到那个年代的时空中去，让它在完整的意义中被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是古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史必需前进的一个基本方向”[46]，所倡颇得吾心。至于这样的研究具备怎样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地位，具有怎样的效率和收益，则不必费神考虑。只有淡化这些功利的追求和评价，才能居书房如胜境，化寂寞为精彩，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术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早有学者认为：
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47]
其实从事史实研究，连考见古义与发现恒星同样“都是一大功绩”的攀附和联想都不应该有，庶几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接近“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层界，享受从事“性之所近”学问的人生乐趣，追求生命澄明之境与学术精进之心互为砥砺的历程。处世淡泊而治学执着，是从事此类研究尤其需要的品质和精神。
笔者从事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心得或方法主要有三点：在交游考证上充分利用家谱，在史料检索上努力有的放矢，在文献占有、文本细读上通过作品整理予以丰富和强化。
（一）家谱文献与明清文学史实研究
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家谱可谓是家族关系史。利用家谱从事“专人研究”，在学术界已有许多成果；但就整个研究领域而言，在古典文学的史实研究或文献研究中，对家谱的利用尚处在单一性或偶然性的阶段，还缺乏对家谱资料“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48]。仅以年谱编纂为例，通过寻找谱主的家谱来理清其世系、亲属和姻娅等关系，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但却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广泛利用旁族别姓的家谱，对谱主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更多地只是在正史、碑传、别集、总集、方志、笔记等常见文献类型中寻找谱主交游的传记资料。由于见于记载的金圣叹的交游，大多是没有功名官职的普通人士，在事迹考察上难度很大，许多人的事迹仅见于家谱记载。笔者对家谱的重视，起始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偶然获得一本内部印刷的《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这是一份仅有八十三页篇幅的小册子，著录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和常熟、吴江、吴县图书馆收藏的诸多家谱，而且大多出于旧时苏州府所辖各县的著姓望族，并且在正文第一条便有如下记载：
丁氏宗谱二十四卷 题清丁有铭纂 清光绪刻本 存二十三卷（一至十五、十七至二十四）苏州丁氏 有哭庙案（苏图）。[49]
由于在此之前，已经知道金圣叹有《丁蕃卿生日》七律二首，并已知道在哭庙案中被杀的十八诸生中有丁子伟、丁观生，于是心生疑问：金圣叹所贺者是何许人，家谱中是否有后二者的详细资料，三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呢？带着这些问题，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现为历史文献部）查阅了这一版本的《丁氏宗谱》。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仅发现丁蕃卿的本名以及三位丁氏的准确生卒及彼此的亲缘关系，而且有这三人及其妻女的小传，为了解哭庙案的详情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史料[50]。首战告捷，让我尝到了家谱文献的甜头。于是，将所收集到的与金圣叹有关系的百馀位人士，按照姓氏予以编排、考察籍贯。凡是获知籍贯的，便去查该地的该姓家谱；未知籍贯的，便系统翻阅苏州府有关各县的该姓家谱。加之《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很快出版[51]，更令这项工作进展顺利；至于三年后问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52]，提供了相关书目内容的描述，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有若干姓氏的家谱已经亡佚，还有一些家谱待查，但是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果，如利用南京图书馆藏《莫厘王氏家谱》，一下便解决了王子文、王其仲、王公晋、王道树、王勤中、王轮中等六人[53]，其中王其仲便是那位在金批《水浒传》中向圣叹口述“京中口技”、在《西厢记》中与圣叹赌说“快事”的王斫山；二〇〇一年岁末，在国图分馆翻阅了光绪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和乾隆修民国抄本《吴江沈氏家谱》等，了解到与圣叹有密切关系的五位顾氏[54]和十位沈氏[55]的身世情况。再如，圣叹有位友人朱茂暻，与柳如是也有交往[56]，我从国图所藏《秀水朱氏家谱》中找到其生卒和家世的记载，可以补充陈寅恪先生有关著述的语焉不详之处，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士人风尚也颇有帮助[57]。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迄今为止我在学术上的最大收获，便是充分认识到家谱“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之于以作家为中心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文献搜求
对于史实研究而言，家谱资料不是万用灵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许多人士的家谱未见流传，如圣叹挚友韩贯华、亲家韩孙鹤，门人韩藉琬、韩魏云，均是苏州人，我历时一年，始得阅［苏州］《云东韩氏家谱》，却未及此支。因此对与金圣叹有关的人和事，在知见所及的范围内，必须进行一定观念指导下的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搜求，尽可能多地掌握其生平和交游的史实情况。所谓一定观念，针对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是指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查找。地方文献，除了上面已及的家谱之外，就文献形式而言，一是方志，由省、府、县志而到乡镇志如（长洲）《吴郡甫里志》和（周庄）《贞丰拟乘》，以及山水专志《百城烟水》、《太湖备考》和轶事专志《吴门表隐》；二是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如《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据此可考毛宗岗补诸生的时间和排名）；三是郡邑乡镇诗文总集，如（太湖）《七十二峰足征集》、（长洲）《甫里逸诗》、《贞丰诗萃》。以上特殊文献，在金圣叹研究领域里，多数为笔者首先采用。此外，还广泛旁及其他各种别集、总集、野史、笔记、进士履历。在长时间寻觅、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后，始进入融会贯通式的考论阶段。如早就受到孟森、陈寅恪、陈洪关注的圣叹扶乩降神活动，直到笔者利用《午梦堂集》中的笔记史料，并结合《贞丰拟乘》、《半生自记》、《郑桐庵笔记》、《现果随录》等时人记载，先后撰成《〈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才对其扶乩活动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有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揭示。有关文章收入二〇〇四年南开大学主办的“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被列入“研究的深度颇有可观……在材料的发掘、理论的分说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之类[58]。笔者后又进而探讨扶乩降神“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59]，将理论分说立于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可以说深化了对其文学评点的学术个性的认识。笔者对圣叹在扶乩时与叶小鸾亡灵对话的反复征引和这一活动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重要性的强调，引发了学界从多层面探讨其文学史意义及其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60]。再如金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对其写作时间学者向有误解，笔者利用极其稀见的《西轩纪年集》和《古调堂集》，精确考证出“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次日晨（1661年3月23至24日）……乃当年震惊天下之哭庙事件爆发后之二十天也”[61]。对笔者的这一学术理路，吴正岚教授曾归纳道：“陆林以《〈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堪称后出转精，其高出前人之处在于综合运用谱牒、尺牍、笔记、别集等多种史料，通过考订金圣叹所交往过从的士人的生平事迹，揭示圣叹的精神生活状态。”[62]
（三）基本文献的系统掌握
作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用三年时间（2006—2008）整理出版了《金圣叹全集》。较之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首次对收入的所有著述，均努力以现存最早版本为底本，参校后出的主要版本。因圣叹著述曾遭禁毁，原刻本甚为稀见。本书以充分的文献调查为基础，网罗其著述的现存最早版本（《第六才子书》是现存最早的贯华堂刻全本），其中多数是原刻本，解决了一些向来悬疑的问题。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其中贾谊《治安策》自“天下之势方倒悬”起一大段原文和金批，因言及“匈奴”，被重刊各本删去而仅注“文阙”，从此相沿至今。此次据康熙二年初刻本整理，不仅数百年来首次示人以全璧，亦为研究清初文化生态提供了重要佐证。
2.首次收集整理了《小题才子书》以及新发现的佚诗、佚联、佚文三十馀篇，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小题才子书》极稀见，所收为明末清初文人科举考试之文，其中包含有丰富的金批文献，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和生平史实提供了新线索。如金批“昔者王遂东先生谓吾言：‘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吾尔时甫十五岁，便识此语是古人笔墨秘诀”，这是能够证明圣叹向晚明大家王思任问学的唯一史料，对研究其早年交游和美学思想的师承很有价值，学界从无论及。
3.首次在正文后编著了近十九万字的《附录》，分为年谱简编、著作序跋、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四个系列。其中《年谱简编》约四万字，对金圣叹生平、交游、创作等各个方面的事迹，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搜罗和考订。序跋资料中最珍稀的是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及总识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尤其是徐序，以湖北省图所藏《九诰堂集》抄本为底本，以康熙二年原刻本卷首序参校，既解决了两本的文字出入脱漏，又解决了刻本为避祸而有意误刻“必读书”刊刻时间的疑问[63]。
尽管因为整理《金圣叹全集》使得本书写作的完成大大延迟，但我绝不后悔耗时三年从事这项工作：“正是通过三年来围绕金圣叹著述的系统整理、反复校读，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对其思想心态有了更加细微的触摸，对其身世遭际有了更加具体的感知，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64]其实因整理全集而对其史实研究的促进，远不止此：如果不是为了整理全集、辑校文献，可能要迟到国图所藏《小题才子书》可供借阅后才能看到这部重要佚作，可能不会比勘序跋和正文都有较大出入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可能不会去杭州抄录《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正是其中明确指出“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可能不会发现王瀚对金批《西厢记》、王学伊对《释孟子》和《杜诗解》的深度参与，可能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查圣叹佚文《风唫集序》……尽管此部全集仍有许多缺陷，但是通过辑校整理工作，已经使得我对金圣叹史实研究史料的占有和熟悉，居于一个优先和便利的地位了。
此外，要说到对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利用。从总体上说，这类数据库对于史实研究、文献考证应该是如虎添翼。这里的“虎”，既指研究者，又指研究成果。前者是说研究者首先要谙熟史实研究的基本方法，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库考证有关问题；后者是说当研究成果基本成型时，利用数据库才会有锦上添花之效，如果八字不见一撇就一头闯入数据库，恐怕收效甚微。对待像金圣叹这样生平交游难以考证的对象，尤其是如此。《沉吟楼诗选》所涉亲友约七十馀位，其中近三分之二连本名都不得其详，在十馀年前笔者就开列过一份近四十人的名单，“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65]。如今《中国基本古籍库》和《雕龙古籍数据库》已经问世，在其十几亿字的容量内依然不见相关线索，故呼吁至今仍然有效。关于全文检索，想说的是：我庆幸在本课题资料尚未基本收集齐全时没有这类工具，我庆幸在最后合成阶段有了此类工具。至于今后如何从事史实研究或文献考证，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耳熟的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耸听的今言：“基本古籍库问世从此无考证”（或曰“雕龙数据库出而雕龙术亡”）。如果应了，责任绝不在任何古籍库（输入错误除外）。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害怕这类数据库的使用会取代文献实证研究的存在价值，而是担心后人会以为考据就是将某词输入其中检索一下那么简单。没有练就狙击手的能力，哪怕手持英国L96A1狙击步枪，也未必能击中笨熊，更别说是飞雀了。
四 研究意义与结构内容
本书所谓“金圣叹史实研究”，是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大视野下，以金圣叹的身世、交游、著述情况为研究中心，以史实考索的细密坚实为质量追求，以学术史评价为纵向考量思路，以问题研究、事迹编年研究和交游研究为架构形式，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厘清有关金圣叹的基本事实，以期凸显或再现其人其事的历史具体性，展示以金圣叹为中心的明末清初一批边缘文人的人生轨迹，尝试为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寻求深度推进和视域拓展之可能，并由此探索史实研究之于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其意义和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1.金圣叹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新时期以来，有关金圣叹的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界的热点所在，甚至有学者提出建立“金圣叹学”的主张。但是，有关成果绝大多是围绕着金圣叹文学理论而阐述，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史实研究一直是弱点所在。金圣叹身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其个人思想生平的丰富性，有关其基本史实的争议性，使对金圣叹史实的系统和深入研究具有了必要性和典型性，藉此可以达成由专门学术史梳理实现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进程的反省、由史实研究推动文学及理论研究的深化、由个体研究展开对某一文化阶层的整体观照、由个案研究达到对历史脉搏的细致把握等多重目标。
2.就金圣叹研究本身而言，史实研究是必做的独立性工作。金圣叹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经历过鼎革洗礼和康乾两朝的文字毁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相对稀少，加之其生前便毁誉参半、褒贬俱烈，晚年又卷入“哭庙案”而成为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往往会被遮蔽或删毁，种种因素造成今人对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生平的认识竟然模糊到连姓、名、字、号和籍贯都莫衷一是，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同时，以史实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指向，亦可建构起文献史实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的现象联系，有益于深化对其文学思想的认知，为金圣叹和明清文学研究尝试新路数。
3.对金圣叹史实的全面研究，将有助于明清文学和文化研究。金氏所交大多是遁世隐者、普通士人，对他的交游研究，势必要钩稽出明末清初一大批中下层文士的生平事迹，涉及到当时江南地区身处边缘阶层的普通文人的活动和情感，涉及到许多向来缺乏研究的、却是构成文学史和文化史丰满血肉和真实肌理的人和事的细节。因此，这一研究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江南地域作家群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也可由文人个体状态的勾画而达成对彼一时段相关事件的准确认识，对明清之际文学及文化研究应有参考价值。
4.通过本项研究体现和检验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独特方法。明清文学的史实研究所牵涉的文献种类和研究方法，比起前此各代远为丰富。学术界在唐宋文学史实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但在明清领域里范式性著作尚不多见。笔者长期沉潜于明清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对明清文学的实证研究和史实考证时有心得和创获。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各种事例的考述，展示研究者摸索多年、在明清文学文献史实研究方面具有高效度的独特研究方法。
5.通过本项研究探索和展示史实研究之视域边界和构成板块。从事史实研究，需要研究者沉潜坚守，以在同一领域的长期浸淫而形成的专业修养和学术敏感，获得突破和精进，从而将一个问题做透做实。金圣叹史实研究以笔者长期的学术积累为前提，形成了以基本史实考证为核心，以学术史梳理为基点，以原典整理、事迹编年、交游复现等为分翼的研究思路。其研究视域及板块构成，可以拓展史实研究的边界，为史实研究的纵深推进提供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
本书由二十章组成，在不同的章节内，注意梳理学术史的演进历程，评述以往研究的得失，介绍自己的学习心得。为了体现坚持学术史考量的研究思路，对于笔者前此发表文字中的学术性讹误或缺失，一般不予径改，而以行文自纠谬缺，或出注予以说明（个别笔误不在此列）。
第一至第三章，由《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姓名字号籍贯异说考辨》、《扶乩降神活动研究》组成，围绕着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最基本内容展开论述。第一章抓住引起诸多争议的关键所在，即对哭庙文献版本的不同看法这一牵一发动全身的焦点，反思问题的缘起、论争的历程及其学术史教训。在厘清有关文献认知后，第二章进而探讨原姓张与庠姓张，一名、改名及字号，唱经堂与贯华堂，金喟与金麟振的疑伪，以及籍贯不同说法的生成和取舍。第三章主要探考圣叹早年扶乩降神活动及其与文学评点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扶乩降神的基本史实、其中展示的精神风采以及扶乩降神对其文学批评的具体影响。
第四章是《事迹编年订补》，将圣叹一生主要行迹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以前此年谱、系年类成果作为主要订补对象，综合各家之说，对前此相关著述语有歧义处妄加商订、言或疏漏处试作补遗。第五章是《佚作分类辑考》，虽然在原始文献的征引上与第四章有所重叠，但侧重考述相关文献的学术史发现历程和文献价值，在叙述角度和详略方面各有差异。
有关金圣叹的交游研究，是本书的另一重点，也是一种从网状社会结构和脉络中分析人物的传统方法和视角，故接下来用十五章加以考论。行文的指向是人的生存状态和世道人心，试图感受金圣叹和他同时代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对相关阶层和类型文人的生平、交游的考述，既可丰富对金圣叹生活圈的认识，以细致体味其生存其中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生态，最大限度地复原其文学活动的人文生态和心灵轨迹，也有助于促进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文人群体的研究。
第六至十一章，分别探讨金圣叹与莫厘王氏、周庄戴氏、吴江沈氏、甫里许氏、唯亭顾氏、葑溪丁氏的交游情况，除了甫里许氏族谱尚未得见，主要依靠乡镇志来考察诸许亲缘关系外，其他五章都是基于家谱的利用而发掘出金圣叹与相关各家族群体的关系细节，也展示出谱牒资料之于交游考证研究的文献价值。
第十二至十七章，分别以“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邵僧弥：心仪的同乡画友”、“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淮安诸友：人生的末次欢会”、“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尤展成：纠结半生的才子争名”为题，探讨了在圣叹生命中或不同阶段的重要人物关系，综合运用别集、笔记等各种文献，努力打通交游细节的考证与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心路历程的体认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十八至二十章，分别以《小题才子书》、《沉吟楼诗选》和《鱼庭闻贯》为中心，考察金圣叹著述中所涉及的人物交往，重点围绕相关人士平生经历中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文人心态和士子处境密切相关的某些史料，发掘其中具有心史价值、历史意味的方面，写法上虽以人物为单元，却文风不一，篇幅不拘，长则一两万，短则三五千字（资料过少者从略）；书稿前此已涉之人，或不再专门考述，或注意犯中见避。历来古代专人研究中都不乏“交游考”部分，在今日之学界已成赘疣或填充篇幅的“良方”。笔者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在此处荡开笔墨，努力写出所涉诸人之心灵和人生的特点，借以表达自己对某个相对熟悉的时代的世态人情的兴趣或看法，也是替向来被人诟病的交游考做个新例。只是想法虽好，着笔不易，幸亏面对的是明末清初那个精彩的时代、那么复杂丰富的依违出处的人生。
《附录》一为《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此文将上个世纪清末民国年间的史实研究，按照滥觞期（1900—1919）、演化期（1920—1931）、争论期（1933—1936）、沉寂期（1937—1949）四个阶段，评述有关研究的收获与缺陷，无论是对孟森还是陈登原、鲁迅还是周作人，既不妄加非议，亦不滥施溢美，以史实贡献为准绳，以“理解之批评”（与“理解之同情”有分寸的差异）观照古今，努力做到既充分理解，又批评不足，以求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总结以往的得失。鉴于本人的研究在当代成果中的比重，本书对建国后的研究总结不做专门讨论。
《附录》二为《〈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之所以将此旧文作为附录，是因为文字与正文有所重叠；之所以仍作附录，是因为保留了笔者撰于本世纪初的一篇文字，可以看出十馀年间的进步与停滞。
《附录》三为“全书人名字号索引”。是将全书所涉及的与金圣叹直接、间接相关的各色人物，将文中所涉及的字号、别称、室名、堂号等，做一综合索引，以供读者了解本书在交游考方面的创获与不足，并为明末清初文学研究者提供便于检索的参考。
《附录》四为“本课题前期研究论文目录”。将本人自1993年以来研究金圣叹史实问题的单篇文章目录予以罗列，是因为这份目录记载了笔者二十馀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蹒跚脚步和学术年轮，可供读者比较书稿中的文字与已经发表相关论文的差异。
《附录》五为“主要参考文献”。编排原则是：内容上不是将文中所有的参考书都在目录中列出，次序上不是按照拼音而是按照征引文献的逻辑顺序排列。我一向反对学位论文包括专著的参考文献按作者或题名的笔画或拼音排序，因为这样显示不出一部著作在文献阅读与征引上的学术逻辑框架；专著的参考文献，应该既能让读者审视该书在文献和知识结构上有无建树和缺陷，亦可给读者以按照怎样的文献或知识系统研究新课题的启示——可见反对和提倡，都是基于学理思考的。
[1]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2] 陈枚：《增补天下才子必读书》凡例，康熙十六年（1677）灵兰堂刻本。
[3] 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4] 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5] 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康熙刻本。
[6]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7] 皇帝去世哀诏到日，苏州风俗在府学明伦堂哭临。佚名《中兴实录》尚载为崇祯帝所撰《苏州府长吴三学哭庙文》。
[8]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9] 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卷5“杀金圣叹”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0] 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第297页。
[11] 佚名：《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12]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3]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唱经先生》。
[14]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自序，陆林辑校《金圣叹全集》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按：全书以下金圣叹著述，均引自该书，不一一出注，出注时一般简称为“拙编《全集》”。
[15] 王之绩：《评注才子古文》凡例，康熙二十三年（1684）铁立居刻本。
[16]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拙编《全集》第2册，第865页。
[17] 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谈蓓芳据1972年版英文本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8] 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魏中林、王晓顺：《20世纪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又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官春蕾、黄念然：《20世纪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述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9] 早在1897年，日本笹川种郎（临风，1870—1949）便在《帝国文学》第2卷3至4月号发表《金圣叹》（上、下）。该年6月，他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出版，第四编《清朝》第一章即《金圣叹》。1898年，其《支那文学史》出版，在其中“第九期”《清朝文学》中，设专节论述金圣叹。1903年，久保天随（1875—1934）《支那文学史》出版，第三编第五章为《金圣叹》。参见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1869—1912）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戏剧研究》2009年第4期。
[20] 邱炜萲：《菽园赘谈》卷7、卷4，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21] 林语堂《记翻印古书》：“翻印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340621致郑振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23] 本段详细内容，参见本书《附录》一《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
[24] 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乙编附录二《金圣叹研究论著索引·论文》，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80—188页。
[25] 郑公盾：《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谈评价金圣叹的两个问题》，《新建设》1963年7月号。
[26] 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41页。
[27] 张国光先生著有《金圣叹学创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其所撰《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一文中，再次呼吁“建立‘金圣叹学’”，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8]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杜桂萍主编《学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29] 以上《中国知网》两个数据统计，由友生曹冰青硕士代劳。
[30] 以上提到的著述，具体的刊名、刊期、出版单位、时间，参见本书《附录》四《主要参考文献》。
[31] 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陈增新等选《柳州诗集》卷8，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按：邓汉仪《诗观二集》卷5亦收此诗，文字稍异，见引文方括号内者。
[32] 《四库全书总目》卷181《学园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9页。
[33] 徐中玉：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2页。
[34] 参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42—147页。按：该书所录《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九诰堂集》本与《天下才子必读书》本对校，出校勘记49条。
[35] 邓之诚：《记金圣叹》，《骨董琐记全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页。按：此文写于1953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
[36] 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卷末，康熙刻本。按：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论及许之溥、之渐，未及两人关系，亦未见赵时揖辑《庶庵说杜》，仅说之溥“其生平事迹有待详考”。
[37] 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6《赠毗陵吴玉虹》，康熙抄本。
[38] 参本书第四章《事迹编年订补》“清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条。
[39] 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40] 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41] 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42] 如张国光《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读后》说“俞鸿筹引邵宝所撰《王文恪鏊墓志》云：‘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金圣叹的志与才》，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是没有翻检邵宝（1460—1527）《王公墓志铭》，而将俞鸿筹推测之词“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视作明人邵宝的文字了。参见本书《附录》二《〈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
[43] 章培恒：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4] 其实，往往也不被理论阐释者视作基础或前提，至少从金圣叹研究来看就是如此。
[45] 如果了解明清士人纳妾状况，至少不会看见金诗《念舍弟》“记得同君八岁时”，就只是作双胞胎理解。
[46] 封龙君：《现实与幻想——在文学与美术的范式之间》（2011-02-08，11∶58∶50），http：//blog.sina.com.cn/fenglongjunlin。
[47] 胡适1919年8月16日致毛子水的信，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附录，《新潮》1919年2卷1号。
[48] 陆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浅谈家谱文献的整理编纂》，《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9] 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编：《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4页。
[50] 陆林：《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51]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2] 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3] 陆林：《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1期转载。
[54] 陆林：《金圣叹与唯亭顾氏交游考》，《艺术百家》2002年第4期。
[55] 陆林：《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6]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356页。
[57] 陆林：《〈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58] 陈洪：《既明矣，融当不远（代前言）》，《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9] 陆林：《“才名千古不埋沦”：金圣叹精神风貌和批评心路简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新华文摘》同年第12期论点摘编。又见拙编《全集》前言。
[60] 参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等。
[61] 陆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62] 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3] 有关评价参倪培翔：《〈金圣叹全集〉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9年第9期；张小芳：《整理工作本身也是研究工作——陆林教授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评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苗怀明：《精雕细琢，嘉惠学林——〈金圣叹全集〉简评》，中华书局《书品》2010年第2期；吴迪：《一部原创性的古籍整理力作》，《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25日第4版《书评》；张小钢：《金聖嘆研究に吹き込んだ新風——陸林教授と彼の『金聖嘆全集』》（“吹入金圣叹研究的新风——陆林教授和他的《金圣叹全集》”），日本《东方》2011年第11期（总369期）。
[64] 陆林：《后记》，拙编《全集》第6册，第2页。
[65] 陆林：《金圣叹诗选俞鸿筹“读后记”考辨》，《学府》，第81页。按：此文2001年底完成，载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网络在线刊物《中国文学演变》2003年第1期，修改稿载于《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