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而充实的交大四年
电机工程学院下面两个方向，电力和电信，都在工程馆，我是读电信的。电机学院的教授蛮好的，对我们要求很高，考试很严格。院长张廷金老师年纪比较大了。有个包可永老师，做过上海电话局的局长，他是兼课的，讲课非常清楚。后来1960、1970年代，我在美国纽约还碰到过他几次。马就云老师年轻有为，教得很清楚。裘维裕老师教物理，也是很好的。教化学的徐名材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上课讲得不多，但手里不断写，板书写得满满的，让大家都记下来，这是他的风格。每个教授的个性、风格都是不同的。
交通大学乒乓球队留影[后排左起：沈嘉英、沈家桢、汪晓瀛、程民祥、刘家仁；前排左起：盛家俊(队长)、胡大仁、何毅生、孙俊人、邱立传]
我住在学校里，第一年是新中院，六人一间，是随机的，自己事先不知道室友是谁。第二年开始住执信西斋，有两人一间，也有三人一间，但要抽签来决定究竟两人还是三人一间。而且，还可以自由挑选室友。这也蛮复杂的，比如，你找好了两位室友，但万一抽到的不是三个人一间，也就麻烦了。我挑选了沈家桢做室友。我们两人都姓沈，名字里面都有一个“jia”音，只是字不同，又都是绍兴老乡，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他比我大三岁，人长得很清秀，落落大方不俗气，为人处世很成熟。不过，邀请他做室友的有五六人之多，我是五六分之一，所以机会不太大，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抽签下来，果真把我们抽到一起，我们成了室友和好朋友，就像亲兄弟一样，一直保持了一生。
沈嘉英大学毕业照
大学生活非常美好，也很充实。大三时，我和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同学合作写了本书。大四第二学期，我们结伴去毕业旅行，我、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5个人，组成小团队，向铁道部申请了一个免费乘车的旅行计划。交大那时属于铁道部，很快批准了。我们沿途经过很多城市，一直北上到了天津、北京。沿途每个城市可以自由上下，不仅不收分文车票，而且处处受到优待。
毕业前夕，我们还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影响的社团“一社”，这在《沈家桢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同宿舍的沈家桢有感于中国很软弱，日本正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觉得中国没有工业，总是强大不起来。他要发起一个建设事业励进社，组织大家合力发展实业，齐心建设中国。我一听就说：“好极了。不过，这个名称太长了一些，不容易让人记住。我建议把正式名称定成‘建设事业励进社’，再给它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沉思了一会儿，我说：“古人常说一心一德，孔夫子还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名言，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也是要一心一德做事，一以贯之坚持宗旨。再说，一字打头，登在电话本上的时候，别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我看就叫一社好了。”
沈家桢说我的主意很好，我们非常兴奋，就马上把同班同学魏重庆等人叫来商议。一听说要成立一社，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很快“一社”便宣告成立了。消息传开，先是电机学院四年级学生纷纷加入，接着学院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又发展到其他学院的学生，一下子发展到几百人，成为交大当时很热门的学生社团。搞实业建设是要钱的，不能讲空话，但大家都没钱，所以想发挥所长，决定出一个《科学大众》，作为普及科技、推进实业建设的开始。我出面来经营，要组稿、要编辑、要发行，事情很多，忙得不得了，但我们做到了。我们大概出版了2期，很受社会欢迎。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大家也毕业离校，这份期刊就终止了。不过隔了几年，“一社”社员王天一，是1939届交大毕业生，他对《科学大众》印象很深，又将这份杂志继续办了下去。后来还增加了《大众医学》、《大众科学》。
“一社”的领头人是沈家桢。他读大学时因为生病在家休养了两年，病好后返校插到我们班上，这样一来，他比我们要大3岁，各方面比较成熟一点，书读的也好，在班上很有威望，是领袖人物，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毕业之后，他在同学里面也属于很优秀的，发展实业的确很成功。他白手起家，办“人人公司”，在美国做内河航运生意，从没有钱变成很多钱，积累了大量财富，很伟大的，我蛮佩服他。晚年，他信奉佛教，献出许多钱财在纽约郊区建了一座庄严寺，他们夫妇就住在里面，一直到终老。庄严寺现在也是纽约的一个名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