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生活

第一章
家 族

一个人,是家族结出的一颗小小果实。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地生存于世界上。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被植根于一个世代,之后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然后是一个家庭,最后,才是自己。

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次序,却是相反的。婴幼儿觉得自己无限大,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因我而存在。功在我,过亦在我。父母幸福因我,不幸亦因我。一点点长大,才发现不是如此,世界不围着自己转,自己做不到的事太多。

不能飞。梦里飞来飞去,醒后身体却滞重无比,慢慢也就接受了。

不能变。不能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不能呼来风唤来雨,亦不能无中生有,幻外生真。

不能为这个小小的家庭负责。父母的幸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相反,自己才是这小小家庭的一颗小果实。或者说,是家族之河上的一条小小支流,顺着上游的态势蜿蜒而下。

细细探究此生的来处,最根本处竟然是奇点的一次爆炸。宇宙诞生,地球出现,有机物出现,生命出现,人类出现,家族的第一个祖先出现。他们觅食,织布,做官,避难,逃荒,富有,败落……人类史上那么多次天灾人祸,他们居然都神奇地熬了过去,然后,才有了你。

想明白了这层,突然就放过了自己,对命运释怀:你穿越无穷岁月来到人间,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而非那些为了活着而必须去攫取的东西——财富、地位、名声……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来看,一切都是云烟,一切都是过客,唯有生命本身,值得敬畏,值得珍惜。

普通生活

每次想到父亲,鼻端先浮起一阵属于他的气味:常年与木材打交道,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木料气息,夹杂着浓烈的烟草味,还有一股特有的脑油气——可能因为木料与烟草的味道足以中和这种男人味儿,这混合的气息并不难闻,反而带来一种难言的安心。

自我七岁起,父亲就盘下了街上的一处房子,做木材来料加工的生意。这工作依旧是木匠行中的一种,只是常年与电锯打交道,乡下人都说这叫“玩锯”。像把田地叫作“地里”一样,他的工作场地被我们叫作“锯上”。锯上有电锯、推车、各种工具,以及一些客户寄存的木料,晚上需要看铺,于是备了床、柜和一些生活用品。童年的很多时刻,我就枕着父亲的气息,在他的床上滚来滚去看小说。而父亲自顾做他的事:发锯条、看书、下棋,或者在树木和电锯共同产生的巨大嘶鸣声中,将一根根木料分解为大大小小的板材。

那时的父亲,正在走向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家里的新房刚盖好没几年,妻子生了一女一儿,凑齐了一个“好”字。因为女儿和儿子晚上总跑去邻居家看电视,他索性买了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彩电——那是村里第二台彩电。另外一台是更有钱的胡姓人家买的。于是,每到下午四五点,邻居们就带着席子、凳子来家里占位,晚饭时院子里塞满了人,宛如一个小型电影院。其时,乡里正轰轰烈烈地鼓励村里上报“万元户”去领奖,村支书找到他,他想了一夜,婉拒了。

婉拒的原因说起来简单,无非是中国人都懂的处世箴言“财不露白”——我们这个家族,扎扎实实为这四个字付出过代价。

几十年前,太爷爷靠卖粉汤、烧饼起家,置买了八十多亩良田。可惜当时正是乱世,华中平原上多股土匪横行。只因为不慎被人知晓了真正的家底,在我父亲满一周岁的晚上,我爷爷被村人勾结土匪绑票而去,家产花光也没赎回人来。四年后,我奶奶病逝,父亲和姑姑只能跟着太爷爷生活。之后,比父亲大七八岁的姑姑嫁了人,太爷爷也去世了,十二岁的父亲便退了学,跟着村里大人一起去西乡拉煤过活。这么算来,传说中太爷爷挎着竹篮进城去看二儿子,在集市上被熟人开玩笑地拉开盖篮子的手巾,发现里面装满了钱的那天,正是父亲一生坎坷的开端。

三十多年过去了,无父无母的父亲并未变成一个野孩子,反而成了十里八乡备受尊敬的手艺人,也是我们整个家族事实上的管事人。他熟稔红白喜事的流程与规矩,亦因行事方正,说话做事都有人愿意听,非但自己家族的婚丧嫁娶要他出面,其他人家也有找他主持大事的。高而瘦削的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宴席和酒友们的夜晚聚会上。过了晚上十点还不回家,母亲便出门去找他,这让爱面子的他脸上挂不住,颇闹过一些不愉快。很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脸上挂着一点惊奇和好笑:“真是神了!不管在哪儿喝酒,你妈总是能找到!也不知道她是咋知道的!”

然而母亲对于父亲喝酒的事,没有一点约束力。那是“场面人”的战场,男人们为之所苦却又甘之如饴。于是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父亲会喝得大醉,醉后亦无他事,只是指天画地,提着自己的名字剖白:“我这一生,无愧于天地!”犹记得有一次,他醉得走不了路,被母亲用架子车拉回家后,在客厅吐了一地血红色的呕吐物。我一边听他喃喃“我无愧于天,无愧于地”,一边暗暗担心他会不会死。

我十二岁上了初中。开学前父亲就主动跟我说,他每周会给我五块钱的生活费——一笔巨款,毕竟,当时一碗胡辣汤才两三角钱。他其实并未严格照这个标准执行,只是隔一段时间问问我是不是没钱了,如果我回答没有,他就给我十五到二十块钱。可是我宁愿为了一块钱去跟母亲磨一天,也不愿意告诉他我没钱了。如果一定要追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八九岁之后,他越来越严肃,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让我觉得紧张吧。

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至少变化了三次:在我八岁之前,他是会跟母亲、我和弟弟打牌,给我和弟弟讲“神农尝百草”故事的慈父;八岁到二十岁,他是在家中沉默如冰、我考了年级第三却说我“不考年级第一就不要给我看”、母亲絮叨太多时会突然暴怒摔了饭碗的暴君;二十岁之后,他逐渐成为与我互相支撑、互相理解的盟友。

我的初中时代,正是父亲的暴君时代,也是我们家经济的鼎盛时代。他筹划着盖一所新房子,地址选在位置最好的乡道旁。虽然盖的是平房,打的却是足以承载三层楼的地基。这样将来一楼可以做生意,接上二楼三楼来住。房顶选了说是冬暖夏凉的昂贵的珍珠岩,外墙全部贴上了淡黄色的瓷砖。这房子在当时十分惹眼,村里人人都知道,父亲好本事。

可是,房子还没盖好,母亲先疯了。是真正意义上的疯了——她得了精神分裂症。

在父母的婚姻中,我真切地看到了两个不能互相理解的人是如何互相摧毁对方的。婚姻中没有输赢,因为它本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鱼,在旋转变化中实现着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一旦失去了平衡,阳刚的强者固然可以令弱者活得逼仄,弱者亦可用自毁将强者置于死地。

父亲像是婚姻中的绝对强者,他掌握着家里的经济来源和绝对话语权——母亲确实不具备管理财务的能力,但又多心敏感,常将小事发酵成大事。久而久之,父亲便尽量不再让她参与大事。然而家里的事没有能瞒得住的,母亲最终还是会发现,“原来我是外人,你跟我并不是一条心”的感觉油然而生,伤心欲绝,再找父亲大闹一场,渐渐形成恶性循环。母亲性格敏感倔强,亦是个强硬之人,她的意志与情感反复被压制,最后终于崩盘。

母亲的病症主要表现为幻视幻听,总看见妖魔鬼怪,嚷嚷有人要害她。同时疑心所有女人都对我父亲有意,不停唾骂眼前出现的每一个女性。不时又冲出家门,坐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两三天后再回家来。

这病说是难以根治,但按期打针,也能控制住。过不了多长时间,却又复发。半年好,半年坏,反反复复,折腾了十六年。

后院失火,起初影响的不过是家务。七八年后,终于一举摧毁了父亲的事业。

当时我已上了高三,在城里寄宿,三周回家一次,意外地发现父亲竟然不再去锯上了。这才知道,母亲去把房东骂了一顿,说她勾引我父亲,房东当时就气晕在地。第二天,父亲就把电锯转给了一直跟着自己干活的弟弟和师弟,不干了。

转手不干,一了百了——这确实是我父亲会干出来的事儿。他决绝,坚定,充满“我对得起任何人”的傲气,还有一种隐隐的自信:我为妻子做的事付出代价,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同时,我也相信即使不在这里做,我依然能赚到钱。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父亲戴着“富农后代”的帽子,以二十五岁的“高龄”开始跟着村里的木匠师傅学艺,一年多后就可以给屋子上大梁,成了“首徒”;也是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第一次跟人合伙做生意被拆伙后,他不信邪,偏要自己单干,又是一年多时间,成为方圆一二十里生意最好的“玩锯的”;还是因为这种傲气和自信,他相信自己要做的事必然都能做成,包括这次。

他只是忘记了,这次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已经五十四岁了。五十四岁的他,已经不能独自扛起一根木头。离开他雇佣的伙计,他已经很难单独完成工作。

我是父亲的女儿,从生物学意义到精神意义上,都是。我拥有跟他一样的傲气与自信。在我们成为朋友后,我向他检讨自身的骄傲,他却为之欣慰——说,这才是我的女儿。做人,应该有这种傲气和傲骨。

如今活到了人生的中段,我才渐渐明白,我和父亲的傲气,来自人生的俭薄。人到世间一遭,践行自身的命运,同时与命运交手。而父亲与我拥有的东西太少,不可依恃,于是一味将希望放在自身的力量上,随时准备迎接命运的致命一击。却不知道,命运出招有虚有实,有时不需硬碰硬,只需闪开一下,让它过去。

傲气的人,不是不懂“过刚易折”的道理,只是坚硬的质地注定拗不出柔软的身段。非要是百炼钢,才能做绕指柔。

所以,熬炼来了。即使在看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阶段,父亲也未能为家庭攒下多少积蓄——盖了两次房子,供两个孩子上学,妻子经年生病吃药……维持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需要很多钱。为了哥们儿义气也为了资金储蓄,他借出了一些钱给朋友,电锯停业后,我家财务状况一落千丈,这些钱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完全要回来,只是以各种物品抵扣的方式,一点点地抵消了。

父亲开始过上“一年收入抵不上过去两个月”的生活,慢慢又开始半年半年地失业。他辗转去邻乡一些电锯点打工,每月收入几百一千,也不能保证月月都有活儿干。而我已经上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多半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时候的母亲,也还在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病中。照顾母亲与外出上班不能兼顾。钱,远远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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