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引子与回旋——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自序:引子与回旋——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在编定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写出一篇简短的序文来,以解释自己写作的一个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点,——然而它却既构成了这些文章的某种标志,从中也可以见出我自己平生的一点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爱读我这些文章的朋友写信过来,谬奖我是“最会也最敢”进行“自我引证”的。——不过,说“最会”我自是不敢当,说“最敢”却又太自负了吧?所以照我说,只是养成了一种改不掉的积习:只要能回想起在哪个问题上,自己早已白纸黑字地、心劳日拙地论述过了,那么,哪怕那段话只是藏在往日的电邮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寻找和引证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被自己认真思考过了。

这种无意间留下的积习,好像还形成得相当之早。记得那还是在1980年代,周国平想让我写篇有关叔本华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诗人哲学家》中去,此兄就曾专门写信来提示我,注意少引点儿自己的“经典著作”。——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他这里所讲的“经典著作”,只不过是我早年的那本“处女作”,其中正好也讨论过叔本华的思想。由此回想起来,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习惯,大概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解吧?

陈来兄也就此跟我交换过看法,委婉提出我这种写法至少是“不合常规”的,而我对此当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认。只不过,再等碰到了某个旧有的节点,它既构成了哪篇新作的学术环节,而眼下却又不能把它论述得更好,那么,除了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引证出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虽则说,既然这些文字原是自己写的,那么,即使再把它依样复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号”,也并不算违反任何学术的纪律,可是,我偏偏不愿随这样的大流,——因为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从这里边看出了不无可怕之处的,会让思想疏懒甚至堕落下去的危险。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人早在这么做了!跟那些公然的剽窃行为不同,这些人大概还不致去抄袭别人;可他们千真万确、切切实实地,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甚至只凭着同一种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厌其烦地生产出大批论文来,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减退乃至枯竭,也顺便来应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从那里讨得皇粮和封赏。——既已置身在如此恶劣的世风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给标示出来了,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盘托出,让读者们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则只是以前想起来的。

当然,这种“不合常规”也未必就能普遍适用,不然的话,只怕它又要变成一种新的“常规”了。我无非是觉得,如果不考虑太多外在的清规戒律,那么,它至少还是适于我本人的内心状态的,尤其是,它适于我现在这种越来越放松且越来越流利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觉得,实则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以知新”,大约也就应当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每次阅读都必须要有所突进,每次思索又必须要有所回顾,而这种在意识深处的回环往复,也正好意味着心智开展的健康过程。

难免遇到尴尬的是,在这类的回味与反刍中,尽管每一次惊喜的发现,都曾经在认识上有所推进,可过些时日再来不经意地回看,却又总会难免遗憾地发现,其中仍然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片新打开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发出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获取了新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回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引证,都是要在新开的知识疆土中,赋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义;而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阐释,也正说明心灵要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着可控和可欲的开放。

既然这样,也不管人们是否要“知我罪我”,为了预先就提出某种借以搪责的理由,我都要把这种别有考虑的“自我引证”,形容为我已讲过的所谓“自我互文性”——

我就此给出的自我辩解是:就算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在希望,这种跟自己昔日作品之间的特殊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了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生命;而若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更是在希望:那些被援引过来的旧有的段落,一旦被拉进更上一层的构思之中,也便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获得它始料未及的新颖意义。

而进一步来反思,暗中在推动着这种意识发展的,当然还在于潜藏在自己心底的,肯定只能是到死方休的求知欲,——也就是说,正由于童年遭逢了“文革”的赤焰,难得能碰得到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便养成了作为心理反弹的,对于阅读活动的饥渴要求。虽然读到了现在的份上,已经有人在网上夸张地表扬,说跟我聊聊天会感觉我是“没有死角”的,可我仍然是“自家有病自家知”,深知自己在学识上的各种局限,并且一直都在引这一点为耻。——实际上,也正是部分地为了雪耻,尽管已经把书读了几十年,而且也已经读过了60岁,我每天仍要夜读到更深时分,还经常会在万籁俱寂之时,为了自己刚刚弄懂了某种道理,而它看起来又是如此重要,惊出了一脑门子的冷汗!

由此说来,如果以那句“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知道一件事”为标准,那么,至少从我个人的本意出发,我是想要当一只思想“狐狸”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以往的文章中写道:

伯林正是借助于这么个比喻,向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某种精神性格的丰富侧面,它好奇、博学、贪心、试探、存疑、机敏、善感、警觉、胆小、惊悸、易变、随兴、温和、节制、妥协、退让、散漫、慵懒、讨巧、饶舌、幽默、嘲讽、现实、现世、世俗、人文……而且唯其如此,这才是一只既有复杂内涵又有难逾局限的正在思想着的狐狸。

很显然,在对于狐狸的这许多形容语中,有不少应属于我自家体贴到的。

可有意思的是,无意间我竟又从网上胡乱读到,有人反把我说成了思想的“刺猬”,尽管又只是一只所谓“狐疑的刺猬”,或者用那位作者的原话来讲,是“一只小心翼翼行进在平衡木上、始终保持狐疑态度的刺猬”。对于此语,我先是感到有点愕然,可过后再仔细寻思一下,又觉得如果在“无论知道多少事,还是为了一件事”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认同。——也就是说,无论自己这辈子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书,编过多少书,毕竟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不断的阅读与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

不待言,凡是只能照这样子去发展心智的人,即使还不算什么“天资愚钝”之辈,也绝不会是凡事都能“生而知之”的吧?所以让人沮丧的是,要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只怕自己还是当不成那只“刺猬”的。我觉得,那样的学者简直都不必再学习什么了,甚至也不必再去知道“很多事”,就能自信已经一把抓准了“一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明确地区分过两种阅读的方式,而其中的一种,正属于——

学究式的钻牛角尖,它坚持以还原主义的固执态度,沿着文明的脉络去反向寻踪,以为准保能找到最本源的解答,而忘却了历史从来都充满偶然,根本就不可能命令它重演一次。

当然无论如何,敢于这样做也会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避免了内心的杂音与纷乱。

相形之下,作为内心充满“狐疑”的狐狸,就没那么幸运了,而必须在“坐拥书城”的同时,也去接纳由那些砌起城墙的书本所发出的、彼此间又并不合拍的信息,正如我紧接着上文又写出的、也同样有过亲身经历的描述:

它基于现存语境的麻烦与问题,向着内心原本已很复杂的意识,又不断叠加刚刚获得的文化信号:“哈——!这个看法很有点儿意思,值得记下来去慢慢回味,看看跟以往的想法能否合拍……”在这样的阅读心态中,当然也就要容忍一定的杂乱、脱节与朦胧,绝不可能只根据一个新加的片段,便马上就对以往的知识全盘洗牌,否则就只能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洁癖”——经由冒失的一洗再洗,把自家头脑不断地“格式化”,直至单薄和偏激得近乎白痴。

应当承认,这样做也是同样会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内心中不免要充满杂音,往好里说,可以是对话性和多声部的,而往坏里说,则干脆属于思维的嘈杂与混乱。我想,当孔子指出“思而不学则殆”和“学而不思则罔”时,他差不多也正是在指:无论是作为思想的刺猬,还是作为思想的狐狸,都有可能遭遇到相应的危险。——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时时警惕着,在思想上光有“发散”的力量还不够,还要同时再具有“聚敛”的力量,并让这两者组合成精神的“合力”。换言之,一位真正够资格的思想者,不能只满足去当个“两脚书柜”,只顾着每天往里边充填什么,还要在“无所不读”的静夜过后,又于午后去进行充满了喧嚣也充满了“自由联想”的散步,以消化和整合进入头脑的信息,让它们到同一张“智识之网”上去各安其位。

正是这样,自己于往日发出的种种思绪,便通过不断回顾与反省,联结成了为我独有的“智识之网”。只要这根“芦苇”还在思想着,它就会不断地织补、加密与扩展,而这张网一旦被全部打开,那也就是我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了。同样是这样,我那些作为回顾与反省的自我引证,即使看上去确实有点“不合常规”,却也有助于这张“智识之网”的形成,——它不断地在把往昔的认识带到当下,也不断地在以今日的意念来重组过去,正如我前些时曾经就此所写的:

许多绞尽脑汁的学术话题,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触过的,我都不会再轻易地放过,总会把这个主题悄悄发展下去,直到那些看似无关的思想线头,能从各个方向被收拢过来,联结成一张疏而不漏的网。

就这一点而言,刚才提到过的那位朋友,又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描述说:

你的这种自我印证,就好比巴赫的无穷动,一个基础旋律被反复跟进变化——不是复制,是重复带来的新意,是音乐。

同样,这一方面仍然属于“过奖”,而另一方面又不妨说是“知言”,也就是说,不管我本人追求到了多少,人家至少知道我是在追求什么。既然如此,我也索性从音乐家圣桑那里,借他那首小提琴随想曲的标题,来为这本新书命名,而这就是所谓《引子与回旋》的由来。——这至少足以表明,在看似兴之所至的随想中,在随机穿插的情绪变幻中,其实真正“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在“引子”与“回旋”之间的这种对话,或者说,就是从最初的那个动机开始,所牵引出来的不断前行又不断回归的无穷思绪。

实际上,这样做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在行文时会碍手碍脚。——过去的思想对于自己而言,既构成了一排上升的阶梯,也会构成一道无形的牵绊,不再能任由我去天马行空,有如随心所欲的、断了线的风筝。而反过来讲,这种内在的约束也同样说明了,我是打内心就厌恶某些学术“玩家”,他们竟如此地“艺高人胆大”,总是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思想观点玩弄于股掌之上。哪怕是要把昔日的立场彻底推翻,这些人也不会感到一丝迟疑,只顾去一路宣讲现在最想说的,而对于自己以往所持的论点,则干脆表现出那根本就不值一提,最好是谁都不要再去提它的态度;甚至,即使有谁固执地、有点煞风景地再来提示,说他以前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几句话就打发过去,就好像不知道那是“哪个傻瓜”说过的。

无论如何,那些都是“聪明人”才有本事去玩的——尽管要是弄得不好的话,有时也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像黑格尔曾经反转过“主奴意识”一样,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我也常常在“傻子”和“聪明人”之间,反复地去指出其中的辩证关系——

“历史从来都是傻子创造的。”刘东觉得“袖手派”们太“聪明”了,反而是自己愚钝得很,也正因如此才做得如此丰富:“聪明人太聪明了,他们只能被历史创造,哪儿能创造历史?都说黄河东流去,然而九曲黄河,从来都没朝过正东,太聪明的人,都沿着切线飞出去了,只有咬定青山,朝着日出的方向走过去吧!”

的确,尽管我生性就不会虚伪地自谦,然而在作为生命支撑的、决不可逢场作戏的治学过程中,我却从来也没有敢耍过什么“聪明”。正因为这样,其中的学理对我也就显得“很难”,而我对它也就只有诚惶诚恐而已,连一丝一毫的幽默也不敢妄发。再者说,虽说我由于内心充满了“狐疑”,不敢说已然把握到了那学理的整体,甚至都不敢咬定它一准就是个整体,但自己在另外的意义上,毕竟又是一只“狐疑的刺猬”,所以,我也只能以始终如一的姿态,去窥视它、测验它、探求它,以不断地把握住它的崭新侧面,以及在这些侧面之间的内在关联……

毫无疑问,如果我意外而尴尬地发现,刚刚发现的那个侧面跟以往的发现之间,并不存在若合符节的关系,那么我自当要为此而大伤脑筋。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简单丢掉以往的判断——须知那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也仍然包含着相当的道理——而会再去进行通盘的考虑。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如果我最终懊悔地醒悟到,自己以前的某个判断确实弄错了,那么,我一定会郑重地指出来,以向公众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反过来说,如果我最终又惊喜地确信,自己新近获得的某种领悟,跟以往所认识到的某个侧面,不仅不存在背离、脱节和抵牾,反而还存在相当的妙合与互补,那么,我也会借助于自我引证的方式,把思想间的这种契合再给指出来。这后一点,对我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它正说明了自己的工作在持续,而治学的生命也没被白白耗费。

最后,既然已经说到了“愚钝”或“笨拙”,那么至少在一件事上,自己是一向都自叹弗如的,那就是在“学院政治”或“学术经济”方面。且不说糟心而让人沮丧的前者了——那可以说是当前最大的校园污染——如果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谁还会像我这个笨伯一样,大半辈子都不去抓紧写作,反而到了都快要退休的年龄,什么职称都不需要再评了,却越来越写到兴头上来了呢?一般而言,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如果不是已经在鞠躬谢幕,也大多只是在上演“返场曲”了。可我呢,却请人写下了黄宗羲诗中的一联——“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并把它郑重放到自己的书桌旁,算是一心一意地闭门谢客了。我甚至觉得,也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自己的写作才摆脱了被迫的感觉,才更像花儿在自由自在地开放;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自己的“智识之网”才略显阔大一些,写作起来也才稍觉游刃有余。

这么说来,竟又有点像是一只执拗的、死死咬定的“刺猬”,或者一只“刺猬型的狐狸”?其实,我对这种形容也搞不大清。不过至少有一点:自己虽是不断在开拓知识疆土,却又确实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而那轴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边界,因为在我看来,那正是我们这代学人最大的命门。——事实上,收集在下面的这一批文章,也正显示了这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或者这种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沿着自己心中不断积累的问题意识,学术的难题总是解了一道又出现一道,而像是朝露一般有限的生命,也正向那令人敬畏的无限学理,诚挚地展开了拥抱和归化的进程。

无论自己此生能够追求到多少,也无论这世间还有多少的不如意,正如我刚刚对一位清华弟子讲过的,自己此生终究还是有幸以思想为业,——而那正是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最为高尚可爱的工作!

2016年1月17日于三亚湾·双台阁

  1. 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待刊。
  2. 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14页。
  3. “狐疑的刺猬”,《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书评,首发于: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379471。
  4. 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第32——33页。
  5. 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中国学术》,第三十三辑,第33页。
  6. 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待刊。
  7. 李大白:“刘东: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腾讯文化”,2015年11月30日,http://cul.qq.com/a/20151130/010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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