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弁言
在楚辭學史上，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是一部相當重要的楚辭注本，以其獨特的編纂體例、獨到的研究方法，對楚辭研究做出可圈可點的學術貢獻。然而時至今日，學術界對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大多語焉不詳，而對其《楚辭新注求確》的成書過程、著述體例、研究方法與學術成就也未做全面的、深入的專題論述，僅有幾篇概述性的提要或簡單引用其觀點的論文。我們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此作了深入、系統的探究，以期能更爲準確地知其人、論其書。
一、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
關於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學術界至今未做深入的考證和詳細的介紹。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濬源，號乙燈。分寧人。”
潘嘯龍、毛慶《楚辭著作提要》：“胡濬源，號乙燈，分寧（今江西省修水縣）人。具體生卒年不詳，以該書序文等材料考之，當生於乾隆中期，卒於道光初期，一生以教私塾爲業。”周建忠《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胡濬源，號乙燈，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由此可見，前輩學者只是簡單提及胡濬源的號與籍貫。
事實上，關於胡濬源的生卒年、字號、籍貫、仕宦經歷、品行操守、著述等情況，皆有較爲詳實的文獻資料可供論考。經考證，有關胡濬源生平履歷與著述的記載主要有《光緒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選舉表”、卷一百四十“列傳”，《義寧州志》卷二十一“選舉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卷二十五“人物志”，《銅鼓县志》卷二十八，以及《楚辭新注求確》中的序文等。
胡濬源，字甫淵，號乙燈，武鄉（今江西省銅鼓縣）帶溪人。生於乾隆十三年（1748）。幼年聰慧特異，十歲十三經成誦，十二歲應童試，二十歲補弟子員。當時文宗蔣時庵（按：蔣元益，字希元，一字漢卿，號時庵，乾隆十年進士）非常器重他。乾隆四十二年（1777），考中舉人，曾三舉鄉賓。乾隆四十五年（1780），會試薦元，因詩而落第，時論皆惜之。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會試，吏部大挑知縣，胡濬源中選，被分發河南，在部請假歸省。是年冬，他抵達河南，權署商水。任商水知縣期間，他處理案件，迅速果斷，公正清廉，深獲百姓愛戴。離任時，士民沿途護送竟至百里。隨後，他辭官歸家以終養父母。乾隆五十四年（1789），其父去世。他服喪期滿後，前往河南，權署考城。任考城知縣期間，他賑饑禦災，以恤民馴暴爲急務，蝗不入境。上司嘉其才能，提任他爲新鄭知縣。當時，“楚匪”滋事，徭役無虛日，胡濬源云：“甯毁家，毋累民。”京兵入民家，民情洶洶，親爲安撫，事定告病引退。
嘉慶三年（1798），告退還鄉，訂正家乘，修葺祠墓，培植後輩，讓其家鄉獲益匪淺。道光二年（1822），奉命修訂舊版《義寧州志》。道光四年（1824）冬，《義寧州志稿》撰成，胡濬源卻溘然長逝，享年七十七歲。
胡濬源父親名爲胡全霦，祖父名爲胡果玉。其祖父生平厚重樸實，慷慨好施，凡遇義舉無不解囊，凶年無不救濟，人稱世有陰德。胡濬源兄弟可考者有胡澄源、胡濟源，胡澄源乃胡友梅（曾任鉛山縣教諭）之父，胡濟源乃胡友蘭（曾中武舉）之父。胡濬源共有六子，即雲從、雲會、雲行、雲凌、雲翼、雲作，其中雲從、雲會爲庠生。
胡濬源平生秉性沖澹，以詩文書畫自娛，所著有《飲墨時藝》三卷、《斗酒篇》二卷、《楚辭新注求確》十卷、《霧海隨筆》十六卷、《隨遇草》二卷、《韓集五百家注旁參辟謬》四十卷、《雜文》十二卷、《豫小風》六卷、《秫田集》十四卷、《尚友集》十卷、《鐵拍集》一卷、《外集》六卷、《義寧州志稿》四卷、《遺忠錄》二卷、《歷代經籍注疏目錄》四卷。其中僅有《楚辭新注求確》、《霧海隨筆》兩部完整地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義寧州志稿》藏銅鼓縣誌辦。
二、《楚辭新注求確》之成書與版本
從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序》可知，該書完成於“嘉慶二十一年季春月哉生明”，即嘉慶二十一年（1816）農曆三月初三，時年胡濬源六十九歲。
胡濬源在《楚辭新注求確·序》中，指出他參閱過漢代以來各家注《楚辭》本，如王逸、蘇軾、洪炎、洪興祖、朱熹、吳仁傑、蔣驥、蕭雲從、林雲銘等人的注本，認爲“諸家詳賅，已無微不搜矣。然原文於經、史、子外，獨創一格，爲詩之變而賦之祖；字句承轉恍惚，未易確以跡求。後之讀者，以其恢奇奧衍，不得不乞靈於注。而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而曲爲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確者，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爲主祭詞，《天問》之以後出書釋上世不傳之事，如此類俾千古奇文幾成怪文矣”。對前人注疏，他皆不甚滿意，“向耿於懷，未及辨也”。晚年，他家塾課暇，在注《韓集五百家注旁參》時，剛好見兒輩案頭，“又有近時王遜直同侄帶存所注《楚辭評注》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故撰成足成一家之見的《楚辭新注求確》一書。該書卷一、卷二、卷三，各卷末有胡濬源之子雲會或雲從“按語”。
《楚辭新注求確》之版本，有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長沙務本堂刊本，國家圖書館藏。該版本，經過其子雲從、雲會、雲行、雲凌、雲翼、雲作，侄兒友梅、友蘭，以及內侄張奉仁校訂後刊行。此後，影印該刊本的有1986年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楚辭彙編》影印本、2000年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本、2008年廣陵書社《楚辭文獻集成》影印本、2014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楚辭文獻叢刊》影印本。另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有《楚辭新注求確》的和刻本。該刊本也題爲“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長沙務本堂刊本”，然對照國內藏本，卻發現有不少出入。如，和刻本將《舊目錄序》移至《楚辭新注求確·目錄》前。又如，《離騷》題解“則《懷沙》‘畢命’即遷‘即死’”句中“遷”字，和刻本作“迓”字；《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句中“飲”字，和刻本作“入”字；《離騷》“吾令鴆爲媒兮”中“令”字，和刻本作“合”字。諸如此類，和刻本均誤。再如，《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句，和刻本注云“‘施’，葉拖”、“持以與人曰‘授’。‘施’，猶‘加’也。‘成’，謂成王。管、蔡以武庚叛周，是反成王也；名爲奉殷，其意實欲自爲之，故問：‘其位安施乎？’首倡逆謀，卒自殞滅，其罪依何等乎”，然和刻本此處所注與劉夢鵬《屈子章句》所注大體相同，疑爲誤抄劉夢鵬《屈子章句》所注。由此可見，和刻本存在不少錯誤，其價值實不如國內藏本。
三、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之體例
面對前人浩如煙海的《楚辭》研究成果，胡濬源在編著《楚辭新注求確》時，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正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全書在箋注編纂方面頗費功夫，不論在解釋字詞、串講句意、引用典籍，還是在闡發旨意、點評文藝、印證作品上都自成體例，融入了胡濬源本人的編著理念和學術風格。
1．解釋字詞。胡濬源認爲，“讀者亦不必專泥音而忘義”。該書在解釋字詞方面，先“舊注”，後“濬按”；有時僅有“舊注”而無“濬按”，亦有時只有“濬按”而無“舊注”。所謂“舊注”，即王萌與其侄王遠所注《楚辭評注》，然有時全錄《楚辭評注》，亦有時節錄《楚辭評注》，偶爾穿插他人之注疏或自己之按語於其中。該書卷一、卷二、卷三，各卷末有胡浚源之子雲會或雲從“按語”。胡濬源在“濬按”中，或獨創新說，或批駁他說。獨創新說，如就《離騷》“恐美人之遲暮”中“美人”二字，云：“‘美人’，指君，亦不專指君，凡賢皆是。篇中‘內美’、‘保美’、‘信美’、‘蔽美’、‘兩美’、‘求美’、‘珵美’、‘委美’，又‘委美’，終以‘美政’，‘美’字公用也。”胡濬源將“美人”理解爲一切賢人，頗有新意，後來金開誠繼承和發揚此說，《楚辭選注》：“美人，泛指有德才和有作爲的人。”又如就《九章·抽思》“聊以自救”中“救”字，云：“‘救’字，猶‘遣’也，而味深。”或批駁舊說，如就《離騷》“委厥美以從俗兮”中“委厥美”三字，云：“此‘委美’，責眾賢自棄其美，從俗干進務入，而不成芳也。下‘委美’，乃君棄原美。……舊注非是，刪去。”又如就《離騷》“吾將上下而求索”中“求索”二字，云：“‘求索’，求可告訴之路也。舊注‘求君’、‘求賢’，皆非；若依舊注，則前‘眾不厭之求索’又求甚麼？”
2．串講句意。該書繼承了朱熹《楚辭集注》“四句一解”的注疏方式，串講句意，皆言簡意賅。如就《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四句，云：“此言己之質美而修潔也，被服於芳也。”又如就《離騷》“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四句，云：“‘閨中’，指女。‘哲王’，才指君。二句本自分明，將俗與君總一束。‘閨中’，即上虙妃等。‘哲王’，如上三后、堯、舜、禹、湯、周，及下巫咸所舉湯、禹、武丁、周文、齊桓。‘懷情不發’，與下自己‘曰’字緊應。舊注‘閨中’況列國，比濁世，皆謬，刪去。”再如就《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四句，云：“‘小臣’、‘小子’，以其微時言耳。舊注云‘惡之’與屈子之本意無涉，舍本意不求而外索旁旨，孤負古人，坐此等繆注也。通篇大意，處處爲嬖女寵、親小人以致亡國寫其照。而本文尚難強解，況欲推之言外乎！”
3．引用典籍。胡濬源注釋《楚辭》時，非常注重典籍的運用，並據典籍進行論析。如就《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四句，云：“屈子自序。開首世系，由初生年月日命名字，以迄終身，便居然與國同休戚之誼。先序家世，本《生民》、《玄鳥》二詩，遂爲遷、固以下作史諸人自敘之所始。”胡氏認爲，《離騷》開頭四句是屈子自序，其源頭是《詩經》中的《生民》、《玄鳥》兩篇，並影響後世史家的自敘。又如就《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句，云：“《詩》之‘西方美人’，亦非定是美女。惟‘美人’誤作‘女’解，遂致後‘求女’俱誤解矣。”胡氏用《詩經·簡兮》中“西方美人”句來解讀“美人”，認爲“美人”並不一定是指美女。再如就《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引用《禮記·昏義》孔穎達疏，來論證《離騷》中的“女”並非比君，云：“《禮·昏義》疏：‘壻曰婚，女曰姻。婿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往。’即此可知，以壻比君，以女自比。”但胡氏在引用典籍解讀《楚辭》時較爲謹慎，不會盲從，如就《天問》“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四句，云：“《山海經》：‘不死之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不死，防風，長三丈。’疑未可爲注此典要。”
4．闡發旨意。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在闡發旨意方面，首爲解題，以下分章節加注。胡氏異於王逸以來將《九歌》各篇之大旨置於各篇篇末題目下方的慣例，而是於各篇篇首就注明各篇之大旨，首列“舊注”之評論，次列“濬按”之評語，其目的大概是開門見山、開宗明義，云：“王逸《章句》題皆在各歌後，本《三百篇》法也。茲先注篇旨於前者，以題有新解與歌旨合，欲讀者易曉也。”此外，胡氏認爲，以意逆志時要注意分寸，他特別反對學者隨意比附，误將各篇的旨意一一落實，這在解讀《九歌》時尤爲明顯，云：“《九歌》寄意君國，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則《山鬼》既不可比君，《國殤》亦不倫，《湘君》、《夫人》終牽強。若必欲指實，惟《東皇》以比懷王，時王在秦，故末有‘樂康’句祝之也；《雲中》以比襄王，雲中，楚大澤也，有國之謂，二篇辭氣皆甚莊嚴；《湘君》、《夫人》比舊同氣宿賢，如《離騷》以女比賢之意，故多道情思；二《司命》比當國執政，有‘與君導帝九坑’句及‘夕宿帝郊’句，明當共忠於王也；《東君》以日比君，即以天狼比君側近嬖也；《河伯》遠隔江漢，比出使約縱之賢，行人當日國勢所賴；《山鬼》比用事者，如靳尚之徒；《國殤》、《禮魂》則明言將帥忠義之臣，兼以自比也。”在胡氏看來，《九歌》有寄託之意，但不可篇篇坐實爲比君。對此，毛慶予以高度評價，云：“如此處理，則比有些必作某解的注釋，要高明得多。”
5．點評文藝。胡濬源非常善於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作品，對於舊注 “不通節旨、脈絡之病”尤爲不滿，云：“注者不細審其輕重、虛實、死活之妙，專於呆句求之，則往往有前後比類、隨步換形者，遂疑爲迭複，又謂爲‘三致意’即此。此不通節旨、脈絡之病也。”胡氏或梳理文章脈絡,如就《離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句，云：“恐眾賢之改節也，伏後‘時繽紛變易’數節。”或論評佳句妙字，如就《離騷》“忽臨睨夫舊鄉”句，云“‘忽臨睨’，‘忽’字始逼到盡處、結處，篇中凡七‘忽’字冠首句，自‘忽奔走’至此，皆有層次脈絡，猶文中用‘不意’、‘不覺’、‘詎知’等字法也。”或指明修辭技巧，如就《惜誦》“忘儇媚以背眾兮”句，云：“‘忘儇媚’，亦是以女自比。”
6．印證作品。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非常注重不同作品的相互印證，或引用楚辭作品來印證，或引用其他作家作品來印證，從而使其解讀更有說服力。引用楚辭作品來印證的，如就《離騷》“余焉能忍而此終古”中“終古”二字，云：“‘終古’，與《九歌·禮魂》篇‘終古’同，謂來日之無窮也。”又如《湘君》“將以遺兮下女”中“下女”二字，云：“‘下女’，與《離騷》篇‘下女’同。”引用其他作家作品來印證的，如解讀《湘君》、《湘夫人》，云：“二篇，皆以女巫媚女神，故情致纏綿，末皆有持贈語不嫌褻，然寓意諷色荒也。曹植作《雒神賦》以諷丕，仿此。”胡氏指出曹植《洛神賦》中的諷諫之意，正是模仿《湘君》、《湘夫人》二篇。又如就《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穾廈，夏室寒些。川穀徑複，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段，云：“逐層鋪陳綺麗。此《兩京》、《三都賦》之祖也。”胡氏認爲，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逐層鋪陳和風格綺麗就深受《招魂》啟發。
三、胡濬源楚辭研究的方法與成就
胡濬源主要生活在樸學之風盛行的乾嘉時期，學術功底深厚扎實，但在注疏楚辭時，並沒有刻意追求字句訓詁、名物考證，而是奉行以尋求“通節旨、脈絡”爲主的治學宗旨，採取了別具一格的楚辭研究方法，即“求楚辭於注家，不若求之於史傳；求之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爲確”，從而取得可喜的成就。我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胡濬源楚辭研究的方法與成就做深入、系統的探究。
（一）求楚辭於注家——學術家的眼光
所謂“求楚辭於注家”，就是指從過去的楚辭注中尋求正確解讀楚辭的方式。胡濬源雖堅持“求楚辭於注家，不若求之於史傳”觀點，但實際上，作爲一名博學多識的學者，他卻始終運用着“求楚辭於注家”的研究方法，體現出學術家的眼光。對於過去的楚辭注家，胡濬源既沒有一概地否定，也沒有一味地接受，而是加以獨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體現在原文注疏上
首先，胡濬源充分肯定前人注疏楚辭的成就，如漢代以來各家注楚辭本，如王逸、蘇軾、洪炎、洪興祖、朱熹、吳仁傑、蔣驥、蕭雲從、林雲銘等，云：“楚辭注家，傳者自漢王逸《章句》後，宋有蘇軾校本、洪炎等十五家本、洪興祖《補注》、《考異》，朱子《集注》、《辨證》，吳仁傑《草木疏》，明以來各家說楚辭本，國朝蔣驥《山帶閣注》、蕭雲從《離騷圖》，此外又若林雲銘《楚辭燈》之類，雖多執滯，亦間有所長。諸家詳賅，已無微不搜矣。”事實上，《楚辭新注求確》一書就是胡濬源晚年家塾課暇，在批閱王萌《楚辭評注》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云：“邇來謝病，家塾課暇，注《韓集五百家注旁參》，後見兒輩案又有近時王遜直同侄帶存所注《楚辭評注》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因此，胡濬源在注疏楚辭原文時，就自然深受王萌及其侄王遠觀點的影響。他對於王氏叔侄雖時有批判，但也有所肯定。如，在注疏《九辯》、《惜誓》、《服賦》、《招隱士》等篇目時，胡濬源就基本照抄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的觀點，而不發表自己的觀點。又如，在注疏《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等篇目時，胡濬源則部分接受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的觀點，並經常表達自己獨到的見解。比較而言，胡濬源肯定王萌的觀點遠甚於其侄王遠的觀點，如解讀“三后”，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三后’，禹、湯、文武也。……遠按：‘三后’，當是‘三皇’，在帝之上，其德純粹。”對此，胡濬源則認同王萌的觀點而反對王遠的觀點，即“三后”當指禹、湯、文武，而非指“三皇”，云：“‘三后’，指禹、湯、文武爲是。下陳詞重華，所舉皆三代事。若指‘三皇’，則終篇不相應矣。”
其次，胡濬源又明確指出前人注疏楚辭的不足，主要有“專疏其辭”、“渾括其指”、“牽於古而曲爲之說”三種缺點，云：“然原文於經、史、子外，獨創一格，爲詩之變而賦之祖；字句承轉恍惚，未易確以跡求。後之讀者，以其恢奇奧衍，不得不乞靈於注。而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而曲爲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確者，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爲主祭詞，《天問》之以後出書釋上世不傳之事，如此類俾千古奇文幾成怪文矣。”如，對於當時比較盛行的林雲銘《楚辭燈》，胡濬源予以強烈的批判，指出該書存在“專疏其辭”而未能求得“文脈之貫通”的弊端，云：“讀楚辭，當於天晴日午明窗下，一目十行，靜心觀之。若黑夜暗室，索螢火之燈，逐字照去，照得一字而忘上下字，照得一句而忘上下句，照完一篇而忘他篇，便自以爲確解，謬矣。故注楚辭者有以‘燈’命名，殊大可笑也。”又如，對於注家“牽於古而曲爲之說”的缺點，胡濬源也從文獻例證出發，予以一針見血的批駁，云：“從來注楚辭者正坐迂板，又強作解人也；解必以證古書，但諸所引證《淮南》既系漢人書，《竹書》又晉太康時出，《山海經》亦小說之祖，並非禹、益書，其餘雜書益不可據以解屈。”再如，對於注家“渾括其指”的毛病，胡濬源予以客觀的辯駁，云：“《九歌》寄意君國，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則《山鬼》既不可比君，《國殤》亦不倫，《湘君》、《夫人》終牽強。”
2．體現在篇目次第上
在楚辭篇目次第的編排上，不同的楚辭注家時常會取捨不同。如前所述，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在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的基礎上批點而成，而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又是在朱熹《楚辭集注》的基礎上批點而成。現將朱熹《楚辭集注》、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三書的篇目次第臚列如下：
由此可見，《楚辭集注》、《楚辭評注》、《楚辭新注求確》在篇目次第的編排上存在差異。朱熹《楚辭集注》共分八卷，其中卷一至卷五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共計二十五篇；卷六至卷八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共計十六篇。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共分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七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招魂》、《卜居》、《漁父》，共計二十六篇；卷八至卷十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賦》、《招隱士》，共計十四篇。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共分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七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招魂》、《卜居》、《漁父》，共計二十五篇；卷八至卷十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大招》、《遠遊》、《惜誓》、《吊屈原》、《服賦》、《招隱士》，共計十五篇。
很顯然，在屈原作品的總篇數認定上，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贊同朱熹的觀點而反對王萌的觀點，即認爲屈原作品應爲二十五篇而非二十六篇；但在屈原作品的篇目名稱認定上，他則贊同王萌將《招魂》視作屈原作品的做法，而反對朱熹、王萌將《遠遊》認定為屈原作品的觀點，云：“《史》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計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大抵《遠遊》之爲辭人所擬良是，細玩其辭意亦然；余辨另詳後《遠遊》篇。至《招魂》之確爲原作，亦詳後《招魂》篇。舊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今摘《遠遊》一篇列《大招》後，餘篇仍依舊本。”應該說，胡濬源從史料出發，將《遠遊》視爲非屈原作品確有相當的說服力。對此，晚清學者鄭知同《楚辭考辨》予以高度肯定和自覺繼承，云：“惟近世胡氏濬源審正二十五篇，如上所第，今從之。”
（二）求楚辭於史傳——史學家的精神
所謂“求楚辭於史傳”，就是指從過去的史料典籍中尋求正確解讀。胡濬源雖堅持“求楚辭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觀點，但實際上，作爲一名嚴謹求實的學者，他卻始終運用着“求楚辭於史傳”的研究方法，體現出史學家的精神。對於過去可靠的史料典籍，胡濬源就堅持大膽運用，並據此進行理性的分析；反之，對於過去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他則反對隨意引用，並對此進行理性的批判。
1．堅持大膽運用史料典籍
歷代學者雖對楚辭作了大量的注疏和考論工作，但“由於時代的隔閡、事實的冥昧、文句的艱奧、詞旨的婉曲，導致了疑義紛紜，久訟莫斷。或囿於舊說，難脫藩籬；或游談臆說，羌無實據；或治絲愈紊，遂成死結。”對此，胡濬源不囿於舊說，而力圖從史料典籍出發，來破除楚辭學史上的諸多難題。在眾多史料典籍中，胡濬源認爲最爲可靠的史料典籍當屬史書，尤其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正如毛慶所言：“胡氏十分重視《史記》，全部屈賦的注釋闡明可以說以此爲基礎。”
或借史料典籍來考查楚辭作品的創作時地，如胡濬源認定《離騷》創作於屈原被流放江南後，他根據《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漢書·藝文志》中的記載來推斷，云：“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離騷》。’有《報任安書》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志》：‘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則《楚辭》皆既放後作也。”在胡濬源看來，過去的楚辭注家之所以誤認爲《離騷》作於屈原被疏於懷王時，皆因爲沒有正確解讀《史記·屈原列傳》，“泥《史記》文前後執而分之”，“不知《離騷》一篇，《史記》傳原於‘王之怒而疏’後，即接作此，重是篇也”。那麼，屈原到底是在哪一年被流放的呢？胡濬源在解讀《離騷》“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句時，結合《史記·屈原列傳》“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句，明確推斷出屈原於楚懷王三十年被流放，云：“‘溘死’、‘流亡’，便既放流，在懷王三十年。王放原後，乃入秦，正《惜往日》所謂‘遠遷臣而弗思’，《史》所謂‘雖放流’。”而《離騷》正創作於此次流放後，云：“即又曰‘雖放流，眷顧楚國’、‘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騷》當在此時，史筆不過急所重而先之耳。”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史記·屈原列傳》所謂“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正是意指令尹子蘭聽說屈原創作《離騷》等篇章，由此也可再次佐證《離騷》創作於被懷王流放之後而被頃襄王遷謫之前，云：“《史》稱‘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其作《離騷》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怒而遷之’，則既放又遷之，使益遠耳。”
或借史料典籍來論析楚辭作品的創作意旨，如胡濬源認定《離騷》的大旨是“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就來自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楚辭新注求確》：“此篇大旨，史遷‘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兩言盡之矣。有合說，有分說，總不外是。讀者見其文詞迷離恢詭，不尋其脈絡，遂駭其複，不知未嘗複也。”應該說，胡濬源選取《史記·屈原列傳》“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來比較準確地概括出《離騷》的意旨，富有真知灼見。屈原創作《離騷》，其初衷是“冀君之一悟”，但悟君必先做到“俗之一改”，而改俗非賴賢臣不可，故篇中處處可見屈原力圖尋求賢臣；既然賢臣終不可求得，故俗終不能改、君終不能悟。對此，毛慶予以高度讚揚，云：“一般注家，多注意‘君之一悟’，而於俗之一改較爲忽略，而胡氏特別注意，據《史記》而看出《離騷》不單對楚王，亦對當時重臣發，可謂慧眼獨具。”又如，胡濬源解讀《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句時，就運用《史記·屈原列傳》來注釋，云：“‘替’，即《史》所云‘絀’也。○‘鞿羈’，疏而未絀。‘夕替’，則齌怒而疏且絀矣，《史》所謂‘不復在位’。”再如胡濬源解讀《九章·惜往日》時，根據《史記·屈原列傳》所謂“王甚任之”、“王怒而疏”、“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句，來考定《九章·惜往日》中所記載的屈原不同人生階段，云：“此篇足考屈子疏、放，賦《騷》之前後。”
或借史料典籍來考辨楚辭作品的文體屬性，如胡濬源運用《尚書》、《左傳》、《詩經》、《晉書》、《齊書》、《周禮》等文獻來考辨《九歌》的文體屬性，云：“《九歌》是代女巫口氣，歌以媚神，如今世俗僧道巫覡香火科咒及演戲奉神戲曲，皆不隸樂府，非祭禮之雅樂也。……玩末章‘姱女倡’句，自知‘女倡’即‘巫’。若朝廷典禮，當有工祝，不當任之女巫。蓋女巫媚神，自上古歷夏商以來，久已成俗。《商書·伊訓》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周初大姬封陳，好巫覡歌舞，其民化之，故《陳風》有《宛邱》之章，其風只在民間，不惟楚沅、湘，而沅、湘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詞，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謂巫風足亡國，因之感觸。《晉書·夏統傳》：‘統從父敬甯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紿統並往，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是此俗至晉猶然。直迨元魏孝文延興二年，始詔孔廟不許女巫妖覡淫進鼓舞。又，《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鄭玄注‘使女巫舞旱祭’，鄭眾云‘求雨以女巫’。佟之又云‘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則古女巫之有歌，歌有詞，《九歌》之爲歌詞也明矣”，“不知古者祭祀，用樂歌則工及瞽蒙職之，舞則伶人、國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災歌哭而請耳，豈有傳芭代舞爲典禮乎？楚雖蠻邦，《左傳》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於王宮側，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春秋已然，不應至戰國而此風遂改”。由此可見，胡濬源充分利用史料典籍，考定《九歌》並非祭禮之雅樂，而是女巫媚神之歌詞，並進而把《九歌》看作“如今世俗僧道巫覡香火科咒及演戲奉神戲曲”，這爲後世探究《九歌》的文體屬性提供新材料和新觀點。或許，王國維所謂《九歌》“蓋後世戲劇之萌芽”的觀點正受胡濬源的啟發。
2．反對隨意引用史料典籍
學者倘若運用可靠的史料典籍來解讀楚辭，自然有助於準確地理解楚辭，但倘若隨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不但無助於作品的解讀，反而會增加很多無謂的疑惑。對此，胡濬源有着清醒的認識，故他嚴厲批評舊注家隨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
或反對隨意引用史料典籍來論析楚辭作品的創作意旨，如胡濬源認爲《天問》“大旨總爲楚懷嬖色、信讒、棄賢以致亡國辱身而發，而故雜引荒誕以亂之，似癡非癡，憤極、悲極也”，“題旨原是“屈子憤疾世上萬般不可解處，乃有此妙題”，而後世學者不懂《天問》通篇所引多爲戰國時野人語、縱橫家書、小說荒怪無稽之詞，竟然將其一一落實到各種史料典籍中去，不免顯得迂腐可笑，云：“《天問》題甚明，是設天以問人，非人問天也。篇中所引多是戰國時野人語，及橫議家書。經秦火燒盡，必對必強解，便是迂板先生。惟怪妄鑿空，方成古今奇書，方見屈子忠憤無聊之極。觀圖而作或是情理，但云‘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畫，呵而問之’，則廟與祠當在郢都，何云‘放逐，彷徨山澤’，豈廟、祠盡立於山澤間乎？大抵說古人書不過‘情理’二字，情理不易通者，不可強解。從來注楚辭者正坐迂板，又強作解人也；解必以證古書，但諸所引證《淮南》既系漢人書，《竹書》又晉太康時出，《山海經》亦小說之祖，並非禹、益書，其餘雜書益不可據以解屈。鄭康成以《王制》釋《周禮》，傅良猶議爲漢儒言，況此以荒唐解荒唐乎！又按：‘禹治水，通轘轅山，化熊，塗山女化石生啟’一段事，《淮南子》書並無此文，乃唐顏師古所引。若《列仙傳》，稱劉向撰，劉向七十七篇書並無《列仙傳》。《山海經》謂禹、益書，又何以知夏后開，且有成湯、文王墓，及漢時地名等語。《竹書汲塚》出於晉時，其大甲殺伊尹、交王殺季曆，既與《尚書》悖謬；即《師春》一篇，亦與杜預所稱全不符，幽王使虎食太子宜臼事，本書亦無，後人亦妄引之。至《拾遺記》本，姚秦王嘉所撰，尤多荒唐，諸書注家多援以釋《天問》，故再指出之。”正是基於此種認識，他將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所逐段收錄的柳宗元《天對》全部刪除。
或反對隨意引用史料典籍來考辨楚辭作品的作者歸屬，如胡濬源認爲《遠遊》的作者當爲漢代人而非屈原，而後人竟然運用不可靠的《列仙傳》等仙佛文獻來解讀《遠遊》，以致錯誤地將《遠遊》視爲屈原的作品，云：“屈子一書，雖及周流四荒，乘雲上天，皆設想寓言，並無一句說神仙事。……何《遠遊》一篇，雜引王喬、赤松，且及秦始皇時之方士韓眾，則明系漢人所作可知。”“《遠遊》一篇，猶是《離騷》後半篇意，而文氣不及《離騷》深厚真實，疑漢人所擬。此亦如《招魂》之與《大招》，細玩卻有不同。○此篇若以賦遊仙，則深洞元旨，後世談修煉家言斷無能出其右。若道屈子心，似反達懷憂解憤釋矣。朱子病其直，非惟直也，病乃太認真。蓋《離騷》之遠逝，本非真心，不過無聊之極想；而茲篇太認真，轉成閒情逸致耳。”應該說，胡濬源並沒有像一些舊注家那樣借仙道思想來解讀《遠遊》，意圖以此探討屈原的仙道思想，而他卻從可靠的《史記》文獻來反駁不可靠的《列仙傳》文獻，並從創作主旨來進一步分析《遠遊》並不符合屈原思想，從而確定《遠遊》非屈原作品，這在學理上頗具說服力。
（三）求楚辭於本辭——文學家的意識
所謂“求楚辭於本辭”，就是指採用楚辭的本辭來正確解讀楚辭。跟“求楚辭於舊注”、“求楚辭於史傳”相比，胡濬源更傾向於“求楚辭於本辭”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文學家的意識。胡濬源在解讀楚辭時，或運用同一作品內部的語辭相互印證，或運用不同作品之間的語辭相互印證，從而對楚辭作品的創作時地、主旨大意、作者歸屬、詞句寓意、脈絡章法進行了新穎獨到的詮釋。
1．創作時地的詮釋
胡濬源從楚辭的同一作品內部和不同作品之間的相互印證中，詮釋作品的創作時地。如，胡濬源將屈原作品的創作時間進行排序，云：“既放三年，猶能往見太卜，是尚未絕跡故都也。下篇《漁父》，相與寒溫，識爲三閭大夫，是尚未禁錮人事耶。故猶有返國復用之望，情辭不極哀慟。作《九歌》，賦《離騷》，當在此後。至《九章》，則又經頃襄怒遷，憂極不可解矣。《天問》，當在其後。《招魂》，則披髮行吟，若狂若迷矣。《哀郢》、《懷沙》，即在其時。通玩各篇情辭氣調，便知之。《史記》首重《離騷》，大篇也，諸篇可該；中述《漁父》，實既放也，《卜居》可類；卒歸《懷沙》，要終也，《九章》可推；更舉《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也，《離騷》可並讀；惟《九歌》托諷，非實指，不及焉，要皆未詳分次序也。《漢志》二十五篇，亦未明列前後。自王逸注以來，篇次乃遂如今。以此二篇列於末，蓋相沿已古，因之。”由此可見，胡濬源不滿司馬遷、班固、王逸均未明確列出屈原作品的創作先後順序，他認爲屈原作品的創作先後順序可以大體推知，即創作於楚懷王時期的作品先有《卜居》、《漁父》，次有《九歌》、《離騷》；創作於楚襄王時期的作品先有《九章》（不包括《哀郢》、《懷沙》），次有《天問》，後有《招魂》、《哀郢》、《懷沙》。應該說，胡濬源從同一作品的內證出發，將《卜居》、《漁父》認定爲屈原創作於被楚懷王流放之後，並進而從不同作品的相互印證着手推知《九歌》、《離騷》創作於《卜居》、《漁父》之後，不同於以往注家，頗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