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不多教了一辈子的书，却认识了好几位文艺界的前辈、朋友。这不是由于我也爱好文艺，而是因为学习或探讨鲁迅作品的关系。我和萧军就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1938年，他在《成都新民报》编副刊。我其时还在高中念书。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送我一本《八月的乡村》，是毛边本——这是鲁迅喜爱的一种书籍装帧，作者署名用的还是“田军”。翻开来是鲁迅的《序言》。引用了爱伦堡所说的“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鲁迅写道：“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甚的呢。”一下子就抓住了我那对当时现实不满的年轻的心，于是读下去。读到最后，作者在《书后》里的那首诗里反复呼喊着“我底祖国，我底母亲”，也深深地震动了我。

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武汉和广州，我童年和小学时期生活过的鄂西一带，成了抗日前线。书里的和现实的两方面因素，刺激我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他，就称他“先生”。我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向他讨教。还寄去了一首仿作的短诗。

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不久，我那首短诗也发表在《成都新民报》副刊《新民丛谈》上。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报馆里。这是在通过几次信、投过几次稿后。在我的记忆里，他那时穿着一种暗红色的翻皮大衣，头发向后散乱地披着，个子并不比我那时高。他谈了些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也大都在报馆里，只有一次是在他家里。

记得有一次，是他写信来约定时间让我去的。还准备了一些糖果点心之类，仿佛开座谈会。但到的人不多，不过五六个，我都不认识。他先发言，像是开场白。大意是谢谢大家投稿，报馆限于经费，没法付酬，只有请大家吃点糖果点心，表示一点心意。“无稿费，不退稿”这六个字的稿约在副刊头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大家对此也没有谈什么。似乎还谈到别的事，而具体内容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现在只记得到他家里去的那一次，见到了王德芬同志，还抱着他们的女儿。

关于《成都新民报》副刊，还记得两件事。一是它敢于发表哪怕是直接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稿子。例如，一次见面，我向他谈到我念书的“四川省立成都中学”的一些情况，他很干脆地说：“写出来！”后来，我以《如此教育》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加以揭露，他很快就编发了。又如，一次，当时四川省三青团头目任觉五到省城中讲话，大放厥词反苏反共。我就写了一篇随感录式的杂文寄去，并在文末署名的地方写了一句“听了一只走狗狂吠后”。他连这句话也一字不易地编发了。

其次是《成都新民报》副刊上有过一次论争。事情是这样的：他写了一本散文集，题名《侧面》，在成都以“跋涉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是他从临汾到延安，后来又转西安去甘肃来四川这一段时间所写文章的结集。大概因为不是直接写抗日战争，所以用了《侧面》这个题目。有一位叫“罗汶”的，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侧面〉读后记》，对他提出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评，意思是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不值得发表；还提到他生活上的一些事，如喝酒什么的。并且用“激将法”，把文章寄给他。他全文刊载了。于是有人写文章反驳罗汶，也有人支持罗汶。他也一一揭载出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寄去了，他才自己动手写了一篇长文，对罗汶的观点一一做了答复，也算是这次论争的结束。

他在成都大概只住了一年多。1940年春，我离开了成都，以后未再见到他，也没有联系。

直到1979年，我读到他在《新文学史料》上写的为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所作笺释，才知道他在北京。那时，我还在外地。来京时去看他，谈到在成都时的情形，我问他怎么去了《成都新民报》的。因为那是一家地方势力办的报纸。他说是周文同志介绍他去的。我没有再问下去，但很明显，他和周文同志认识也是因为鲁迅的关系。至于怎样离开成都，他说，是由于当时发生的“抢米风潮”。这事我知道，我也是那时离开成都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物价飞涨。1940年春，成都竟然买不到大米。愤怒的市民砸了一些关门拒售的米店。国民党反动派就借口封闭报纸，抢（枪）杀了当时成都最畅销的《时事新刊》报的记者朱亚凡，车耀先同志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尾声。当时很多人都转移了。

1981年年初，新版《八月的乡村》出版了，他寄了一本给我，还签名盖章。同时让我转给别一位同志的则是《吴越春秋史话》。这虽也是他写的，但我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含义：纪念我和他最初的相识。

后来来京，我又去看过他。但我们毕竟有四十年未接触，彼此遭遇虽有些相似却又大不相同，所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会面时就缺少共同的话题。我不善言辞，在视为师长的他的面前，更有些拘谨，他却总陪着我，往往相对默然。这实在是空耗他的时间。因而，1982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只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有再去看他。

以后，偶尔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或出国，或开会。心想：他比过去忙了。也就更不愿去空耗他的时间。

不料，突然传来他逝世的消息，而且是因患癌症。我不但愕然，更十分抱愧：这五六年里闷在北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但我又想：如果知道他患了那种不治之症，恐怕也还是不去的好，因为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现在，我只有把五十年前和他的一段交往写出来，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或许对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算提供了一点素材。

1988.7.21

载于198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