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萧军先生的一段交往

我和萧军先生的一段交往

李固阳

我差不多教了一辈子的书,却认识了好几位文艺界的前辈、朋友。这不是由于我也爱好文艺,而是因为学习或探讨鲁迅作品的关系。我和萧军就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1938年,他在《成都新民报》编副刊。我其时还在高中念书。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送我一本《八月的乡村》,是毛边本——这是鲁迅喜爱的一种书籍装帧,作者署名用的还是“田军”。翻开来是鲁迅的《序言》。引用了爱伦堡所说的“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鲁迅写道:“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甚的呢。”一下子就抓住了我那对当时现实不满的年轻的心,于是读下去。读到最后,作者在《书后》里的那首诗里反复呼喊着“我底祖国,我底母亲”,也深深地震动了我。

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武汉和广州,我童年和小学时期生活过的鄂西一带,成了抗日前线。书里的和现实的两方面因素,刺激我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他,就称他“先生”。我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向他讨教。还寄去了一首仿作的短诗。

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不久,我那首短诗也发表在《成都新民报》副刊《新民丛谈》上。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报馆里。这是在通过几次信、投过几次稿后。在我的记忆里,他那时穿着一种暗红色的翻皮大衣,头发向后散乱地披着,个子并不比我那时高。他谈了些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也大都在报馆里,只有一次是在他家里。

记得有一次,是他写信来约定时间让我去的。还准备了一些糖果点心之类,仿佛开座谈会。但到的人不多,不过五六个,我都不认识。他先发言,像是开场白。大意是谢谢大家投稿,报馆限于经费,没法付酬,只有请大家吃点糖果点心,表示一点心意。“无稿费,不退稿”这六个字的稿约在副刊头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大家对此也没有谈什么。似乎还谈到别的事,而具体内容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现在只记得到他家里去的那一次,见到了王德芬同志,还抱着他们的女儿。

关于《成都新民报》副刊,还记得两件事。一是它敢于发表哪怕是直接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稿子。例如,一次见面,我向他谈到我念书的“四川省立成都中学”的一些情况,他很干脆地说:“写出来!”后来,我以《如此教育》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加以揭露,他很快就编发了。又如,一次,当时四川省三青团头目任觉五到省城中讲话,大放厥词反苏反共。我就写了一篇随感录式的杂文寄去,并在文末署名的地方写了一句“听了一只走狗狂吠后”。他连这句话也一字不易地编发了。

其次是《成都新民报》副刊上有过一次论争。事情是这样的:他写了一本散文集,题名《侧面》,在成都以“跋涉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是他从临汾到延安,后来又转西安去甘肃来四川这一段时间所写文章的结集。大概因为不是直接写抗日战争,所以用了《侧面》这个题目。有一位叫“罗汶”的,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侧面〉读后记》,对他提出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评,意思是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不值得发表;还提到他生活上的一些事,如喝酒什么的。并且用“激将法”,把文章寄给他。他全文刊载了。于是有人写文章反驳罗汶,也有人支持罗汶。他也一一揭载出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寄去了,他才自己动手写了一篇长文,对罗汶的观点一一做了答复,也算是这次论争的结束。

他在成都大概只住了一年多。1940年春,我离开了成都,以后未再见到他,也没有联系。

直到1979年,我读到他在《新文学史料》上写的为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所作笺释,才知道他在北京。那时,我还在外地。来京时去看他,谈到在成都时的情形,我问他怎么去了《成都新民报》的。因为那是一家地方势力办的报纸。他说是周文同志介绍他去的。我没有再问下去,但很明显,他和周文同志认识也是因为鲁迅的关系。至于怎样离开成都,他说,是由于当时发生的“抢米风潮”。这事我知道,我也是那时离开成都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物价飞涨。1940年春,成都竟然买不到大米。愤怒的市民砸了一些关门拒售的米店。国民党反动派就借口封闭报纸,抢(枪)杀了当时成都最畅销的《时事新刊》报的记者朱亚凡,车耀先同志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尾声。当时很多人都转移了。

1981年年初,新版《八月的乡村》出版了,他寄了一本给我,还签名盖章。同时让我转给别一位同志的则是《吴越春秋史话》。这虽也是他写的,但我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含义:纪念我和他最初的相识。

后来来京,我又去看过他。但我们毕竟有四十年未接触,彼此遭遇虽有些相似却又大不相同,所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会面时就缺少共同的话题。我不善言辞,在视为师长的他的面前,更有些拘谨,他却总陪着我,往往相对默然。这实在是空耗他的时间。因而,1982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只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有再去看他。

以后,偶尔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或出国,或开会。心想:他比过去忙了。也就更不愿去空耗他的时间。

不料,突然传来他逝世的消息,而且是因患癌症。我不但愕然,更十分抱愧:这五六年里闷在北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但我又想:如果知道他患了那种不治之症,恐怕也还是不去的好,因为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现在,我只有把五十年前和他的一段交往写出来,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或许对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算提供了一点素材。

1988.7.21

载于198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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