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海的战争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前天军到印刷局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张《七月》的封面，用按钉就按在了墙上。“七月”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的字（从鲁迅书简上移下来的）。接着就想起了当年的《海燕》，“海燕”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写的。第一期出版了的那天，正是鲁迅先生约几个人在一个有烤鸭的饭馆里吃晚饭的那天（大概是年末的一餐饭的意思）。海燕社的同人也都到了。最先到的是我和萧军，我们说：“《海燕》的销路很好，四千已经销完。”

“是很不坏的！是……”鲁迅先生很高地举着他的纸烟。

鲁迅先生高兴的时候，看他的外表上，也好像没有什么。

等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告诉他《海燕》再版一千，又卖完了。并且他说他在杂志公司眼看着就有人十本八本地买。

鲁迅先生听了之后：

“哼哼！”把下颏抬高了一点。

他主张先印两千，因为是自费，怕销不了，赔本。卖完再印。

那天我看出来他的喜悦似乎是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说鲁迅先生沉着，在那天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被喜悦鼓舞着的时候也和我们一样，甚至于我认为比我们更甚（和孩子似的真诚）。

有一次，我带着焦躁的样子，我说：“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是什么人……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于是说着，我不但对于自己，就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也一同起着恶感。

鲁迅先生说：“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从这以后，对于创作方面，不再做如此想了。后来，又看一看鲁迅先生对于版画的介绍，对于刚学写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过于有耐性？而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说的：“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总比不做强。”

现在又有点犯了这焦躁的毛病，虽然不是在文章方面，却跑到别一方面去了。

看着墙上的那张《七月》的封面站着的鲁迅先生的半身照相：若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对于这刊物是不是喜悦呢？若是他还活着，他在我们流亡的人们的心上该起着多少温暖！

本来昨夜想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不这样写法，因为又犯了焦躁的毛病，很早地就睡了。因为睡得太多，今天早晨起来，头有点发昏，而把已经想好的，要写出来纪念鲁迅先生的基本观点忘记了。

一九三七，十，十七日
（录自1937年10月20日《大公报·战线》第29号）

〔附记〕鲁迅先生是萧红的恩师，先生的逝世曾使萧红伤感不已，以后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萧红都写一点纪念文字。但仔细考察一下，1937年8月写的《在东京》，内容虽然记的是有关鲁迅的事，但并不像是一篇纪念文字。但因为发表的时间是10月，以后在收入《萧红散文》这个集子时又改题《鲁迅先生记（二）》，所以都看作当年的一篇纪念文字。当年10月萧红和萧军同志在武昌一齐参加了纪念活动，或者因为当时在战乱中萧红的心情也不十分好，而没有再写纪念文字吧？事实并非如此。萧红在1937年10月还写过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逝者已矣》的。

《逝者已矣》这一篇逸文，写于10月17日，两天以后发表于《大公报·战线》第29号上，篇幅不长，只有一千二百余字，但这是一篇充满情感的文字。这一篇文章所记述的鲁迅先生的言行，是作者以后所没有重述过的，可以作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一点补充材料，或者可以说这是《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一个雏形。

这一逸文的发现，将使我们对于鲁迅研究和萧红研究增加一点新的素材。（陈光宽）

载于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