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矣

逝者已矣

萧 红

自从上海的战争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前天军到印刷局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张《七月》的封面,用按钉就按在了墙上。“七月”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的字(从鲁迅书简上移下来的)。接着就想起了当年的《海燕》,“海燕”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写的。第一期出版了的那天,正是鲁迅先生约几个人在一个有烤鸭的饭馆里吃晚饭的那天(大概是年末的一餐饭的意思)。海燕社的同人也都到了。最先到的是我和萧军,我们说:“《海燕》的销路很好,四千已经销完。”

“是很不坏的!是……”鲁迅先生很高地举着他的纸烟。

鲁迅先生高兴的时候,看他的外表上,也好像没有什么。

等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告诉他《海燕》再版一千,又卖完了。并且他说他在杂志公司眼看着就有人十本八本地买。

鲁迅先生听了之后:

“哼哼!”把下颏抬高了一点。

他主张先印两千,因为是自费,怕销不了,赔本。卖完再印。

那天我看出来他的喜悦似乎是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说鲁迅先生沉着,在那天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被喜悦鼓舞着的时候也和我们一样,甚至于我认为比我们更甚(和孩子似的真诚)。

有一次,我带着焦躁的样子,我说:“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是什么人……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于是说着,我不但对于自己,就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也一同起着恶感。

鲁迅先生说:“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从这以后,对于创作方面,不再做如此想了。后来,又看一看鲁迅先生对于版画的介绍,对于刚学写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过于有耐性?而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说的:“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总比不做强。”

现在又有点犯了这焦躁的毛病,虽然不是在文章方面,却跑到别一方面去了。

看着墙上的那张《七月》的封面站着的鲁迅先生的半身照相:若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对于这刊物是不是喜悦呢?若是他还活着,他在我们流亡的人们的心上该起着多少温暖!

本来昨夜想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不这样写法,因为又犯了焦躁的毛病,很早地就睡了。因为睡得太多,今天早晨起来,头有点发昏,而把已经想好的,要写出来纪念鲁迅先生的基本观点忘记了。

一九三七,十,十七日
(录自1937年10月20日《大公报·战线》第29号)

〔附记〕鲁迅先生是萧红的恩师,先生的逝世曾使萧红伤感不已,以后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萧红都写一点纪念文字。但仔细考察一下,1937年8月写的《在东京》,内容虽然记的是有关鲁迅的事,但并不像是一篇纪念文字。但因为发表的时间是10月,以后在收入《萧红散文》这个集子时又改题《鲁迅先生记(二)》,所以都看作当年的一篇纪念文字。当年10月萧红和萧军同志在武昌一齐参加了纪念活动,或者因为当时在战乱中萧红的心情也不十分好,而没有再写纪念文字吧?事实并非如此。萧红在1937年10月还写过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逝者已矣》的。

《逝者已矣》这一篇逸文,写于10月17日,两天以后发表于《大公报·战线》第29号上,篇幅不长,只有一千二百余字,但这是一篇充满情感的文字。这一篇文章所记述的鲁迅先生的言行,是作者以后所没有重述过的,可以作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一点补充材料,或者可以说这是《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一个雏形。

这一逸文的发现,将使我们对于鲁迅研究和萧红研究增加一点新的素材。(陈光宽)

载于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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