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荆钗记》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
元代南戏《荆钗记》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几百年来，在舞台上搬演不衰。近年来北方昆曲剧院又改编、演出了这部名剧，它仍使观众受到一定教育并获得艺术享受。
对于《荆钗记》的评价，明清两代论者多着眼于艺术表现技巧方面，近三十年来，却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过截然相反的意见。肯定者认为这部戏文“在突出封建社会婚姻悲剧这一主题的同时，揭露了许多有关封建制度本质的东西”，“具有现实意义”[1]；否定者说它颂扬义夫节妇，“实质上是一首封建道德胜利的赞歌”。[2]以上两类意见，笔者认为，前者比较符合这部戏文的实际。本文准备从后者据以否定这部戏文的“义夫节妇”入手来探讨《荆钗记》的主题思想。
《荆钗记》叙述的是王十朋与钱玉莲的曲折的婚姻故事。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被誉为“义夫”，一个被赞为“节妇”。作者在第一出开宗明义“家门”中言明此剧宗旨在使“义夫节妇千古永传扬”。若从字面看，从作者的宣言看，此剧似乎真是封建道德的颂歌。但是，分析研究一下王十朋、钱玉莲这对“义夫节妇”的具体表现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意识，便会感到不能对这部作品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十朋这个“义夫”。“义”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谓：“行而宜之之为义。”这就是说，行为适当可称为义。怎样的行为才是适当的呢？不同阶级、不同人物有不同的标准和内容。封建统治阶级以“臣子死节乎君亲之难”[3]、“等贵贱明尊卑”[4]为义，被压迫人民则以锄强扶弱、互相支援为义。统治者重的是等级，人民重的是情谊。我国古代史书、小说中有过如荆轲、聂政那样感知遇、重然诺、不惜以死相报的侠义之士；有过如关羽、张飞那样与刘备桃园结义，扶助汉室，共打天下的忠义之士；也有过如晁盖、宋江那样劫富济贫、团结友爱的起义英雄。这些义士身上的“义”，有的较多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有的则较多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王十朋被称为“义夫”，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的“义”主要表现在两件大事上：一是在他考中状元后，丞相逼婚，他不忘贫贱时以身相许的妻子的深情，坚决不从。丞相导以“富易交，贵易妻”，他以“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据理力争；丞相把他拘留京都，又从鱼米之乡改调烟瘴之地——潮州，他毅然赴任，没有丝毫反悔之意。二是在他闻知玉莲被后母逼迫投河自尽后，历多年而前情不淡。“时祀”一出极写他对玉莲的深情：
【雁儿落】徒捧着玉溶溶（屠赤水批评本作“泪盈盈”，改得好）一酒卮，空摆着香馥馥八珍味。慕仪容，不见你；诉衷曲，无回对。俺这里再拜几拜自追思，重会面是何时？揾不住双泪垂，舒不开两道眉。……
【收江南】呀，早知道这般样拆散，谁待要赴春闱。便做到腰金衣紫待何如？说来又恐外人知，端的是不如布衣，端的是不如布衣！则索要低声啼哭自伤悲。……
【沽美酒】纸钱飘，蝴蝶儿飞。血染泪，都做了杜鹃啼。睹物伤情越惨悽……花谢有芳菲时节，月缺有团圆之夜。我呵，陡然间早起晚歇，想伊念伊。呀，要相逢，要相逢除非是梦儿里再成姻契。
【尾声】昏昏默默归何处，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嫦娥宫殿里。[5]
由于对玉莲真挚、深沉的爱情，王十朋“纵独处鳏居决不再婚”，钱载和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劝其再娶，他却“宁违圣经”，不“忍”负情，拒媒于千里之外。在这里，王十朋的“义”，表现为对糟糠之妻的情，他不忘“义”，就是不忘贫贱夫妻之“情”。王十朋的义还表现在对岳父钱流行的情谊上。钱流行在王十朋一贫如洗时，主动托媒把知书识礼、如花似玉的独女嫁给他，又资助盘缠、养其母妻，让他赴京应试。对岳父的恩情，他铭刻在心。玉莲虽“死”，他认为“义不可绝”，仍迎取岳父母共享荣华，“以全半子终养之情”。自然，这一行动中也包含着对玉莲的深厚情意。从剧中王十朋的这些主要行动看来，作者称颂的这个“义夫”，乃是一个以夫妻情义为重的男子。这与其说是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不如说是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婚姻道德观念。因为，一、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说来，“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其中很难说有什么情爱，他们放在第一位的是“门当户对”，因此，富贵易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隋唐科举取士给贫寒士子开辟了进身之途，南宋迁都临安，更给东南之士带来科举进身之便。许多得以跻身统治阶级的出身贫贱的武夫士子，在剥削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下，抛弃贫贱之妻，另取高门千金。这一现象到南宋时在东南一带已形成严重社会问题。初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反映了这一现实，《荆钗记》中王十朋赴京时，玉莲担心十朋“贪荣别娶娇艳”，一再嘱咐“到京师闲花野草慎勿沾染”，“切莫学王魁”，也证实了这一社会现象的严重程度，以致士子赴京应试，其妻总是满怀忧虑。《荆钗记》作者歌颂富贵不弃糟糠之妻、宁冒风险、拒绝与位高势大的丞相联姻的王十朋，正是对那些负心汉的鞭挞，正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及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剥削阶级婚姻观点的严肃批判。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保证其合法子嗣，特别重视妇女的贞节，“妇女以贞为行者也”[6]。他们从不提丈夫对妻子的忠诚，男子三妻四妾，不以为多，寻花问柳，被当作风流韵事，甚至明文规定“夫有再娶之义”[7]，多妻，成了富人与显贵的合法的特权。《荆钗记》却偏偏赞扬了王十朋对妻子的忠诚，他守情不移，宁无子嗣，也不再娶（须知这是违背封建纲常的）。虽然，王十朋与钱玉莲婚前没有见过一面，但钱玉莲甘愿以富嫁贫，不能不使他敬佩、动情，半载情投意合的夫妻生活，在他们中间，更建立了深厚的爱情。王十朋忠于爱情，不肯再婚，这种以爱情“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8]。王十朋对待婚姻的态度，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婚姻思想和道德观念，其中包含着夫妻平等、互相敬重的进步思想因素。
作品中的王十朋，是一个“忠、孝、节、义”俱全的人物。作者浓墨挥洒了他的“义”，也逐层点染了其他三个方面。他的忠，表现为赤心报国、居官清廉；他的孝，表现为奉养老母、色悦意勤；他的节，表现为富贵不能乱其情，威武不能屈其志。这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人物。“忠孝节义”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作为统治思想，必然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但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却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赋予不同的特定内容，或者强调不同的方面。王十朋身上的忠孝节义，不同于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愚忠、愚孝，也不同于统治阶级一再强调、宣扬的妇女对丈夫的贞节和奴才心甘情愿为主子卖命、替死的“义”。剧中的王十朋是一个以封建忠孝节义的躯壳，注入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人民理想的人物形象。他并非历史上的王十朋。南宋时，温州确曾有过王十朋这个人物，他官至龙图阁学士，当时负有盛名。但是，他没有这样一段与妻子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荆钗记》中的王十朋，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是民间作者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作者借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是为了扩大作品的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统治阶级思想对于民间作者的影响，剧中的王十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封建思想的毒素。例如，他满口孔孟之道，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虽然曾多次感叹“何苦被利禄成抛弃”，“只为蝇头蜗角微名利，致使地北天南怨别离”，“早知道这般拆散，谁待要赴春闱？便做到腰金衣紫待何如？……端的是不如布衣，端的是不如布衣”，可惜也只是短暂的呻吟而已。通篇看来，他对功名富贵始终是欣羡、向往和积极追求的。
其次，谈一谈钱玉莲这个“节妇”。节有气节、贞节之别，钱玉莲兼而有之。在她身上确实存在着“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思想，但这不是她的主要方面。这个形象的可爱之处，不仅在于她具有中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更重要的，在于她对爱情的忠诚，不同凡响的识见，坚决果断的性格和对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议婚时，父亲为她选中了家境清贫而才貌出众的王十朋，母亲却看中了温州城内的首富孙汝权。面对价值悬殊的两份聘礼——一支木荆钗和一对金凤钗，钱玉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王十朋。她钟情于王十朋“虽贫，乃是才学之士”，鄙弃孙汝权“纵富，乃是奸诈之徒”。不以财富取人，而凭才德定情，表现了她的远见卓识和情趣的高尚，也反映了当时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婚姻观点（封建统治阶级结姻，讲求门当户对，借以巩固和扩大既有的地位和财富。劳动群众无财无势，家庭的温饱和安定，一般凭借劳动者个人的才能和品德，因此，联姻时尤其注重才德。这种强调个人才能、道德的婚姻观点，与在落后的世袭制下形成的门阀观念相比，当然是进步的）。姑母劝婚孙汝权，玉莲婉言相拒，当姑母出言不逊、无理相逼时，玉莲也敢于顶撞，甚至直言揭露：“做媒的，做媒的个个夸唇，他多有言不相应。信着的都是你误了终身。”后母责其违逆母意，玉莲却云：“顺父母颜情人之大礼，话不投机教奴怎随？”在这里，玉莲的是非何等分明！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指责与违抗，表现得何等大胆！王十朋考中状元，迎娶母妻共赴任所，孙汝权偷改家书为“休书”，钱玉莲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没有丧失理智，却清醒地看出了“休书”的破绽。基于半载朝夕相处对王十朋的了解和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爱情，她深信王十朋不会负情，断定此为“谗书”。后母逼她改嫁，不改嫁只有死路一条，她沉着、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与王十朋一样，表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高尚品格。钱玉莲有别于那些对未婚夫或丈夫毫无爱情，单纯出于贞操观念而殉夫或守寡的“烈女节妇”。她的“守节”，实质上是守情。这个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坚强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王十朋、钱玉莲这对“义夫节妇”，他们的“义”和“节”，都表现在对爱情的忠贞上。《荆钗记》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它着力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胜利，歌颂了对黑暗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坚强意志。对于权相、富豪的横行不法、贪财爱利之徒的低劣卑下，作品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这是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他真实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理想，鼓舞人们为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去进行斗争。
当然，《荆钗记》中也杂糅着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例如作者对王十朋、钱玉莲头脑中存在的一些封建思想也持赞赏态度；作品中有许多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文人改本尤其严重，有的改本甚至加入“四书五经”的章句解释）；还宣扬了“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赞颂天子圣明，讴歌皇天有眼……这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但，这毕竟不是这部戏文的主要倾向。何况，这部戏文是今存全本宋元南戏作品中既歌颂忠贞爱情又侧重于写男子发迹变泰后不弃糟糠之妻的唯一剧作，因此，是不应忽视的。
《荆钗记》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明徐复祚《曲论》云：“《琵琶》、《拜月》而下，《荆钗》以情节关目胜。”此言可谓中肯。情节的曲折，来源于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关目的动人，取决于作者新颖、别致的构思。《荆钗记》开场不久，钱玉莲父母之间、后母与玉莲之间就因议婚发生了冲突，双方互不让步，以致出现了“绣房”“逼嫁”“辞灵”等几出较好的戏。十朋、玉莲成婚，矛盾似已得到解决，却又因十朋中状元、丞相逼婚翻起波澜。而孙汝权套改家书，再次托媒，更掀起了“大逼”“投江”的轩然大波。此后，十朋怀悲赴任潮州，玉莲遇救又闻“噩耗”。一个清明祭祀，表达深沉的哀痛；一个月夜烧香，抒发沉郁的情思。数载之后，突然吉安相逢，犹如绚丽的阳光拨开漫天云雾，观众、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剧中矛盾有起有伏，冲突有张有弛，急时如狂风暴雨劈面而来，缓时如涓涓清泉低声泣诉。其情节曲折而不流于荒诞，关目动人而不陷于无稽，它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曾经或可能发生的，因而能打动观者，使观者随剧情的起伏而忽忧、忽怒、忽悲、忽喜。戏的结尾，较接近古本原貌的《原本王状元荆钗记》，是以舟中十朋认钗、婆媳互相探问而团圆终场。关目甚好，其中有许多戏可做。但较多文人改本（如《屠赤水批评荆钗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都以玄妙观“荐亡”夫妻相逢、团圆结尾。场上，一个为“亡妻”拈香，一个为“亡夫”设祭，骤然相逢，似梦非梦，似相识又不敢相认。作者让男女主人公同在场上，明明是祭奠对方亡灵，却生生相逢。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不仅使观众、读者感到新鲜，且利于表现复杂而又强烈的感情冲突，增强戏剧效果。虽然，这一改动在许多细节上不如古本“舟中相会”合乎情理，李卓吾曾多处指出其漏洞（如批评“那有太守在观，而妇女不回避之理”等），但明代以后却极流行，甚至李卓吾批评本亦采此类版本。
《荆钗记》作者已注意到以人物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中的不同表现（不同语言，不同行动）来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王十朋、钱玉莲对爱情执著、对黑暗势力不屈的坚强的性格，是在围绕他们的婚姻关系、爱情生活的一系列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剧中一些次要人物的性格也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得到表现。孙汝权在开场不久曾自述：
【玉芙蓉】家私虽富足，心性忒愚鲁，向书斋懒读者也之乎……
【秋夜月】家富豪，有的珍和宝。只少个妖娆，将她搂抱。思量命犯孤星照，吃时不饱，睡时不著。[9]
堂试时，他以“积钱”“聚敛”立论，其生财之道为：
【红纳袄】……征粮时要他加二三，粮完时赏他一个钱。……
这正是富家子弟、鄙俗奸猾性格的写照，为他后来的表现做了铺垫。由于他垂涎女色、刁钻无耻，后来为夺玉莲，才会生出套改家书、散布谣言、续求姻缘等许多制造矛盾并使矛盾激化的花样。由于他懒向诗书、不通文墨，套改的家书才会露出破绽。这些行为都是符合孙汝权性格特征的。玉莲后母姚氏（一作周氏）在为玉莲议亲时，与丈夫、女儿有着尖锐的冲突，她蔑视十朋贫穷，一定要玉莲嫁给豪富的孙汝权，显示了她贪财爱利的性格特点。在获知十朋中状元喜讯后，她一改常态，立即向王母贺喜，夸十朋为“有才学人”。其时有一段对话十分生动：
钱流行：……亲家，且喜贤婿做了官了。
姚氏：亲家，我这两只眼，就是识宝的回回。我说道王官人两耳垂肩，定做朝官，鼻如截筒，一世不穷。我说也不曾说？
钱流行：说来说来。
姚氏：说我亲家
，定做奶奶，看我女儿袅娜娉婷，定做夫人。我说也不曾说？
钱流行：说来说来。
可是，当得知家书乃“休书”时，马上便翻了脸：
姚氏：老贼招得好女婿，贱人嫁得好老公，我一了说他娘儿子母，脑后见腮，定是无义之人。可可的信了我的嘴。
……
姚氏：穷了八万年的王败落（指王母），快走出去！
这些不无夸张的对话真实地勾画出这个反复无常、浅薄势利的“夜叉婆”的嘴脸，也表现了钱流行的软弱、怕老婆的性格。至于媒婆贪利，善于舌底翻花、信口雌黄、撒泼耍赖，在剧中也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
《荆钗记》曲文，原属本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言其“近俗而时动人”。但明代不少文人鄙其“纯是倭（应作‘委’）巷俚语”[10]，因此多有改动，以致失去明白晓畅、粗豪自然的本色风致，变得细致、典雅起来。这在赵景深先生《王十朋荆钗记》[11]一文中已有详细的比较说明，这里不赘述。《荆钗记》曲文的动人之处在于能够真实、贴切地表达感情。吕天成《曲品》谓其“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真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这确是说到了好处。例如《绣房》一出旦唱［一江风］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