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威村琅勃拉邦老挝
一
2008年的上半年，我住在北京通州区一个叫旅游新村的单元楼里，跟留学时的同学合租了一个两居。
我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床头和床的一边倚着墙，床脚连着一张棕红色的写字台，上面放着几个经久未刷的水杯和碗。写字台对面是个在超市买的简易衣柜，里面叠放着几件衣服，更多的衣服直接堆在地上，每次进屋都得先刨个坑才能落脚。到处都是书和杂志。简单地说，我的家就是一个垃圾场。
当时我的职业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只会写游记的撰稿人。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份风光无限的工作，又可以旅行还能赚钱养活自己。可外人不知道的是，这一行收入十分微薄，我写1000个字，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而我的美国同行写同样的字数能赚1000美元。而且这一行拖欠稿费现象相当严重，从交稿到出刊大约需要两三个月，通常还要再等三个月才能收到稿费。被拖个一年半载也是常有的事，既不能发脾气，还得小心翼翼地问编辑：“请问，我那篇菲律宾的稿费是不是快发了？”虽然每年总收入也有六七万，却被随机分配到十二个月，饥一顿饱一顿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钱除了用来维持我在北京的日常开销，大头还得用来旅行。没有新的旅行体验我就写不出新的稿件，写不出新稿就意味着零收入，那又吃什么喝什么，我想不出除了喝西北风还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这就是我在2008年上半年最真实的生存状况，有时连迈进肯德基麦当劳的门槛都得提前想一想算一算。当一个人每天疲于应对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时，再去谈什么梦想只会显得幼稚可笑。
而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已经过了即使幼稚一点别人也没话说的年龄。
论语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所谓三十而立，指的是一种事业有成的饱满自信，再加上后面几句，几乎把中国男人的一生定了性。仿佛到了这个年龄做不成这个事你就应该去面壁思过。而那时的我，显然还什么都立不起来。
2008年的社会环境也跟今天截然不同，现在什么旅游达人、直播网红层出不穷，而当年却正好相反，跟我同时期开始旅行后来“死”在半路的朋友不计其数。毕竟人过三十，也是该做点所谓的正事了，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重新进入朝九晚五模式。
究竟应该坚持还是放弃，是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琢磨好几遍的问题。白天还好，戴个面具混入人群假装风平浪静，到了夜晚躺在床上，望着空茫茫的天花板，那种无所事事的迷惘能将人所有的自信和坚强撕成碎片。就像落入无底洞，一直在下落却什么都抓不住。
把这种自我否定情绪放大到极致的是那年4月公映的一部电影。《立春》，顾长卫导演，蒋雯丽主演。那部电影在上映前宣传了很久，我一直以为它会应景地在立春那天上映，可能由于审查的原因，一直拖到4月，跟沙尘暴一起来的。
那天上午，我一个人走进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的地下影城，因为是工作日，影院里没几个人，我一个人占了一整排。当时那家影院在北京还算相当时髦，座椅舒适，可我却越看越不舒服。
蒋雯丽在电影里演了一个丑女人，大龅牙，蜡黄脸，她的名字叫王彩玲，是一位不知几线小城的音乐老师。王彩玲总觉得自己嗓子好，有天赋，动不动就吊个嗓子飙个高音，做梦都想到国家歌剧院当首席。在她身边出现的小角色也全都物以类聚，有的想当画家，有的跳了半辈子芭蕾，只不过是个男的。
这些小人物的日常跟那座N线城市的语境格格不入，也让他们的一举一动显得十分可笑，并纷纷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在影片最后，王彩玲领养了一个女孩，过起持家教女的烟火生活，画家下海成了商人，只有芭蕾男还在坚持，当然下场也最惨。
顾长卫导演的镜头语言平实却充满张力，把一个个小人物理想撞上现实后的粉身碎骨用琐屑生活的细水长流表现了出来。虽然电影公映时已是春天，可坐在影院里的我却如身处寒冬。尤其看到王彩玲穿上漂亮的演出服跳楼自杀（未遂）的场景，我自己也像死了一回。
看完电影的那几天，我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糟糕。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王彩玲啊，虽然生活在一线城市，却只敢住在五环之外。自命不凡、志大才疏这些成语用到自己身上仿佛也很恰当。王彩玲的确获得过去国家歌剧院面试的机会，可连歌剧院扫地的大爷都能听出来她唱得不怎么样。当才华支撑不起梦想时，也是到了该认命的时刻。我对自己说，要不然就算了吧，找一份跟专业相关的工作，彻底斩断环游世界的念想，我甚至已经做好从最底层员工干起的打算。
可我不甘心啊，尤其每次想起《立春》开头那段王彩玲的独白：“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这段话就像一剂春药，总能把不安分的人引入歧途，比如王彩玲，比如我，我们都渴望在死寂的生活中真实地发生点什么。
于是脑子里念头一闪，一下子从电影画面跳转到银行卡上的存款数字，是否足够一次长途旅行？这能否成为溺水者顺手抓住的那根稻草？
二
经常旅行的人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旅行这件事并不是从你踏出家门的瞬间才算开始，而是要比那更早，往往发生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在起心动念和踏出家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制订旅行计划（跟团爱好者可以跳过这个步骤）。怎么去，去多少天，在哪儿住，去哪儿吃。就在你一边查攻略一边写计划的时候，那些未知的风景，可能会遇到的人，即将发生的故事，就能让大脑皮层比身体预先兴奋起来。这绝对是每个旅行者的春药。
我的旅行计划还要更复杂一些，每年年初都会制订一个年度旅行计划，虽然年底总结时老是货不对板，因为变化太快，计划永远赶不上。年度计划的紊乱并没有让我慌张沮丧，因为心底还有一份坚如磐石的长期计划。
在美国有一个世纪旅行者俱乐部（TCC），把全世界划分成324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去过100个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会员。记得当时全世界只有9个人去过全部324个目的地，而我的长期计划就是成为世界第十个、中国第一个在这个星球的每个地方都留下足迹的人。
324，减去当时已经去过的几十个，剩下的该怎么各个击破？为此我制订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实旅行时可以把许多地缘相近的目的地串成线、连成片。比如只要有申根签证，就几乎能把欧洲走遍，三个月时间大概需要5万元；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圣彼得堡后还能继续往南前往波罗的海三国，一个月大概需要两万元；中南半岛五国，两个月用不了一万元；美加线、澳新线，还有让我心心念念的南美线……当我把所有在途时间跟旅行费用用Σ求和，得出的结果是：十年，五十万元。按照我当时的收入水平，至少需要十几年才能让梦想落地。这计划诞生在我二十八九岁的时候，眨眼间就到了2017年，而我也已经到了三十八九岁，即使同样的计划让现在的我去执行，也依旧困难重重。抛开时间跟金钱两个变量不说，光签证一项，仍有许多目的地让中国旅行者无法涉足。可话又说回来，谁没有过二十啷当岁时的异想天开，又有谁不乐意跟这个世界最大程度地亲密接触？年轻时的任何想入非非都不过分，就怕你想得不够。
当年的我特别需要一个领路人，他的经验可以让我参考、模仿、借鉴，可是并没有。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并不美妙，走着走着就渐渐失去了方向。尤其在三十而立的关口将至的时候，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的年龄因素竟然成了压力之源。就像小时候多大的炮仗我都敢点，长大后看到别人放炮我都会躲远点。
要么画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要么为自己重新找一条出路。这是在2008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我决定说走就走之前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这也让那次旅行还没出发就显得有点悲壮。
那年4月底时银行卡里还剩下不到2000元，好在5月初有两三笔稿费先后入账，可加一起都不够一张前往欧美国家的机票。324个目的地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我一一放弃，最终只有“中南半岛五国，两个月用不了一万元”成了选无可选的方案。
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南部而得名，旧称“印度支那半岛”。半岛上一共有五个国家，分别是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在热带气候控制下，这里终年炎热。在我的计划中，我会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依次前往这五个国家。这条河的国内部分叫作澜沧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流出国境线后一路灌溉滋养着那片南境之地，也被称为中南半岛的母亲河。
沿着一条大河行走也是我的夙愿之一，这愿望跟一本书有关，书名叫作《湘行散记》，是我在湘西凤凰旅行时无意间发现的。
1934年初的那个晚冬，刚过而立的沈从文回家探望病中老母。他的轻舟沿沅水逆流而上，两岸被白雪覆盖的林木，一道道顺流时从不曾注意到的激流险滩，如一幅看不够的画卷，在身前铺展。
水中行舟二十余日，长久的寂寞也催生了创作欲望。独站船头的沈从文发现，刚才还增了几分豪情添了几分酒量的绝色风景竟变得有些模糊，而在命运洪流中始终一往无前的弱小生命却一个个清晰具体起来。
那吊脚楼上烈性的风月女子，却能为个水手等到望眼欲穿。那有些滑头的七十七岁老纤夫，干起活来却比年轻人还拼命。那当过土匪性格莽撞的水手，却把沈从文给他抽荤烟的赏钱换成几斤橘子送给这体面书生。
无论妓女、纤夫、水手，他们的影子本来渺小得微不足道，他们的故事本来零碎得称不上故事。“他们百年前或百年后的生活可能跟现在一模一样。但他们仍旧忠诚地活着，担负起自己那一份命运，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也从不逃避为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湘行散记》）
沈先生把这些细碎片段串联成一条波涛汹涌的长河。去发现一条河的万千变化，也是感受生命变化的一种方式吧。这种感觉，我非常想要，尤其是在我的生命之河正经历雨季的时候。
想法成熟后，我只跟《时尚旅游》杂志当时的编辑总监黄芸姐交流过，一方面想听听她的建议，同时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提前预约杂志版面，争取做一个大专题。大专题通常都在18页以上，稿费也比普通文章多两三倍，而且《时尚旅游》从来不欠稿费，这样回来后的生活不至于太狼狈。黄芸姐说既然是大专题就得写出深度，“你就尽可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写你最想写的就好。”
出发前我还把通州的房子退掉，这样就能少交三个月的房租，让旅行资金相对充裕，也才能多走一些地方，增加一些见闻。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多少有点孤注一掷。但我总觉得“孤注一掷”应该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拼尽全力。
临行前的准备工作还包括把银行卡里的大半积蓄换成美元，剩下的钱也都取出来，因为我怕随着湄公河的流向走到偏远的地方，找不到自动取款机。行李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反正能背到身上的，几乎就是我的全部。
就在万事就绪的时候，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了。
三
2008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8月份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就把全世界观众看得一脸惊艳，再加上闭幕式上奥委会主席罗格那句“无与伦比”的评价，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升到满格。奥运后我再出国旅行，听到的大多是溢美之词，并且语带真诚：“奥运会，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200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那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0级汶川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把巴蜀大地震得地动山摇，也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引发了一场强震。
5·12之后的那几天，我借宿在朋友家里。电视几乎24小时连轴转，而且只锁定两个频道，央视新闻和四川卫视。这俩台每天滚动播出所有关于地震的第一时间报道，播着播着还经常被更突发的新闻打断。那几天的我，情绪完全跟着电视走。当直播画面切到从废墟里传来的呼救声，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企盼奇迹发生；当幸存者被成功解救，我也会跟着从现场传来的欢呼而欢呼；眼看着黄金72小时在一分一秒地遗失，我就特别希望现实世界能跟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炸弹都倒计时只剩五秒了，英雄还能扭转乾坤。
从电视里我看到当时的抗震队伍可以分成国家队和民间队。国家队由军队、武警、医疗专家组成，民间队里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地震发生当晚，成都的上千辆出租车已经自发前往都江堰灾区；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很多伤员的护理工作都由志愿者来完成。国家队是抗震救灾的核心力量，如同天降神兵，铺路搭桥，救死扶伤，给受灾群众带来无限希望；作为个体的志愿者能量虽小，可五十根筷子绑在一起就谁都掰不断了。
地震一周后，救灾工作的重点从现场搜救过渡到灾后重建。2008年5月19日到21日被国务院设定为全国哀悼日，并在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全国默哀三分钟。
那一刻，我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人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当默哀结束，几万人竟自发举起右手，握成拳头。所有人齐声高呼，中国万岁，加油中国。可其中并不包括我的声音，因为我已哽咽发不出声，只能高高地举起拳头，一次又一次。我分明能感受到一种力量，那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
随后我买了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当朋友们知道我要去当志愿者后，都马上约我见面并把他们对灾区人民的心意塞进我的行李。奶粉、卫生巾、药品、帐篷，都是电视报道中灾区最紧缺的物品。托运行李时，地勤帮我把超重行李办理了免费托运。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都是善良的。
抵达成都后我先去团市委报到，然后被分配到一个巨型仓库搬火腿和矿泉水。每天都会有大量救灾物资从全国用卡车运到成都，志愿者要把这些物资化整为零地从大卡车搬到小货车上，再运往灾区各地。虽然是上百号人流水作业，但单一动作的密集重复很快就让人汗流浃背。大家喊着“雄起”的口号，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恍然还以为回到了大学军训的时候。
志愿者中有几个刚从汶川回来，聊天时他们很少提汶川这个地名，而是用“前线”代替，也很少提成都，而是用“后方”代替。他们说话时声量很足，如同凯旋的英雄。他们说前线的真实状况非常惨烈，“有的连电视台都不敢播，惨到家了！”一些还未去过前线的人听得热血沸腾，随即表态：“我今晚就去！”仿佛来四川而不去汶川，胸前就少了一枚勋章似的。
不过我对这种前线后方的说法并不感冒。我来成都的目的仅仅是尽己所能地帮点忙，并不是为了扩充视野丰富阅历。虽然我随身带着相机，但在团市委劳动时一张照片都没拍，因为我的身份并非记者，而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志愿者。
那天下午收工后，有的人当晚就随运送物资的货车奔赴前线了。我没去，但也不想无所事事地闲着，就想起之前央视的报道，跟同样来自北京的志愿者老韩商量后，我们一起坐上了前往成都军区总医院的9路汽车。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韩被安排护理一位来自北川县的老乡，他在地震中没了一条胳膊。老乡被救出后就直接送到医院，说不定他的家人仍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老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清醒时嘴唇翕动，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可他讲的方言如同梦呓，完全无法分辨。我担心他的需求由于无法交流而不能被及时处理，于是赶忙请求志愿者中心调配一位本地护工照料老乡。
我们的新工作是护理一位刚送来的战士。走进病房时，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小战士紧闭双眼，眉头一蹙一蹙的，像在忍耐极大的痛苦。他左腿大腿根往下的部分被牢牢裹了一层石膏，同时被朝斜上方牵引着。有点医学常识的老韩告诉我，这是为了让腿部末端血液回流，腿的位置要高于心脏。
我看到床头贴的标签上写着这位战士姓孙，后来我们都管他叫小孙。
所谓护工就是照顾病人的吃喝拉撒睡。早中晚去食堂打饭（这也是需要两个护工的原因，一个去打饭，另一个还能贴身照应）。打好饭再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小孙吃掉。
小孙完全无法动弹，于是大小便也得在床上解决。这也是让小孙最尴尬的时刻，小便还好，每次大便他都会涨红了脸跟我们小声说出他的需求，说话时眼睛直往地上看。
小孙并非没有家人，但他不敢跟家人实话实说，中国的孩子嘛，都有个报喜不报忧的毛病，主要还是怕爸妈担心。
经常有部队领导到病房慰问，带来鲜花、水果和一些营养保健品。领导一出门，小孙就把水果零食统统往我们手里塞。他是一个有自尊的孩子，并不想心安理得地受人恩惠。
我们从军队领导口中知道了他负伤的经过。
小孙隶属于成都军区某红军师摩步团。5月19号凌晨，他和战友每人背着50斤大米进入灾区运送物资。行军途中他的腿被砸伤，小孙以为是小伤，一直拖到21号傍晚，指导员发现他的伤口已经红肿化脓，才强行把他送到附近的医疗点。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马上为他进行清创、膝关节灌洗引流和石膏固定，如果延迟手术，就会有被截肢的危险。
在照料小孙的一个星期中，我和老韩住在医院篮球场上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里。5月下旬的成都已经有点闷热，躺在地垫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起一天下午遇到的一位来自阿坝州的老阿妈，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她身上的衣服搭配得很杂，都是志愿者送的。只有一件破旧的蓝围裙从没换过，旁边的护工告诉我，蓝布口袋里面有一串钥匙，是她老家房子的。可能连她自己都清楚，房子没了，门没了，锁也没了，可对她来说，那一串钥匙，就是家啊。
又想到自己。自从退掉通州的房子，口袋里就一把钥匙都没有了。一直以来，我并不在乎口袋里是否有车钥匙房钥匙，不在乎被这个社会称为“失败者”，但就在交出钥匙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就像被主人遗弃的宠物，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还能走多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走上那条回家的路。
一星期后，小孙的面色愈发红润。不愧是军人，体格很棒自愈能力很强！说话也比之前洪亮许多，也更爱笑了，只是在想要拉屎撒尿时仍旧会先脸红。
5月下旬，成都各大医院里的伤员开始往全国分流。那天上午，医院里开来几十辆救护车，小孙也被抬进其中一辆，当天就会乘军机飞往北京。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分别的场景。只记得说了两次再见，一次跟小孙，一次跟老韩。
我和老韩又一次坐上9路汽车，到成都市区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坐当晚的飞机回北京上班，之前跟领导请了10天假，单位上下都十分支持他的志愿者行动。我直接去了成都火车站，买了当晚前往昆明的硬座车票。
新的旅程，终于可以了无牵挂地开始了。
作者注：
老韩叫韩健宇，到今天我们仍旧经常碰面，也经常在微信上互损几句。
小孙叫孙华彬，灾后被军区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现在已经当上了连长。
四
说了无牵挂是因为尽完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国难当前，如果不出点力气，而是按照原计划出国旅行，我的良心过不去。可人终究不是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单线思维动物，一件事了无牵挂了，还会有更多事被牵挂起来。
那一晚从成都到昆明的火车上，我睡得极不踏实。虽然类似的火车旅行以往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第一次背包就是从天津到桂林的24小时硬座。环境也雷同：列车运行时的高分贝噪声，花生啤酒矿泉水的叫卖，聊天的嗑瓜子的打呼噜的，方便面跟火腿肠混在一起的气味，早就应该因熟悉而习惯了吧。可那一夜无论换怎样的姿势，就是睡不着。看来人心真有七窍，而我的每一窍都在琢磨着不同的事情。三十而不立，无家可归，究竟该坚持还是放弃。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旅程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回来后就要投简历找工作了，我的心就像被重拳击中，空空地疼。我甚至责怪起之前的若干次旅行，是你们让我见识了世界，是你们让我站到了高处，可现在你们却告诉我此路可能不通，我甚至能感到垫脚的基石已经开始松动——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第二天上午抵达昆明。第一件事就是到一路之隔的长途客运站买好当晚前往琅勃拉邦的国际车票。325元，18点出发，24个小时。
这是一辆卧铺车，几十张不容翻身的狭窄铺位纵向排成矩阵。前面人的脑袋跟后面人的臭脚不过几厘米的距离。我睡在下铺，靠窗的位置。我把宽大的车窗想象成电影屏幕，打算躺着看一场流动的电影。可长途车刚开出昆明市区，天空就马上沉下脸来，很快窗外的风景就只剩下214国道上的路灯了，数路灯倒是治疗失眠的好办法。
大巴车中途进了两次休息站。大家都下车松松腿晃晃肩膀，再把吸了半夜的车厢里的污浊空气吐个干净。满天都是星星，有的始终明亮，有的一闪一闪，它们像银色的尘埃，不管夜风再大，也一粒都吹不走。
凌晨五点汽车抵达磨憨口岸后就停下不走了，一长串的车子都在等海关上班，乘客也趁这个空当下车洗漱吃早点。围过来几个换外汇的小贩，每个人的腰包里都鼓鼓囊囊。1元人民币=1250老挝基普，反过来就是1万老挝基普=8元人民币（请把这页折角，当你在本书中读到各种以老挝币标注的价格又算不出合多少人民币时，翻到这页就一目了然了）。我也换了一些，马上变身成百万富翁。
在中国海关盖完出境章，又在老挝海关办理入境手续。计划在老挝停留10天左右，签证给的30天应该绰绰有余了。
踏出国门后天色也已大亮，我的电影屏幕终于派上了用场。道路两侧的梯田应该刚经过一轮灌溉，田间水面反射着阳光，远远近近的山峦就被缠上了无数条银色的丝带。
黄昏时抵达琅勃拉邦。长途汽车停在郊区的客运站，卸下一小部分乘客后，还要继续开往老挝首都万象，那里才是它真正的终点。我拦下一辆电动三轮车打算进城找住的地方，刚上车雨点就像黄豆一样洒下来，虽然三轮车有顶棚，可架不住雨势夺人，很快我就全身湿透，落汤鸡一样。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狼狈，反正背包防水，相机护照没事就好。至于我自己，早就做好了在东南亚的雨季被一次次浇透的准备。我喜欢这样的大雨，裹卷着能量和激情，而且打在身上，并不觉得冷。本来东南亚的最佳旅游季节是从每年11月到转年三四月，那时阳光晴好，也不会热得睡不着觉，而6到9月份往往雨量充沛，河水暴涨，道路也经常被泥石流冲断。不过既然我决定要写湄公河与生活在河流两岸的人，显然雨季去才更合适。
琅勃拉邦主城区建在一座半岛之上，由湄公河与南康河交汇而成。三层以上的建筑在这里是绝迹的，因为楼房高度不能超过庙宇的尖顶。
作为老挝北部著名的佛教名城，琅勃拉邦有33座庙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录，其中又以两河交汇处的香通寺香火最旺。老挝人大多信仰小乘佛教，青年男性在成人礼前，都要先受戒为僧侣。
毕竟只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听不到西贡的摩托轰鸣，也找不到曼谷Paragon那类世界级购物中心，却让人感到身心安宁，容易产生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冲动。
作为前法属殖民地，在这儿到处都能发现殖民者留下的蛛丝马迹——用法文单词拼成的商店招牌，街头巷尾四处弥漫的法棍香味。印度支那风格的建筑多采用大理石和廊柱，本地民居大多使用木头。一家咖啡馆只用红黑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调，而本地最常见的色彩是金与银。这也是西方旅行者喜欢琅勃拉邦的原因吧，既有神秘的东方情调，也有熟悉的家乡味道。
洋人街（Th Sisavangvong）就是琅勃拉邦的王府井。街道两侧星罗棋布地遍布着酒吧、书店、餐馆、纪念品商店、旅行社、外币兑换处……从早到晚，街上潮汐般起伏着各种金发碧眼。每天下午四点半，这条街的一半会被封掉，一个临时搭建的苗族夜市粉墨登场。每个摊位都不大，四角用铁棍支撑，头顶一块红色防雨布，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拉来的电线连一个灯泡作照明。说是苗族夜市，但售卖的商品完全投老外所好，木雕、灯笼、纸伞、土药、油画、T恤衫……价格低廉，还有继续还价的余地。
一条小巷与洋人街垂直交叉，每晚都会挤满食肆排档，也像王府井的小吃一条街。根本不用刻意寻找，各种食物混在一起的复杂味道肯定能把你吸引到这里。烤鱼、烤猪肉、炸蜘蛛、炸蝗虫，反正河里游的，山里跑的，基本都能在这儿吃到。虽然香气四溢，但卫生状况就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了，到处盘旋着苍蝇，还是戴荧光绿墨镜那种。每晚我都会来这儿囫囵吞下一碗面。基本款就是面条配青菜再加几块被煮成白色的肉片，佐料按照个人口味自由添加，长豆角、干辣椒、柠檬汁、薄荷叶，再点两滴鱼露，就能搭配出万千种滋味。这样一碗面通常要价8000基普。
另一处每天点卯的地方是一家叫作L’Etranger的书吧加咖啡馆。一层卖书，二层提供咖啡和茶饮料，这里的茶有25种不同口味。一层的书架直达房顶，在知识面前，再高的人都显得矮一截。其中一个书架售卖跟老挝及东南亚有关的书籍（看到两本湄公河大画册，摄影师找的某些角度可作为日后行程的参考，可精装硬封，贵得我买不起），更多的是英文原版小说，按照男女作家的类目摆放，显眼位置都留给了畅销书作家，史蒂芬·金、丹·布朗、西德尼·谢尔顿……书籍可买可租可换，借书每本每天5000基普，换书通常是同类型书籍两本换一本。每晚会在二楼放映一场电影，纪录片居多，可放映机十分不给力，每半小时就会自动关机，可能因为热量散不出去，店员就马上端起风扇对着吹。
从洋人街往北走不了多远就看到湄公河了。河面宽广得让对岸看起来只是缥缈的一条虚线。水波荡漾，从东往西奔流而过。也是雨季的缘故，泥沙被从水底卷起并融入水色，看起来满目浑浊，视线只能看清水下几厘米的区域。码头边泊着几百条船，长长短短，有的跑长途，有的就近捕鱼。按照计划，几天后我也会从这里登船，前往泰国的清孔，途中会经过著名的金三角。
在琅勃拉邦我还有一份社交方面的收获，就是跟家庭旅馆老板的儿子成了朋友。一天晚上他带我到哥们儿聚会的地方。那是一处郊外的啤酒屋，老远就听到从劣质音箱里传出来的改编成老挝语的中国歌，这种感觉倒是十分熟悉，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许多粤语歌都是日本人作曲的。Beerlao（老挝啤酒）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啤酒，无论黑啤黄啤酒精含量都不低，两瓶下肚就微醺。
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下文简称L.P.）的东南亚版中，不仅对琅勃拉邦有非常详尽的介绍，还推荐了附近几个原生态村庄。当我读到其中一句评语时，心就比身体提前飞了过去——
“有些旅行者只想在孟威村住两天，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
五
到现在我也没算清琅勃拉邦与孟威村之间到底相距多少公里。村庄位于湄公河上游南乌江一侧，不通公路，每天只有一班船进一班船出。要从琅勃拉邦先坐三小时汽车再转一小时渡船。当我们无法用具体的米或者公里来度量两点之间的距离时，往往取而代之以时间。比如星系之间，光要走多少年。
每天早晨九点出发的小客车并不是开一个侧门乘客鱼贯而入那种，更像加装了顶棚的皮卡，车尾留个豁口，乘客可以蹦上跳下。后车厢的座椅分左右两排，中间堆着行李。座椅上的皮革表面被划出几道口子，边缘坚硬，坐上去有点硌。刚上车时乘客不多，还能把腿伸直，人们随着车身颠簸，身体左摇右晃的，就差跳起舞来。
小客车没有固定站点，只要路边有人招手，司机就来一个急刹车，车上乘客瞬间朝驾驶室方向倒过去，所有人都叫起来，当然距离驾驶室越近的人叫得也越惨。车子停下，身后的口子吃掉几个人后继续上路。人越上越多，座位就越来越挤，再颠起来时，身体的摆幅也相应收窄，就像木乃伊跳舞，根本伸不开手脚。
后来上车的大多是本地人，每个人都大包小裹，像是赶集后各自回家。各种崭新的农具，中国产的收音机，甚至还有羽毛球拍。本地人讲老挝话，听不懂的是内容，看得到的是情绪，个个露出喜悦之情。他们上车时本来素不相识，但很快就像刚分开不久的亲人，熟络得甚至愿意为对方拆开包裹展示战利品。
路况很差，司机却开得飞快，有几次我的身体突然就被颠起来，脑袋撞到车顶。突然有乘客用力拍了几下后车窗，同时嘴里大喊“qiào qiào qiào”（翘翘翘），紧接着就是一个急刹车。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遇到劫匪，自己就要死翘翘。那个乘客十分麻利，拿起行李跳车而去。第二次听到“翘翘翘”时，我判断这应该是停车的意思。
大雨时断时续，可每次都下得很认真。雨大时会潲进车厢，先淋湿我们的后背，随后得寸进尺地浇到包裹上面。本地人心同所向，自己淋湿无所谓，却不能容忍出现货损。很快车厢里“翘翘”声一片，我也起哄似的跟着喊起来。司机停车，把卷在车顶的防雨篷布拉下，再用铁丝跟端板固定，乘客也都帮忙绑铁丝。雨停之后，太阳露出头脸，车厢马上变身烤箱。翘翘翘！司机停车，解铁丝，再把篷布卷到车顶。再次开动时，因为有了刚刚的烤箱经历作对比，马上感到四面八方全是小电扇，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副极享受的表情。
老天似乎在故意考验司机耐心，这雨下得就像浇花，这儿洒一片，那儿洒一片。司机在此起彼伏的“翘翘”声中，停车，放篷布，绑铁丝，再停车，解铁丝，收篷布……忙得不可开交，车速也就慢了下来。
中午十二点半才到廊多镇码头，好在渡船两点才开。廊多是一个集市小镇，主路边摆满各种货摊。一些背包客会在廊多停留几日，去参加前往附近溶洞和苗族村寨的徒步旅行。江面上架着一座石桥，过桥后我看到成片的小客栈和咖啡馆，大多建在江边，走势随河道变化而蜿蜒。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外，看书、喝咖啡、晒太阳、避雨。无所事事又似无比充实。我在心中飞速计算出他们每日的生活成本，不过五六十元人民币。在物价便宜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乌托邦的另一个版本。
再次回到码头时，发现空地上多了十几个孩子，三三两两推着独轮车，车上都是热带水果。菠萝1500基普一个，香蕉2000基普一大把。应该是他们的家长发现了开船前的商机，于是打发孩子过来赚点外快。
突然之间卖水果的小孩全都一溜烟儿跑没影了，把独轮车丢在原地。我也跟着跑过去，只见一处凉亭下两个瘦弱的男孩在掰手腕，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掰胳膊，两条小胳膊缠在一起，两个小拳头互相勾住。俩小孩都在暗自使劲儿，小眉头一皱一皱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俩都有各自的啦啦队，围观者远比当事人兴奋，纷纷吹起尖锐的口哨。
下午两点，终于坐上从廊多开往孟威村的渡船。船身瘦长，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顶棚和船帮被漆成淡绿色，倒是与两岸夹江而立的青山十分映衬。山都不高，被江面腾起的水雾笼罩，仿佛山与山之间隔着一层柔白色的面纱。江水呈暗黄色，是适合在激流中咆哮的颜色，可在南乌江这条波澜不兴的水路，就显得有点儿英雄迟暮。
刚上船时，掌船人不停调配两边乘客的重量，在他眼里，无论人、猪或是行李，都会被快速换算成公斤。船舱内左右两排木凳上坐了二十几个乘客，逼仄的空间让相视而坐的两个人只能膝盖抵着膝盖，像几十条蜷缩在一起的螃蟹腿。
乘客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人：本地人和背包客。前者有到城里赶集的农民，个个满载而归；有身上裹着橘黄色袈裟的和尚，鸠形鹄面又黑又瘦；还有几个孩子，依偎在大人身旁。背包客则来自世界各地，英国、以色列、法国、中国……他们也更容易辨识，背着大包，裹着头巾，戴着太阳镜，手捧旅行攻略。
L.P.上关于孟威村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来到孟威就像梦幻一样的经历，那里与世隔绝，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却保持着纯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孟威村并不是计划中探访湄公河旅程中的一站。但显然，“有些旅行者只想到这里住两天，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这句评语影响了我的选择与决定。可见旅游攻略的评论部分最考验写作者功力，对一个阅读者从未去过的地方，美丽漂亮之类的形容词并不能让白纸染墨，而往往“那座古塔有看日落的最佳角度”“那里的菜场可是摄影师的最爱”这类侧面的描述总能点燃旅行者心中那条连着冲动的引线。
渡船开行不久就下起大雨。雨点把江面打出无数奶黄色水泡，又噼噼啪啪砸在船顶，像非洲鼓手的疯狂表演。
没人被大雨影响心情。背包客们继续用比船头马达和瓢泼大雨更高的分贝聊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打算在孟威村住几天？之后的话题通常会扩展到书籍、音乐和电影。
坐在身旁的是个六七岁的当地女孩，躺在妈妈用臂窝搭成的枕头上，摇着摇着就睡着了。掠进船舱的雨点舔着女孩浓黑的头发，慢慢在发梢汇聚成晶亮的水滴，待时机成熟就“啪嗒”一声，落入妈妈的肘弯。坐在母女对面的是个本地男孩，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牛仔裤T恤衫，还把头发染成黄色，是到了懂得时尚的年龄。他从身前的菜篓里拿出一条冰镇丝瓜，用刀剜着吃。又故意剜出一小块放在女孩唇边，丝丝凉气让她的眉毛在梦中皱了一下又慢慢舒展开来。
大雨来去匆匆，雨霁后的天空没有出现彩虹。我把头向后仰到船舱外，直到头发碰到江水。天地就倒转过来。江边的水牛，水中的湿地，捕鱼的小船，都好像飘浮在空中之城。
一路行船要经过几个江边村落。大多村庄没有泊船的码头，只用岸边碎石搭起一条通往村口的土路。母女下船的小村也不例外，停船的位置和岸边还有两三米远。母亲先跳进齐腰深的黄泥汤里，再把女儿和行李抱到岸上。站在岸边的女孩望着远去的渡船，不停挥舞着小手，如同风中摇曳的烛光。
当两岸风景不再让视觉兴奋，当每个转弯不再有惊喜，突然发现视线所及的最远处闪着几个彩色斑点，渐渐那些模糊的斑点扩散出房子的轮廓。是十几间建在江边错落分布的竹楼。船行渐近，连房顶的芦苇顶棚都清晰可见，层层向下铺展得整齐顺滑，像水鸟抖擞后的羽翼。马达声渐渐小了，孟威村的码头已近在眼前。
码头边还停着十来条渡船，都以船头抵岸，一下下吻着岸边湿滑的礁石。每条船的颜色都不一样，混在一起色彩斑斓，却被阳光晒得有点浅。船尾则各自散开，像打开的巨大花瓣。
马达停转后，掌船人从船舱里抽出一根竹竿，双手交错握着，把竿子一头直插进水底，再一拧劲，船身就像圆规一样在水面划了四分之一个圆，和岸夹成直角。船头从散开的花瓣中找到一处缺口，然后笔直插入花心。
当地人先下了船。行李多的扛起大包挎着小包走过船头和码头间临时搭的踏板。行李少的干脆把并联的船头当成浮桥，一步一跳地抄近路回家。
背包客随后下船，并不是因为谦让，而是得先活动活动麻木僵住的腿脚，才有力气支撑起背包的重量。
六
孟威村背靠一座大山，村落建在山腰平地，比江面高出二三十米，即使洪水泛滥的年份，也不用担心灭顶之灾。一条石板铺成的山路像鼻梁一样搁在码头和村口之间。
村口树荫下站着几个当地人，是等着揽客的客栈老板。都是四五十岁的村妇，肤色黝黑，穿宽大的长袖背心和粗布筒裙，头发拢到脑后扎成髻子，隆起的发球上插着一朵塑料花。她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说笑着聊天，看到背包客上岸，忙把吃剩的瓜子扔进路旁水沟，再把沾了浮土的大手在粗布裙上抹干净。进入雨季后，游客锐减，船上这十几个游客，就再没理由错过。
当我从村口走过时，听到树荫下传来几个支离破碎的英语单词，是她们为自家客栈打的广告。
Hot Water！Hot Water！——有热水洗澡一定舒服。
Cheap！Cheap！——最吸引人的当然是住宿价格。
River View！River View！——她家一定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在我的旅行文章中，“river view”是最适合填进去的关键词。可当我开口询问“River View”更多细节时，老板娘却不知所措地指指自己耳朵，点点头，再指指嘴，摇摇头，意思是会听不会讲。见我点头表示明白，她就大声笑起来，露出上下两排白里透黄的牙齿，眼角的皱纹也挤在一起，像合上的扇面一样缩小了面积。我也被这笑声感染。直觉告诉我，无论“river view”还是这爽朗笑声都是让心情愉快的保证。
从村口到River View客栈有条小路，是各家篱笆之间挤出的细缝。一边走还要一边避让不知深浅的水洼和横冲直撞的鸡鸭。老板娘在前面带路，边走边扭头自我介绍，嘴里蹦出的单词一个个掷地有声。“我！妈妈红！妈妈，（每个）女人都是妈妈！红，我丈夫（的姓）。”说完又大笑起来，篱笆院子里正洗衣服的女人听到笑声，也朝我们看过来，目光中含着笑意。
妈妈红的客栈因为river view的缘故而建在村落的最外一层。四五间客房分布在江边，之间用一条近乎悬空的走廊连接，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伴奏。
只有一间住着人，门外一双登山靴倚墙立着。其余都空着，雨季的萧条可见一斑。妈妈红打开其中一间，正中是张双人床，床沿与墙壁的距离刚好可以塞下背包。深蓝色的床单不仔细看还算干净，上面并排摆着两个大红枕头，枕巾上用金线绣着龙凤。床顶卷着白色蚊帐，这在热带就像骆驼之于沙漠一样必需。推窗而望，窗外是竹，竹外是水，水外是山。我要的都在这里，就决定住下。
“一晚多少钱？”
妈妈红收起笑容，很认真地答非所问，“（你住）几个晚上？”——显然住一个月和一天的价格会有很大差别。“两天。”我实话实说。
“一天两万。”妈妈红眼瞅别处，又小心地回看了我一眼——她的不自信告诉我这价钱有商量。
我指了指天边的乌云，说：“雨季！”又收回手指摇了一下，说：“没人！”
她马上心领神会，通情达理地说：“那就一万五！”
这与攻略上的指导价格相同。我大喊一声，“Deal（成交）！”见她被吓得一脸茫然，就改口：“OK！”她的脸就又开成一朵花。
生意谈成，妈妈红嘱咐我外出一定锁门，随后就和她的笑声一起消失不见。
门外走廊空地上架着一张吊床，晃晃悠悠，像一张向上张开的渔网。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躺在吊床上随意翻看。刚把视线在黑色标题上聚拢，余光中的river view却渐渐清晰起来，眼前竹林与远山之间的南乌江水面宽广，江心处有一座小岛，应该是上游冲下的泥沙沉积而成的。水流被小岛阻隔，叉成两条水路。撞上岛的水花脾气最大，发出“哗哗”的噪音，而靠近岸边的水流已完全没了脾气。我发现主宰身体的意识在视觉与听觉之间摆渡。打开的书只看了两行，主宰者就成了梦。
醒来时天色已近黄昏，阳光很偏很斜，透过斑驳竹叶，一截一截射下来。眼睛睁开又合上，合上时就看到眼皮上的红光一闪一闪。
喜欢在日暮时分拿起相机在异乡街头无目的、无主题地拍摄。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日暮”时光线已不太强烈，不用担心曝光过度，同时还能在万物身后挂上一条长长的阴影，让画面饱满丰富。“异乡街头”保证了每一样景物都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让每一步充满惊喜。而“无目的、无主题”则把旅行的自由感觉贯彻始终，此时一朵长着牛角的流云，喜鹊飞走后仍旧震颤摇摆的枝丫，一晃而过的孩子们的笑脸，都有可能被镜头锁定。这很像听音乐台广播，永远不知道DJ下一分钟会放哪一首歌。有意无意地听着，可能就有一句唱到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