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技”的成果——《军国民篇》
遭此群雄逐鹿、弱肉强食之乱世，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就只有被奴役的份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没有公理可讲，更不可能指望谁心慈手软。没时间诅咒和悲叹，要应付残酷的掠夺和绞杀，中国就必须自省，反思自己何以如此孱弱。
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乐于将精神与身体合二为一地去追求充分的自由。而遍观有关蔡锷的史料，均不见有类似记载。对蔡锷有一定了解的人，无一例外地说他俭朴、勤奋、严谨、自重。如果套用胡汉民的话，蔡锷留学日本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学习军事，二是译著和撰文。学习军事是蔡锷的本职工作，习武并非一时头脑发热，“做有名军人”是他对老师梁启超立下的誓言；而笔耕不辍则是出于两个目的——为封闭落后的祖国灌输先进思想，同时也为自己挣来稿费以贴补生活和学习之用。
蔡锷立志习武后进的第一所学校东京成城学校成立于1900年，创办人是儿玉秀雄伯爵，地址在今天东京的新宿区河田町。最初它只是一所普通的四年制中学，为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的需要，开设了日语补习班，然后又利用相邻的振武学堂的设施和师资，增设了高等军事科，就此变成了留学生们的军事预科学校。
就读成城期间，蔡锷和旅日湘人一起创办湖南编译社和游学编译社，印行刊物《游学译编》，推介新知识新思想；又发起组织了校友会和中国留学生会馆。在成立成城校友会的倡议书中，蔡锷写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人人得有自主之权。”
成城学校高等军事科的学制为15个月，蔡锷从入学到结业却花了18个月。镰田和宏的解释是这期间蔡锷因回国而被勒令退学，后来复学读完的。陈新宪的《蔡锷年谱》中记载，1903年初，也就是进入成城一年之后，“蔡锷趁寒假携带《游学译编》回国，奔走于苏、鄂、湘省，为湖南编辑社募股，并组建上海、长沙分销处”，可能因事逾期未归。关于此节，1903年春蔡锷在给颜昌峣的信中也有提及，他说自己去冬“由沙市经常德、长沙、湘潭各地，获晤邃庵(戴展诚，留日学生，归国后曾任广西天和县知县、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皙子(即著名策士杨度)诸人。……译社股项，拟招十万金”。这些史料缝隙中的细节说明，蔡锷在留学之余，还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既沉稳又活跃。
这一时期，蔡锷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时评，还编译了6万余字的《支那现势论》和4万余字的《国际公法志》。前者乃法国人对当时中国经济、外交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包括如何经营中国的通商口岸，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后者是对国际法的详细介绍，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连载了蔡锷的长篇文章《军国民篇》，这对蔡锷来说是一件大事。
甲午海战，中国受挫于日本，中国从政界到知识界开始真正意识到，大海东面那个“蕞尔小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从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师之东夷的议题。彼时的日本成了中国吸收西学最大的窗口，成了一座“主义商店”，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里胪列杂陈，军国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鲁迅全集·坟》中有一篇《寡妇主义》，开头便说：“范源濂先生(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乡人，和蔡锷一起就读于时务学堂，同为梁启超弟子，1912年曾任教育总长)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为“军国民主义”所作的注释是：“军国民主义，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
其实不对。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篇》中写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说明这是一种教育思想，和军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军国民教育由德国传入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由蔡锷等留学生介绍到中国，推崇并实践者亦不乏其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就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蔡总长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昭绶所秉承，1916年秋，这位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孔校长在湖南一师成立了一支学生志愿军，为国内一大创举。他在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的《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陈述了办学生军的四个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军国民篇》的一大要义就是“全民皆兵”的思想。蔡锷指出，中国处在这个战事频仍的世界上，要想保全独立自主，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倡全民皆兵；既如此，则军队的素质就取决于全民的素质，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国人的战斗力，先培养出精神和体魄皆强健不羁的国民——“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锷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军事救国和教育救国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人敢不敢战、善不善战，也许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为中华民族走过了太长的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风骨性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在开疆拓土、戍边卫国的奋争中有过辉煌的战史，中国人对战略战术的研究，对武器装备的开发，不输给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因祖国曾经独步寰宇，眼看着她只五六十年的光景便国土分崩，尊严扫地，受尽欺侮和蹂躏，蔡锷才更感屈辱和痛心。他认为中国要重新站起来，先须“大声以呼之，大力以摇之”，要猛醒，要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不能再麻木沉沦下去。
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有一篇《支那处分案》，其中写道：“今日中国之连战连败者，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又说：“清兵之战也，莫不携有旌旗、雨具、锣鼓、提灯等件，骤见之实堪骇异，苟知战者，其不携此无用之长物必矣。”他还总结了中国注定不可能腾飞的几种原因：一是“支那民族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战”；二是“以尚文好利之民，虽积节制训练之功，亦不能匹敌尚武民族”；三是“支那人乏道义心，上下交欺，恬不可怪，毕竟不能举节制训练之实”；四是“支那无固有之军器，其所谓军器者，非杀人器而吓人器也”；五是“既无军器，故无战争之理。支那人之所谓战者，不过旗鼓竞争会而已耳”。
一句话，中国人不会打仗也打不了仗。而遭此群雄逐鹿、弱肉强食之乱世，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就只有被奴役的份了。这就是那个世界的规则，没有公理可讲，更不可能指望谁心慈手软。没时间诅咒和悲叹，要应付残酷的掠夺和绞杀，中国就必须自省，反思自己何以如此孱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