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之物：文化大传统对物的发现
作者：胡建升1
（1，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摘要：与传统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物的发现不同，文学人类学不仅要发现物，尤其要让物重新回归到历史事件的在场角色，让物以历史之物、文化之物发声。第一，大传统反对以文观物，提倡以物观物，解构了文字之“物”的话语权力，建构了物的文化意义。第二，物以物的方式在场，物化活动将文化意义寄寓于物，物的历史在场决定了物证的有效性与优先性。第三，物的叙事是无言的，需要综合参照历史事件的其他参与者，物才能发出真声，才能解开历史真相。物的叙事，与活态叙事、文字叙事、仪式叙事等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发声，才能将物的原初密码揭橥出来。第四，真物（物的本真形态）在场，物（物的有形形态）就在场。大传统中，真物的证据效力最大，具有原型编码的文化价值，是一级编码，具有原生性的文化意义。文字书写属于二级编码，具有派生性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大传统；小传统；活态之物；文字书写；在场；物的叙事；文化编码
受到西方客观化知识观的影响，各种文化遗物被物化了，这种被人为物化的物，就遮蔽了物作为物的真实意义，物其实被消解了。中国文学人类学提出“文化大传统”理论，跳出了西方人类学家以“文字”为中心的大传统框架，将“无文字”时代的文化称为大传统，将“文字”出现以后的文化称为小传统，完全颠覆了西方文字书写的理性价值与大小传统格局，赋予了华夏本土文化以全新的精神价值与文化理念。
在大传统文化中，文字缺失，物却在场，物由被客观化的遮蔽状态得到解蔽，被放置到了文化传统的核心位置。将物放置在文化大传统视野下进行审视，物就以在场者的身份参与早期文化的建构与表述，将物剔除以后的任何文化建构，都是不完整的，都是对文化大传统的忽视。重新审视物在大传统的文化价值与在场意义，就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以纯粹文字之物为中心的执物论。对于建构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文化意义，解开早期文字迷雾与文化困境，具有“拨开云雾见月明”的神奇功效。
一、物非“物”
物非“物”，这个命题看来有些玄奥。前一个“物”指大传统无文字状态的物，后一个“物”是指以文字书写为中心的物，为了区别这两种状态的物，我们用带引号的“物”来表示后者。
“物”是文字之名物，文字是书写的工具，文字本身亦是一个物，这就导致“物”与物不分、难分的情状。当我们用一个文字之名来代替一个实存之物的时候，此时，实存之物其实是被另一个物体所异化。首先，文字之物是一个实存之物，用文字之物来取代实存之物时，实存之物就变成了一个可见的文字之物。其次，实存之物变成了文字之名的时候，实存之物就是以文字之名出现，实存之物与文字之物出现了重合现象，使人误以为实存之物就是文字之物，文字之物就是实存之物，两者之间成为等同的关系，这种等同关系就会产生双重遮蔽。一重遮蔽就是，实存之物在消亡，文字之物的价值就替代了实存之物的存在。二重遮蔽就是，文字之物的原初意义逐渐消失，留下来的仅仅是文字自身形体的价值意义。
可以说，物被“物”异化了，物自身被自身的文字之“物”所异化。从一个有形之物，异化成为另一个有形之物，前一个有形之物逐渐模糊，以致逐渐消失，后一个有形之物保留下来，并且越来越由替身状态，变成了所替之身，与此同时，文字之物的原初意义也逐渐迷失，这样，“物”也成了一个失落了意义的空物罢了。可见，物在“物”中，但不等于“物”，换句话说，“物”存有物，但也不是物。
我们以“牛”为例。甲骨文中牛的文字书写为“
”，金文中简化为“
”，许慎《说文解字》云：“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从牛的文字图像中，我们只能感受到牛突出的标志—牛角。从许慎的解释中，我们知道牛是大的牲畜，至于将“牛”解释为“件”，又由“件”，解释为“事理”，“牛”的意义就越来越抽象，也令人费解了。
图1 西汉八牛贮贝器（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4卷）
图2 甲骨文中的牛字（摘自《古文字诂林》）
中国人早期的二十八星宿中，牛星属于东方青龙七宿之首，在十二生肖中属“丑”，都表明“牛”在早期文化中具有一定的神圣意味。中国人有个成语“牛气冲天”，人们常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事业蒸蒸日上，步步高升。“牛”代表的是一种清爽、刚强、上升的阳气，这种清气直冲云霄，回归到天上，这是神圣之天的文化价值。Anne Baring与Jules Cashford《女神神话：图像的演进》在“牛与女神”一节中认为：在古欧洲与卡托·胡育克的新石器时代，牛与牛角就已经作为女神极富生命创造力的符号象征。(1)我们以云南出土的西汉“八牛贮贝器”为例。在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八牛。在世俗文化中，“八牛”多指代财富积聚丰厚，但是忽略了“八牛”还具有清刚之气的价值象征，它们以强大的神圣力量，可以震住“贮贝器”中的金钱邪气。因为在容器中，众贝聚集，邪气愈浓，只有以“八牛”之神力，才能让邪气不至于外溢。“八牛”之物，就在牛的文字图像之外，展示了早期中国人对牛的文化建构。“牛”之所以能够成为“事理”，就在于牛在早期文化中，代表了一种刚强、正义的阳气，或早期女神生命信仰，“牛气”“牛物”是“事理”意义的原初载体，这种意义被延续至“牛”字上，但仅仅从牛字的形体中，已很难找到这种原初意义的痕迹了。
大传统理论以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为大传统，以有文字时代的文化为小传统，告诉我们，小传统不过是大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字书写形态，或有形状态，而这种有形状态不仅能够承载大传统文化价值，也会遮蔽它所寄存的大传统文化价值。当文字书写成为流行文化、主流文化的时候，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已经完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统治与价值霸权，这种话语霸权就无限放大文化书写的绝对性与可靠性，而对自身先天存在的遮蔽性与符号性绝口不提。大传统理论的提出，揭示了文字书写的颓废与狂妄，警示我们这些出生现代文明时代的读书人，既要读古书，又不要完全沉迷于古书。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孟子告诫后来的读书人，如果完全沉沦于书本之中，被书本的文字所诱惑，就会完全沉沦在现实之“物”的有形文本中，其实离书本的原初意义越来越远了，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要文本书写。1928年，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云：“安阳之殷故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2)傅斯年认为，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字，对于探究“古学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仅仅依赖文字，就会出现“所得者一”“所损者千”，这样所探究出来的知识，是挂一漏万，反而会对历史有所遮蔽。傅斯年提出，地下所蕴藏的“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解构了文字之物的绝对性，凸显了“无文字的器物”在发现古史、探究早期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可见，我们这些文明人，在读古书的时候，既要善于“入”于文字，于文字中窥探可能的曙光，进行探赜索隐，又要善于“出”乎文字，于文字之外的各种器物中，发现新的线索，实现“得意忘言”。
读古书的过程，是从现存遗留下来的文字之“物”，去寻找文字之“物”所表示的原初意义，去探究“物”所揭示的原初之物。这个过程表面上，是从此“物”达到彼物，就像是从彼物到达此“物”一样，但是由于人类视听的感觉与理智，容易拘囿于有形之物的本身状态，而仅仅满足于这种有形的知识论，忽略了这种理性知识论并没有真正通达原初的实存之物，或者只是部分地接近原初实存之物。不管是以部分来取代全部，或是以假乱真，都会出现一种以“物”乱物的怪异文化现象。
大传统理论一反以文观物，而提倡以物观文。既然大传统时期，没有文字，物的表意功能就出现在文字之前。既然文字之“物”所承载的东西，往往会将人带向歧途，放下文字之“物”，直达原初之物，这不是更加接近原初的文化意义吗？叶舒宪认为：“从文化文本的历史生成看，物的符号在先，文字符号在后。文字产生之前肯定存在大量的口传文本，但是口说的东西没有物质化的符号，不能保存下来。于是，要探寻原表述或原编码，就只有诉诸物的叙事与图像叙事。”(3)大传统对物的发现，首先是对文字之“物”的权力解构，其次是对物的文化建构，然后又利用物的文化建构，再来重新建构文字之“物”的文化意义。大传统对文字之“物”是一种先扬弃，然后再捡起的谨慎态度。与完全信任文字之“物”的文本中心主义，或者完全抛弃文字之“物”的文本虚无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二、物的在场
在大传统文化中，物不是以文字之“物”的方式在场显现的，而是物以物的方式直接在场，直接显现。这样，物就不是以他者、替身的方式出现在文化场域中，而是以物自身的真实面目出现。实存之物与文化意义在活动场域、历史事件中同时出现。
实物的实存形态在文化场域中在场，是大传统的一个重大发现。第一，物的实存在场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先性。这种优先的在场之物，极大地跳出了物之文字形态的可替代性，以及由于文字之“物”的在场，而导致物的实存性与在场的缺失与遮蔽。第二，由于物之实存的优先在场，文字之“物”的绝对霸权就被打破了。以前总在文字中，探究文化与文明的价值意义，现在一个比文字更早的、意义更丰厚的实物世界出现了。而且大传统的物，不是与文化意义无关的证据，这些文化之物都是文化场域及其意义建构的直接参与者。文字之“物”原本就是物的文字叙事，现在物的叙事直接显现在文字叙事之前，使得文字之“物”的叙事获得了新的意义可能性。这种新的意义可能性，不是对文字叙事的人为发明，而是将由于文字之“物”的叙事所导致的文化遮蔽，重新给以解蔽，使文字之“物”的物自身的意义价值得到彰显。第三，在大传统理论中，物之实存在文化意义建构场域中的再次在场，并不意味着文字之“物”的出场、消退，而是意味文字之“物”的意义更为丰满真实，更能显现文字之“物”中所寄存的原初的文化意义，避免了因为文字之“物”的本身形态，而导致的物之隐退，以及对物之原初意义的遮障。此时，物之实存与文字之“物”就依照历史文化生成的先后顺序，展示自身的文化意义，成为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文化因子。具有原初性的物之实存，不像文字之“物”那样可能会遮蔽物的在场，相反，会将文字之“物”由昏暗难明的状态引向澄明有神的状态。第四，此时，物开始成为揭开历史真相的优先证据。传统学术多拘泥于文字考证，辨析章句，考据制度，在文字场域中，参证互补，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就在这种文字考辨游戏中，被隐没、被歪曲、被误读了。作为历史在场的物，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亦是历史文化意义的表述者。现在，物以原始事件的参与者与表述者来显现历史，来展现文化意义，来表述自身价值，就更加具有历史的实效性与可靠性。第五，随着考古学、遗产学的发掘整理，越来越多的文化遗物开始在世人面前聚集起来，单靠一件物的叙事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来自华夏大地四面八方的历史遗物，聚拢在一起，其历史叙事能力就不可限量，就可以弥补文字叙事的疏漏，不仅能补苴罅漏，而且能将文字叙事中没有涉及的内容，甚至被文字叙事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予以彰显。大传统之物，就不再是哑口无声的历史遗物了，它们不仅参与了历史的具体事件，见证了历史的发展演化，而且现在它们是以历史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身份，来讲述历史故事，其历史叙事的功能不容小觑。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认为：“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应用到历史上去；盖去古愈近，愈与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证明。”(4)从宋代到现代，古物出土很多，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人将古物“应用到历史上去”，以致历代出土古物的“历史声音”被湮没了。殊不知，历史越古老，古物就越具备承载揭橥历史文明的能量，就越可能忠实地保留了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