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
《枕草子》中有一段写的是“不相配的东西”：
不相配的东西是：头发不好的人穿着白绫的衣服、鬈发上戴着葵叶、很拙的字写在红纸上面。
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月亮很是明亮的晚上，遇见敞篷大车，而这车又是用黄牛牵着的，这很不相配。……
年老的男人睡得昏头昏脑，还有长着络腮胡子的老人抓了椎树的子尽吃。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吃着梅子，做出很酸的样子，看去都是不相配的。
身份低的女人，穿着鲜红的裤子。但是近来，这样的人却是非常的多。
《枕草子》为日本清少纳言所作，其时一条天皇在位，清少纳言是宫中的女官，她随手写下事与思，后来成为日本文学的经典。曾有一部电影名为《枕边书》，即是《枕草子》的异译，主角却是一位模特，这位由邬君梅扮演的日本模特在东京、中国香港，在浮华的都市中阅尽阴郁狂暴的欲望和激情；她写着自己的《枕草子》，而清少纳言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从明亮深远的童年传来。
——这恐怕也是“不相配的东西”，《枕草子》与20世纪末是不相配的，人的心和人的眼都不复有那种微妙的尺度感，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
清少纳言的时代是中国的北宋初年。我的一位朋友宣称，他的梦想是活在宋朝，我估计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时代，那时大宋王朝由一批哲学家统治，这几乎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间的唯一一次实现。只可惜这些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诗人，而在“理想国”中，诗人是该被驱逐出境的。可见人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理想很难完美无缺地 实现。
在包拯、杨家将和潘仁美的宋朝之外，还有一个宋朝。那是中国文明的正午，古代中国在此前此后都不曾像宋朝那样接近“现代”，文明的花正放，富丽端庄。相比之下，《枕草子》中同时的日本就更像唐朝，清简质朴，花上犹带朝露，即使宫廷生活也见不到森严幽深，倒像家常日子里的大观园，和乐贞静。
《枕草子》本就是“唐风”遗韵，周作人即曾指出其“模仿唐朝李义山‘杂纂’的写法，列举‘不快意’‘煞风景’等各事，以类相从，只是更为扩大，并及山川草木各项，有美的也有丑的，颇为细微”。
——闲读《枕草子》，每觉妩媚可喜，以为中国古文中或无类似章法，比如《怀恋过去的事》：
怀恋过去的事是：枯了的葵叶；雏祭的器具；在书本中见到那些夹着的二蓝以及葡萄色的剪下的绸绢碎片；接到的当时曾十分相好的人的信札，在下雨觉着无聊的时候，找出来看；去年用过的蝙蝠扇；月光明亮的晚上；这都是使人回顾过去，很可怀恋的事。
再比如《高雅的东西》：
高雅的东西是：穿着淡紫色的衵衣，外面又套了白袭汗衫的人；鸭蛋；刨冰里放上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积满了雪；长得非常美丽的小孩子在吃着草莓。这些都是高雅的。
——现在，听了知堂老人的话，翻出李商隐《杂纂》来看，方知如此章法咱们“古已有之”，即如上引《不相配的东西》，在《杂纂》中就有《不相称》条：
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
后三条一千多年后还是“不相称”，一望可知，毋须辞费。倒是“穷波斯”何以就“不相称”了呢？一个波斯人，看上去却穷，这在唐人眼里难道非常怪异？
在遥远的唐朝，人常有奇遇，比如于寂寞的旅途中偶遇抱病垂危的波斯商人。有一人，不知他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知道他名叫李灌，性情孤静。有一天他乘坐的客船靠泊在荒僻的岸边，岸上一间茅棚，茅棚里躺着一个人，波斯人。李灌从他深陷的碧蓝的眼睛、虬曲的须髯断定他是波斯人，一个“穷波斯”。波斯人病了，他将孤独地死于异乡。这时一个名叫李灌的人来到他的身边，每天喂他喝下米粥，然后，李灌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目光温润安详。
几天后，波斯人要死了，濒死的波斯人伸出苍白的手指着身下的黑毡：“珠子——”
是的，一颗硕大的珠子。当李灌移开波斯人的尸体，他看到那张破败的黑毡似有微光溢耀，珍珠就缝在黑毡之中……
合上棺板之前，李灌静静地看着波斯人，目光依然温润安详，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珠子，珠子浮动着雾一般的银光，他合起手掌，把手伸向波斯人微张着的嘴，然后，又把手在眼前摊开，手里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
这个名叫李灌的人站在船头，他看着岸边的那棵小树，小树下埋着波斯人，波斯人的嘴里含着珍珠，小树越来越小，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灌。
——这个故事出于《独异志》，载于《太平广记》。我对这个故事的重述是有感于相逢于天涯沦落的古典情怀，而当这个故事在唐人口头传播时，他们其实也在传达一个明白无误的消息：即使是“穷波斯”，他的身上也必有你意想不到的宝物。
李灌的故事只是围绕着这个消息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比如又有一人名李勉，这回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故事传开时他已是司徒—— 一个大官，但故事发生时他还仅是刚卸任的县尉。那是开元初年，玄宗在位，李勉也在旅途中遇到一个老病垂危的“穷波斯”，怜而恤之，让他搭船前往扬州。半路上，波斯人死了，临死前同样以珠相酬，这一次的珠子比李灌那颗更为贵重，乃波斯“传国宝珠”，“价当百万”。和李灌一样，李勉也把这颗珠子放回波斯人口中……
所以，当李商隐断定“穷波斯”“不相称”时，他表达了唐人的普遍常识。医生应该精神矍铄，而不该像个痨病鬼；相扑手应该胖大魁伟，而不能如精瘦的鼓上蚤；当然新娘子应是窈窕淑女，而不应大腹便便；同样，来自远方的波斯人也应该富，而不应该穷，这就是世界的秩序，是知识。当然世界与它的秩序、生活与关于生活的知识之间常有不相称，这就需要予以矫正，就要讲故事，比如我们得知，“穷波斯”的大腿中可能藏有宝珠，于是“不相称”终于还是“相称”了。
在李勉的故事里，波斯人“抽刀决股，珠出而绝”——随着鲜血迸溅，一颗璀璨的珠子自腿上的伤口中滚落，这种惨酷而隐秘的藏珠方法在唐人小说中时有所见，且多行于胡人之间。当然，如果不幸碰上硬点子，藏在哪儿也没用。武则天当朝时，一胡人从和尚手里重价购得一枚珠子，那珠子不过拇指大小，微青，和尚本来不以为贵，现在被人家当宝贝一样买走了，想来想去，大概越想越觉得吃亏，竟一个小报告打到了武则天那里。胡人被捕，官府令他交出珠子，那胡人答道：“已被我吞下肚去了。”谁知官府一拍公案，喝令衙役给他开膛。胡人一看不是事，只得讨一把刀，自己从腿上把珠子剜出来，我估计也没人给他打麻药。
——“波斯”本是今之伊朗，但在唐时也泛指胡人。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南洋诸岛的外国人，那些佶屈聱牙的国名我们记不住，又没学过世界地理，记住了也还是不知他到底从何而来，所以笼而统之，都叫“波斯”，盖因当时的波斯执中外贸易之牛耳，扬州城中，遍地“波斯胡店”，富商巨贾，手笔豪阔，国人为之侧目。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坚定地认为，凡外国人都有钱，“穷波斯”不相称，“穷老外”也不相称——这也是我家楼下李大爷的看法。李大爷的修鞋摊上时有洋人光顾，李大爷捧一双船一般的大鞋，细针密线修补妥帖，然后看着洋人远去，就喝口茶，叹道：“这老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啊。”
老爷子的智慧通常是渊源有自，难以辩驳。比如现在，我就得知，李大爷千年之上还有一位李商隐，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一脉相承。当然，李大爷论证“老外”之富有只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尺度：钱。而在李商隐的时代，“胡人”的财富却不能以金银或钱币衡量，这些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他们之富有超出了我们平庸、日常的经验，只能付诸想象，而想象将指向某个超现实的表征，比如珍珠。唐人小说中，惊世骇俗的珍珠大多来自胡地，经历了万里波涛而流落中土，它们往往有神奇的魔力，这种魔力在沉睡，等待着被一个胡人唤醒。
——那位险些被开膛破肚的胡人后来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武则天老佛爷把那枚珠子拈在指间迎着阳光左看右看，看了半晌，说：“也没什么名堂嘛，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做什么？”那胡人已晓得厉害，不敢不照实答话：“小的家乡有个大湖，湖里有无数的珍珠宝贝，只是满积淤泥，捞不出来，只要把这珠子扔进去，泥马上就变成清水，宝贝一网一网只管捞。”
当然，他再也别想得到他的珠子了，那颗神奇的珍珠从此藏于深宫，据说唐玄宗时还有人见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也许被哪位宫女镶了首饰。
珍珠在唐朝大概相当于18和19世纪英国人眼中的钻石，是神奇的财富，也是危险的财富。它远比金银和钱币贵重，却不像金银和钱币那样可以理解、稳健牢靠，它是脆弱的，像阳光下的气泡。总有一天，你的家门口会出现几个形状诡异的胡人，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你假地烛子，埋不埋？”——这场面像威尔基 · 柯林斯的《月亮宝石》，届时，宝珠将离你而去，重返故乡。
珍珠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有如人世的浮华。
——所以，清少纳言写道：“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她在如雪的纸上写下这行流丽的字，那时是深宫的深夜，华贵酣沉。
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京都，贫病交侵，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
清少纳言，《枕草子》，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周作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周作人，《关于清少纳言》，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
清少纳言，《枕草子》，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周作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清少纳言，《枕草子》，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周作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