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放弃治疗的三岁艾滋病患儿
作者：许倩
性别：女
年龄：33岁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我刚参加工作就在艾滋病病房。工作半年多后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我接诊了一个三岁半的小男孩，他是被120急救车送来的，小小一个人儿，半躺在宽宽大大的床上，瘦瘦的小脸儿上扣着一个氧气面罩，面罩上的绳子把他的脸蛋勒出深深的红印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男孩的病史很简单，从出生就比较瘦弱，但也没生过“要住大医院的大病”，直到最近几天“感冒”了之后“憋得很”，到了大医院急诊被怀疑有卡肺（卡氏肺孢子肺炎），又怀疑有艾滋病，最后查出来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就急速转入我们医院。为难的是，孩子爸爸妈妈坚持艾滋病是个错误的判断，对我有关艾滋病的一切追问都表示出愤恨。
我问完病史之后，走到小男孩床边进行体检，他坐着，两只小手捂着氧气面罩，大口大口艰难地呼吸着，眼睛里除了惊恐，还有疑问和乞求。这是个原本很漂亮的小男孩，大眼睛双眼皮，头发有点卷，只是氧气面罩让孩子的脸有点变形，我一边帮他调整氧气面罩，一边安慰他：“小朋友，别害怕。”没有想到的是，三岁半的他竟然哭了，他的抽泣在氧气面罩里沉沉闷闷的。
离开医院那么久，我都忘记了当时的用药，只记得这种情况只要治疗及时，维持面罩吸氧，呼吸衰竭不继续加重，维持住酸碱平衡，救活的概率挺大的。只是大概因为他年龄太小，入院的当晚小家伙呼吸衰竭继续加重，正好我值班，主任、主治医生和我好一阵忙活。
那个无眠的夜晚里，我得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小男孩扎血气，从大腿根那里扎动脉。扎血气很疼的，好多大人都疼得喊出声，小男孩却不使劲儿哭闹，氧气面罩下的哭声就那么沉沉闷闷的，而且就那么几声。去他病房次数多了，他见到我不再惊恐，有点像是见老熟人一样，从眼神里划出问号，像是在问“阿姨你怎么又来了？”“阿姨又来扎那个特别疼的针吗？”我就向他解释解释，站床边说说话。接近凌晨的时候，小家伙虽然还是很严重的呼吸困难，却能半坐着打个盹，睡着的时候显得很平静。我从心底里觉得，这孩子真是懂事得早，怎么就不哭不闹的，能这么忍受痛苦。我们知道，这种呼吸困难的情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可怕，像是吸了这口气，下一口气就可能上不来。所以，他们问得最多的是，“能活过来不？”
我们下了病危通知单，但主任对我们说，治过来的可能性挺大的，将来卡肺治好了，持续吃上抗病毒药，“这孩子起码能上到中学”。医生这种对生命的预期，是出于理性的职业判断，预期一个三岁的孩子起码能活到十几岁，这在常人看来真挺残酷的了，但是，在医生看来，这是乐观的估计。
在小男孩入院的第三天上午，夫妻两个人的HIV初筛及小男孩的复核结果都出来了：爸爸是阴性，妈妈是阳性，当然，小男孩一如我们预料的，还是阳性。如此说来，小男孩是从妈妈那里传染到了艾滋病，再追问病史，小男孩妈妈曾经卖过血，就一次。事情明了，主任喊他们在办公室谈话，谈了一半，小男孩爸爸慢慢转身走开，喊也喊不住，只剩下小男孩妈妈呜咽着听完谈话。我跟着小男孩妈妈回到病房的时候，看到小男孩爸爸正蹲在病房墙角怔怔地看着他的孩子，我交代小男孩妈妈一定要转告她丈夫，这个病一定要治，而且回到户口所在地，可以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没过一会儿，小男孩爸爸来找我，他问如果不回当地CDC（疾控中心），抗病毒的药能买不能买。我劝他，能买，但是挺贵的，一个月起码要三四千块钱。他点点头，回病房了。
一会儿，他又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找我，他问艾滋病能治好不？其实，他问这个话，我知道他是知道答案的。我如实回答。他又回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又问维持用药能活多长时间？我说，这个不好说，没有特殊情况，随着医学水平的发展，说不定能一直活着。他就又回去了。
但是，一会儿他又来问，到底能活多长时间？……
他每次都是皱着眉头来问，皱着眉头走，我敢肯定他问的这些问题，他自己估计都了解得差不多了，而我的回答他也未必都听进去了，他就是不忍心接受残酷的现实，所以来来回回地问。
那一天，小男孩的血气结果几乎恢复正常了，呼吸机继续辅助呼吸，他有的时候能躺下睡一会儿。意外的是，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小男孩爸爸突然来找我，说要出院，他们要回家。无论我怎么劝他，怎么解释，孩子父亲都面无表情，淡淡地说，我们也没钱治，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要不一家人都过不下去，家里还有个大孩儿，大孩儿还要上学，我们供他一个吧……这个娃，就是多活几年，有啥用啊。这个大男人说得好安静，安静得绝望。
后来主任又来做工作，还是做不通，小男孩父亲执意连夜出院回家，为了不让小男孩憋死在路上，他甚至准备立刻花几千块钱买无创呼吸机。
在入院的两天半的时间里，小男孩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也很少哭闹，只是安静地在呼吸罩下面用力配合呼吸机呼吸，他的眼睛里从最初满是惊恐，已经恢复到平静，虽然仅仅三岁多，我却觉得他懂得很多，懂得用眼睛问我问题，懂得用眼睛向我表示感谢。小男孩如果此时脱离了静脉输液，刚刚获得的一点点好转都白费了，他呼吸会越来越困难，然后缺氧而亡。
我又去劝，小男孩妈妈一直哭，小男孩爸爸什么都不说，最后的表态还是“今天晚上就走”。随即，他去找老乡借钱买呼吸机去了。
那天我下班时已经很晚了。临下班，我走去小男孩的病房，想再看看他。当时天已经黑了，走廊尽头的门被风吹得咣咣作响，我忽然看到孩子父亲蹲在门外面，蜷成一个小团，身体一抖一抖，他在哭。这是获知最终诊断后我第一次看到他哭。
春天的风，带着厉声呼啸，把这位父亲的呜咽混在其中，时大时小。生与死的抉择，如同刀割。
我去病房里最后一次看看那个小男孩，他呼吸不再那么吃力了，像是看到熟人一样看着我，眼睛甚至会笑了，带着他那个年龄的调皮劲儿，我仿佛看到再用三天的时间，他就能追在我的身后，喊我“阿姨”。在我转身要走时，像是幻听一样，仿佛有个男孩的声音叫“阿姨”，但那是不可能的，他还戴着氧气面罩。
据说，那晚，他们一家三口在大风里走了，带着无创呼吸机，他们自己还租了车。
第二天早查房时主任念叨说，这孩子说不定生命力强，能活过来……于是，我在整理病历的时候，把他们当时留的家庭电话号码抄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想打电话过去问问，那个小男孩是不是活过来了，却没有勇气，怕知道结果。
最近一次搬家，我收拾旧物，翻出来那个小本本，无意看到最后一页上的那串电话号码，忽然想起这小男孩，当时，很想很想打电话过去，我想问问，但是问什么呢？我已经想不起那孩子的名字，他的生死是五年前那个春天里的事情，如同呼啸的春风，一宿，就消失了。我宁愿相信他是生命力特别强的一个孩子，那么今年他八岁半了，应该上小学了……
作者感悟
很多人认为医生见多了生死，因此冷漠。其实，每个医生心底，都有被触动过的生死故事，但那些曾经的悲伤、痛苦、自责、无助、放弃，种种情感不能总是背负在心头，因为他们要继续理性地工作。
说到这里，我用了“他们”这个词，因为到这个春天，我离开医院已经五年了。曾经在告别这个职业时那么决绝，却也悄悄回忆过自己做医生时的很多事情，很多次回答“为什么不做医生”的问题，理由种种，有一个理由与死亡有关。显得有点矫情是不是？但真的是这样，我不够坚强，选择了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