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眼睛告诉我
口述者：匿名
性别：男
年龄：45岁
工作单位：上海某三甲医院肾内科
采访时间：2012年4月26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办公室
整理者：陈婕
作为医生，我在将近20年的从医经历中，确实遇到了不少死亡病例，许多病例的细节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些病例令人印象深刻。有一位年轻的肾移植病人，20岁刚出头，来自农村。他十多岁时被诊断为终末期肾病，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但一周多次透析对于农村病人来说很不方便，花费也很大。幸运的是，病人与父母一方的肾配型成功，随后进行了亲属肾移植，但没想到肾移植后出现了强烈的急性排异反应，我们不得不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帮他捡回了一条命。
病人出院一个多月后又回来了，由于继发了非常严重的感染，情况很危急。我再见他时，高热和呼吸衰竭已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透过无创通气面罩，能看见他正费力地呼吸着。只有偶尔呼吸机和镇静剂的使用能让他稍稍放松。他没力气说话，只是用一双年轻的眼睛告诉我他想活下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不想或者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因为我知道，重症感染的存活率一般为30％ ～50％，何况他还合并脏器衰竭。
病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每天面对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以及手头越来越少的钱，有时会在病房外偷偷抹眼泪。一天，病人父亲终于忍不住走到我办公室问我孩子是否有救，并告诉我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欠了一大笔债。我沉默了片刻，心情很复杂：我最不愿意看到人财两空的情况，但是又不能拍着胸脯说你花个几十万一定能保住孩子的性命。我只能告诉他，医生不是算命先生，无法准确预测生死，医学不排斥奇迹，只是奇迹发生在他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很小，还是面对现实为好。
经过十多天治疗，病人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更重要的是，这家人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病人父母选择了自动出院，病人的结果可想而知。
他走得太不安详
刚才说的是病情相对急骤的肾移植病人，其实在我们科，更多见的是那些常年生活在疾病阴影下，最后必定要走向死亡的慢性肾脏病病人。
记得十多年前有这样一位男病人，好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因为尿毒症在我们科透析了十多年，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透析的确延长了病人的生命，但长期肾性骨病引发的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病人出现严重胸廓畸形，甚至限制了心脏的正常舒张功能。
病人因病一直未婚，被他妹妹送来医院时已出现了心力衰竭和呼吸困难，他的样子有些可怕，用“狰狞”来形容并不过分。他沉默地半躺在床上，脸色灰黄，佝偻着身躯，张着大口竭力呼吸，但仍感觉力不从心。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心理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医生，你们一定要全力救救我哥哥呀，他有医保，我们家里人也愿意出钱，只要能让他多活几天就好了。”正因为病人家属这样的托付，我和同事们用了各种方法试图挽救这个油尽灯枯的生命，虽然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些努力只是徒劳，延长的生命也无法用年、月来衡量，而且还充斥着痛苦，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每次血透脱水后，病人的情况会好一些，过一两天，他又重新挣扎在死亡边缘。如此周而复始近一个月，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意料之中的死亡仍如约而至，只是他走得太不安详，脸上写满了痛苦。我们科按常规派出医护人员参加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送去了花圈和鲜花，他最后的面容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
口述者感悟
在我看来，医术也是一种艺术，是艺术就难免有缺憾。面对这两位死亡病人，我很无奈，但又不得不正视当前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接纳医术的不完美。从医学技术角度出发，医生应该为治疗疾病而付诸全力，但从理性角度出发，适时放弃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我记得一位美国医生的墓志铭上刻着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句话道出了医生工作的真谛。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给病人100％生的许诺，也不可能帮助所有穷困病人解决棘手的医疗费问题，但在病人弥留之际提供更多心理支持，让他们走得更安详，或许是我们能做到的。
我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日常工作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想付出更多时间来安慰病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医术不断进步的同时，我希望出现更多从事临终关怀的机构和组织，让处于生死之间的病人得到更多贴心关爱，安详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整理者手记
在我面前的讲述者是一名风度儒雅、思维缜密的人，如求医网站中病友的评价那样“为人和蔼可亲”，所以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采访很顺利地开始了。讲述者在叙述死亡病人故事的时候，保持着一贯的语速，并不时穿插着对于现实的理性思考。他的情绪看似平静，但在采访中会不时使用“无奈”、“无能为力”和“纠结”等词语。
在整理本文时，我突然想到，死亡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掺杂着太多环境因素，诸如经济条件和家属意愿等，是各种因素博弈与平衡后的结果。讲述者的无奈与纠结不在于医疗技术层面，而是在于环境因素层面，从而出现了被迫放弃与被迫救治的情况。现在看来，“我的死亡谁做主”仍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确切答案尚未可知，但我从这次采访中至少明确了一点：医生没有为死亡做主的权利，他们有时只能无奈地被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