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胡适“整理国故”的“国故学”到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重心又发生了转移，意义又有了变迁。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虽然站在“科学方法论”的高度俯瞰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了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他面对的还是历史，还是历史的本身，而不是研究的方法。但到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情况就有了不同：他直接面对的实际已经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是研究的方法，而是“科学”。他之所以对自己的历史研究充满了信心，首先不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本身有了自己独立的感受和了解，而是因为他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所未曾掌握的更先进、更正确的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胡适的提倡和介绍从西方哲学传统中接受过来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实际上，杜威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根本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不但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也不是西方历史学家研究西方历史的方法。
顾颉刚之所以成为蜚声文坛的中国历史学家，首先是因为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
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2循着这样一个思路，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是假造的”注3。他的《古史辨》就是一部揭露这个“造假的历史”的著作。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提出，即得到“疑古玄同”（钱玄同）的直接的响应，胡适也认为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注4；当时在国外留学的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回信中，更是盛赞他在中国史学中的成就，说他“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借罗家伦等人的话说“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注5可见其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之大。至少在形式上，它成了“五四”之后的“新史学”与“五四”之前的“旧史学”相区别的一个界碑。直至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还经常将其直接作为“五四”新文化传统进行批评和否定。
但是，学术就是学术，学术必须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讨论，而不能笼统地归结为一个相对抽象的传统。与此同时，传统就是传统，传统必须从传统的角度来区分，而不能仅仅具体化为某种学术。如果仅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就不能不说，顾颉刚在其中国古史研究中直接面对的还不是“历史”，而是“史料”；他对“史料”的关注也不在“史料”与“历史”的关系，而是“史料”与制作了“史料”的人、与历史学家本人的关系，因而就其历史观念的本身，就有了许多可议之处。
对于历史学，对于历史学家，首要的一个问题应当是：什么是“历史”？虽然我们不可能对其做出一个完整的回答，但至少有一点则是不可移易的，即“历史”是人的观念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的观念的本身，不是人的主观意志、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的本身。它不是直接的现实，不是在人的直接观察、了解、感受和体验中形成的现实世界，因而也不具有直接的客观性。它是在人的观念中构成的，但在人的观念中，它却是作为一种外在于自我而存在着的客观对象。这种“存在”甚至并不以人对它了解的详尽程度为转移，有时它可以以“无”的形式而存在，但这个“无”也就是“有”。正像一个人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对爷爷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他却从来不会怀疑自己有一个爷爷。历史也是这样，我们对我们民族远古的历史所知甚少，但我们并不怀疑我们民族远古历史的存在。
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中，“历史”好像是由历史人物及其事实（史实）构成的，好像是依照从古向今的时间顺序逐渐积累起来的一些“史实”，但对于人类，其中也包括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人，“历史”首先是从人的时间意识中生成的，是从人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了解开始的。人不是首先知道了自己有一个曾祖父，然后才知道了自己有一个祖父；首先知道了自己有一个祖父，然后才知道了自己有一个父亲。而是相反：他是先知道了自己的父亲，然后才知道了自己的父亲也有一个父亲，这就是他的祖父；他是先知道了自己的祖父，然后才知道自己的祖父也有一个父亲，那就是他的曾祖父。也就是说，时间意识是从感受和了解现实存在的事物出发的，是从“现在”开始的。从“现在”出发，向前的追溯有了“过去”，有了“历史”；向后的展望有了“未来”，有了“幻想”或“理想”，并且构成了一个由“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完整的时间链条。这个“过去”，这个“历史”，首先是在时间意识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而后才由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些人和事——“史实”——逐渐构建起来。而有意识地通过已知的历史事实（“史料”）将这个历史尽量准确、尽量完备地逐渐构建起来的人就是历史家。
我认为，只要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上古历史的本身，只要我们知道“历史”是从人的时间意识中产生的，我们就会知道，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并不是中国古史不可靠的根据，而恰恰是中国古史形成的基本形式之一。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没有文字的，因而也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等于中华民族就没有历史，也不等于中华民族当时就没有历史的意识，就没有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记忆。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意识，关于远祖的意识，关于人、关于世界起源的意识，理应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很早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著之竹帛而已。在这里，口头语言的产生及其发展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关节点。实际上，在文字产生之前很久很久，中华民族就有了口头的语言，口头语言的不断丰富化及其表现力的不断加强，则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显著的特征之一。口头的语言是直接联系着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的，但在这现实的联系中也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对过去历史的想象或记忆，这些对于过去历史的想象和记忆在文字产生之后不是一次性地全部进入文字记载的范围的。文字的产生和运用，越是在开始的时候，越是集中在极少的人的极少的目的和用途上，有意地用于对过往历史事实或传说的记述，实际是很晚很晚的事情。所以，中华民族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不是按照后来的人们了解历史的需要而出现在文字记载之中的，而是依照书写者当时的现实需要而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出现在文字记载之中的，即使那时被称为“史”的“记言”或“记事”，也只不过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实际是大相径庭的。它们加强了中华民族关于自己历史的记忆，但却不是为了记述当时的历史。这到了先秦诸子，虽然都有了较为明确的历史意识和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但其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仍然不是着眼于历史，而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与他们的现实认识有直接关联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在通常的情况下是首先出现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之中的，但这并不说明在当时的历史上，流传着的只有他们所关心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更远时期的历史传说和历史想象很可能是在此后陆续出现在文字资料之中的，所以，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更是中国文字记载中的古史的形成过程的特征，而不能作为这个历史并不存在的根据。实际上，这个古史的长度不是由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而更是由中华民族对自己过往历史的追溯所决定的，由中华民族对自己的远祖、对人和世界的起源的追溯决定的。在这个历史上，当时流传的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在文字书写中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先后顺序出现在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书面的文字资料之中的，它与其产生的过程和在历史上的实际顺序都有不同：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在文字记载中可能出现很晚；在历史上出现较晚的，在文字记载中可能出现得更早。
在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的记忆和历史的想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念中，常常将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的想象绝对割裂开来，认为只有真实的历史记忆才是真实的人类的历史，历史的想象则是背离历史真实的，是应当从人类历史的记忆中剔除的一些杂质。但是，只要回到人类的远古、上古历史的思考和研究之中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的想象永远是不可分离的：任何历史的记忆都不可能不伴随着历史的想象，而任何历史的想象中也都不可能不沉淀着历史的记忆。人类，包括中华民族远古、上古的历史，都是这样构成的，它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存在形式之一，而不是这个历史的真实性的问题。历史，是在人类观念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同于人直接观察、了解、感受和体验中的现实的世界，它没有直接的客观性，人是通过想象而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呈现在自己的面前的，即使我们对像孙中山这样一些近现代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活动的了解，也不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而是根据前人的记述通过自我的想象而具体呈现出来的，只不过我们的想象可以借助更多的历史资料而使其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丰富，因而也可以获得更为确切、更加可信的性质而已。所以，在文字产生之初出现在文字记载中的古代人物或历史事实，开始通常是以一个特定角度被记载下来的，其性质是极其单纯的，其情节是极其简单的，但它自然出现在文字的记载中，也就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荒原上有了一个历史的标记，各种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开始以它为基础集聚起来而形成一个像历史的驿站一样的更加丰富的历史的意象。这个历史人物越处于历史的中心地位，与之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越多，能够赋予他的历史的想象越丰富。在这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当一个人物或事实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同时也引发了其他人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这个人物的情况也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这就将这个人物的作用放大了；其二是当一个人物或事实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其他人也在其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合理的想象，从而丰富了对它的叙述，强化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三是像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等传说一样，人们将在历史上已经产生的所有有关的事物都集中到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人物身上，这个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人物的重要性也就放大了。所以，顾颉刚所说的“历史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也是上古历史形成的基本形式之一，而不能将其作为这个历史不存在或不真实的证明。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离不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因而历史研究也离不开历史考证方法的运用，但历史的真实性却不等同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因而历史考证的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却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合理的方法。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发展阶段，关于历史的想象无非这样两种主要形式：其一是神的人化，其二是人的神化。所谓“神”，是在人类或一个民族的想象中形成的超人间的、大自然力量的象征性的意象，但所有的神灵都是人化了的大自然的力量。不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造人补天的女娲，都有人的意志、意愿和生命力量。这些神话不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己远祖所处自然环境的想象和认识，而且也折射出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原动力的朦胧的感受和体认，同样是具有真实的历史内容的，并不是完全虚幻的。人的神化更是对人及其行为表现的想象性的描写，他们把具有超越于平常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历史上有突出表现的人提高到神的高度加以感受和理解，也正是他们感受和理解这些人物及其行为的基本形式，其中包含的则是真实的历史内容。总之，这些神话和传说实际就是人类或一个民族早期历史的一种基本存在形式。离开了这些神话和传说，也就没有了人类或一个民族的早期的历史。顾颉刚认为它们只可以使我们知道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而不能使我们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即它们不具有真确的历史的内容，只是这些神话和传说自身存在和演变状况的证明。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确实的。
必须指出，历史学、历史研究，对于已有的历史叙述，是可以怀疑的，是可以否定的，甚至可以在整体上完全颠覆已有的历史叙述框架而代之以全新的历史叙述框架。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必须是为了建构历史的叙述，而不是为了取消历史的叙述。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理应用一篇“明晰账”或者相对的“明晰账”，代替这篇“糊涂账”，而不能仅仅用“糊涂账”将中国这二千余年的历史像从黑板上擦掉已经写上的一些字一样从中国历史上全部擦掉。人类，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像是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一样，我们只能用相对确实的代替相对虚幻的，用相对具体的代替相对抽象的，用相对正确的代替相对错误的，用相对丰富的代替相对单薄的，但却不能将其中某些时段变成连合理的历史想象都无法容纳的绝对的空白。这也决定了历史与历史资料的关系。历史是用历史的资料充实起来的，历史的资料占有了历史叙述中的特定的时空位置，同时也负载了这个时空位置的特定的历史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的历史资料都不是孤独地出现在原有的历史叙述之中的，它除了是自己之外，同时还是它负载着的大量可见与不可见的历史的内容。历史家要从历史资料中发现历史，而不能用“怀疑”历史资料可靠性的方式抹煞它所负载的历史内容。所以，在历史学和历史研究中，“怀疑”只能是研究的开始，不能是研究的结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永远应该是用新的历史叙述代替旧的历史叙述，而不是继续维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否则，我们只能“存疑”，而“存疑”就是不以这种怀疑改变原来的历史叙述的本身。实际上，单纯的“怀疑”对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的叙述也是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的。例如，像黄帝、尧、舜、禹这样一些上古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确凿无疑的历史实证，但只要我们找不到更加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代替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和作用，相信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就比怀疑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更有必要，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历史名人”，更因为他们是他们那个历史时代存在的标志。
历史，是人们观念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的想象永远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历史需要实证性的研究，但不能仅仅依靠实证性的研究。在这里，也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不能将“历史的想象”等同于历史的“造假”。“假”与“真”是以绝对对立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造假”之人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真”，一个真实的状况，但他为了某种主观目的性而不能不将这种真实的状况用“假”、用一种不真实的描述将其遮蔽起来，而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用“假”取代了“真”。“历史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则是以相关性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人，即使一个专门的历史家，也无法直接目击历史的真相，他只能通过已知的事实在自己的头脑中构筑起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的情景。所以“造假”之人是为了掩盖真相，“历史的想象”则是为了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有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历史家的历史叙述，这几乎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才能：富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而“造假”对于一个历史家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顾颉刚将中国上古两千余年的历史都说成是“假造”的，就是因为他将“历史的想象”全部当成了“历史的造假”，而这对于中国古代那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则是有欠公允的。
实际上，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所有这些可议之处，均在于他的历史研究首先重视的还不是“历史”，还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更是“历史的资料”，而在对“历史的资料”的关注中，他首先重视的也不是“历史的资料”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而更是历史家与“历史的资料”的关系。在这个狭小的范围中，由于当时历史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的严重匮乏，顾颉刚极难找到这些原始历史资料的更早的来源和出处，也就极容易将这些伴随着明显历史想象成分的历史资料视为当时作者的杜撰和编造，从而也将中国上古的历史全部视为后人的“假造”，并用“造假的历史”将其全部抹煞。但是，只要首先关注当时的“历史”，只要从时间意识的角度首先承认这个“历史”时期的客观存在，历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在已有的历史资料中发现能够体现当时历史特征的历史资料，而不是首先寻找这些历史资料本身的出处和根据。而只要这些资料是最能呈现当时历史特征的资料，它们的真实性就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证实，除非有了更加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历史家是不会轻易摒弃这些历史资料的。即使有“疑”，也会“存疑”，因为他首先重视的是这个时期的“历史”，而不是这些“资料”的本身：“资料”是为了说明“历史”的，而不是“历史”是为了说明“资料”的。在学术研究中，“疑”只能成为研究的开端，而不能成为研究的结果。
在历史学和历史研究中，尊古主义不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想理念，疑古主义也不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想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