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1]。他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大家。诗与苏轼齐名，为江西诗派开创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黄庭坚在英宗四年（1067）中进士，初任叶县尉^[2]。早期诗流露了不满官场和体恤百姓的情绪。熙宁五年（1072）除国子监教授，在任八年。此期间与苏轼缔结文字之交，情兼师友，终身不渝。诗作由绘声绘形、丰姿动人的世俗美开始向绘神绘理、意脉跳跃、锋芒内敛的朴拙美转轨，诗名亦渐为世知。元丰三年（1080）改官知吉州太和县^[3]。当时新法中盐法厉行，百姓深以为苦，黄庭坚深入僻野，了解民瘼，行宽简之政，深得民众爱戴，写有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多篇。元丰六年起，调监德州德平镇^[4]。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元祐更化，旧派得势。苏轼兄弟入朝任职，黄庭坚也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参与修《神宗实录》，知友们诗酒唱酬，听乐赏画，切磋琢磨，艺术上大获长进。黄庭坚诗在此期间形成独特风格。清雅绝俗，诙谐多趣，当时号称“庭坚体”。绍圣绍述，哲宗亲政，新派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贬黄庭坚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5]，后又移置戎州^[6]。六年贬居，生活极艰难，创作却精进，诗意更趋幽微，哲理性与人生感慨同时加深。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即位，政局两度波动，大权终落到所谓新派手里，党祸大起。黄庭坚虽受起复之命，但在崇宁二年（1103）被新派罗织罪名，除名编管宜州^[7]。三年夏，抵贬所，备受折磨，四年九月逝世。

黄庭坚生长的时代，庆历新政受挫，新的改革正在酝酿，当他成年走入仕途，正值神宗熙宁初期，王安石新法大力推行。他的政治生涯和北宋波谲云诡的政治变革相终始，他的命运则和王安石变法以及其后的新旧党争息息相关。在地方官任上，他能了解下情，知道新法的弊病所在，因而能够灵活变通，避免扰民，尽力便民。在旧派得势时，他不像司马光那样全盘否定新法；虽然他一直和旧派关系很深，但在举世攻讦王安石其人其政时，他却称颂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对不问是非，用玉石俱焚的态度否定新法新派表示不同见解，而尤不满于分党裂派，用此抑彼，造成人才损毁，政局波动。他主张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兼用新旧人才，反对排除异己。这些都在他的诗作中有明确反映。当以程氏兄弟为代表的洛学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形成派别门户之争时，黄庭坚虽属“苏门学士”，但对此持超然态度，这都表现了他正直的品格与卓异的见解。

宋代文人多饱学之士，黄庭坚更是博览群书，除认真研读儒家的经籍外，还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稗史杂说，尤精老庄玄理和佛典精义。他深受佛老影响，诗中多所表现，但他的主导思想仍是孔孟之道，是“仁民爱物”、“修己安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他是带有宋代理学特色的正统儒者。他接受佛家的“止观”、“看定”，讲“养心去尘缘”、“守心如缚虎”，是对儒家“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的补充和强化。他接受庄子的虚无观、齐物论，深知“阅世浮云易变迁”，因而放心于“膜外荣辱境”，“远功利，薄轩冕”，与世无争，随时想着归隐山林。这只不过是以老庄思想应付人生的逆境困境，作为极度苦闷中的精神解痉剂而已，决非遗世独立。

正因为受过“仁民爱物”、“忠信孝友”、“兼济天下”的儒学熏陶，他在诗文创作中，很重视思想内容。他有不少反映统治阶级“苛政猛于虎”、同情人民苦难的篇章。特别在地方官任上，写了一些真切反映农民呼声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也许和他跋山涉水深入了解民情有关。本书所选的《流民叹》、《上大蒙笼》、《彫陂》、《戏和答禽语》，这一类是正面接触现实的。还有不少是在友人赴任前后，通过赠诗劝友人廉政爱民来侧面表现，如《寄李次翁》、《送郑彦能知福昌县》、《送谢公定作竟陵主簿》等。本书中选的《送顾子敦赴河东》，一则曰“马乳葡萄不待求”，二则曰“两河民病要分忧”，三则告诫他不要轻启边衅，人民不堪重负：“犹闻昔在军兴日，一马人间费十牛。”悯民之心，跃然纸上。黄庭坚批评过苏轼“好骂”，也反对诗“怒邻骂座”，“发为讪谤侵陵”，无非是反对锋芒毕露，要求含蓄幽曲一点，有人却说他反对干预生活，这不合事实。黄诗干预生活的内容很广泛，有对蝇营狗苟、擅作威福的官场众生相的揭露和讽刺；有对趋利忘义的庸俗士风的冷嘲；有对怀才不遇者的同情，特别是对友人横遭迫害，如陈师道的终身困顿，秦观的壮年致死，更是在痛惜悲悼中寓有对朝政的控诉与抗议，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寄贺方回》；有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中对友人的提醒，如《双井茶送子瞻》；还不时流露对宦游生活的厌倦，对避祸归田的呼唤，以及直言谔谔批评党争，呼吁加强团结、消除派别摩擦、不分门户用人才等等，屡见不鲜。宋朝积贫积弱，边患严重，文人忧国爱国的情绪痛切深沉。黄庭坚呼吁加强边防、抗御侵扰，歌颂抗击战争胜利、赞美爱国将领的篇章也不少，如《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四首》、《和游景叔月报三捷》、《送范德孺知庆州》等。《送张材翁赴秦签》对朝廷的屈辱求和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为爱国者难以走上前线建立战功感到惋惜。所有这些，都有针对现实痛下针砭的作用，怎能说他不主张干预生活呢？此外，他还有许多和知友、亲属唱和，抒发亲情，表现个人经历与感受的作品，题画、赏乐、论书法以及题咏琐细事物的作品，或寓讽谏，或言妙理，或抒识见，都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他对醉隐之类的呼喊，不是对生活的逃避，恰恰是他关注现实生活的结果，是一种愤懑的宣泄。总之，黄诗内容丰富，时代忧患意识则是其主旋律。

黄庭坚强调多读书，发过“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的议论，目的是克服情景雷同、意象陈旧、语言滑易的毛病，力争诗句新人耳目，出奇制胜。他倡导“夺胎换骨”，示人以诗法，是为了引导初学者由有法进入无法，不受成法的束缚，从而探索创新。黄庭坚强调“诗者人之情性”，“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都重视诗情诗意。他追求“诗之美”，是艺术之美。首先他重视比兴，注意用形象思维，其次是强调向诗骚学习，“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有感而发。所以他的诗，一有形象，二有真情，构成艺术的美，真实的美。应当指出，有的学者批评指责黄庭坚有脱离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是不符合他的诗论和创作的实际的。

黄庭坚在诗的构思上很注意通过想象和联想寻找比喻和象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外化，如《次韵赏梅》、《赣上食莲有感》、《古诗二首上苏子瞻》、《竹轩咏雪调李彦深》、《题伯时顿尘马》、《题郑防画夹》等诗都有这样的艺术特点。他还注意并且善于把草木虫鱼组成形象图画展示社会关系，如《演雅》、《蚁蝶图》、《题李亮功戴嵩牛图》、《题竹石牧牛》、《同元明过洪福寺戏题》、水仙花诸题，都是生动可喜又引人遐思的。他还常用典故烘托人物的遭际性格、理想情操，如“官如元亮且折腰，心似次山羞曲肘”，“燕颔虎头空有相，蛾眉倾国自难昏”，“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一丘一壑可曳尾，三沐三取刳肠”，都能为人物剪影传神。他为一群拔乎流俗的人物传神写照，有的爱国忧时，有的怀才不遇，有的抱道而居，有的不甘沉沦，创造了不少生动的形象，如《戏赠彦深》等诗中的李彦深，“作人有佳处”，“作诗有佳句”，高洁如雪，坚贞如竹，可穷得“未尝一饭能留客”，自己“倚墙扪虱读书策”，妻子“宁剪髻鬟不典书”，“大儿得餐不索鱼，小儿得裈不索襦”，寒士形象令人历久难忘。他笔下的其他友人，如张耒、晁氏兄弟、秦氏兄弟、谢公定兄弟、陈师道、余洪范、陈元舆、黄几復、黄注以及《陈留市隐》中的隐者，无不性格鲜明。从黄诗所写的许多人物，又可反观黄庭坚的自我形象。他诗中最重要的形象是抒情主人公自己，他表现形象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通过心灵的自我观照来反射社会问题，展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性格。政局的翻覆使他一直怀着戒心生活，“有手莫炙权门火，有口莫辩荆山玉”，“林间醉着人伐木，犹梦官下闻追呼”，这种畏首畏尾、战战兢兢，余悸在醉梦中也难消退的心理，不正是残酷黑暗的现实的折光吗？尽管他采取远祸避害态度，亦仕亦隐，既“忍”且“默”，“胸中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和光同尘，与世周旋，但心底的愤激和不平始终压抑不住，时时流露出来，读者从中可以感到一个抒情主体的存在。这样一个平和而兀傲的抒情主人公，像一个聚焦点，集束、投射着那个时代中下层士大夫的普遍精神状态，这便是山谷自我形象的典型意义。

黄诗是发乎“情”的。过去有的学者、作家批评黄诗，“短于言情”（袁枚《随园诗话》），“锻炼精而性情远”（刘克庄《后村诗话》，“有奇而无妙”（王若虚《滹南诗话》），“筋骨有余而肉味绝少”（田同之《西圃诗话》）等等。事实上，黄庭坚是很注意追求诗情、诗趣、诗味的。黄诗中有悯民之情，爱国忧民之情，畏祸之情，思归思乡之情，友朋之情，兄弟之情，儿女之情，贬居中的凄怆，困顿时的自慰，无往而非情。在感情不能正常抒发时，用扭曲的方式表现，造成幽默调侃的趣味。诗集中有很多“戏赠”、“戏和”、“戏答”、“戏咏”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本书所选的《戏答俞清老寒夜三首》、《嘲小德》、《竹轩咏雪调李彦深》，都是谑而不虐，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拘无束的关系，既以情感人，又以趣怡人。他还喜欢用典故，出奇句，追求文字趣味，寓庄于谐，初读难入，细读耐咀嚼，有回甘味，形成黄诗独具的特色。

有特色的“庭坚体”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以毕生精力专攻诗道的结果。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首先是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岳父、兄长都工于诗。父黄庶是学杜甫的，有《伐檀集》行世。先后两位岳父孙莘老和谢师厚，都是有成就的诗人。在学杜诗上给了庭坚以启发。其次是他吸收和继承了我国诗史的丰富传统。《国风》、《楚辞》、汉乐府、陶渊明、徐陵、庾信、杜甫、韩愈、李商隐、西昆派、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都对他有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安石，他自己说：“余从半山老人得古诗句法。”（《观林诗话》引）；影响最大的则是陶渊明和杜甫，“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杜甫的忧国悯民、法度严谨是他所敬慕、追随的，陶渊明的文体省净，归于平淡，由有法到随心所欲，无往不法，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再次是他不满足于“随人作计”。在学习传统、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他的创新有两个前提值得注意：一是唐诗成就极高，作为宋人，他不甘依傍前人门户，不说争取胜于唐诗，至少要异于唐诗；二是北宋前辈大诗家已经逐渐转变了唐风，特别是苏轼，天才纵恣，奠定了诗文革新的决胜局面，黄庭坚要“自成一家”，必须弄斧班门，锤幽凿险，独辟蹊径。在这两重追求中，黄诗所以能力破前人馀地，别开新境，主要靠了深厚的学识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一句一字，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任渊《山谷诗注·序》），“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黄庭坚《跋高子勉诗》），真正做到了“以杜子美为标准”，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面对唐末前辈，黄庭坚有“我不为牛后人”的志气；面对五代以来的固陋浅俗、西昆的富丽庸俗的影响仍存，他必须有所振起。这样，去陈反俗便成为他一生在诗歌创作上的奋斗纲领。为了去陈，他力求创新，“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王直方诗话》），进而“专意出奇”。他在韩、苏扩大题材的基础上继续开拓，除反映军政大事外，多写历史经验、古今学理、佛道妙谛、艺术品评，乃至把繁事琐物引为诗材，从而发掘诗意，寄托感情。为避开熟事、熟物、熟境、熟貌，他倡导“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从俗物古书中寻找意象。“浇君胸中过秦论”、“寒炉馀几火，灰里拔阴何”、“夜谈帘幕冷，霜月动金蛇”、“寒藤老木被光影，深山大泽皆龙蛇”、“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这类诙奇的意象，能使人一读就惊心动魄，深思细审，历久难忘。相应地，在章法结构上，突破先景后情、一事一抒的模式，不墨守起承转合的框架，常常突然而起，兀然而结。他尤长于正反开阖，或从侧面反面接触主题，如《再答元舆》；或由大范围层层紧缩到中心，然后逆卷回去，如《题王黄州墨迹后》；或先行蓄势，在临近结束时，意脉突然断裂，旁入他意，收奇正相生之效；有时又迸出逆挽之句、玄妙之理，匪夷所思，如《王充道送水仙花》等等。反俗是黄庭坚在美学追求上的基本标的。他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句俗”，“俗便不可医也”。他称赞他人的诗、画、书法，都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无一点尘俗气。”为了反俗，他追求诗的高格。什么是高格？普闻《诗论》解答得很清楚：“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则格胜矣。天下之诗，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人皆得之，独意不得其妙者，盖不知其旨也。所以鲁直、荆公之诗出于流辈者，以其得句意之妙也。”一是琢句，二是求意之妙，黄诗正是通过这两点达到“格调高古”的。

黄庭坚一生重视句法，论述颇多。他精于炼字，安排句眼，善于用散句拗句入诗，突破语序、文气之常规，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他又运古于律，突破平仄粘对格律，以拗峭生涩矫圆熟平弱之弊，使读者接触诗句感到骨格峻拔，巉岩怒耸，态势非凡。由句势的锻炼，使整个诗的外部形态瘦劲警动，汰尽芜杂，形枯意丰。他要求句无闲字，篇无闲句；句中有深蕴，耐得咀嚼；句外有跳跃，供人填充；做到“全是骨，全是味”，“不可以色相声音求”。“忘形得意”（欧阳修语），“求物之妙”（苏轼语），是宋诗的普遍趋向。黄庭坚推进这一趋向，熟练地运用禅悟方法去寻求和表现宇宙万物的妙理，把摹写生活场面转为解剖生活断面，从慨叹人生发展为探索人生，即使是琐屑的事物，也能开掘出独特的要眇之理。或精微，如《薄薄酒》；或浑茫，如《戏题小雀捕飞虫画扇》，妙不可传。他不但能微观地向事物中“悟入”，还能宏观地把握万事万物，在入世、出世的矛盾中寻找超世之路，用宽大的胸怀包容一切，睥睨一切：“正令夷甫开三窟，猎以我道皆成擒！”就这样，他创造出了“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陆九渊语）的诗的高境高格，创立了峭刻生新、瘦硬老辣的“山谷体”。他的高尚的人格，同流而不合污的处世态度，他探出的悟入悟出的路径，他开出的琢句构篇的法门，深为同时和后世的诗人们敬慕，因有许多人追随而形成江西诗派。曾季貍《艇斋诗话》曾指出江西诗派诸人学黄的程度，侧重点有不同，“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深中肯綮，符合宋诗走向。黄庭坚诗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如用事碎琐，语言槎枒，过于晦涩，成为只能供少数人赏玩的古董，但他终是扫荡了晚唐五代的柔靡习气，和苏轼一道，确立了宋诗的独特风范，赢得了“苏黄”并称的荣誉，开拓之功不可没。

黄庭坚的散文数量也不少，《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除古赋外，列出二十二门，颂、赞、碑、铭、帖、偈、记，应有尽有。但黄文的影响，远不及他的诗词。黄自己也说，“作诗颇有悟处，若诸文亦无长处可过人”（《论诗文帖》），可说有自知之明。黄文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儒学说教的气味太重，诸如“深之以经术之义味”、“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留意治心养性”、“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一本正经，与诗中的诙谐，词中的温馨，大异其趣；二是写景抒情的文章太少，一些记体文字也主要是发议论，讲哲理，略无情味。黄文也有佳作，语言朴质简洁，富于力度，说理比较深刻透辟，前人称其有西汉风。他的文集中最可读的是书信、题跋，讲人生的体验、创作的要诀，往往运用比喻，生动深刻。如《答洪驹父书》等。再就是书序、诗序、祭文、行纪，其中有不少有感情、有形象的篇章。《小山集序》突现晏几道的性格，《胡宗元诗集序》写得那样有气势，都因为作者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寄托了自己的愤懑。还有些诗前小序短小精悍，补足诗意。著名的《再次韵杨明叔·序》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理论，写来既有亲切情味，又连用比喻，这类可与苏轼的“志林”比美。限于篇幅，本书只选了书简二篇，序二篇，行纪一篇。

黄诗用典极多，跳跃很大，今译极为困难。本书主要采取直译，尽力忠实于原文。先求“信”，再求“达”，但限于水平，难臻于“雅”。古今注家对原文理解有歧义、多义的，一般选择一种。以任渊、史容之精审博洽，注解黄诗尚多有疏失；还有四百多首黄诗，至今无人译注。本书注译肯定存在失误，幸望方家与读者教正。

朱安群（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分宁：今江西修水。

[2]叶县：今河南叶县。

[3]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

[4]德平：县名，在今山东西北部。

[5]涪（fú扶）州：原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市。黔州：原四川彭水，今属重庆市。

[6]戎州：今四川宜宾。

[7]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