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喜欢用笔名,司空见惯。笔名随意性大,可随便更换,也可以随用随弃,完全是作家个人的自由和兴趣,别人无权干涉。说笔名“多”,是指用笔名的人多,还是一个人的笔名多?应当说两个意思都有。作家发表作品署用笔名的相当普遍。有的人频繁变换笔名,发表的作品多,笔名就特别多。
何为作家?《辞海》称:“古指文学上有卓越成就的人。”现在指什么,没有说。如果说现代作家指作家协会的会员,那么,难道全国各级作家协会的会员都是作家?作家协会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说加入作家协会组织的才算作家,那么退出作家协会组织(虽然很少,但有这种现象)的就不是作家了?未加入作家协会组织,但其作品数量、质量超过某些作协会员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他们不算作家?如果这样,那么作家不就成了只看形式而不看作品的摆设?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再就是,“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如何划分?《辞海》称“作者”为“通过自己的直接创作活动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自然人”。
看来“作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十分科学的定义。当然在人们心目中也有约定俗成的看法,一般认为发表过文学艺术作品,并且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可以称作“作家”,而有作品发表,就称“作者”。“作家”当然也是“作者”。
既然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我们就不必去抠字眼。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发表过作品的都称“作家”吧!发表过文学艺术作品的称为作家,那么发表过其他社会科学以及科技文章的作者,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作为作家看待。
如果要问,有多少作家用过笔名?这很不好说。只能从印象上说,相当多的作家都用过笔名。如果进一步问:有哪些作家用的笔名多?谁用的笔名最多?谁都说不准。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说来有以下五点原因:
其一,有的作家,尤其是用的笔名多的作家,笔名也是陆续发现的,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譬如,鲁迅是学术界用力最勤、考证最详的一位作家,至今已考证一百七八十个笔名,但谁也不敢说一个都不少了,只能说基本上都挖掘出来了。这也是逐渐搞清楚的。鲁迅逝世时,1936年北京《实报》半月刊登出的鲁迅笔名是84个;1980年出版的高信《鲁迅笔名探索》收的鲁迅笔名是127个;2006年出版的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收的鲁迅笔名有170多个;现在大体离200个不远了。
其二,统计方法不一,结果不一样。有的作者署名“记者”“编者”“编纂者”“××××(按:单位名称)同人”“译者”等,以及借署别人的名字,有的人不计算在内,有的却包括在内,这样统计的结果就出入很大。
其三,有的笔名连使用者本人都说不清楚,别人就更难搞清楚了。有的笔名只是偶尔一用,过后再没有用过,时间长了,连本人也记不大清楚。如夏衍就说过:“有人问我:‘你用过多少笔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好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性,那些‘即兴杂文’,也都是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者会客室里写的,有的甚至在从九龙到香港的渡轮上写的,一个笔名可以几个人合用,更谈不上版权和稿费的问题。”(《懒寻旧梦录》)。这反映的倒是实际情况,在老一代作家中,尤其在动乱年代很有代表性。《中国作家自述》的《夏衍》一文介绍,夏衍“曾用笔名有三百多个”,但《夏衍全集》中的《夏衍笔名录》也只收笔名211个。
其四,有人虽说用的笔名很多,但自己记不清,别人也没有一一考证出来,所以笔名是一个大约数。比如有人就说:“赵树理,杰出的新闻战士,太行太岳根据地名望最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十二年间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先后办过《黄河日报》……报刊,在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和华北新华书店担任过编辑,他用过的笔名有200个之多,发表的诗歌、快板、评论、杂文约上百万字。”(张利等《太行太岳根据地新闻报刊之内蕴格调繁盛及原因》,见《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这200多个笔名现在只掌握一部分。
其五,有些笔名一时还不好确定。如,有的笔名疑是某人的,但又不能肯定;还有的名字被印错,而事后又没有更正,这个印错的名字实际成了作家的又一个笔名。
鲁迅用的笔名比较多,这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多谈。下面仅就我有限的接触,顺便举出笔名较多的几人:
李叔同(1880—1942),戏剧家、文学家、书画家、艺术教育家。本名李文涛,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笔名有一月、大慈、智胜、静观、晨晖老人等一百多个。
苏曼殊(1884—1918),南社诗人。发表诗作、小说、译著多种。本名苏玄瑛,笔名有玄殊、非非、苏子由、燕子山僧等五十多个。
郭沫若(1892—1978),用过的笔名有杜顽庶、羊易之、郭鼎堂、石沱、麦克昂、谷人等五十多个。
周作人(1885—1967)用过的笔名有王遐寿、萍云女士、岂、苦雨、知堂、周启明、知翁、周遐寿等一百五十多个。
巴人(1901—1972)用过的笔名有王任叔、马前卒、赵冷、行者、八戒等一百五十多个。
夏衍(1900—1995)用过的笔名有司马牛、端先、丁叔之、黄子布、姜添、秦炳蓍等三百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