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古小说又称早期小说，学术界通常用来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是与宋元以来的通俗（白话）小说相对而言的。新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人文理论的不断本土化，重写中国学术史、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兴起，古小说研究与诗经学、诸子学研究一样，忽然又热闹起来。总体来说，学者们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古小说的定义、起源、作者和文体等四大问题上；研究的方法和依据也有很大的改观，即原生态、发生学等新方法的使用以及出土文献新材料的丰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
但由于对古小说定义的分歧争论，古小说的研究没有走得更远，在即将突破的目标附近停滞了下来。许多研究者徘徊在古小说到底是“史之余”还是“子之流”的岔路口上。主张古小说为史书之余者，多参照西方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虚构和环境等特点，指认《山海经》、《穆天子传》乃至《左传》为小说，但同时又无法解释《汉书·艺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说；认为古小说为子书之流者，则说古小说可以没有情节，可以没有人物形象，可以不要虚构[1]，但同时又避而不谈《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其实，这种子、史的纠结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今天，一直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一种文体，它是归属于史部，还是归属于子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对其文体职能的不同确认。子部的核心职能是议论，史部的核心职能是叙事，两者的职能是大不一样的”[2]。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议论性的小说，还是叙事性的小说，它们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故事。有了故事这个共同点，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最终在文学的召唤下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其代价是子部小说逐步弱化了其议论而趋于叙事，史部小说逐步抛弃了其“征实”而趋于虚构。描述子部小说如何摆脱其母体子书议论的职能，史部小说如何挣脱其母体史书“征实”叙事的职能，显然是构成本书的两条主要线索和重要内容。
故事本身虽然在历代公私目录、学术史上没有独立的地位，连一个文体的名分都没有，但其构建文体的功能却是巨大的。举凡经、史、子、集中，都少不了故事这种重要的构件。正如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3]。在文史不分明的时代，言事与言理、记事与记言，并非泾渭分明。分门别类，是后来的事，到西汉末刘向父子整理文化时代，达到了空前的顶点。这种分类化整理，其实也湮灭了许多文化事物的本来面目。
与对古小说定义的模糊认识有关，古今论者对古小说的起源、起点和作者等问题也颇多争议。班固之出于稗官说，张衡之出于方士说，刘知几之源于史传说，胡应麟之源于诸子说，鲁迅之神话说，袁行霈之“多源共生”说，等等[4]，以及小说兴起于先秦、兴起于战国、兴起于汉代、兴起于魏晋，或兴起于唐宋等等意见[5]，都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但争论也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认知。比如关于稗官的讨论，余嘉锡遍考先秦典籍，认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职责如采诗，是采言、传语者；袁行霈、潘建国从秦汉词语出发，认为稗官是“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如周代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和汉代的待诏、方士侍郎之类无实职的小官；而饶宗颐、陈洪、王齐洲分别从秦汉出土文献和语音学的角度，考辨出稗官乃是县、乡级的属官，稗与俳优之俳音义相通，职责相似[6]。
至于古小说的文体问题，上一个世纪学者多关注古小说的文体特征，所以好指认某些先秦作品为小说。鲁迅、陈梦家认为《汲冢琐语》是小说，李剑国则进而论其为最早的志怪小说，胡念贻认为《逸周书》中的《王会》、《殷祝》和《太子晋》三篇都是短篇小说，赵逵夫以为《庄子》里的《说剑》、《盗跖》和《渔父》三篇也是小说[7]，陆永品说“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8]，近年马振方又通过系列考证，得出中国小说发轫时代的文体特征包含“自觉虚构性、完整叙事性和非寓言性等”的结论[9]。而新世纪以来，学者则多注目于古小说文体的发生，所以好讨论古小说文体的构成机制和发生过程。廖群认为先秦存在一种由“说”、“传”、“语”构成的讲故事的“说体”，夏德靠则以为小说是先秦三种类型“说体”之一，段庸生承余嘉锡之绪，以为“采言”是古小说发生的成因[10]；俞志慧考证“语”是一种古老的文类，过常宝说“‘小说家’的文献方式就是汇集某些‘语’、史事和故事，并且指出它的游说意义”[11]。笔者认为“说”、“传”、“语”本身并不是小说，而只是子部小说的源头，子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是譬喻故事+论议。
从“说”、“传”、“语”等讨论古小说文体的生成，其实是偏重于子部小说的。而从“巫”、“史”等探究古小说体式的发生，则是偏重于史部小说的。二者不可偏废。当前，似乎对后者的研讨还比较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琐语》等与神话、仙话、志怪小说的形成，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李剑国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书——小说。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12]这一发生学模式提出“故事”作为小说发生之要素，堪称卓识。不过笔者更倾向于把神话（巫话）与故事区别对待，把史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概括为神话、巫话、仙话——故事——史书、小说。史书与小说其实是“孪生”的，都具有故事的共同特征，其区别不过是“征实”与“凭虚”；这一环节在整体上要次生于神话、巫话和仙话。
从发生学探讨古小说，其实从鲁迅的休息讲故事说、余嘉锡的小说出于稗官说就开始了，但只有在出土文献达到一定的积累以后，发生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原始材料才能显示出研究对象（古小说）构成和生成的“原生态”。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定县汉简《儒家者言》，银雀山汉简《晏子》，双古堆汉简《晏子》、木牍《家语》，王家台秦简《归藏》，慈利楚简《逸周书》、《吴语》，尹湾汉简《神乌傅》，上博战国楚简《容成氏》，郭店战国楚简《语丛》[13]，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等，以及汉画像石中众多叙事性图像，都为重新建构中国古小说的生成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审视传世古小说文献的“探点”。
文化阐释当然也是研究古代小说不可缺少的视角，近十余年的成果也颇为丰硕[14]。但本书不是讨论某些思想与古小说的具体关联，而是试图从文化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古小说生成的外部机制和动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便会生成什么样的小说，思想的魔力是永远不可低估的。
从研究的性质而言，本书不属于理论体系的建构。目前的古小说研究还没有达到进行理论总结的阶段，但这无疑是许多论者（包括笔者）将来的期待。本书主要是就古小说生成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点”式的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有些具体性的贡献。
[1] 参见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 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第56页。
[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4] 详见庞金殿：《中国小说起源说概论》，《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张同胜：《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 详见叶岗：《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6] 详见陈洪：《稗官说考辨》，《中华文学史料（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7] 参见赵逵夫：《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文史哲》2006年第1期；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8] 陆永品：《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9] 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0]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夏德靠：《先秦“说体”的生成、类型及文体意义——兼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观念与分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段庸生：《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1] 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
[12] 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可参看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
[13] 详见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 例如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丁敏：《佛教神通——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早的还有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