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繁多而重要，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明显增长。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2]是响应乃至满足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放眼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格局，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尽可能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梳理，展示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成绩，总结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从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不完满状态乃至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从而为今后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以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践的具体行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服务，为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贡献独特精神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一 关于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调研的几个问题

要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段内，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声明，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无法圆满完成本报告的调研与撰写找借口，而是希望能够适当降低读者对本报告所抱持的不切实际的预期。

为了尽可能及时、全面、客观地呈现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基本面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明确界定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与范围。

世界上现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理论上讲，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潜在的对象国或者目的语国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单凭我们一个不足20人的调研团队，要把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如此多可能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况搞清楚，存在显而易见的难度。为了切实而有效地解决本年度报告调研需求与调研困难之间的矛盾，我们对本年度报告涉及的调研对象与范围做出了必要的限定。

基于课题组针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所做的前期摸底考察，我们对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进行了如下必要限定：从文类上而言，鉴于2015～2016年中国当代戏剧和散文这两大文学样式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极为有限，我们在本年度报告中对这两大文类在海外的发展不做专门梳理和评述，而把关注的重点聚焦于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同时还会关注中国当代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谍战小说、盗墓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从时间跨度上考量，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发展，除非有特别的必要，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对2015～2016年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研，我们也不对这两年内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我们对调研对象所做的这种限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当下的中外文学交流而言，海外读者最为关心、最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二，中国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基石，如今已经走过了其海外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三，最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状况、最能激发海外出版商的出版热情和翻译家的翻译热情的中国文学作品非当代文学莫属。

鉴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我们在本发展报告中，把调研的主要对象聚焦于中国当代文学。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把中国主动向外翻译、介绍和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主动向海外世界推介的作家和诗人在海外的文学交流活动，以及目的语国家的出版商、翻译家、汉学家、文化交流机构等有选择地向各自所在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翻译、介绍和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作为本调研报告的基本对象。

具体而言，我们的调研对象，包括：

① 2015～2016年，中国作为源语国家主动对外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语译本；

② 2015～2016年，中国作为源语国家主动对外介绍、宣传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开展的文学交流活动；

③ 2015～2016年，目的语国家以“拿来主义”眼光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当地译本；

④ 2015～2016年，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

⑤ 2015～2016年，目的语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报道、批评与研究；

⑥ 2015～2016年，以外语译本为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销售、馆藏和读者评分等方面的情况。

从作家来看，我们优先关注的是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从作品来看，我们优先关注那些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当代文学作品；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优先关注那些由著名翻译家或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出版流通渠道来看，我们优先关注在行内和业界享有盛誉的出版商和经销商；从读者反馈来看，我们优先关注在目的语国家最为知名的网上评论区、专业评论报刊以及在线读书俱乐部或讨论社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

在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对象做出以上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界定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范围。

从语种上看，我们主要将调研范围限定于课题组成员各自精通的第一外语的语言背景上。本课题组成员中，各自精通或擅长的第一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匈牙利语、韩语、日语、泰语、俄语、印地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等语种，其中英语又是课题组多名成员共同擅长的第一外语。这样的语种分布，为课题组成员从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搜集和查找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效地保障了各位学者在各自承担的分章调研报告中呈现的数据、材料等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同世界现存的语种总量相比，我们的课题组成员精通或擅长的第一外语还远远不能满足对理论上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所有目的语国家和地区进行穷尽式调研的理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不拘一格，谨慎选择和使用一些经过转译的材料，以弥补课题组通过第一外语获取相应研究资料和数据等方面的实际局限。

与以上从语种上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范围所作限定相呼应，我们在本报告中并没有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所有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穷尽式跟踪和梳理。我们所做的这种限定，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2015～2016年，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进入目前仅在学理层面可能的或者潜在的一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其二，在2015～2016年，中国文学即使在有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比如葡萄牙语世界）表现出发展的事实，但是其总量极为有限，暂时还不具备对其进行调研的学理价值；其三，鉴于前两点理由，我们把本报告调研的地域范围，主要限定于2015～2016年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表现得比较活跃而且成果相对出色的那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

从时间上看，我们按照总课题负责人的要求，把调研范围基本上限定于2015年和2016年这两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依据具体的调研情况，尤其是依据中国文学在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对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进行必要的回溯。比如，本报告的第二、三、五、七、八等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文学在对应各章涉及的国别或地区的译介、传播、接受、研究的历史，以及该国家或地区同中国的文学交流史有所回溯。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可以为一般读者、学界乃至业界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脉络提供历史依据；其二，可以为我们在一定的历史坐标内评价中国文学在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绩与不足提供纵向的参考依据。这种历史脉络的回溯，有时候可能会类似于梳理中国与某些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交流史。^[3]从本年度报告的未来持续调研来考量，^[4]我们认为梳理并呈现这样的背景不仅极有必要，而且也可以为今后在同一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调研节省更多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将本报告调研的时间下限推移到2017年；在个别情况下，我们甚至会将调研的时间下限延展到2018年。

我们之所以在本报告的调研中，将主体的时间范围统一锁定在2015年和2016年，同时又允许课题组各成员根据各自承担的调研任务，对调研的时间范围的上下限进行灵活调整，这主要是由文学交流和传播，尤其是由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5]

从学理层面而言，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和交流，往往会表现出从源语到目的语之间的时间/效性、接受—反应度、受众范围、出版发行和馆藏数量等多方面或深层或表面的差异。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而言自然没有例外。以时间/时效性的差异为例，我们注意到，在一般情况下，一部源语文学作品被译介到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常常要花费较长的时间。^[6]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译介成果的出现，往往并不是其在源语国问世、刊布年份当年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周期、克服了多种因素之后才最终抵达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比如，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际文学界和出版界对其人其作的关注度不仅瞬间提升，而且逐年增加，因而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流布在2012年之后也有了更大的拓展。据姜智芹的跟踪调研，^[7]仅2015～2016年两年间，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人所译并在英语世界刊布的莫言小说就有《丰乳肥臀》、《蛙》和《透明的红萝卜》。如果计入这两年间同样在英语世界再版的莫言作品英语译本，则还有《酒国》和《生死疲劳》。而无论是第一次出版还是再版，莫言作品的英语译本，皆与其在中国本土的出版年份无一相同。2015～2016年两年间，莫言作品的法语译本、俄语译本、西班牙语译本、泰语译本、韩语译本的刊布，也呈现出与其作品英语译本在英语世界刊布的类似现象，而且就莫言作品的上述外语译本的出版年份来衡量，也是无一与其在中国的出版年份相一致。显而易见，莫言作品多语种译本在海外的刊布年份，同其各自对应的汉语原版在中国本土的出版时间皆不一致。这一个案，大致可以反映中国文学在海外译介与传播同对应的作品在中国本土刊布的时间差异。换言之，由于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和交流存在着因版权交易、翻译审校、出版流程、受众反应等环节所导致的源语国与目的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时间差，致使我们在开展本领域的课题调研时所获得的数据，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其产生当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实际状况。换言之，如果我们在本报告中仅仅局限于呈现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各项数据，^[8]其实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两年内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作为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精神交流形式之一，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不仅会在不同的年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而且会在发展的成果方面表现出波动性与不平衡性。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仍然有必要在此予以特别说明。

在明确了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和范围的前提下，我们接下来要对本年度报告中使用到的调研方法、多种数据来源及其呈现方式予以简要说明。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属性，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需要运用来自译介学、形象学、接受美学、语言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在针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所做的调研工作中，自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或者借鉴来自这些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除此之外，课题组各位成员，还根据各自承担的调研任务的差异和具体情况，使用了图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力图全方位甚至立体地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应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

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翻译、介绍和传播，属于精神层面的交流活动，因而具有难以称量、难以固态化的特点。这一点，对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来说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不少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利用一定的数据来直观而简明地呈现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动态、进程、效果和成绩。大体而言，我们在本报告的调研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数据，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印数、销售量、销售收入、读者评分指数以及在海外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入藏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语译本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被评价、研究的数据，中国作家和诗人应邀赴海外参加各类文学交流活动的人次和活动场次等。

不同类型的数据，不仅其存储空间和格式存在差异，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手段或途径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服务目的彼此有别。比如，为了获得中国文学的外语译本在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数据，我们会尽量利用在当地最有影响的网上销售平台（例如亚马逊美国、亚马逊德国、亚马逊法国等）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并将由此获得的统计数据同各出版社公布的图书印数加以比对，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数量做出尽可能合乎实际情况的判断。又比如，为了获取2015～2016年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的海外馆藏数据，我们主要利用全球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系统（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进行检索与呈现。这是目前以数据库为支撑，梳理跨文化、跨国界、跨地域的文学作品传播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图书馆的书目采购与书目检索系统均需要一定的更新周期，因此我们开展课题调研时所获得的数据，同各图书馆实际购买并入藏的图书数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换言之，通过全球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系统所获得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的国外馆藏量，只能反映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被海外各级各类图书馆收藏的大体情况。就理想的状态而言，我们还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各国购买与收藏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穷尽式调研，然后据此形成汇总的数据。但是，由于调研经费、项目完成时间、课题组成员语种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在短时期内要完成这种穷尽式调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弥补这种调研的不足，我们还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以实地调查、在线访谈等手段，对通过检索OCLC系统获取的馆藏数据予以修正或补充，并将由此获得的数据，同凭借WORLDCAT检索获得的相应数据加以比对，为准确判定中国当代文学外语译本在海外的真实馆藏情况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依据。

在充分挖掘各种渠道并使用多种手段获取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相关数据的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使用一些辅助形式来从侧面说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以期立体地呈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图景。比如，我们在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情况时，就使用了在2015～2016年被译介到俄罗斯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本的多个封面和书影。这种直观的图像呈现方式，自然可以有效展示中国文学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海外世界的发展成绩。然而，受制于篇幅，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在本报告中大规模地使用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译本的封面和书影等图像来展示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就此而言，我们在《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这一章所使用的中国文学作品部分俄译本的封面和书影，是我们在撰写本报告中计划采用的呈现方式的个案式代表，希望读者可以由此一斑而窥全豹，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获得直观层面的了解。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在本报告的第八章，即《中国文学在荷兰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有选择性地使用了中国当代小说荷兰语译本的部分封面。

再比如，在英语世界，如果我们要获得中国作家或中国文学作品被纳入学位论文选题而被研究的情况，我们可以借助Proquest期刊论文数据库获取相应数据；^[9]在韩国，我们如果要获得同样的数据，则必须参考韩国学术网站Riss、首尔大学图书馆以及《2015中国语文学年鉴》、《2016中国语文学年鉴》中的信息来整理。^[10]尽管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的相关数据，可能与实际的准确数量存在一定误差，然而考虑到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公信力和普遍程度，我们利用上述途径获得的数据来反映中国文学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仍然具有语言、图像等方式无法替代的参考价值。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使用目前为学界同道公认或者在学界占据主流的调研手段和方法，力图客观、准确、公正、科学而又多侧面地呈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这样的调研报告，类似于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普查，也可以说是摸清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家底，从而为总结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供客观依据，为从内外两方面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然而，由于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开阔、我们掌握的数据来源渠道还不够丰富、我们获取数据的手段还不够多样，我们开展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情况调研的经验和学识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致使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呈现的事实、材料、数据以及我们提出的应对方略等，还不能理想地反映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全部情况，因而特别期待和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调研中，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二 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特征

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研，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也就是本报告所指称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基本面貌。

第一，总体而言，“中国当代小说海外发展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头戏。2015～2016年，当代中国的纯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态势看好，谍战、科幻等类型文学的对外翻译崛起。单行本的长篇小说译介依然在海外得到最多关注，与此同时，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不断走进海外读者的视线。我国政府层面的‘送去’与国外译者的‘拿来’并行不悖，官方与民间力量协同努力，促就了中国当代小说海外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与中国当代小说于2015～2016年在海外的发展所取得的喜人成绩相类似，这两年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发展也是可圈可点。“与2012～2014年间中国当代诗歌主要向英、美、德等传统文化大国译介不同，2015～2016年间的中国当代诗歌海外传播的文化版图面积扩大了，主要新增了横跨四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土耳其、蒙古国、波兰、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孟加拉国、希腊等。对中国当代诗歌来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版图的扩大提供了进一步延伸的‘基地’，也获得了更大的伸展空间。虽然这一发展势头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也反过来促使中国诗歌从沉寂走向复苏，开始回暖，而且更加具有世界胸怀，与世界不同民族的灵魂可以初步实现共脉动，这也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能够获得世界性认同和认知，形成目前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的新高潮。中国当代诗歌在与中国发展同步的同时，也正在阔步迈向前所未有的广阔地域空间和人文空间。诗歌作为软实力，现在逐步获得了硬地基。”

第三，在点数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海外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强调2015～2016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科幻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名片。基于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科幻文学界不断引发的关注，我们在本年度报告中设立专章，详细梳理2015～2016年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以期较为全面、准确、客观地呈现这两年间，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多国被翻译、介绍、评论、出版、发行、研究、收藏等方面的情况，这不仅可以有效呈现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发展的成绩和效果，而且可以及时总结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发展的经验，从而为中国科幻文学未来在海外世界的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中国科幻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新名片，自然离不开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近年来呈现出的繁荣兴盛局面。2015～2016年，中国科幻文学共有4部长篇小说、65部中短篇小说获得英译并且首版或再版。4部长篇小说中有3部来自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其中《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是由伦敦著名书商宙斯之首（Head of Zeus）再版的2014年美国版本，分别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发行。其他两部《黑暗森林》（The Dark Forest）和《死神永生》（Death's End）是首版，前者的译者为周华（Joel Martinsen），由全球知名科幻出版社美国托尔出版社（Tor Books）于2015年8月出版，宙斯之首2015年11月再版；后者的译者为刘宇昆（Ken Liu），于2016年9月分别由托尔出版社和宙斯之首在美、英、澳三地同时首发。另一部长篇小说是王晋康的《四级恐慌》（Pathological），译者为程异（Jeremy Tiang），该作品于2016年12月由美国亚马逊旗下的亚马逊交叉口（Amazon Crossing）出版。65篇英译中国科幻文学中短篇小说中，有23篇为再版。这些中国科幻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出版模式主要为电子杂志、纸质杂志、小说及网站刊登四种类型。2015～2016年，刊登中国科幻小说的主力军为美国科幻电子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基本为每年10篇，其他如《顶尖》（Apex）、《银河边缘》（Galaxy's Edge）、《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议》（Uncanny）、托尔在线（Tor.com）等则大多刊登了1～2篇。纸质杂志中，美国老牌科幻杂志《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于2015年3月刊登了宝树的《大时代》（What Has Passed Shall in Kinder Light Appear），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在其2015年5月和6月的“未来”（Future）专栏分别刊发了中国科幻作家李恬的《水落石出》（Tempus omnia revelat）和夏笳的《黑屋》（Let's Have a Talk），这是该栏目开创15年来，首次刊登中国籍科幻小说家的作品。小说集也是中国科幻文学中短篇小说“输出”的主要力量，其中2016年由托尔出版、宙斯之首再版的《看不见的星球：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集》（Invisible Planets：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和2016年11月由宙斯之首再版的《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Kindle电子版）都是专门的中国科幻小说集。前者收录了刘慈欣、郝景芳、陈楸帆、程婧波、夏笳、马伯庸等著名作家的13篇作品，文末还附有3篇关于中国科幻文学的评论文章；而后者则是刘慈欣科幻文学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的11篇作品。其他一些小说集，如：2016年1月的《听盐生长的声音：80后短篇小说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Short Stories by the Post-80s Generation in China）首次收录了陈楸帆的《G代表女神》（G is for Goddess）、飞氘的《一个末世的故事》（A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和郝景芳的《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2016年2月的《克拉克世界年刊：8》（Clarkesworld：Year Eight）收录了程婧波的《萤火虫之墓》（Grave of the Fireflies）和夏笳的《2044年春节旧事》（Spring Festival：Happiness，Anger，Love，Sorrow，Joy）；2016年7月的《年度最佳科幻小说和幻想小说：2016》（The Year's Best Science Fiction＆ Fantasy Novellas：2016 Edition）再次收录了宝树和郝景芳的作品。另外，网站刊登也是中国科幻文学对外传播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15年4月，飞氘的小说《一个末世的故事》（An End of Days Story）刊登在网站蚁山（the Anthill ）上，译者为亚历克·阿什（Alec Ash），他也是蚁山的创始人。《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在2015年1月刊登了迟卉的《冷》（The Cold），该网站为英文多媒体平台，既展示杂志内容，又有丰富的论坛和博客，集发布、交流、沟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在英语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纸托邦（Paper Republic）是一个将中国文学译介给英语读者的翻译网站，其在2011年与《人民文学》合作，在海外发行《路灯》（Pathlight）杂志，目的是宣传介绍中国的诗歌及小说。《路灯》在2015年春季刊发表过夏笳的《热岛》（Hot Island），而纸托邦在2016年12月刊登了糖匪的《自由之路》（The Path to Freedom）。

第四，谍战小说在西方世界掀起旋风。正如姜智芹在本报告的第十三章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发展中，麦家领衔创作的谍战类小说在国外得到良好接受，掀起过“解密旋风”和“麦旋风”，成为类型小说在海外发展的范例。继麦家在海外引发关注之后，2015～2016年有更多的中国谍战小说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或重印、再版。除麦家之外，陈浩基、陈紫金、刚雪印、秦明、松鹰等谍战小说作家分别有一部作品被译介到了海外。从这些被推介到海外的谍战小说来看，“有一半以上是在国内一出版就被国外的译者看中，迅速着手翻译，并由国外的出版社出版。相比纯文学作品，国外出版社对偏通俗文学的谍战类小说出手迅速，这类作品为当下文学增添了新元素，丰富了海外认识、了解中国的途径”。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中国谍战类小说的海外发展中，麦家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性。虽然他的《解密》是2014年译成英语出版的，但其影响力在2015～2016年继续提升，激发了国外更多读者对中国类型小说的期待，在带动当代谍战类小说‘走出去’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五，同中国当代小说、诗歌和科幻文学在海外引发的关注遥相呼应的，是中国当代网络文学在域外世界的悄然走红。2017年的《亚洲经济报》刊载了一篇题为《3亿3千万人被深深迷倒，中国网络小说引起市场大爆发》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网络小说现已延伸到全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中文的窗口”。^[11]同样刊载于该报的《中国网络文学成为世界主流》一文，以更加友好而肯定的态度指出，“曾经一时被漫画化的中国网络文学现在正在人类文学史上实现独步地位。……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向海外输出，在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都有狂热的粉丝团”。^[12]比如，在2015～2016年，韩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中国文学在韩国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琅琊榜》《花千骨》《云中歌》《那片星空，那片海》等中国网络上广受欢迎的作品开始被引入韩国，这也是中国当代网络文学开始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结果。”根据孙鹤云对中国文学在韩国的发展所做的调研，“韩国读者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反馈非常积极，年轻读者发现了一个可以无负担对接的中国文学新类型，不但可以避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门槛，而且也不必去习惯中国现当代作家以往沉重的叙事和意味深长的幽默感。网络文学的悬念、直接、浅显易懂让年轻韩国读者很容易沉溺其中”。

尽管2015～2016年以小说、诗歌和科幻文学为重心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毋庸讳言，这一成绩同繁荣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相比，其总量或绝对数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经由我们主动“送去”与国外译者积极“拿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就作家的年龄段分布而言，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而言，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毫无疑问，这些主动或被动“走出去”的作家，是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卓越代表，这些主动或被动“走出去”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优秀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也再次证明，我们致力于推出去的，毫无疑问都是优秀的中国文学。这正是我们彰显文化自信，以实际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方式之一。

依据中国文学2015～2016年在海外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面貌，可以概括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同中国当代纯文学小说、科幻小说、谍战小说、网络小说、悬疑小说、中国当代诗歌等主要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发展遥相呼应，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地域疆界版图较往年有了明显的拓展。中国文学海外发展地域版图的拓展，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文学一些重要文类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正相呼应的。以中国文学在法国、韩国、日本、泰国和英语世界的发展为例，上述域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除了继续聚焦于中国当代纯艺术小说外，还将感知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当代的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盗墓小说和各种当红的网络小说。这一变化，就比我们通过对2012～2014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所作调研^[13]了解到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景观要丰富而多样。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这一动态，自然有助于向域外世界传达出一个原本属于常识性的事实：中国本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其实是丰富而多样的，她远不像外界凭刻板印象曾经武断地判定的那样简单而呆板。

第二，域外世界的读者，正日渐积极而主动地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域外世界对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纯文学样式的关注上。说得更具体点，最近数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呈上升趋势，域外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兴趣也在不断增长。这种趋势，在文学领域，就表现为对中国当代文坛最新动态的关注，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的关注。换言之，域外世界的出版商、翻译家、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作为“超级读者”的批评家和一般读者，已经将关注中国文学的眼光，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投向了中国当代的科幻小说、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盗墓小说、谍战小说和各种当红的网络小说。

第三，域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的在线机器翻译与在线网络翻译成为海外读者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热点的重要支撑手段。众所周知，随着出版科技的革命、多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全球联通，人类的阅读模式已发生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以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为例，每当有吸粉无数的中国当代网络小说问世之际，不少国家的海外读者便开始自发地组织网络协作群体，以接力的方式翻译他们想追踪阅读的中国当代网络小说。有的时候，他们为了达到和中国读者类似乃至同步的阅读节奏，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上述协作翻译的成品产生，而是直接借助在线机器翻译或者在线网络翻译去阅读他们想看的中国当红网络小说。毫无疑问，这样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差不多是囫囵吞枣，自然也谈不上对以中文书写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审美风貌和精神内核的准确领悟。然而，让我们不能漠视的是，由这些对中国当代网络小说抱有疯狂热情的域外读者所开创的这种阅读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的方式，已经在用十分响亮的动静，改写着中外文学交流的机制和版图。这种新动向，也给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带来了最新的启示。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所体现出的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面貌和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为从事中国文学海外发展工作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出版者、参与者、推动者提供了积极的启示：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把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出色、最有时代特色、最能反映当下中国经验的纯文学作品推介出去，而且要放宽眼界、拓展思路，向非纯文学要发展版图，并由此而举一反三，推动纯文学与非纯文学海外发展的融合，使二者形成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的和谐局面；在推动多形态或者多样式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渠道走向海外的同时，还应根据海外读者关注乃至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经过本土化转化的传播媒介和阅读模式。

三 关于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我们最近几年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所作跟踪调研，总的来看，与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目标相比，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发展或者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这种情况，同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占据的位置还极不相称。按照GDP标准来衡量，我们在2010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我们的精神产品、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理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和声音，我们的国际形象仍处于十分不稳定的阶段。与中国本土当代文学所表现出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景观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总体上还显得比较寂寥，大量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都还处于不为中国以外的读者所认识、阅读与赏鉴的状态。这种状况，既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过错，也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错，而是与中国文化目前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深有关系。

为了切实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可见度不够的这种局面，为了积极有效地塑造正面而丰富的中国国际形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应该依据扎实的调研，不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通过丰富而多样的手段，借助或宽或窄的渠道，以灵活而机动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以丰富多彩而行之有效的文学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海外发展，必将为人们探究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模式提供新的路径，并由此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乃至友谊，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有效宣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策略进行理性的反思。

首先，我们需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心态。今天的中国文学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更准确地说，是需要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全方位的、面向全球范围的，而不能仅仅限于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仅仅把目光牢牢盯在西方大国，或者像眼前不少等而下之的做法，仅仅把目光盯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那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说实在话，我们在开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种有色眼镜，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文化自卑心态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学不如西方，所以急于获得西方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的文学超出了不发达国家的文学。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较我们优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抱着一种仰视乃至谄媚的心态，而对于较我们劣势的文化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内的文学，则抱着一种漠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两种心态，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否则会给中国文学海外发展大业造成难以估量的妨害。在我们看来，倘若要切实有效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胸怀天下的视野，要有将大国和小国的文学一视同仁对待的气度。

其次，我们要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又充满挑战的伟大文化事业，它值得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用心去推进。我们要力戒盲目、急躁、冒进的心态，尽量尊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传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我们宜向当年那些优秀的来华传教士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那种不畏艰险、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那种亲力亲为、知难而进的作风。当然，这是就我们主动对外传播中国文学而言。而对于那些主动传播中国文学的外国友人，我们则要给予友情的支持、理性的引导、学理的解释。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尽量放宽限制，要相信自己的作家，要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子，要相信自己的人民，他们会主动把优秀的民族文学传播到世界中去。正因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是一项长远而持久的文化事业，我们就更要着眼于长远来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和理性布局，分国别、分地域、分文化圈、分语言圈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多个方面来筹划和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

第一，要在中国文学表达自我与倾听域外世界他者之间开展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营造友善的氛围和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可以在政府对政府、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学术对学术等多个层次上展开。这样的沟通和对话，其目的是向外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人致力于推动文明互鉴、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而我们要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主动而坦诚地聆听外部世界的声音，欢迎世界各国文学以适当的方式在中国获得表达空间。开展上述多层次、多形态的双向沟通和对话，目的在于营造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友善氛围，疏浚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具有学理底蕴的渠道，最终实现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并由此促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近年来，无论是在我们的作家群体中，还是在批评家群体中，乃至在出版界，都有不少人在倡导书写“中国经验”。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作家书写的就是“中国经验”，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换成我们熟悉的表述，大体上仍然等同于有关“民族的”与“世界的”之关系的讨论。但是，既然我们的文学作品瞄准的是世界文学市场，我们的受众目标瞄准的是世界范围的读者，那么，有针对性地去倾听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声音，有针对性地为了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做一些调整或者适应性改变，并不是失去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更不是文化上的投降主义的表现。文学固然有很强烈的民族底蕴，但是也可以在爱、美、自由、人道主义、创造力等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主题上征服最广大范围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书写的主题可以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地域性与全球性兼容的，而表达的方式上则可以是民族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然是为了“走出去”，就要有意识地采用域外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手段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让域外受众在他们熟悉的方式中逐渐走入中国文学的天地。对于域外不同的民族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有点像一个贸然闯入者。如果希望别人欣然接纳中国文学这个“闯入者”，那就要做一些必要的铺垫、沟通与适应的工作，让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中国作家与域外读者之间彼此聆听，既要避免任何沙文主义倾向，也要避免任何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一种平等、尊重、自由、灵活的氛围中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在表达自我与倾听他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提供极具智慧和艺术的保障。

第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作家与译者、经纪人或出版家之间的稳定关系，进行深入的交流，加强拟定翻译图书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推广方式等各个环节的沟通与研究。要特别重视选择作品，加强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的图书市场、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的研究，从而实现定位准确、目标明确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就不能忽视国外文学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所做的研究与评论。换言之，我们要注意跟踪和了解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内的域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和对重要中国作家和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深层次研究。对国外汉学家针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体的中国文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要抱着积极、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并回应，而不能盲目地抵触或粗暴地拒绝。以汉学家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所发表的评论和所做的研究，大体上能够呈现出其所在国家的民众和普通读者^[14]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毫无疑问，扎实而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民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性，有助于提升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针对性和功效性。

第三，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介在中国文学海外发展中能够发挥的特别作用，积极调动各种新科技和新媒介手段，使之因地制宜地服务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都在发生着极大的改变。人类社会已经由读文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由于工作节奏加快，人类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智能手机、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以及网上联机大型数据库的不断出现，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拓展，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面向海外中国文学读者群，推出可以供中国文学所到之处的当地读者在不同操作系统、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下载并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不同格式的电子版、音频版、视频版、盲文版，从而有效改变以往基本依赖纸质媒介和音像制品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学的单一化局面，使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丰富化、时尚化。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根据中国文学名著的原著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对海外受众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便捷性，有意识、有选择地将已经被成功改编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版和电视剧版输往海外，用心打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复合型途径。

第四，要高度重视专业网刊、网站对一些特定中国文学样式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远影响。比如，根据吕子青、摆贵勤两位学者分别针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发展所作调研，在2015～2016年，这两种样式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是刊发在国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风向标意义的网站上的。比如，吕子青在其调研报告中就指出，“2015～2016年，刊登中国科幻小说的主力军为美国科幻电子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20篇），基本为每年10篇，其他如《顶尖》（Apex）、《银河边缘》（Galaxy's Edge）、《光速》（Lightspeed）、《不可思议》（Uncanny）、托尔在线（Tor.com）等则大多刊登了1～2篇”。这也从事实的角度，印证了谢丹凌在本报告的第十四章《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发展效果评估》中所做的“近两年，美国著名科幻文学杂志《克拉克世界》和科幻电子杂志《不可思议》加快了对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刊载频率，有时甚至每隔一月即发表一篇”这一判断。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所制作的“英语科幻奇幻杂志十年（2005～2014）影响力排行榜”，托尔在线和《克拉克世界》在2012～2014年影响力榜单中分别为第一位和第三位，而这两个平台目前是中国科幻文学走向西方世界的主要舞台。由此不难推断，如果托尔在线和《克拉克世界》这类在线平台能够更多推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国科幻文学必将乘着最近几年海外发展的良好势头，走向更加广阔的域外世界。

其他如非营利线上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近几年持续刊载中国当代诗歌的最新作品、法国免费电子杂志《远东印象》（Impressions d’Extrême-Orient）近几年通过活泼的主题引导法语世界读者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关注、西班牙电子杂志Revista RCT^[15]对中国文学西班牙语翻译的持续关注、由来自英语国家的译者组建的以译介中国当代经典作品和新锐作家作品为主要目标的“纸托邦”（Paper Public）所引发的域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等，都无一例外地启发我们，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通过上述各目的语国家的专门电子杂志/网刊和网站而进入海外受众的关注、阅读、品鉴、接受视野，毫无疑问能够有效提升其在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中的可见度、认知度和影响力。

第五，要积极推动版权代理人制度。众所周知，许多国外作家，特别是欧美作家，早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版权事务交给代理人去打理，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用来构思、体验和创作。而对于代理人来说，如果有了合适的利益分配和奖励机制，他/她或机构就会充分调动各种手段与资源，尽可能多地推动作家的作品被卖出更多不同语种的版权，并由此而占据更为广阔的世界图书市场份额。然而，让我们深感纳闷甚至遗憾的是，国内大部分当红或大牌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优秀的翻译、高效的版权代理人制度和专业化的作家经纪人，是影响现阶段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对经纪人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三个原因所致。其一，观念问题。对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无异于把自己的作品直接交给市场去检验。在这些作家看来，这不仅是自己媚俗的表现，更是文学堕落的征兆。在这些作家看来，文学作为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其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由专业批评家和学者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自己的文学价值的批判。其二，中国当代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不高，让他们难以雇用经纪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有的图书定价普遍偏低，文学作品出版物的定价远不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出版社支付给大多数作家的版税额度尚不能尽如人意。除了少数当红作家，作家从出版社获得的版税并不理想。加之有些不诚实的出版社还要在印数等环节上玩猫腻，作家从出版社获得的版税收入就更加要打折扣了。其三，我国的出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我国已然是一个出版大国，然而还称不上一个出版强国。而要成功打造一个出版强国，“要打造一个成熟的出版产业，作家经纪人应是其中必备的重要岗位之一”。

由此看来，如果中国文学要在海外传播之路上走得顺心、舒坦、畅达，必须引入作家经纪人制度。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图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在背后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当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探讨“麦旋风”带给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启示时，切不可忽视了版权经纪人谭光磊所发挥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甚至改写了华语文学圈版权经纪这一行当，他除了出任麦家的经纪人外，迟子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出任经纪人并使他们各自的作品在多国卖出了版权。

事实上，在麦家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见证并认可了文学经纪人的工作效益，阿来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根据我们的调研，迄今已有近30个国家购买了阿来《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而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完全是由其经纪人来运作的。在他看来，自己的《尘埃落定》一书版权输出后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与版权经纪人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密不可分。阿来坦言，自己不了解国外的情况，而经纪人的运作很规范，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办法进行。所以凡涉及其作品国外版权的问题，他都会找自己的经纪人。交易成功后，经纪人按版税的10%～15%来提取佣金，这在阿来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阿来曾明确表示：“对于当今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外的版权代理人也在积极发掘中国市场，就像阿来说过的那样：“市场化以后，真正有市场价值的，西方人他也在找。”西方的文学经纪人制度已经有效运转了漫长的历史时间。当面对商业效益明显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时，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学习国际社会的优秀经验，建立高效的版权代理人制度，培育专业化的作家经纪人，将是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能力、水平和收效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六，要以高度的前瞻性眼光推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海外世界的发展。毋庸讳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域外世界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总体上还非常有限，这与我们敞开胸怀、热情拥抱世界其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低幼和少儿阶段的文学读物中，外来的作品占据着绝对优势，这对我国青少年儿童未来的审美观念、文学观念的培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构成了显而易见的文化安全隐患。这反过来启发我们，从长远的未来着眼，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界炙手可热，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法、德、意、日、韩、希伯来语在内的十四种外语在海外出版，其作品版权已被输往五十余个国家。在英语世界，2015～2016年共有《青铜葵花》（Bronze and Sunflower）、《大王书I：黄琉璃》（Legends of the Dawang Tome：The Amber Tiles）、《曹文轩中英文作品集》三部英译单行本出版，成绩斐然。在德语世界，曹文轩多部作品的德译本也相继上市，龙家出版社（Drachenhaus Verlag）继2016年推出曹文轩的《第八号街灯》之后，又于2017年推出了他的《草房子》。同样是在2017年，莱比锡童书出版社（LeiV）将曹文轩的《最后一只豹子》、《痴鸡》推向了德语童书市场，从而使这两部中国儿童文学原创绘本得以进入德语世界儿童的读物清单。2017年，德语区孔子学院还策划了“曹文轩文学交流德国之旅”，邀请曹文轩带着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到访慕尼黑、法兰克福及海德堡，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围绕曹文轩而在当地市立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既有作者、译者、读者的互动，又有深度的作品研讨。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4月，曹文轩荣获了具有“儿童文学诺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域外与自我艺术身份定位的焦虑。

我们不妨说，相比前几年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世界“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的情形，中国当代儿童题材的作品近年来在国际儿童图书市场开始崭露头角，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渐渐走向国际舞台。除了曹文轩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之外，沈石溪、秦文君、李潼、张瀛太等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于2015～2016年在海外翻译出版。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儿童和青少年都是其当然的未来。征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儿童，也就意味着征服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要仔细思考如何用文学去征服外部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阅读空间，思考如何在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之上，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和方法，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

第七，要充满自信而又理直气壮地鼓励和支持科幻文学、谍战小说、悬疑小说、网络小说、盗墓小说、推理小说、武侠小说等传统观念中的边缘文学向海外要市场，向海外要读者。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成为首位摘取“科幻界的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2016年8月，郝景芳凭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获得了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2016，松鹰凭借《杏的复仇》（Apricot's Revenge）获评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最佳推理小说作者。这三位中国作家所斩获的上述国际大奖，不仅在国内文坛引发强烈反响，也使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和悬疑小说出现在世界文坛的聚光灯下。正如姜智芹在本报告的第十三章《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的发展》中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多年以来，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纯文学作品无疑占据主流。不过鉴于中西文化价值的差异和中西叙事方式的不同，翻译出去的纯文学作品并没有在西方世界产生应有的影响，有很多作品没有真正走进西方人的心里。《解密》《三体》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启示我们，只要把握好思想性，兼顾好艺术性和趣味性，类型文学也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我们今后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学的时候要拓宽思路，加强对类型文学的译介，将西方读者喜欢的谍战、科幻、悬疑等小说更多地纳入推介视野，将其作为纯文学翻译的有益补充，让更多的中国当代小说扬帆远航，从中国的变为世界的”。

第八，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加强中国文学自身内功建设。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注意净化本土的文学氛围，不要让权力伤害了文学。过去数年中，特别是2013年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在域外翻译家、汉学家看来，在中国当代文学重大奖项评审过程中，“一些文学奖想获得关注而不得，另外一些想躲避质疑也躲不开”，由此引发了诸多质疑的声音。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学会让市场自身来推动，要放手让作家、汉学家、翻译家、版权代理人、出版商去推动或运作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政府可以给政策、给资助，但千万不要用权力干涉文学。我们要把文学奖授予文学，要让中国当代文学通过自身实力来说话，这样才能让中国当代文学保持自己的尊严。

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依托国家发展的实力，主动、自觉承担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既推进作家不断挖掘自身的创作潜能，又促进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有可以预期的光明前景。

第九，要充分重视并持续保持对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巩固并扩大中国文学在这两个具有高度重合性的文化圈内的传播与辐射。通过这样的传播与辐射，会引发中国文学在这两个文化圈内的二次、三次乃至N次衍生传播或者副传播。这种衍生传播或副传播，首先表现为传播到这两大文化圈的中国文学将极有可能被转译成第三国/地区的语言，为第三国/地区的读者所阅读、了解和评价。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尽管人们一直对转译有种种尖锐批评，然而在实践领域，转译仍然是文化交流、沟通、对话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能够持续不断地提升其在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那自然会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要充分重视在海外华人中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学。这既可以让海外华人及时把握和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最新成就，也可以促进他们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超时空认同，从而通过他们将中国文学传播到这些海外华人所旅居、侨居、定居的非中国文化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海外华人视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天然媒介。我们要积极发挥海外华人牵线搭桥的作用，充分依赖他们熟悉自身旅居、侨居、定居地的文化和习俗的优势，借船出海，借鸡生蛋，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为及时有效地把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推介出去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从而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的有效渠道。

第十，要着力挖掘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文化教育处/组及其他驻外机构、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面向海外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的潜力，将这些机构打造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在地化综合平台，尤其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全球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将其打造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桥头堡和轻骑兵。

无论是从全球孔子学院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每一所孔子学院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偶然或必然地参与并介入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大业。从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全球孔子学院无疑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最为成功的文化名片，其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国文化海外推广重要平台、重要渠道的形象，已经日益清晰而稳固。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11月，全球已经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所孔子课堂，它们分布在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25所孔子学院和114个孔子课堂，在欧洲41国共有182所孔子学院和341个孔子课堂，在非洲43国共有59所孔子学院和41个孔子课堂，在美洲24国共有161所孔子学院和595个孔子课堂，在大洋洲5国共有21所孔子学院和102个孔子课堂。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涵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的语种和国别地域。

在孔子学院面向全球发展的14年历程中，它的多维度功能正日益彰显出来，已经从最初的单纯以汉语教学为核心任务，逐渐发展为以汉语教学为主、中国文化交流活动为辅的运行格局。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孔子学院对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知道，语言的传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它势必同该语言赖以生存的那个民族的审美意识、文化习俗、思想观念、价值理想等深层次而又颇为隐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态势。我们认为，通过得体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既是孔子学院使命与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未来成长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我们的观察，就孔子学院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已经发生了从无到有、由小而多的变化；就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资源获取而言，已经从最初等米下锅的求援窘境，已经形成择优而推、左右逢源的格局；就传播途径而言，已经从最初的单向外推，逐渐转变为外推与内引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交流；就可凭借的手段而言，已经从最初的单打独斗，转变为多元互补的格局；就空间拓展而言，已经从最初的过分倚重欧美国家而转变为如今面向多地域、多文化版图开掘的格局；就历史形态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所占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古典文学，也超出了近现代文学；就孔子学院传播的中国文学样式而言，从最初的以小说为主，逐渐转变为对外传播涵括小说、诗歌、戏剧、童话、寓言等各体文学样式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

从孔子学院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但凡有意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发力的孔子学院，已经开始有效地运用组合拳了。在传统的作家演讲与座谈、诗歌朗诵、作家签名售书等形式之外，全球多地的孔子学院开展的中国文学传播活动，还增加了新的手段。比如，在孔子学院所在国召开中国作家作品研讨会或者新书发布会，在海外创办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在海外创建传播中国文学的网站等，其中最具有统筹规划性、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通过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这个平台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是由国家汉办于2009年9月批准立项、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文理学院联合承担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重大项目。实施该工程的目的是加强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的交流和联系，为国外的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以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了解和品鉴当代中国文学景观的窗口。这一工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具体内容：一是在美国创办全英语杂志《今日中国文学》；二是在美国出版由10部作品组成的“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三是定期和不定期在中、美两国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

截至2018年7月，半年刊《今日中国文学》已经出版了13期，“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已出版了包括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废都》、吉狄马加的《黑色狂想曲：吉狄马加诗选》、东西的《后悔录》、食指的《冬天的太阳》，以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等7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业已召开两次。从这些成绩来看，已经比较圆满地实现了工程设立之初的各项预期目标。

自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正式启动以来，国内外多家媒体和诸多专家学者均给予了高度关注。随着这项工程的持续实施，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孔子学院已经成为全球孔子学院体系内扎实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的领头羊。

除此之外，像美国俄勒冈大学孔子学院、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拉丁美洲孔子学院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等多所孔子学院，近年来在利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都可圈可点。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依托全球孔子学院这个平台而开展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活动，就多达60余场次。如果把各国孔子学院所开展的中国文化活动中部分涉及中国文学赏鉴、译介的活动也计算在内的话，得到的统计数字肯定还要高很多。

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所开展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中国文学传播活动，其效果很可能是持久而意义深远的。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孔子学院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因地制宜地开展中国文学传播活动。比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策划的“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在2017年3月至4月正式启动，行程遍及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不仅是孔子学院总部开创文化项目运营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而且也是莱顿、维也纳、米兰、巴黎等多地孔子学院与当地文化机构深度合作、拓宽中欧文化交流渠道的创新模式，同时也有效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空间。再比如，黑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我的中国梦’诗文与绘画比赛”，甚至包括很多孔子学院开展的征文比赛，如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我和汉语的故事”征文比赛等，都在一定意义上面向海外世界培育着中国文学意识。还有一些孔子学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中国诗歌朗诵会，也有益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因地制宜、有所选择地发挥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多重功能与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孔子学院自身的内涵式发展，而且有助于建构丰富、立体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层魅力，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华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搭建较目前更为丰满而富有情感且有温度的民心相通的桥梁。

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大计来看，孔子学院的出现，激活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多重资源，延伸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拓展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空间，丰富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手段与方式。从孔子学院自身长远发展来看，各国孔子学院因地制宜地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纳入自己的工作版图，势必从内涵上丰富各地孔子学院自身建设与发展，为其日常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增加分量和魅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发展大业，同全球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完全可以建构一种互利互惠而共赢的格局。

孔子学院介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仅可以有效拓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空间，而且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得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以更加生动、近距离的方式呈现出来。

孔子学院的介入，明显增加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交流的管道，激发了中外文学双向乃至多向交流沟通的可能性，从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了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

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是一项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事业。这项事业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更需要我们运用大智慧去切实推进。我们根据现有的调研，针对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所提出的以上建议，连同我们在整本报告的十四章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其他建议，仅仅代表我们目前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而不是也不能视为我们为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所提出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1]姚建彬，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欧美文学、中西比较文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等。

[2]在本书中，我们把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统称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无论是称之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还是名其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其历史皆非始自今日，这已经是学界共识。基于这一共识，我们在本年度报告中，会交替使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这两种表述，来梳理我们主动翻译、推介，或者由目的语国家翻译、出版、接受的中国文学在域外世界的各方面情况。

[3]比如，本报告的第二章《中国文学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的前半部分，就用了不小的篇幅来梳理中国与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史。

[4]根据“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报告”项目总负责人张西平教授的设计与构想，从2018年开始，将逐年推出包括《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在内的11个分卷年度报告，将其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的品牌性智库产品。

[5]这一时间范围的限定，往上也可以承接我们自2012年以来就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发展所做的相关调研工作，从而使我们所做的前期工作同本年度报告之间保持一定的学术延续性。

[6]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国际互联网和远程即时通信手段的出现，加之中外文学交流的日趋频繁，短篇小说和篇幅不长的单首诗、单篇散文等形式的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实现中外同步或者大体一致的原创与翻译。但是，这种情况，同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和交流相比，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很难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

[7]具体请参看本报告第十三章。

[8]大致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数据、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印数、销售量、销售收入、读者评分指数以及在海外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入藏量，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语译本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被评价、研究的数据等。

[9]比如，在本报告第十三章中，姜智芹教授就利用Proquest期刊论文数据库，对英语世界2015～2016年以莫言为选题的学位论文情况进行了梳理。

[10]参看本报告第四章《中国文学在韩国的发展》相关部分的调研。

[11]http：//www.ajunews.com/view/ 20171122082518681，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22日。

[12]，http：//www.ajunews.com/view/20171006085044996，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22日。

[13]姚建彬：《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年度报告：2012～2014》，载张西平主编《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4]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内的域外中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堪称中国文学的“超级读者”。

[15]Revista RCT的西班牙语全名为“Revista China Traducida.Revista sobre Traducciones del chino al español.Con textos literarios breves”。这份电子杂志目前每年发表一期，刊登中国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译文以及中国文学相关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