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
我始终认为，我母亲倘若有文化，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可惜她没有念过一天书。除了善良、贤淑、坚韧和刚柔相济的秉性，我发现我母亲有相当细腻的记忆力，她同时拥有把所有记忆的往事非常真切地表述出来的能力。父亲的许多经历尤其是童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讲述给我听的。她也经常向我讲述她的童年。我不知道我日后的写作是否与母亲这些重重叠叠、情情切切的讲述有关，但我相信，从童年起就被她的故事感染和震撼的我，是在她的讲述中我长成了这样的女人……
母亲十三岁时被在城里做女佣人的我的奶奶领去做童养媳了。我奶奶做帮工的那座古城叫郧阳府，郧阳府傍临汉水，汉水从三面围拢郧阳古城，郧阳古城呈半岛状。古城也像一艘停泊在江岸的帆船，日夜飘摇在汉水的润泽之中。这种飘摇是从明代开始的，因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这里就建了府城，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母亲是被小花轿抬到城里的，小花轿在鄂西北的山坳里走了四十里，吹手们的唢呐嘹亮了四十里，母亲在小花轿里抹眼泪抹了四十里。
郧阳城开了七座城门，这和古代的城市多是开四座城门有区别。我奶奶在位于西城门附近的张家府上做女佣人。奶奶租用的铺板门房子也在这座城市的西边，但在城门外边，叫小西关。母亲来了之后，白天也和我奶奶一起到张府做帮工，晚上就在小西关的铺板门房子里帮奶奶给别人磨面，磨面能挣些麦麸皮做粮食。母亲的另一活计是和奶奶一起纺线，纺线的棉花是别人家的，母亲和奶奶只是挣一点工钱。母亲的纺车几乎陪伴了母亲一辈子，我懂事的时候，看见母亲还在用她少女时代的那辆纺车纺线。我是蹲在母亲的纺车边看母亲纺线时学会了她教我的第一支儿歌：“棉花白，白棉花，纺线的姑姑在想家；线儿长，线儿短，姑姑不知家在哪儿。”许多年我都顽固地认为，这首儿歌绝不是什么流传，它是母亲自己的创作。那是她在思念外公外婆和山坳里的家时的独自低吟。今天成了作家的我依然不改初衷地想，倘若母亲能念书，她很可能成为优秀的诗人或作家。
母亲十七岁时和二十二岁的父亲“圆房”。所谓“圆房”，就是正式和父亲结婚。母亲的头发很黑很浓，辫子很粗很长，圆房后盘起的发髻比许多女人都大得多。每当母亲对我说她的头发时，湖水般清澈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一种对美的回味和向往。我小时候曾仔细观看过母亲的发髻，那真是如一朵硕大的盛开在母亲头上的黑牡丹。如果母亲再在发髻上别一支紫红色的小花，这时我会发现有着宽阔高贵的额和湖水般荡漾的大眼睛的母亲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人儿。母亲还有一头天然的卷发，这是她晚年后把发髻剪成了短发时我发现的，在那个不允许烫发的年代，母亲那波浪式的大花儿卷发，使包括我在内的多少女人羡慕不已啊！平心而言，我们兄妹四人，谁都没能遗传母亲全部的丽质。
母亲二十岁时生了我的哥哥，一年后我父亲考上了大学。那时，我奶奶还在张府做女佣人，我母亲一边奶我哥哥，一边给张府做奶母。母亲的奶质非常好，奶水也多。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叫“奖娃子”，吃母亲奶的哥哥和张府的小少爷都长得又白又胖。母亲和我奶奶挣的工钱大部分都寄给了上大学的我的父亲。
母亲不可能知道大学里有一位女学生爱上了我的父亲，父亲也爱上了这位女学生。父亲把唯一的一只金戒指送给了女学生，母亲不知道，母亲照样往父亲的大学寄她和奶奶挣来的工钱。
后来，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只是哭着对父亲说：“不怪你，只怨我没有文化……”少女时代，我就听母亲向我说过这个伤心的故事，那时我只是似懂非懂地陪母亲流几滴眼泪，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记得在我为人妻后，母亲又很郑重地对我讲述过这件往事。母亲的讲述仿佛已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她是在说：“夫妻之间要想白头到老，最重要的是学会宽容。婚姻这一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麻烦和伤心，有时候眼看着挺不过去，其实咬着牙挺过去就又是一重天地。”
应该说，母亲的这个故事，连同她的教诲甚至她血脉中的宽容和本分，实在是影响了我整整一生……
母亲的儿歌
儿歌对我童年生活的浸润，至今想起来都使我心灵深处的温暖感倍增，它每每唤醒我许多已经远去的童真。而这些儿歌都是母亲教给我的。
现在许多孩子依然都熟知那个关于“狼外婆”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母亲以儿歌的形式最早唱给我们兄妹听的。母亲每次讲这个故事时，总是这样开头：“小羊儿乖乖，快把门开开，外婆带来了馍馍，来看亲亲的崽崽。”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本有关“狼外婆”的书面文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童话的开头是否有这段儿歌，如果没有，那肯定又是母亲自己创作的。母亲讲这个童话时总是在夜晚我们躺进被窝里以后，因为母亲知道，讲到狼外婆骗进门以后我们很恐惧，我们恐惧时，都可以立即钻到被窝深处，紧紧搂住母亲。我比弟弟妹妹大，总是睡在母亲的脚头，我害怕时就紧紧搂住母亲的脚。
夏天的夜晚，天气闷热，母亲总是领着我们兄妹到离家不远处的运动场上乘凉。那个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有许多年里父亲的生命都在那里蓬勃驰骋。城里的人都把那个运动场叫体育场。夜晚，体育场里乘凉的人很多，体育场中心和跑道外边长满了一种草，人们叫这种草为“蚂蚁草”，蚂蚁草节节扎根，一根草能长到几尺长甚至几丈长，它们全部匍匐在地，盘根错节、重重叠叠，严严实实覆盖着所有裸露的地面。长大后我走了很多很远的路，可再没有看到过这种草。
我们的童年许多时候是在这种草滩上度过的。我们铺一张大大的竹凉席，然后分别躺在母亲的两边，母亲和我们一起躺在地上望天上的星星，这时母亲开始念：“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洋钉。”然后让我们猜她说的是什么。我们猜对了是“夜空和星星”之后，母亲接着又念：“虫萤虫萤飞飞，翅膀翅膀乍乍，快快飞回家去，家里有着妈妈。”这首儿歌直到我做了母亲之后，她还唱给她的外孙听。母亲这首儿歌是唱给萤火虫的。童年的草场上空，飞舞着许多发着蓝色亮光的小小的萤火虫，孩子们常常以追逐萤火虫为乐，抓住萤火虫后就放在手中或包在纸里看稀奇。这时，母亲总是告诫我们：“放掉它，它很小，家里有妈妈在等它。”以后我们再逮住萤火虫，便一边唱着母亲教唱的儿歌，一边放飞它。
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游戏机和儿童娱乐世界。男孩儿们不是玩“打玻璃珠子”、“泥巴手枪”，就是打木翘或用鞭子抽木陀螺；女孩子至多叠纸蛤蟆、“抓子儿”或拍皮球，再小一点，就是母亲给缝个布娃娃。哄布娃娃是我童年爱干的事。我把布娃娃抱在怀里摇呀唱呀时，也是唱的母亲教的儿歌：“娃娃乖呀抱上街呀，买个油馍揣回来呀，爹一口娘一口，剩给娃娃啃骨头。啊——啊——”
我相信是母亲这些美丽的儿歌，唤醒了我最早的生命意识和文学意识。
赎不回的爱
1958年新春伊始，父亲被划为右派时，我哥哥刚过十七岁，我刚过十二岁，弟弟十岁，小妹七岁。灾难降临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作一团，恐惧成一团。那时，我们兄妹四人都在念书，父亲被开除公职之后，不用说念书，就是全家人的生活都没了着落。父亲开始是到城里一家缝纫综合社搞基建，每天用木板车拉砖搬瓦挣些工钱，后来又到西河滩拉沙，给新城基建工地拉石灰……那时，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城里建起了无数炼铁的土高炉，后来，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刀铲都被搜去炼铁。炼铁用的铁矿石离城里三十多里远，父亲又去挑铁矿石。父亲早起晚归，一天往返六十里，挑一百八十斤矿石！我被父亲巨大的力量震撼着。
为养活我们，母亲去炼铁的高炉砸石头，土高炉炼铁时要配一种石灰石，石灰石从山里运来时，硕大无比，非常狰狞，母亲要把这些硕大狰狞的大石头砸成乒乓球大小的碎石。母亲砸一吨石头挣一元二角钱；再后来，母亲又到新城基建工地挖土方，挖一方土挣八角钱。寒暑假和星期天我或陪母亲去砸石头，或同母亲一起去挖土方，我还小，做不了太多，但母亲总把我看作一个帮手……
少年时代，我们都为吃不饱饭而恐慌。我们兄弟姊妹根据年龄大小由粮库每月按粮本上的定量卖给我们粮食，我记得我每月只有十七斤粮食，小妹只有十斤。母亲每月二十斤，父亲好像只供给二十七斤。在父亲干重活我们正长身体的年代，这点粮食几乎不够我们吃半个月！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就是说这个年龄是最能吃饭的年龄，可我们却天天吃不饱，以至于后来我们兄妹四人全都没能长高，更不用说长到父亲1.76米的个子。那时市场上根本不允许卖粮食，也没有粮食可卖，全国六亿人都在挨饿。粮食不够吃，唯一的办法是去挖野菜。我和弟弟妹妹经常随母亲到离城四五里地外的乡下挖牛舌菜、刺芥芽、灰灰菜、荠荠菜、马齿菜、野苋菜……至今我依然都能认出十几种可食用的野菜；槐花和榆树叶也常是我们猎取的食物。除此，母亲还到她娘家的山里“溜红薯”。所谓“溜红薯”，就是生产队把红薯从地里收走后，母亲去拣一些边边角角被生产队撂下的小红薯。母亲去十天半月，能拣几十斤或上百斤这样的小红薯。四十多里山路母亲搬不回这些重物，那时，山里又根本不通汽车，她只好就地把红薯切成片晒干，再一袋一袋往回运。记得在一个夜晚，我们已睡下很久，朦胧中发现母亲回来了，她背了一个布口袋，口袋里装了十多斤红薯干。母亲的发髻已脱落散开，浑身上下布满尘土，母亲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抓起水瓢从缸里盛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母亲渴极了。接着母亲坐下脱掉了鞋子，我发现母亲的脚掌打了好几个血泡，母亲说：“这双脚不争气呀！不然，我还可以多背一点……”母亲说这话时显得非常无奈非常遗憾。望着母亲披头散发和被汗水湿透了的脏衣服，那双打满了血泡、前脚掌还永远趴着两个脚趾的女人的脚(母亲童年时被裹过脚)，我难过得哭了。许多年里，只要我一想起母亲从乡下背红薯干归来的深夜，我的心就止不住地颤抖：母亲为养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粮食少，家里做饭也必须定量下米。母亲买来一杆小秤，每次做饭母亲都按计划称米下锅，其余全用野菜薯干垫锅底。饭熟后母亲也按年龄大小给我们分饭。父亲活重，母亲总是用一个大一点的饭盒先给父亲把饭盛上，然后是我们兄妹，最后才是母亲。最“绞穷”的是我的弟弟，每次分饭，他都死盯在锅边，明明他分到的饭都比我和妹妹多，可他还是赌气不走，母亲每每总是把自己碗里已经不多的一点饭拨给他一些，或多给他铲一个锅底他才罢休。那几年，母亲挨饿的次数要比我们多得多。
1959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以全郧阳县第二名的成绩被郧阳第一中学录取，而许多父亲、母亲被划为右派的同学却纷纷落榜。许多同学包括他们的家长都为我的录取而感叹、为自己的孩子落榜而伤心流泪。我的父母也为我能被录取而高兴而感到是个奇迹，但我却清楚地记着那一晚父母很晚才睡，他们在为拿不出5元报名费和一月7元的伙食费而犯愁。母亲年轻时有一支别发髻的玉簪，这只玉簪陪伴了她整个的青春，但母亲决定把这唯一的一件纪念物卖掉，为我凑学费和伙食费。那时人们生活都很艰难，玉簪卖得很便宜，听说只卖了26元钱。
日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在寻找这支玉簪。我不知母亲把这支玉簪卖给了何人。我想倘若能找到，我宁愿花260元、2600元把母亲的那支玉簪赎回来！
然而，即使我赎回了玉簪，我能赎回母亲的青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