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病痛的折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席卷整个欧洲，贝多芬也全身心地关注着这场革命。波恩大学成为新思想的集中地。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贝多芬在学校听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接受着新潮的思想(施奈德后来成为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又印发了一部革命诗集。在订购者的名单中，就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首都维也纳去了。在路上，他还遇见了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毫无疑问，自从革命爆发后，贝多芬始终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年和1797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首是《行军曲》，一首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是，他的讴歌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大革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即便如此，贝多芬仍和法国人，以及使馆方面，还有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有着密切的往来。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的态度是极力拥护共和的，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态度变得愈发强烈。
这个时期贝多芬呈现给世人的面貌，我们可以从施泰因豪泽给贝多芬画的肖像中看出。这幅画像相当精确地表现了贝多芬当时的面貌。
在画中，贝多芬显得很年轻，形体瘦削而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的头颈显得有些僵直，眼中流露出一副睥睨一切又略显紧张的目光。此时的贝多芬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力量所在，他越发相信自己拥有着无穷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吧！虽然我的身体有缺陷，但我的天才终究会显现出来……25岁已经来到了……这个年纪，整个人生的力量都应当显现出来了。”
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贝多芬很高傲，举止粗鲁，带着非常明显的内地口音。但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隐藏在高傲外表之下的那颗善良的心。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曾这样写道：“比如我看到一个朋友深陷窘境，而我的钱不够帮助他，这个时候只要我伏案工作，顷刻之间便能得到钱来解决他的困难……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当帮助那些可怜的人。”
正当他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痛苦也随之而来，并且这种痛苦一直折磨他到生命的最后。1796年至1800年，贝多芬已开始忍受耳聋的折磨。耳朵日夜作响，连内脏也跟着遭受了剧烈的折磨。他的听觉越来越差，一连好几年，他都瞒着别人，也没有对最亲密的朋友说出此事。他不愿跟人见面，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病情，他宁愿自己独自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到了1801年，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善良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经常陪在我的身边！我已经可怜到了极点。我身体中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已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显现出了许多病象，但我瞒着没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糟糕……这病还会痊愈吗？我当然盼望着痊愈的那一天，但我知道那个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这类的病情是无药可治的。我过着凄凉的生活，我避开了所有心爱的人，在这个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我显得是那么凄惨……我不得不独自一人承受这些痛苦！虽然我曾发誓要克服这个难关，但这可能实现吗……”
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说道：
“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际活动，因为我不能跟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从事别的职业，也许这并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众多的对手们将会怎么看待我呢……在戏院里，我得坐在十分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见演员们说话。假如我的座位稍远一点，我就听不见乐器和演员们高亢的声音了……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但当他们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到难以忍受……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如果有可能，我愿跟我的命运抗争。但有些时候，我却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是多么让人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一部分作品中，例如第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但奇怪的是，这时期的作品并非都带着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的乐曲竟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欢快情绪，例如欢快的《七重奏》，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等。毫无疑问，人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的，它是那么需要欢乐，而当现实生活中没有欢乐时，他只能自己通过音乐来创造欢乐。
现实的残酷使贝多芬开始回忆过去美好的生活。即使它们已不存在了，但那些快乐的光芒还是会永久存在的。当贝多芬独自一人居住在维也纳时，他便开始倍加思念在故园生活的情景。这些情感反映在当时的一些作品中：作品《七重奏》中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首赞颂莱茵的作品，是歌颂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歌，既快乐又慵懒，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在作品的某些段落和引子(Introduction)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那天才般的目光，就如同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似乎从中可以窥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身体带给贝多芬的痛苦之外，他还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即爱情的折磨。韦格勒说他所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对爱情充满着热情，他的爱情似乎永远是纯洁的。对爱的热情和获取欢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现代人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也不曾看见过真正的爱情。
在贝多芬的内心里多少有些清教徒的气息，他厌恶粗俗的谈吐和思想，始终认为爱情是神圣的。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就是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他的挚友申德勒确信“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没有做出过什么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受到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
贝多芬的遭遇的确如此。他不断地为情痴狂，达到一种如痴如狂的状态，并不断地幻想着获得幸福，然而现实中的爱情很快就幻灭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但这样的爱情经历似乎激发了贝多芬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一直到了晚年，他激昂的性格，才慢慢地趋于平静。
1801年，他喜欢着朱丽埃塔·圭恰迪妮，那首著名的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就是因为题赠给这位女士而被世人得知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比较舒适，和家人来往也多了些……这些变化都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带给我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首先，在这段爱情里，由于自己身体上的残疾，加上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很风骚、幼稚、自私的一个女人，这也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麻烦。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对她的感情，请贝多芬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虽然答应了，但从此以后便瞧不起圭恰迪妮了。
这段爱情经历摧残着贝多芬的心灵，使他原本脆弱的心灵变得不堪一击，贝多芬的精神近乎崩溃，他的生命似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这种绝望而苦闷的心情，从他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中便可看出，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他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呼喊，也是他奋力反抗的呼喊。听到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的。他几乎想要自杀，但坚强的意念阻止了他。他对自己耳聋痊愈的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一直以来支持我坚强活下去的动力消失了。噢，上帝！请给我一天真正的快乐吧，就一天也好！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欢乐的声音了！什么时候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永远？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前的哀诉，但贝多芬还是坚强地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毅，不会轻易向命运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刚刚开始。生活的目标就在我的面前，虽然不能真切地看清楚，但我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它……噢！如果我摆脱了这可恶的疾病，我将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休息方式，而我却不得不花费比以前更多的时间用来睡觉。但愿我能摆脱这疾病，即使摆脱一半也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如果我能摆脱疾病的折磨，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噢！如果能活上百上千次，那该多美好啊！”
贝多芬对爱情的狂热，疾病的折磨，内心的悲苦，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情绪，都反映在1802年的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仿佛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的宗教诗(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气盛的爱情，从中可以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将忧愁一扫而空，乐曲的结尾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贝多芬渴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所遭受的灾难，他渴望耳聋痊愈，渴望获得爱情，他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渴望。
在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曲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是富有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体现的战斗性，令人想起贝多芬生活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维也纳了，贝多芬沉浸在革命的热情中。
骑士塞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朋友中间，很热情地谈论着政局，头脑清晰，目光犀利且极具判断力。”他对革命党人抱有极大的同情。最熟悉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同心协力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由拿破仑建立起这个制度，给人类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古罗马人，受到了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出现一个由胜利之神建立的共和国，而这个胜利之神就是法国的首席执政。
于是，他接连写了《帝国的史诗》、《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以及光荣史诗《第五交响曲》(1805—1808年)的终局。这是一首真正反映革命的音乐：时代的精神在其中显现，这种精神是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就好像是重大的事件在心中激起一种回响，即使放到社会现实中，这种精神也不会有所减损。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浓重的历史战争的色彩。也许他自己不曾发觉，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留有战争的痕迹。
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内，我们感受到了狂风暴雨的呼啸。《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序曲表现得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同样如此，俾斯麦曾说过：“假如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会衰竭。”还有爱格蒙特序曲、《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都是用精湛的技艺表现英雄的气概，有一种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气势。这一切都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创作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霍赫将军已经战死在莱茵河畔，他是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更值得讴歌的将军，他的纪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此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经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当《菲岱里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的军官。他还将《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赠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此时的于兰将军正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是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1809年，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的征服者产生一股厌恶之情。但我们依旧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仍然狂热地崇拜法国人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所以如果不了解贝多芬当时的心情，对他那歌颂赫赫军功和伟大胜利的音乐，就只能一知半解而不能彻底明白了。
贝多芬突然中止他的《第五交响曲》的创作，一改往日的创作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在他眼前似乎出现了幸福的曙光。
1806年5月，贝多芬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婚了。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和贝多芬是好朋友。贝多芬刚开始移居到维也纳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从那时起，她就喜欢上了贝多芬。1806年，贝多芬到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关于这段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留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大家吃完晚饭，此时外面月光如水，贝多芬就坐在钢琴前面。他先是将手指放平，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的这种习惯，他往往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弹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带着一种神秘而庄严的神色，贝多芬弹奏起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你真心相许，不妨悄悄告知；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当时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正严肃地定神思考着什么，他的歌声和目光渗透进我的心里，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仿佛就在我的心中，我的眼前跳跃，无论我走到哪里，停在哪里，他总是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显得那么光明那么纯洁。在这之前，我就像童话里的孩子，只注意捡石头，而忽略了路上美丽的鲜花……’1806年5月，在我亲爱的哥哥的同意下，我和他订婚了。”
这一年，贝多芬写出了《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成为贝多芬生一生中比较平静的日子的写照，如同一朵清纯的花，散发着悠悠的芬芳。世人都说：“贝多芬是要竭力把他的天才和由前人留下的、为一般人所理解和喜爱的艺术形式协调起来。”来自爱情的滋润使贝多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塞弗里德和格里巴尔特说他兴致很好，变得比以前积极活跃了，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也肯容忍对自己讨厌的人了；他开始讲究自己的穿着，而且在大家面前表现得跟一个正常人一样，别人都认为他身体很好，只是视力稍微有点差，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耳朵聋了。从梅勒为他所画的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有着风雅浪漫的气质，只是流露出稍稍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大家的欢心。狮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收起自己的利爪，但在贝多芬《第四交响曲》所营造的梦幻和温柔的氛围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一股可怕力量的存在，他似乎将自己任性而易怒的脾气掺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了。
这种平和的心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这段美好的爱情给贝多芬带来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1810年。这种影响无疑使贝多芬的生活平静了许多，能全身心地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才华，例如他创作的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带有夏日梦幻色彩的《田园交响曲》，还有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领悟得来并将其题献给特雷泽的《热情奏鸣曲》——这是他自认为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一首。还有那首富于神秘与梦幻气息的奏鸣曲(1809年)，也是献给特雷泽的。贝多芬在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中，所表现出的对爱情的热烈，不亚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生命中的所有……我心中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是陪伴在我身边……当我想到你在星期日之前有可能收不到我的信件时，我竟伤心地哭了，我多么希望你能立刻收到我的信件。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甚至还要爱更多……天啊！没有了你生活将变成什么样！我永远的爱人，你知道我有多思念你吗？这种思念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悲哀的。我想问问命运之神，能否成全我们。除了你，我的心里再存不下另外一个人……噢，上帝！你怎么能让相爱的人分开呢？永远不要！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忧伤，你的爱让我成为世上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下来吧……爱我吧！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会对你怀抱着无限的憧憬。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继续爱我吧，永远不要误解我那颗爱你的心，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但不幸的是，最终两人的婚约取消了。是什么原因阻挠着这对相爱的恋人呢？也许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富足、身份地位的不同，也许是贝多芬等待的时间过长，对这段爱情渐渐失去了信心，还可能是由于他暴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无形中给心爱的人带来了痛苦，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伤心绝望的境地。
虽然婚约取消了，但两人似乎都没有忘却这一段爱情。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还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过：“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的心仍和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怦怦直跳。”这一年，贝多芬创造了六首《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里写道：“我一见到这位美丽的佳人，我的心情就澎湃起来了，但是现在她并不在这里，并没有陪在我的身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送给贝多芬，题为“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去拜见贝多芬，在门口无意中看见贝多芬正独自抱着肖像，一边哭，一边大声说道：“你这样美丽，这样伟大，和天使一样！”这位朋友没有立刻进去，过了一会儿，朋友走进来，看见贝多芬放下肖像开始弹琴了，便对他说：“老朋友，你今天的气色不错。”贝多芬回答：“因为我那善良的天使来看过我了。”这段爱情的创伤深深地刻在贝多芬的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属于自己想要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你才能找到你真正的朋友，找到能带给你幸福的那个人。”
他在笔记里又写道：“屈服，深深地向命运屈服：你不再是为你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别人而活；对你来说，只有在艺术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战胜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