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建梅的《帕特·巴克战争小说的创伤叙事》即将出版，作为这部书稿自始至终的见证者，我愿意向大家做一个推介。

建梅是2008年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入学时已经是一位有经验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当然，她的英语水平也是我的学生中最好的。因此，当她入学后与我商量学位论文如何选题时，我的建议是：尽量利用你的英语特长。所以，她很快就确定了方向：帕特·巴克。原因是这个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居然没有一个译本，当然，如果没有中文译本，国内学术界一般就不会去关注，当时在期刊网上也看不到一篇关于这位作家的研究成果。虽然帕特·巴克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名，她于1995年获得布克文学奖之后，便成为西方当代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然而，在中国，她的作品很少有人去关注。

建梅是英语专业出身的，她具备应有的世界意识，能够把眼光放在巴赫金所说的“外位性”视角上，从而越出了“井”的域限，直接看到了外面的空间。这还涉及一个学外语的目的问题。我们很多学生，学了十几年外语，到了读博士阶段还是不能自如阅读外文，并把外语作为掌握专业文献的实用工具，只能将其作为升学的敲门砖，很多人甚至还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本外文书。所以我反复跟学生讲，学外语一定要突破阅读瓶颈，方法很简单，花时间读一本中上难度的书，反复读，直到完全读懂，或者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这个专业总要学会做翻译；一本读过，再读第二本，你就会发现，阅读外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了。关键是，你习惯了使用外文，就意味着你的思维跨出了母语的有限空间，也才意味着你可以开始进行“比较”的研究了。

事实证明，建梅的选题是成功的。随后，她作为在职教师，以帕特·巴克为研究对象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其最终的结项成果，也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的初稿。

帕特·巴克的创作以战争小说为主，所以建梅的研究集中于这一领域。我们总是讲，当你选定研究对象后，需要找一个角度，我们往往都把这个角度理解为找一个理论武器，或者找一个统合性的概念，以便把论述集中起来。建梅的研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书名中有“创伤叙事”这一关键词。一般来说，有了具体的对象，有了角度，这个研究看上去就比较规范了。但实际上，这些要素在文学研究中，仍然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文学研究是要有思想的，或者说，要有基于文化意识的价值判断。什么叫“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就是人的整体性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另一个是人的自身的精神完整性或曰精神自由的问题。在人类的文化创造类型中，从效果上来看，或许只有文学才是维护人的这种文化生态系统的，其他的要么是为人的物质性生存服务的，要么出发点是维护人的精神完整性，但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你要研究战争文学，那么就要求具备正确的文化意识、正确的价值观，就要符合上面我说的两个方面，要有益于人与人的和谐友爱，同时有益于个人的精神自由。

建梅的课题在这个研究起点上做了出色的表达。

首先，帕特·巴克为什么要在20世纪末的时候回过头去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现实的政治叙事、历史叙事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叙事，它记录下来的只是那些宏大叙事视野中的东西——政治家的决策、英雄牺牲的壮举、民族胜利的历史意义，等等；但是，战争的血腥在这些叙事中被淡化了，那些从家中被拉上战场无辜死去的年轻人，被这种宏大叙事所淡化了。因此，战争文学就是要重建记忆，唤醒人的危机意识。如书中所引用的麦克劳琳的话：“人类能书写战争，丝毫不意味着能够阻止未来的战争，而只表明人类有能力真实地记录战争。同样重要的是，写作技术和表述工具能戳穿有关战争的不实之词，展露战争残酷的过程细节本身，也许避免不了冲突，但至少可以让人认清危机的本质。”回忆就是反省，是对逝去的事件的重审，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恢复被历史所损害的人的荣耀，是要重建被历史淡化的小人物的存在意义。卢卡奇说：“小说的全部情节无非是反对时间强力的一场斗争。”所谓“时间强力”并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

其次，帕特·巴克为什么要写“创伤”，要写“弹震症”。因为牺牲在以往的宏大叙事中成为一种壮举，一种超越了人的现实生存的崇高美德。这种“牺牲伦理”在战争发动者的话语攻势下，渐渐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友爱与自由，归根到底是个人存在的意义被扭曲了。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文学的功能问题。不错，在现实叙事中，均可避免某些个体的牺牲，在任何境况下为他人付出都是一种道德尺度。现实叙事声称，战争是历史的润滑剂，是人类发展进程不可避免的推进剂。苏联作家邦达列夫曾说过，你去问问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历史的润滑剂。所以，帕特·巴克不会去描写战场上的英勇行为，不会去赞美所谓的牺牲行为。在她的眼中，战争带给人的只有创伤，只有“弹震症”。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帕特·巴克隔了二战去写一战的初衷吧。

是为序。

王志耕

2020年2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