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嗜血成性，绝不手软
暗杀汉奸张敬尧
1933年1月，日军发起了对热河、长城各口的进攻，在经过了激烈的对抗之后，国民政府终于还是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在成功攻陷热河和长城各个关口之后，便打起了冀东的主意。为了将眼前的土地占为己有，日本想到了以傀儡政权进行幕后控制的方式，而当时，孙传芳和张敬尧这二人的背景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孙传芳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张敬尧也曾担任过湖南督军，因为旧时军中职务的关系，所属部下并不在少数。如果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建立傀儡政权，则极有可能形成与国民政府敌对的势力。
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意识到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局面当然是他们所不想看到的。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暗暗展开了对敌情报的搜集，通过线报获得了关于日本人对此的具体动态：情报显示，日本人准备利用孙传芳和张敬尧在冀东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其中天津由孙传芳负责，而北平则由张敬尧来操持。
为将日本人的计划扼杀在萌芽之中，何应钦想到了首先将日本人欲扶植的两个伪政权首领拿下。然而，考虑到跟日本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在对付这两个人的方式上如果太过张扬势必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对处于劣势的国民党肯定是有害而无益，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既然情况如此，执行过程还是以相对“低调”的暗杀为妙：一来可以打破日本人的全盘计划，实现对日本人在冀东土地上扩张的阻击；二来成功后日军无法轻易找出突施暗箭的黑手，无法看清眼前的敌人在哪儿，就算日本人知道暗杀是国民党所为，也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而无法向其发难。
合理的推测，可靠的情报，大致的行动意向……当这一切都已具备，具体的行动计划便呼之欲出了。在向下交代这项任务的时候，何应钦想到了负责华北区特务工作的郑介民。郑介民经过反复地观察筛选，最终看上了一个名叫白世维的年轻人。白世维当时24岁，曾在抚宁县担任过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在这之后又担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他的履历里并没有与特务相关的地方，能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全是因为其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私交甚密。此人虽未执行过特务行动，但却行动迅速、反应机敏，似乎生来就有着当特务的天赋。此外，郑介民之所以能够选中他，也是看中了他有着黄埔军校出身的背景——从中走出来的学生，都具有较高军事素养。
白世维是首次执行这样的任务，考虑到他在经验方面的欠缺，郑介民又调来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在行动展开前，郑介民为了鼓励年轻的白世维，还专门将自己的配枪送给了他，希望他在这次行动中能够有上佳的表现。这样的举动显然是有效的，白世维从这个细节中感受到上级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也就想要努力地回报这份关怀，甚至恨不得能够立即将目标拿下。
两人领命之后，先将目标锁定为张敬尧。为了打探张敬尧的行踪，情报人员开始在暗地里搜寻他的消息。时隔不久，一名叫做常石谷的可疑人士被盯上了。通过监视，情报人员发现这个名字并不熟悉的人在许多地方都与特务处要暗杀的对象张敬尧十分相似。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所有的细节都指向了他——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千辛万苦寻找的张敬尧！
张敬尧的一切活动都在情报人员的视线之内。他进入六国饭店之后，每天的作息规律也逐渐被情报人员摸清。张敬尧清楚自己的行径为世人所不耻，国内上下对他都有着不满：做日本人的傀儡，伪政权的建立必然会将其推向国民党的对立面；为日本人效力，这样的卖国行为也使国人愤懑。来自各方的仇恨将使他时时处于危险之中。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日常行事上也小心谨慎。在公开场合，他使用化名常石谷，在住所的选择上，他将自己的据点选在了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是由6个租借国轮值安保，又地处位于使馆区内的东交民巷，安全上可谓滴水不漏；在作息起居方面，他几乎不轻易暴露，每天要一直睡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一点在保镖的保护下开始活动。张敬尧的安排十分周密，这让执行暗杀任务的王天木和白世维感到十分困难，不过百密之中终有一疏，两人反复研究后终于发现了一处安全死角——张敬尧中午起床后至保镖到达前这一段时间，是绝佳的下手时机。
1933年5月7日上午，北平六国饭店。两名特殊的房客，一个是商人模样，一个则看似随从一前一后住了进来，这两位别的房间不要，只选三楼……
他们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却对身边的动向异常警觉，似乎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要收入眼中。年轻人在走廊上来回地踱步，偶尔向走廊两侧的窗子外看上一眼，一脸漫不经心，其实，就在每次不经意间的一瞥中，张敬尧房间里的动静都被他密切关注着。
中午12点刚过，年轻人匆匆回到房间，对中年商人说：“是不是可以确认目标？”
“让我再确认一下。”中年商人听罢走向年轻人刚才所处的位置，“没错，就是他！”
“那我下手了！”
“别忙，我下楼安排一下，等会儿好撤退。”说着，商人起身下楼了。
年轻人取出手枪，双手端平后瞄了瞄，又将手枪遮在袖子下，走了出去。两三分钟后，年轻人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窗子里面，男人正在系扣子。年轻人看了看里面，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旋即端起枪，电光火石之间，朝着男人的后心已经射出了两枚子弹，那人应声倒下，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房间里的女人开始尖叫起来。整座饭店已经处于枪声引起的震惊之中，听到女人的哭喊，一群人立即向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跑来。狭长的走廊上，年轻人与他们迎面相遇，危机之中他挥动手中的手枪一声大喝：“我杀的是大汉奸，为国除害！赶紧闪开！”说完，他已经飞身下楼，留下那群人站在原地发愣。
年轻人下楼后站在饭店门口四下扫视，看到那中年商人在马路对面。中年商人站在一台汽车边向他招手，示意他赶紧过去。年轻人迅速穿过马路，钻进汽车，还未关好车门，汽车便已开动，眨眼间已开出很远。
“行动成功没？”商人问。
“开枪过后，我看着他倒了下去。”年轻人大口喘气，回答道。
当晚，报纸上就登出了一则消息——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遇刺。消息传开后，立即就有多家报纸发出了后续报道：被刺身亡的住客常石谷系化名，其真实身份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原来，那两个人就是王天木和白世维，他们假扮成商人和随从，奉郑介民之命前去刺杀张敬尧。他们完成刺杀乘车脱身后，换了衣服，埋好手枪，才向郑介民汇报。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生命垂危，随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虽然没有让目标当场毙命，但最终也达到了目的。人们认为，这次行动是由何应钦发出命令，并由郑介民设计、王白二人执行，整个过程与戴笠并无关系。其实，之所以要暗杀张敬尧，最初就是因为戴笠的部下探得他为日本人工作的情报。这之后，郑介民又是通过了戴笠的批准才得以执行计划。刺杀张敬尧非同小可，这样的事情是必须向蒋介石请示的。这样，蒋介石知晓这件事后，才会指使戴笠，对郑介民的上报予以批准。虽然戴笠并未出现在整个行动的关键部分，但此事与他不无关系。
吉鸿昌被杀
1933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继续向华北进犯，一直将军队推进到热河、长城一线。日军攻势猛烈，热河随后失陷，日军又在长城一线发动进攻，一时间形势变得十分紧张。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前进的脚步，中国军队开始主动迎击。除了部分中央军部队，宋哲元所部的非嫡系第二十九军也加入战斗，开赴长城关口御敌。
中日两军对垒，中国军队奋勇作战，重创日军，两军在长城一带进入胶着状态。3月11日，日军采取行动，对坚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起了进攻。双方鏖战50个小时，虽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最终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密集火力攻击，古北口沦陷。长城战事吃紧，华北地区眼看着就要被日军占领。于是，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往长城一带收集战事情报，了解日军的动向及发动进攻的真实意图。
戴笠受蒋介石之命后，首先命在华北的郑介民赴古北口建立临时情报组，布置对敌情报工作的部署，后又亲自率领一队特务赴河北保定指挥前线情报工作。经过了解得知，日本人主要是想通过军事行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得到戴笠的战事报告后，蒋介石分析华北地区尚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遂指示何应钦采取“一边妥协，一边抵抗”的方针同日军周旋，又一心投入内战和反共当中。1933年5月中旬，国民政府与日军达成“默契”，派黄郛赴北平与日军谈判，最终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一些爱国将领不满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开始商讨抗日救亡的应对方案。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队规模约20万人，共6个军，冯玉祥自任同盟军总司令，并任命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阮玄武为第五军军长。
抗日同盟军虽然从成立到失败仅有4个月时间，但是却在中国人民抗日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6月下旬，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在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同盟军将士在吉鸿昌将军的指挥下奋勇杀敌，一路如猛虎下山，势不可当，面对拥有精良装备和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军队不仅没有半点退缩，反而愈战愈勇，连连摧城拔寨。两军开战之后，抗日同盟军经过与日军的几次交战，接连攻下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在抗日同盟军方面，由于成军目的是抗日救亡，广大将士心中受到民族大义所激，高涨的士气已经鼓舞起雄心勃勃的斗志，只等与日军短兵相接，和对方大战一场。在日军方面，刚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停战协议，却又遭遇了如此犀利的进攻，一时感到十分不适应。日本人认为中国当局已经表示出妥协不抵抗的态度，则在华的活动将不会再遇到阻力，可以任由自己为所欲为，实施自己不可告人的侵略计划。但是，突然之间却出现这样一支军队，让他们猝不及防。
冯玉祥和吉鸿昌领导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拿下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座县城之后，又立即投入了接下来的战斗。7月12日，同盟军再下一城，将占据多伦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同盟军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多次在战场上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并收复了四座县城。以同盟军20万人的规模，能够取得累累战果，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第一次抗日的大胜利。尤其是多伦一役，更是轰动全国。
抗日同盟军取得的战果让国人感到鼓舞，使中国人民看到奋起反抗、抵御外敌救国救亡的希望，却让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率领大军进行抗日活动，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相左，这是对蒋介石在日本问题上妥协不抵抗主张的抵制，而且，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接受共产党在战略上的指导，又允许共产党员在军内活动，也是与蒋介石的反共主张唱反调。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的行为将自己推向了蒋介石的对立面上，于是蒋介石开始勾结日本人，联手对抗日同盟军实施打压。蒋介石一方面调集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徵，杂牌军商震、庞炳勋等，一方面暗通日军，妄图将冯玉祥所部团团包围后剿灭。8月5日，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日军双重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辞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一职，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并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9月，方振武和吉鸿昌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部队转移至河北，并改名为讨贼联军，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方率部与蒋介石的军队和日军周旋于昌平、高丽营、大小汤山一带，后来四面受敌、弹尽粮绝，蒋介石便命令商震诱骗方振武，并保证收编他的部队。方振武和吉鸿昌的联军军力几无留存。方、吉二人步行至怀柔来见商震，商震见对方均是抗日救国的爱国军人，便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逮捕方振武的密令，并派车送二人出逃天津。方振武和吉鸿昌十分感激商震的出手相助，匆忙道别后登车离去。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汽车一路疾驰，进入黄杰的防区后，汽车被黄杰的军队拦下。黄杰的守军问道：“车里有没有方振武？”方振武心中大惊，知道情况十分危险，但他一想对方可能并不熟悉自己的容貌，便在车里答道：“车里没有方振武！”紧接着，他就乘乱下车混入人群逃走了。对方没有察觉到方振武的离开，就将吉鸿昌从车上赶下来，因为蒋介石没有下令逮捕吉鸿昌，便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例行检查。
后来，吉鸿昌辗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40号路。吉鸿昌在此前的对日作战中率领部队屡立战功，身负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已经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救国事业中。然而，正义的力量却遭到蒋介石的压迫，为此他内心充满了愤怒。为了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他开始积极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与爱国人士接触会谈。
蒋介石的耳目遍布各地，吉鸿昌的活动很快便被他掌握了。“刚刚将抗日同盟军摆平，吉鸿昌却又起了抗日的想法，执意与我蒋介石作对，留下他今后必然后患无穷！”想到这里，蒋介石开始着手设计对策，最后下令由特务处暗杀吉鸿昌。
戴笠接到暗杀命令之后，立即召集特务处华北区的负责人开始商定具体事宜：首先确定由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来负责，带领一队特务执行暗杀。陈恭澍，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后又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深造，是特务处下的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因为在暗杀行动中十分狠毒，后被人们称为“辣手书生”，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三人并称为军统“四大金刚”。陈恭澍在行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能力，经过细致的准备和精心的策划，暗杀小组展开了行动……
1934年11月9日下午，陈恭澍率领行动特务吕一民等人来到国民饭店，分头到达自己的位置。摸清饭店的内部结构之后，特务们开始进入饭店内侦查吉鸿昌所在的具体位置。根据事先了解到的情报，特务们开始逐层搜索。38号房间里的动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一番仔细甄别，特务们确定了里面的声音，认为吉鸿昌就在里面。原来，当时吉鸿昌、王化南、任应岐、李干三等正在房间内打麻将。四人玩牌玩得正在兴头上，房间里不时传出谈笑声。牌桌上时间好像也变短了，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四圈过去，四人起身准备换位搬庄。就在这个时候，特务们朝着牌桌的方向拔枪就射，只是当时没辨别清楚，误将王化南当成了吉鸿昌，子弹飞出去后打在王化南身上，王应声倒地，当场死亡。后来杀手又连开了几枪，子弹打在墙上后弹了回来，将吉鸿昌擦伤。特务们一见时间已经来不及，便连忙沿着事先探好的路线逃走了。
国民饭店里一阵慌乱之后，法租界巡捕房巡捕赶到，将吉鸿昌带走了。后来，特务们回来汇报后，蒋介石得知了具体情况，便提出引渡吉鸿昌，将他押送至北平，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审讯。吉鸿昌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自始至终忠于自己的信仰，为国家之安危、民族之存亡而奋斗，坚贞不屈，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
刺杀石友三失败
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各地方派系虽然大多数都在国民党政府的统领之下，有着自己的头衔和番号，但实际上却各自为政。有的地方实力派军人雄踞一方，割地称王；有的势力较弱的小军阀则左右逢迎、到处讨好，藉此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之间时而联手反蒋，时而相互内讧，派系之间分分合合。纵观当时混乱的局势，很难看清谁有坚定不移的立场，谁有矢志不渝的信念，他们所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
因为利益，民国时期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各路军阀倒戈时有发生，跳槽也屡见不鲜。他们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今天还属于这一派，隔天就又拜在别的系下，只要看透时局中利益的变化，就不难发现他们变化的规律。如果说因势而动是人之常情，那么在各个阵营之间频繁变幻，短短的时间里就几易其主，则实在是让人咋舌。其中就有一个人，曾三度投奔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在民国时期中国境内的各股势力之间周旋，其行为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甚至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变化之频繁堪比“变色龙”。他就是石友三，是民国时期出了名的“倒戈将军”。
石友三，字汗章，籍贯吉林长春。1912年，石友三投入冯玉祥部下，由马夫一路升迁，官至营长。1924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将石友三提拔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后来，国民军在与奉系、直系、晋系交战时，石友三与自己负责交锋的晋系达成停战协议，故而其部在国民军溃败之时实力反而扩大了。1926年10月8日，国民联军总部迁至包头后，他又叛离阎锡山而编入国民军联军，再度投靠冯玉祥。
1928年，石友三所部在国民政府的军队整编中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并于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之际，受命冯玉祥先是进军襄樊支持桂系，桂系兵败后又开赴武汉宣布拥蒋。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爆发战争，石友三又被蒋介石拉拢。同年秋天，石友三因为不愿南下执行蒋命讨伐桂系，转而支持唐生智反蒋。唐生智于不久后被蒋介石击败，石友三看到自己的靠山倒台，便通电再次投靠阎锡山，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石友三再度回归冯玉祥麾下，率十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石友三一看情形对自己不利，立即通电响应张学良。此时，石友三已经在各派之间多次跳槽了。石友三在张学良的麾下仍然感到不满，图谋整个华北地区的控制权。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又投靠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反张。石友三此举无疑是自不量力，仅仅10余日，所部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南北夹击下全军覆没。1932年，石友三秘密前往天津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接洽，接受其支持在河北东部组织军队。次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石友三的伪军被收编为河北战区保安队，驻守玉田一带。他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此后却又与日本人不时往来。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石友三的汉奸行为让国民党政府为之震怒。终于，蒋介石命戴笠将他列为暗杀对象。特务陈恭澍、王文继1934年11月制造天津国民饭店枪杀案后回到北平，便又有了新的行动目标——刺杀汉奸石友三。
接到刺杀石友三的命令之后，陈恭澍和王文就开始商量起暗杀计划。首先，他们开始积极收集情报，以此掌握石友三的日常作息和行止规律。经过严密监视，特务对石友三的大致情况有了了解：1934年，石友三开始参与土肥原贤二在华北筹建伪政权的活动，平时就住在天津日租界秋田街一幢深宅大院里。石友三知道自己之前立场摇摆，在各派之间跳来跳去，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这样的背景下，石友三知道自己的安全是个重大问题，于是在防卫工作上费尽心思。石友三平时防范甚严，家里不仅有2名日本宪兵，还有侍从副官5人。此外，石友三对自己的住所更是花了心思，不仅在设计上处处考虑，在细节上更是做得滴水不漏，使得整座宅院没有可被突破的薄弱环节。石友三将自己的宅院选在日租界秋田街，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一带是日本人出入比较频繁的地带，倘若有人想要对自己下手，必然会惊动周围。如果警方迅速作出反应，这一处的交通状况又让人逃无可逃，只能束手就擒。
根据情报分析，想要趁石友三在家时动手，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既然在其家时无法对其下手，就只有等他外出时寻找机会。石友三一直在秘密谋划华北地区伪政权的建立，因此经常外出与日本人会面。他每次活动都十分谨慎，事前从不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踪，甚至自己身边的亲信对他的出行也不能够全部掌握。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即使是外出也尽量将活动范围控制在日租界范围之内。石友三认为，只要躲在日本人的大本营，必然万无一失。
这样一来，趁石友三出行再采取行动似乎也行不通了。明刀暗枪的刺杀行动实施起来都有困难，王文一时也想不到别的办法，整日愁眉不展。他每日情绪低沉，默默无语，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越发着急。于是，王文又回到北平，与陈恭澍、白世维一起商量对策。三人都是特务处负责行动工作的行家里手，此前还曾执行过各种暗杀任务，虽然遇到过很危险的处境，却每次都能找准机会对目标下手。然而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任务的危险性提高了不止一点，以至于无法找到合适的时机展开行动。既然强攻不下，那就巧取。陈恭澍突然想到，要取石友三的性命，可以使用投毒的方法。陈恭澍刚刚说出这一计，便引起了王、白二人的共鸣。王文此前在思索行动方案的时候，一直想到的都是使用武器直接对石友三造成伤害，致其死亡，因而也就钻了牛角尖，没能及时想到其他办法。现在，陈恭澍提出了投毒的计策，正好可以一试。陈恭澍将原天津站站长王子襄生前送给他的一瓶毒药交给了王文，并交代他一定要谨慎使用，务必达到效果。王文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投毒时必须保证在剂量、用法上的万无一失。他事先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在确认药可以达到预想的效果后，开始部署具体的行动计划。
要想让石友三不产生怀疑，顺利地将毒药吃下去，就必须利用他身边的人来执行计划。因此，如何打通石友三身边的关系是关键。石友三的5名侍从副官中，有一位名叫先鸿霞。王文跟他交情颇深，两人此前已经义结金兰。于是，王文想到了利用他做突破口，逐个拉拢收买石府的人做内应。首先，他开始物色秘密的接头地点，作为向先鸿霞交代任务、获取情报的场所。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将联络点定在西开三益成杂粮店——这家杂粮店是王文宝坻同乡所经营，大管事刘兆南又是王文少时的同学，因此，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紧接着，王文向先鸿霞说明了石友三完全无军人气节可言，不仅在各派系之间反复投叛，现下又与日本人勾结，其汉奸行为令人发指，跟随他必然遭人唾弃。先鸿霞回想此前石友三的行为反反复复，便答应了王文的提议，同意趁机将石友三除掉。先鸿霞与王文达成一致后，又秘密联络石友三的另一名侍从副官史大川，并将其说服。先、史二人身为石友三的侍从副官，在石府虽有机会与石近身接触，但是却没有合适的机会进行投毒。于是，先、史两人又约定王文，在杂粮店商量具体的行动计划。王文认为，要想让石友三在没有怀疑的情况下将毒药服入体内，就必须从他的饮食方面入手。他从先、史处了解到石的饮食一直是由褚某负责，便指使二人将褚某说服，参加对石友三的暗杀行动。
回到石府后，先鸿霞向褚某提出了暗杀石友三的计划，并说出了具体的行动步骤。褚某想到平日里石友三对人总是疑心很重，对此犹豫不决。先鸿霞看出了褚某心中的顾虑，连忙在边上说道：“老褚，石友三的饮食一直由你负责，平日也没有过问多少，说明他还是对你很放心的。你在这次行动中是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你成功了，事情就圆满顺利；否则，就功亏一篑。石友三是个没有立场的人，现在正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密谋叛国。你如果成功将他杀害，也是为国锄奸，是民族英雄！”先鸿霞这样一顶“高帽子”给褚某戴过去，褚某的态度果然出现了松动。又过了一会儿，褚某提出了自己如果参与行动，肯定要留有后路，如果能够给他一点本钱今后开个小饭馆做点营生，他便答应在饭菜中做手脚。先鸿霞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将这个消息回报给王文。王文见行动最为关键的一环已经打通，随即答应了褚某提出的条件，简短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将毒药交给先鸿霞带回去。
当晚，先鸿霞便将毒药交给褚某，准备按事先预定的计划行动。褚某特意做了石友三最爱吃的火锅，并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加入毒药。待一切准备就绪，开饭时间已经到了。石友三坐等厨师上菜，无意中却发现了厨师神情紧张，便察觉出其中异常。在发现菜中有毒之后，石友三勃然大怒，当即将先鸿霞和褚某绑送日本宪兵队。
原本周密的计划最终还是在最关键的一环上出现问题，至此，刺杀石友三的行动以失败收场。
杀害杨杏佛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动乱之中，混乱的时局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几乎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岌岌可危。中国刚刚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却又被置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军阀之间却依然纷争不断；蒋介石上台，各地依然为各个派系势力所控制……
这样一个社会，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新闻出现。日军攻入中国境内之后觊觎冀东土地，因而选定张敬尧作为其伪政权的傀儡，这位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没过多久就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下。这样的新闻让人振奋，它让人看到了当局抵御外敌的意向，让人看到了国家好转的迹象。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上海租界的一桩血案又将国人从美好的憧憬中拉回了现实——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惨遭杀害。这样的一反一复让人觉得世事的无常，为什么背叛国家的无耻之徒得到应有的报应之后，爱国志士却也要遭此厄运？唯一的解释是，时局动乱不堪，唯有一点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当权者的利益。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南京政府可以将枪口对准民族的敌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蒋介石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向爱国人士举起屠刀。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兼副会长。早期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在被杀害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目标呢？理由其实很简单，他的一些行为让国民党政府感到不满，他所从事的事业触犯了蒋介石政权的利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对爱国人士和抗日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许多的爱国人士被以政治犯的罪名逮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知识分子、国内外有识之士组织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以“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为宗旨，为了营救政治犯而积极奔走，并广泛宣传，将国民党的一些卑鄙手段揭露出来，让广大百姓认清了蒋介石政权黑暗统治的本来面目。此外，同盟还积极声援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针对爱国人士的打压进行抗议；利用公众人士的影响力在社会上进行宣传活动，以维护人民的公民权利对抗统治者。同盟的活动让南京政府感到十分不自在。每次收到特务关于同盟的活动报告时，蒋介石都气得咬牙切齿，恨不能马上将其除掉。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建立由宋庆龄发起，该同盟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的知名学者和文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公众人物。蒋介石认为，如果能够将其中的成员除掉一两个，则必然对同盟产生震慑，其活动也就会有所收敛。以恐怖行动迫使同盟停止活动的计划敲定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同盟之中的众多成员里，谁才是最合适的暗杀对象？考虑到暗杀的目的是敲山震虎，那么目标的位置肯定不能太小；在同盟之中的各个成员里，很多是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目标的位置也不能太大。同盟由宋庆龄发起，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如果以她作为目标，则等于是与全社会为敌。同盟副主席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同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将他作为目标，则将要承受的恐怕不只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连国民党内部都要引起轩然大波。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杨杏佛在同盟中任总干事，杨杏佛一下子给了特务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他是国民党系统的人，同时在同盟中也身居要职，如果能对其下手成功，瓦解同盟组织的目的将自然达成。就这样，杨杏佛进入了特务们的视野，被列为暗杀目标……
1933年四五月间，杨杏佛刚从北平回到上海不久，恰在此时，蒋介石的忠实部下戴笠接过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接到命令之后，戴笠奔赴上海布置具体的行动细节。
为了寻找下手的时机和地点，特务们开始密切监视杨杏佛每日的生活起居。通过观察，特务们掌握了杨杏佛的作息规律：杨杏佛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平时有骑马散步的习惯。他养了两匹骏马，经常会趁早上的空闲时间骑马漫步，一般每次的骑行时间在一两个小时，主要地点是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特务们经过分析认为，杨杏佛骑马的时间都会较长，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动手的话，可以保证行动不会仓促，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也会很高。根据这样的分析，特务们开始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戴笠对自己的这个方案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将行动计划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看过特务处讨论通过的方案，并不满意。戴笠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只考虑到暗杀行动的成功率和操作便利性，却忘了执行这次行动的本意——通过暗杀震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向戴笠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暗杀杨杏佛并不只是为了将他除掉，而是要以此来达到恐吓宋庆龄的效果。可以说，杀杨是手段，恐吓宋才是目的。因此，如果杨杏佛不是在租界被杀，不但威胁宋床龄的目的无法达到，国民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反而会因为杨杏佛的死而被质疑。这样一来，戴笠只好加紧对杨杏佛的观察，希望能够从获取的新情报中找到实施行动的突破口。
中央研究院坐落在法租界内，因大多是民宅，所以人流量并不是很大，杨杏佛平时除了骑马之外，还喜欢在这一带散步。此外，因为同盟的事务，杨杏佛有时还会前往宋庆龄的寓所。特务们经多日观察，发现这是杨杏佛平时相对固定的两项出外活动——虽然他的活动范围都在租界内，实施暗杀的难度也比在他骑马时要高得多，但却已经是十分理想的机会了。
确定了计划实施的大概轮廓，戴笠在人手的安排上也经过反复的考虑。担任此次暗杀行动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部设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里，具体由来组长赵理君负责，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参与这次行动的还有另外五人，包括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在内的几个组员则住在组部。在执行任务的这6名凶手中，最为阴险毒辣的自然是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了。黄埔军校五期的赵理君，毕业后就进入军统上海部门，专事行动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赵曾担任军统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成为戴笠的部下之后，因为能够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而受到器重，暗杀杨杏佛这样的任务非同小可，戴笠自然就把他作为任务执行者的首选了。
作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成员，暗杀行动组的组员平日就被戴笠灌输了对党国要绝对服从，执行任务要绝对保密的思想。在执行任务前，他们就集体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深知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在每个环节上都不敢大意。除了人员上的安排，他还在6月初亲赴上海指挥具体行动。时间很快就到了六月中旬，6月17日，特务们清晨便出门，他们沿着制定的路线到达了中央研究院附近。就在他们埋伏好的时候，一辆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刚好在此停留，这样的状况特务们当然不好下手，于是只有一直守候。警车还没走开，一队换班的巡捕又从此经过，眼看着机会出现了却无法下手，特务们只得作罢。
第二天早上，刚到六点赵理君等就赶到中央研究院附近，静候下手的时机。特务们将汽车停在亚尔培路和马斯南路转角，赵理君坐在车上观察动静，其他四人则分散于中央研究院附近，两个方向都有人望风掩护。行动组各个成员各自就位后，只等杨杏佛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守候，杨杏佛于八时左右出门了。他带着自己的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两人往汽车走去。特务们发现后走近门前准备动手，却发现杨父子二人又从车上下来了。特务们以为对方有所察觉，几乎要冲上去的时候，杨杏佛领着儿子又登上了另一台汽车。
两人坐定之后，汽车启动，缓缓驶出了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就在汽车车身刚出大门的时候，四支手枪同时开火，朝着车内就是一通乱射。枪声响起时，杨杏佛马上就明白过来。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国民党特务寄给他的子弹和恐吓信。危急关头，杨想到的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儿子，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小佛，特务们连开十多枪，将杨杏佛和司机打死。杨杏佛的儿子因为被护住，只是腿部中枪，并无生命危险。
乱枪之下杨杏佛当场毙命，特务们见任务完成便立即撤退。赵理君在车中听到枪响便命司机发动汽车，只等其他组员上车。慌乱之中，过得诚跑错了方向，等到他反应过来时远处已经响起警笛。赵理君见过得诚当时离车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如果返回搭救则全体组员都无法逃脱，便指使司机立即开车。想到过得诚如果落入警察手中可能泄露秘密，赵理君朝着过得诚开了一枪。
过得诚看着远处已经没影的汽车，自知已经无法逃脱，只好自裁。他身上刚中了自己人一枪，忍着剧痛又自己开了一枪。子弹从胸侧贯穿，虽然当时他已疼得不省人事，却被巡捕捉住，与杨氏父子一起被送往医院救治。杨杏佛身受重伤终于不治，凶手过得诚经过处理却醒了过来。巡捕房向他问话，他只是透露了一些加入特务系统后的伪造信息，真实情况他却一点也没说。
其他特务顺利脱逃后，立即向戴笠复命。戴笠知道杨杏佛已被击毙后心中大喜，但是过得诚未能逃脱被巡捕房抓住的消息却让他十分气愤。戴笠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的特务范广珍，让他想办法接触过得诚，并将其灭口。当晚，范广珍便带上一包毒药进入过得诚的病房，没多久过得诚便“重伤不治”了。
第二天报纸就报导了杨杏佛遇害的新闻，在提到整个经过时，只有凶犯“高德臣”的名字被刊出，报导中描述，在行刺过程中凶手四人曾互相对射，最终同伴被打中一枪。这篇报道让戴笠觉得事情办得十分顺利，于是，他便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杨杏佛先生的遗体被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有许多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参加了追悼会。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人都前去祭拜，但是特务们关注的还是宋庆龄。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陆续前去侦察监视，将参加祭奠和发言的人都做了仔细的记录。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宋庆龄并没有畏惧来自暗处的压力，面对统治者的黑暗压迫她也没有妥协，即使当时就有国民党特务在场，她仍然发表声明，向世人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让人们看到了国民政府的卑劣行径。她表示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抗日救亡的运动也一定会进行到底。
杀害史量才
史量才是在中国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对中国报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后，便致力于报纸的商业化运作，将当时并不被看好的新闻出版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为数不多能与当时其他实业巨头相提并论的大资本家。
《申报》在史量才的管理下运作有序，从一份普通报纸发展成国内知名的大报，这不仅是因为史量才在经营上特有的商业头脑，而且与他对报纸舆论恰到好处的控制有关。当时的时局十分复杂，媒体在言论自由方面权利的缺乏通常是众多报纸经营上的主要障碍。史量才在接办《申报》后坚持自己的办报理念，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国内被国民党党报覆盖的单调局面，一方面又努力实践着自己通过经营报刊来实现盈利的计划。在他的管理下，《申报》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不仅读者的数量在增长，读者的人群覆盖面也在扩大——原本只是达官贵人和少数知识分子关注的报纸，现在成了包括学生、商人等众多职业者所关注的事物。《申报》发展的良好势头让史量才对报纸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进而增办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就像一艘航行于中国舆论界的航母，而这艘航母的船长，就是报界奇才史量才。
《申报》作为当时国内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舆论平台，其犀利的言论常常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头疼不已。媒介的宣传特性被《申报》充分发挥出来，广大的民众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不仅通过《申报》获取到许多当局有意隐瞒的真相，还通过它接触到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的全新观点和进步言论。这种反映真实社会现状的姿态被国人广为接受，同时却将史量才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充当民意的喉舌为民怨奔走疾呼，又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的无所作为，《申报》一开始还只是让蒋介石感到不满，随着针砭时弊的深入，以及与爱国人士之间的往来愈加密切，蒋介石日渐将其视为威胁其政治统治的心腹大患。在与南京政府的几次针锋相对中，《申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了向我国领土的军事力量派遣，其侵华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国难当头，《申报》开始积极地利用自己传播信息的便利性，大力呼吁国人奋起抵抗外来的入侵。与此同时，面对南京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申报》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愤慨：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文章中，这些观点都被反复提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若毫不抵抗，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一旦出现，实为国家民族之耻！”这些观点的表述充分说明了作为一家媒介机构，《申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它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在言辞上则更加激烈了。《申报》曾批评南京政府所谓“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而对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则评价为“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
在政治主张上，《申报》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堕落腐败，在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统治阶层还对劳苦大众进行压榨剥削，官员腐败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极为不相称。这样状态下的国民党依然采取的是官僚政治、军人政治，在政治合理性上无法令国人满意。对此，《申报》发挥了自己舆论监督的作用，向国民党提出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的主张，并对政府现状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作出了理性的分析：“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
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致使国内劳苦大众不堪重压，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些人都饱受压迫，一旦形成规模，势必会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这样的后果让南京政府感到不安，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国民党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这样的行径不仅没有让他们取得“肃清匪党”的目的，反而招致国人的愤懑。《申报》曾发表评论道：“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史量才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并非处处针锋相对。日军入侵之后，蒋介石在民族危难之际依然一意孤行地坚持打压共产党，而对国难置之不顾，在各方面对人民实行残酷地统治，对于文化事业上的禁锢也让报业生态环境急转直下。在这样背景下，《申报》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对国民党政策进行抨击，聘请爱国人士加入《申报》编辑工作等。这种种对国民政府的不利让蒋介石如芒在背，如何对待史量才也成了他经常考虑的问题。
起初，蒋介石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方式，对史量才委以多种职位，以期能让他站到自己的一边。然而，《申报》的倾向不但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因“中大”事件而彻底与国民党决裂：1930年，朱家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曾累欠经费，后段锡朋接任此事引发的纠纷终于爆发，学生与校方发生冲突后被打伤。《申报》在报导此事时将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和教育部，此事经朱家骅和时任上海党部主任的潘公展上报蒋介石后，蒋介石当即作出禁止《申报》邮递的批复。无法邮递不仅影响信息的传递，而且报纸的发行量也将大大缩水。史量才为此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疏通，却被蒋介石提出以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为条件进行交换。如果当局的官员介入报纸的编辑过程，则言论的自由性势必受到影响。史量才对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予以拒绝，这件事情的发展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得不同意恢复《申报》的邮递。
但是此时，史量才与国民政府之间积怨已久，蒋介石更是将《申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将其除之以后快。言论的威力不容小觑，许多进步人士正是通过《申报》这块阵地不断向国人传播先进的思想，而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却是武力和有形的控制所不及的。只有让史量才和他的《申报》不再发出声音，蒋介石才能保证在言论影响上不再有异于自己的声音。在这样的前提下，暗杀史量才的计划被提出。
蒋介石是一个敏感而多疑的人，他在对国民党、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统治上都要求人们对其保持绝对的忠心，为了时刻保持身边人对自己的忠心，整个党、政府甚至国家都被笼罩在一张巨大的监视网内。对蒋介石不满的人，随时都可能是这张网里的猎物。作为蒋介石左膀右臂，军统头目戴笠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蒋扫清一切障碍的任务。
戴笠接受了蒋介石布置的暗杀史量才的任务。通过监视，上海的特务打听到史量才经常去往杭州，且每次都会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静养。得到情报后戴笠立即计划实施暗杀的具体细节。首先是下手的地点。他曾亲赴上海布置，想要在租界内动手，但是想到暗杀杨杏佛时，凶手因为在租界没能顺利逃脱而惹了许多麻烦，就只好另想他法。第二个可能的地点是杭州，但是杭州警察局局长是自己人，如果案子破了，就会牵出自己的人；否则，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查案不力的骂名。因此杭州也不是理想的选择。就这样，最后将地点确定在了沪杭两地之间的公路上。
经过密切监视，特务们掌握到史量才的行程：他于11月6日去杭州疗养，13日返沪。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一行6人乘坐防弹汽车踏上了返沪的旅途。汽车上除了司机还有5个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庚及其同学邓祖询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位亲戚坐在后排。下午3时许，当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时，路边出现了一辆别克牌轿车，在车子边上站着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像是在修理汽车。就在两车慢慢接近，只有一丈远时，只听得一声呼哨，别克车边上的人就纷纷拔出枪来。一时间，子弹横飞。特务们首先将枪口对准了前排的司机和史咏庚的同学邓祖询。混乱之中，车上的人纷纷夺门而出，史咏庚一路狂奔，终于逃到了翁家埠。史量才跑出了一段路之后，随即闪入路边一户农家，追击的特务发现了他，于是从屋外前后包抄。史量才想着从后门逃离，刚出后门便被守在那儿的特务一枪击中脚部，他踉踉跄跄地挣扎着继续奔命，最终还是被特务追上，头部被特务打了两枪，当即死亡。
史量才被暗杀后，特务们迅速乘车逃走。幸免于难的史咏庚在枪声停下半小时后才战战兢兢地返回出事地点，将父亲、同学以及司机的尸体运回杭州。
完成任务后的戴笠忙不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戴笠的表现十分满意，立即发5000元奖金以示犒赏。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又作出姿态，电令警察局系统迅速将凶手缉拿归案，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史量才的家属致电表示慰问。
蒋介石的又一个对手就这样被除去，而帮助他达成这一目的的，正是他的忠诚部下戴笠。
恐吓宋庆龄
19世纪90年代，宋庆龄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诞生。她少年时代便远涉重洋，赴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在人生的较早阶段便广泛接触民主主义。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浩浩荡荡之势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框架时，她便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起来。革命让国家的命运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然而其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此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当侵略者的野心不断膨胀，中国开始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大的军事威胁。宋庆龄在此时提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张，并始终坚持中国人民应当“抵御入侵，统一战线，共同抗战”的立场。
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对日妥协让广大爱国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的反共政策也让许多人士感到不平，其黑暗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也渐渐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到与人民联系更加紧密的共产党身上。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与宋庆龄的观点存在着重大分歧，为了避免国家沦丧的悲惨命运，为了扫清国家民主道路上的障碍，宋庆龄积极投身国家进步事业，坚持反蒋立场，矢志不渝。
每每蒋介石有一些大的举动，宋庆龄都会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宋庆龄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得民心，对待异己甚至采用暗杀、私下报复等手段，已经能看透他的本质，而蒋介石又生性多疑，对身边的人总是缺乏信任，与其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的时候，她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929年，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宋庆龄给柏林反帝大同盟拍发电报。宋庆龄的做法让蒋介石如芒在背，如若是旁人他早已将其除去，可是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又是宋美龄的姐姐，他拿她丝毫没有办法。
宋庆龄屡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反蒋言论，又对共产党表示支持，这让蒋介石对宋恨之入骨。然而，宋庆龄的身份却让他无法展开行动。宋庆龄贵为国母，在海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如果轻举妄动，必然会带来各界人士的责难，社会舆论的监督也会产生巨大的压力，政府将无法承受。于是，蒋介石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计划。宋庆龄在社会上公开发表的言论相当犀利，首要的任务就是让她“闭嘴”，从舆论界削弱她的社会影响力。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带着夫人，来到上海莫里爱路，拜访宋庆龄。戴季陶刚一见到宋庆龄，还没开口，宋庆龄便知道他此行是来给蒋介石当说客的。一阵简短的相互寒暄过后，戴季陶掏出一张纸，递到了宋庆龄的面前。宋庆龄定睛一看，这正是她给反帝大同盟拍发电报的手稿！
宋庆龄看到自己准备发表的手稿此时却由戴季陶拿了出来，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内情。自己的言论自由已经被国民党控制，这让她大为光火：“这份手稿怎么在你这里，为什么没有发表？”
“这稿子果真是您的？宋先生，您是一国之母，在党内也是德高望重，怎么可以不与党国保持一致呢？”
“我要让人知道的是事实。你们将稿子截获，还造谣说是共产党人捏造！”
“宋先生，这份电报是在攻击政府！即使政府有错，您也是党内人士，不用这样去公开诘难啊！您这样是无视党纪！”
“党纪？”听到这两个字，原本神情激愤的宋庆龄开始放慢语气，面色凝重，“你们真是宽宏大量，把我放进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现在，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在你们眼里，不就是一块儿欺骗群众的招牌？你们这样扭曲事实，欺瞒人民，总有一天，被压迫的民众会跟你们算总账的！我的电报代表着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心声，你想要劝我与你们沆瀣一气，那是根本没必要的。”
宋庆龄的政治立场坚定不移，一番慷慨陈词后，戴季陶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镇定，脸上不停滚落的汗珠显示出了心中的慌张。戴季陶颤抖着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勉强定了定神，作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宋先生，您还是不要再发表宣言了吧！”面对戴季陶的劝阻，宋庆龄立即回道：“刚才我已表明了我的立场，如果你们想要让我不再说话，办法只有两个，把我枪毙了或是将我监禁起来。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希望你们也不要用那些下作的手段，搞什么侦探，围堵。”这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哑口无言，只好匆忙道别。
果然，宋庆龄送走了戴季陶后，蒋介石便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既然说客不足以改变宋庆龄的行为，蒋介石就召来戴笠，命令特务机关以他们的方式来“劝导”宋庆龄。
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素来以不择手段、凶狠残暴闻名。戴笠认为，宋庆龄虽然是领袖要对付的目标，但是却有着极高的地位，因此不仅行事上要谨慎小心，不留痕迹，而且要将尺度掌握好，不能对宋庆龄造成任何伤害——蒋介石同宋庆龄意见不合，如果宋庆龄出了问题，社会上肯定会认为一切系蒋介石所为。
1932年12月，宋庆龄联合当时社会上一些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组建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蒋介石政权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本就对宋庆龄非常气愤，现在宋庆龄又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反蒋组织，于是想出了一招“杀一儆百”的计策。蒋介石指令戴笠设计，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兼副会长、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残忍杀害，以此来恐吓宋庆龄，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不料宋庆龄却不为所动，不仅在公开场合露面，还在杨杏佛的追悼会上慷慨陈词，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此后，又积极投入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之中。
蒋介石见宋庆龄依然没有退缩，又命令戴笠加紧对宋庆龄采取措施。戴笠派特务每天在宋庆龄的寓所外进行监视。后来又派出一名女特务接近宋庆龄的女佣，送给她不少东西，然后打听宋家客人来往情况。然而，这名女特务很快引起宋庆龄的注意，她叮嘱女佣不要再和这个女特务来往。这一招失败之后，戴笠又试图通过宋家邻居的女佣打入宋庆龄公寓内部，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一个又一个计划相继宣告失败之后，戴笠又开始命人匿名向宋庆龄寄送恐吓信，直至在信中放入子弹，以示威胁。宋庆龄收到带子弹的信后，对保姆说：“不要害怕，蒋介石只要不取我性命，他便休想达到目的。”宋庆龄面对恐吓、威逼、利诱都不为所动。蒋介石想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宋庆龄闭嘴，宋庆龄不但没有沉默，反而言辞更加犀利。
反复数计均未见成效，蒋介石又频繁施加压力，戴笠一时间愁眉不展。一日，在上海负责行动工作的特务沈醉到南京找戴笠汇报工作，当他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时，戴笠问道：“我们对宋庆龄威逼利诱，各种方法都用了个遍。她的命当然是不能动的，关于恐吓她一事，你有什么好办法？”沈醉听闻之后沉思片刻，提出了制造“车祸”的办法。沈醉说道：“宋庆龄经常外出活动，所以利用撞车的机会对其造成伤害切实可行。而且汽车是由人驾驶的，行动起来可以控制，到时将宋床龄撞成重伤，送进医院，既不会有性命之虞，又能让她失去活动能力，一直躺在床上过完一生，自然就无法再在社会上活跃了。”
沈醉的建议引起了戴笠的兴趣，这个方案竟然和他之前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戴笠一拍桌子：“你的想法我也考虑过，再说详细一点。”沈醉接着解释道：“要是驾车去撞击对方的车，就必须保证汽车的坚固。德国车的质量一向不错，可以考虑使用，此外，车祸发生后对驾驶员造成的伤害一般来自前挡玻璃，所以要将前挡玻璃换成不易破碎的保险玻璃。这样一来，驾驶员再穿上一套避弹背心，再在驾驶时注意掌握，安全上就有保障了。”
戴笠对沈醉一阵称赞后，又为他主动申请承担这次任务而高兴，接着问道：“那么具体实施的时间和地点呢？”沈醉知道自己的计划十有八九已经被戴笠默许了，就接着说道：“宋平日在租界内居住，因此必须在租界下手，等宋的车在红灯处停稳后，方可调整方向，狠狠地撞上去，这样就能将车撞出很远，而且车内的人会受伤，但却不会是重伤。”戴笠听过之后，又问道：“行动过后如何善后才能不被人发现？”沈醉成竹在胸，有条不紊地解释道：“撞车之后，可马上将车内的制动器破坏，这样既可以减轻行动者所要承担的责任，也能掩人耳目，不被人怀疑是刻意为之的。”戴笠听过沈醉一番叙述，觉得的确合情合理，反复考虑之后，的确没有破绽，就决定采纳此计划。
一个月后，戴笠便从杜月笙那儿弄到了一台德国轿车，轿车结构十分坚固，前挡玻璃也依沈醉的建议换成了保险玻璃。沈醉见过之后十分高兴，为了能顺利执行计划，还对宋庆龄的行踪进行监视，将几条马路的地形做了仔细的分析，只等戴笠一声令下就去执行。
此后，每次戴笠去上海，沈醉都要询问任务是否执行，戴笠却总是让沈静候通知。一年过去了，戴笠依然没有发出行动的信号，反而要求沈醉将汽车还给杜月笙。事后，沈醉才了解到，戴笠经过思索还是认为撞车在行动上的控制实在困难，如果稍有差池，宋庆龄即有生命危险，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情因为戴笠的反复考虑，最后终于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