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報》主導權問題重探[1]
一、引言
1935年創刊於上海的《立報》，其主要創辦者成舍我（1898—1991）是中國現代著名報人及新聞學教育家，一生在不同地方辦報、辦學，也進入建制參與政治。據成舍我的定位，《立報》是一種“小型報”，即開度和篇幅類似早已流行的“小報”，但内容和格調與“大報”看齊。[2]《立報》吸引讀者，既在於“精編”的新聞，也得力於副刊的規劃。在最早期每日出紙一張的極有限篇幅内，《立報》竟有三個副刊，編輯謝六逸、薩空了、張恨水等，都是一時之選，是以營運不到兩年，即創下驕人的發行銷售紀録。[3]及至1937年上海淪陷於日本，《立報》隨之停刊，翌年4月，在香港復刊，版面結構仍如舊貫，主持副刊編務的有茅盾、薩空了、葉靈鳳等著名文化人。只是直到1941年底香港淪陷於日本爲止，銷情皆無復上海時期了。[4]
儘管如此，日後論述香港文學史者，仍常把香港《立報》放在顯著的位置，認爲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大有貢獻，較早的例子如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説，1937年抗日戰争開始後，“廣大香港同胞都有愛國精神，捐獻金錢，輸贈軍事物資和醫藥用品，支援抗日將士。國内新文學運動也在香港開展，在中共南方臨委的組織和領導下，香港文壇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抗戰初期，出現了香港文學的高潮”。[5]謝氏沿用當時中國内地現代文學史論的主流觀點，即抗日的文學是進步的文學，而文學界的抗日活動由中國共産黨組織、領導。其時香港既出現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文學活動，當視作一種進步。謝書特闢一節“抗戰初期的文化中心”，論説的重要根據正是香港《立報》的表現：“從上海來的薩空了，正主編從上海遷來剛復刊不久的《立報》，鑑於當時香港新文化已趨繁榮，新文學已茂盛開放，他在1938年4月2日《立報》副刊‘小茶館’上，以筆名‘了了’發表文章《建立新文化中心》，主張香港應代替上海而成爲抗日戰争時期的文化中心。”[6]
幾年後，劉登翰主編、多人合撰的《香港文學史》也提到，抗戰開始之後，由於香港相對較爲安全，“陸陸續續有内地的人士南下香港，其中就有一大批進步作家。在中共南方臨委的組織和領導下，這批進步作家迅速在香港掀起了第一次文化高潮，對香港舊文學進行了猛烈的衝擊，並扶植了正在萌發的新文學陣營，使香港新文學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7]這顯然參考了謝書的説法，但也稍作調整：“抗戰期間，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南來的左翼和右翼的作家之間出現了一些微妙的關係，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然而，這兩個團體在抗戰這一政治信念上還是比較一致的。”[8]没有完全抹煞右翼的角色，而以政治信念（抗日），以及隱含的愛國、民族主義，作爲兩者的共通點。
由於毛澤東説過，“統一戰綫、武裝鬥争、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産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9]充滿軍事意味的“佔領文化陣地”常用來描述左翼在文藝界的成績，如歷史學者袁小倫《統一戰綫與文化陣地》一文，把香港《立報》和《文藝陣地》、《光明報》等報刊，保衛中國同盟、文協香港分會等組織，歸類爲“戰時[包括抗戰和内戰時期]中共運用統戰策略在香港所佔領的文化陣地”。[10]統戰本來是一種靈活而現實的調度方式，通過求大同、存小異的妥協，争取和次要敵人聯合，以對付主要敵人。何謂“大”，何謂“小”，視乎現實情況而可以有靈活的解釋。但如只有“同”、没有“異”，像已經穩穩佔領的陣地，就不再需要統一戰綫了。
近年出版的侯桂新著《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7—1949》，所研究的範圍以往正是“統戰”這一術語大派用場之處，但侯書另闢蹊徑，以中國作家在香港“如何以文學想象的方式從事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以及這種建構所帶來的現代文學質地的變化”，作爲考察角度。[11]侯氏嘗試把重點放在具體的作家身上，而並非把文藝簡化爲政權鬥争時如臂使指的工具，或者重述勝利者天與人歸的大歷史，本是一種突破；而該書材料之豐富、思想之開放，更超越以上著作，可惜仍没有徹底擺脱静態的政治爲先觀念，如《現代傳媒與“想象的共同體”》一章，討論“現代傳媒作爲重要平台對民族主義傳播所起的作用”，侯氏特别強調“黨派政治對傳媒生態的影響”，認爲“可以‘體制化’來加以概括”，這是因爲“作家們南來之後，多數並没有切斷和内地的聯繫。尤其是那些與組織關係密切的黨派作家，他們一舉一動的背後，大都是奉命行事，這使得南來作家的文學生産具有很強的體制化特點，‘計劃性’和‘規劃性’很強”。[12]此章分析“黨派政治與傳媒生産的體制化”的一節，也就以兩個獨立的小節敘述“共産黨對傳媒生産的組織領導”、“國民黨等對傳媒生産的組織”，其下各開列國共兩黨控制的報刊和團體名單，儼然此疆彼界，刊物和組織的政治屬性没有絲毫含糊。[13]
侯書並未忽略非直屬於政黨的報刊，如《立報》、《星島日報》、《大公報》等“原以商業化大衆化爲目標的報紙”，都在“香港南來作家的‘共同體’想象平台”一小節中予以交代。[14]不過，説到讀者的數量，《星島日報》以及《華僑日報》、《香港工商日報》遠遠超過其他報刊，卻没有得到相應的討論篇幅。[15]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歐美民族主義起源和傳播的基礎是印刷資本主義，[16]侯氏借鑑其説，認定在近現代的中國和香港，大衆傳媒——尤其報刊——對民族共同體的想象效果同樣最爲宏大。[17]必須注意，安德森説“報紙是‘單日的暢銷書’”，“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髮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象的世界[指“想象的共同體”，即“民族”]就植根於日常生活當中”，[18]並没有討論暢銷的報紙可能不止一種。在報社而言，通力合作建構單一的民族共同體想象，並非他們的基本目標。反之，爲了争取讀者，他們必須樹立獨特的品牌。這期間民族和其他共同感（如社會階層、族群、品味）同時創造出來，與敵對品牌比拼影響力。[19]進一步説，即使報社原來的目標僅是營商，只要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也難免爲政治力量所滲透。因此，不僅報紙之間存在競争關係，報社之内也常常是社會上各種勢力争逐的縮影。
侯書没有用政治立場來評價特定報刊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當然是學術研究的進步，但把“媒體”視作平滑無縫的“話語”通道，即政黨或政黨的領導者通過媒體，傳播他們的思想、觀點、政策、意識形態等，仍未脱出政治控制文化生産的窠臼。媒體對“話語”的生産是否有更積極的角色，這應該通過真實的個案來求證。在香港《立報》的案例裏，侯書把報社的立場變化概述爲以支持共産黨始，以親近國民黨終（詳見下文），這是實況嗎？本文將從關於《立報》在香港復刊及其核心人員的不同説法切入，考察相頡頏的勢力如何塗改該報原來的面貌，藉此爲抗日戰争時期香港文學生産機制提供一種新的觀察。
二、關於《立報》在香港的復刊
《立報》在香港復刊，侯書這樣敘述：
1937年11月13日，上海淪陷，僅僅創刊兩年卻在當地大受讀者歡迎的四開小型報《立報》被迫停辦，股東散伙，社長成舍我遠走漢口，薩空了途經香港，救國會的張[章]乃器等勸他在香港把《立報》再辦起來。負責中國共産黨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潘漢年得知，即以中共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促成此事。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1938年4月1日，港版《立報》創刊，由薩空了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創刊當日，……一版的《本報發刊致詞》中説：“香港《立報》，在經濟方面，雖然和上海《立報》，是兩個不同的獨立組織，精神方面，卻完全一致。……”……《立報》不僅在言論方面鼓吹抗戰，宣傳進步，同時由於它經常刊登關於中共的新聞，反映陝北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一些敏感的青年讀者的注意，就跑來報社，表示要去陝北參加抗日的願望，希望編輯給予幫助。經中共組織研究決定，由薩空了做初步考察工作，然後將這些年輕人介紹給廖承志，再由廖介紹到廣州，從廣州安排去延安。不過這種情況没有持續太長時間，不久與國民黨接近的成舍我來到香港，由於觀念和立場不同，兩人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1938年9月，薩空了被迫離開報社，遠赴新疆。[20]
這段文字有三個重點：（一）《立報》在香港復刊由原總編輯兼經理薩空了（1907—1988）主導，原社長成舍我没有角色；（二）復刊資金來自中共，但某些國民黨人也有投入；（三）香港《立報》在言論上支持中共，薩空了也協助吸納支持中共的青年讀者，直至被成舍我迫走。
按照常理，既然資金主要來自中共，香港《立報》爲其喉舌，當有可能；後來中共代理人的薩空了被國民黨代理人的成舍我排除，則或許由於股權的變化。但如此推測的前提是：侯氏所據的史實没有錯誤，薩、成的政治立場也如他所言。政治立場的問題較爲複雜，留待下文討論，這裏先考查史料問題。
侯氏的資料來自薩空了的口述回憶《我與香港〈立報〉》，以及研究者李谷城的《香港報業百年滄桑》。其實李谷城的資料也來自薩空了，但最關鍵的一點——“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並不見於薩空了的口述，李氏也没有交代他的根據。[21]事實上，薩空了的回憶是現時可見有關香港《立報》營運最詳細的説明，第一、二節的標題“中國共産黨支持我創辦香港《立報》”、“宣傳黨的主張，輸送革命青年去延安”，[22]爲香港《立報》的政治屬性定了調，研究者幾乎都沿用薩氏的説法，複述薩氏提供的資料。[23]侯氏的引述基本準確，但不妨節引薩空了的原文如下：
當時[約指1938年初]，上海《立報》的股東已星散，社長成舍我在武漢。要創辦一張報紙得有資金，到哪兒去籌錢呢？適值此時廖承志、潘漢年同志都在香港，擔任中國共産黨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在皇后大道中開著一爿公司作爲掩護。廖承志同志對《立報》一向很支持，認爲這張報紙辦得好。潘漢年同志是我在上海時，通過胡愈之同志介紹認識的，也一直很關心《立報》。因此，他們得知此事後，就以中國共産黨的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讓我把《立報》再辦起來。在香港辦報，首先得向香港政府辦理登記手續。當時主辦《立報》的負責人是我，因而我就成了香港《立報》的發行人，並且按照當地的慣例，把我的名字印在報頭下面。[24]
薩空了在後文重申：“香港《立報》創辦時，原上海立報社社長成舍我不在香港。因此，我用共産黨的錢辦起香港《立報》這一情況他並不知道。”[25]從豐富的細節看來，薩氏是《立報》復刊的重要人物大抵無疑，問題在於原創辦人成舍我，可有參與其事？如何參與其事？
成舍我提到香港《立報》最多、寫作時間也最早的是《由小型報談到“立報”的創刊》（1952），[26]但文中完全不涉及《立報》在香港復刊的經過。多年後才輕描淡寫地説，“七七抗戰，京滬淪陷，我將立報移香港出版”，但這篇文章主要是談老下屬卜少夫，《立報》復刊只一語帶過。[27]不無巧合，在薩空了發表《立報》回憶後一年，馬之驌編著了《新聞界三老兵》。此書材料來自訪問及“三老兵”的著作，定稿經受訪者審閲，也可算是當事人的回憶。[28]其書第二篇第六章《香港立報》的第一節“立報在香港復刊經過”，明確地説，上海《立報》停刊後，“成先生自己則先去香港，準備把‘立報’在香港復刊”。[29]第六節“人事簡介”又説：“薩在‘上海立報’時，是經理部的副理，上海淪陷後，‘立報’決定在香港復刊，均由薩籌備復刊事宜，對工作表現，一向殷勤負責，創刊後升任經理。”[30]綜合兩節的説法，馬書顯然承認薩空了是實際的籌備者，但堅持復刊出於成舍我的指示，暗示香港《立報》的主導權從來都在成氏手中。
回頭再看“國民黨人陳誠等亦擁有股份”之説。李谷城没有交代他的依據，但成舍我的舊同學、老下屬吴範寰，有類似而更詳盡的回憶：
[上海淪陷後，成舍我到了漢口。]辦報不成，乃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漸和陳誠發生了關係，當上了軍委會政治部的設計委員，同陳誠往還甚密。1937年冬，成見戰局不妙，漢口已非久居之地，於是由漢赴香港，先計劃在港恢復《世界晚報》，後因資金無著，乃決定從各方面籌湊資金創辦香港《立報》。所籌得的資金來源相當複雜，陳誠、李書華等都有股份，也有些左翼人士出過資金。……成舍我因在漢口時期和陳誠等發生了關係，從國民參政會第一屆起，即以所謂社會賢達的資格，被蔣介石指派爲國民參政員。……到香港後，被陳誠派爲駐港代表。……成舍我當上了國民參政員以後，往來重慶、香港之間。在港時初和王雲五、傅傳霖等結識，後與國民黨中宣部所辦的香港《國民日報》主持人陶百川、陳訓畬等往還甚密，並由陶、陳等要國民黨中宣部每月付給《立報》津貼港幣800元，由吴鐵城的駐港機關按月支付。[31]
吴範寰和成舍我最低限度在1938年9月仍維持良好關係，因此薩空了離開香港《立報》，吴氏獲任命接手。[32]但吴氏1949年後留在中國内地，後來在國共對立的情境下追述過往，難免把複雜的事態簡化爲兩種立場的截然對壘，因此文中時見吴氏因爲成舍我的政治立場而同時非議他的人格。但此文最初發表於1964年，上引文爲1982年的版本，都比薩空了的回憶及馬之驌的訪問爲早，在薩、馬（成）論説之外，提供了不同的資料，仍值得重視。[33]
相對於薩空了説《立報》的復刊由中共支持，吴範寰更強調國民黨的參與，而且不僅在始創時期。抗日戰争爆發之初，中國接連失利，至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政府從南京遷至武漢，蔣介石委任親信陳誠爲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34]陳誠身負保衛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重任，不大可能親到香港參與《立報》的復刊籌備，但新成立的政治部，職責在於軍隊的政治訓練，以及全國的民意宣導、文化宣傳等，陳誠上任之初，即在武昌召集了全國政工會議，其中一項強調的任務是“運用宣傳力量，統一全國輿論，粉碎日軍戰意與野心”。[35]上海淪陷之後，香港作爲向全國發布消息的基地更形重要。[36]《立報》向來鼓吹國民責任，支持民族復興，[37]政府如能協助該報在香港復刊，當有助於執行上述任務。更需要注意的是，國共兩黨當時合作抗日，政治部的成員包括了不少中共或親共要人，如副部長是周恩來，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其時“陳誠同中國共産黨人的政治主張有同有異。同者，都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争取抗戰的勝利；異者，各自仍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與奮鬥目標。這就形成了陳誠與周恩來、郭沫若等人之間的極其微妙而複雜的關係”，[38]這種關係應當不限於陳、周、郭三人，而是普遍地體現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39]
衡量以上各種説法，中共出資港幣三千元雖是薩空了的一面之辭，卻未必不可信，但不是真相的全部。馬之驌説，“成先生在香港，財力人力都不能得心應手”，[40]似乎暗示有些不方便説明的資金來源。由於目前未能在香港政府檔案處查得《立報》的注册資料，這一問題暫時無法圓滿解答，只能稍作推斷。香港政府“一九三三年修改印刷條例”規定，“凡報紙注册，須繳保證金三千元，其利息率，與庫務司所訂之貯款利率相同”。[41]“一九三三修改印刷條例”源自1927年的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1927”），其後幾次修訂，香港大學“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收録的1939年修訂本顯示，保證金的數額仍是港幣三千元。[42]那就表示，在1938年，三千元並不足够在香港創辦一份報紙。上述條例有一但書，如有政府認可的一至二位保證人擔保，則可豁免保證金。[43]不過薩空了和其他資料都不曾提到哪位香港有名望的人曾擔保《立報》，[44]那麼中共以外的財源就不可缺少了，其中包括成舍我個人和國民黨的資本，應該是很合理的推斷。[45]如果這一推斷無誤，香港《立報》從資金上看並非中共佔領的文化陣地，但中共以及其他勢力對它的實際影響有多大，則需要從運作情況予以評估。
三、關於香港《立報》的核心人員
香港《立報》的人員編制，現時有較多資料可供討論的，主要是社長、總編輯、總經理、發行人，以及三個副刊“言林”、“小茶館”、“花果山”的編輯。這些崗位上的人員，也正是報紙面貌的主導者。
這裏仍舊從當事人的回顧説起。根據薩空了，“香港《立報》於1938年4月1日創刊，總編輯和總經理由我擔任。……《言林》由茅盾兄主編，……《花果山》，由於一時找不到人，也由我兼編。……《小茶館》，仍然由我主編，還是刊登讀者來信和我寫的雜談”。[46]及至薩空了離開，“接替我[薩空了]工作的是原《世界日報》的同事吴範寰”。[47]由於吴範寰在《世界日報》任經理十五年，推測他接過的只是薩空了總經理的職權，而不包括總編輯和副刊編輯的任務。[48]薩空了又説過，他是香港《立報》的發行人，名字按香港慣例印在報頭下，“直到1938年9月我離開該報，發行人仍然是我，其實以後的香港《立報》與我已經没有關係了”。[49]翻查香港《立報》原刊，1938年12月11日起，報頭下的發行人名换成陳玉山，1939年9月14日起再换成吴伯安，直至停刊。[50]
馬之驌編著的《新聞界三老兵》則説，香港《立報》：
在組織方面，原則上仍與上海《立報》一樣，在社長以下分編輯、經理兩部。……
（一）編輯部總編輯職務仍由成先生自己兼任，以下分編、採兩組。
（二）經理部薩空了擔任經理[，]以下分：發行、廣告兩組。[51]
又説三個副刊：
第一是“言林”，屬於新文學方面的，由矛[茅]盾主編；第二是“花果山”，屬於舊文學方面的，由卜少夫主編；這兩個副刊的名稱，都是延續“上海立報”的。此外，爲配合當地讀者的口味，又編一地方性的副刊，取名“小茶館”，專寫當地的趣聞軼事，以吸引讀者，特别請一位廣東人王皎我主編。[52]
雙方説法可列表對照如下：
馬之驌有些明顯的錯誤，令人費解，但不能因此就全面質疑他的説法。[53]馬氏指成舍我是社長，薩空了則完全没有提到社長一職，卻也没有明確否定成氏是社長。他説《立報》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這或許是關鍵。[54]不過即使籌備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他對香港《立報》的控制權仍不應低估，因爲四個多月後，薩空了離職他去，就是由成氏的多年合作伙伴吴範寰接任社長的。總編輯的問題，似乎也可循類似的方向推想，即復刊之初，由薩空了行使總編輯之權，其後成舍我逐漸增加介入，以至雙方最後分道揚鑣（詳細討論見下文）。
三個副刊方面，“言林”最初由茅盾主編，並無異詞。可以補充的是，主編職位1939年1月7日轉給親近左派的葉靈鳳，[55]到1941年6月11日由大哀接替。[56]大哀可能是成舍我的筆名。[57]
“小茶館”開始時由薩空了主編無可懷疑。在上海時期，此版主編已是薩空了，讀者來信、編者回應的形式即由薩氏確定下來。[58]香港《立報》創刊日，薩空了（署名了了）在此版“點心”欄發表《新張的話》，表明主編身份。[59]薩空了主編“小茶館”共五個多月，[60]此後“點心”欄的作者先是可可，接著是可人。至1938年11月1日，“小茶館”版頭的旁邊有一段啟事，説“本欄已自今日起，延[吴山]先生主編，特照前行辦法，‘點心’一文，即請先生改用粤語撰寫”。[61]所謂前行辦法，是指7月初本版曾設立一“粤語時事談”，作者爲吴山。當時的主編了了解釋，是“感到在香港國語對一般勞苦大衆，實在是‘新文言’[，]就是有人讀給他們聽，也聽不懂”，所以邀請吴山“就眼前的時事，每天找一個問題用粤語來談一次”。文化程度不高的本地人，只要聽到别人唸出來，就能明白，“這對勞苦大衆認識時事上，一定可以有相當的幫助”。了了又説，吴山是一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筆名，他本身是廣東人，國語説得非常好。[62]“粤語時事談”寫了約十篇就終止。同年11月，吴山成爲主編，“點心”欄乾脆用粤語來寫，後來又改名爲“粤語講座”，可説是薩空了意念的延續。吴山或許就是馬之驌所説的王皎我。1939年1月1日，江外接編“小茶館”，但不是每天都發表短評。他似乎是直至1939年11月1日併入“花果山”前的最後一任主編。至於可可、可人、江外的身份，皆未能考得。
“花果山”的情況最複雜。薩空了説開始時由他兼編，但没有交代兼了多久，後來由誰接任。馬之驌説由卜少夫主編，没有提及薩空了，成舍我的説法相同。[63]根據卜少夫早年的記録，他雖然是《立報》復刊前赴港的，但到了年底才開始編“花果山”。[64]多年後卜少夫回憶説，他進《立報》是遞補薩空了，[65]這恐怕不準確，因爲薩空了在1938年9月14日已經離開《立報》了，中間有兩個多月的空隙。
香港《立報》創刊日“花果山”版頭旁邊有一篇大哀的《齊天大聖的決心》，内容相當於本版的發刊詞。[66]隨後五天，同一位置上的短文（没有欄名）都署名玄奘。[67]由本月7日起，直到10月5日，署名宏宏。宏宏顯然是本版的主篇，[68]但不可能是薩空了，理由有三：（一）宏宏在薩空了離開之後仍然連續發表了近一個月；（二）宏宏有一篇短文列出他逃難來香港的路綫，與薩空了完全不同；[69]（三）宏宏自稱是安徽人，薩空了則是蒙古人。[70]那麼薩空了兼編“花果山”，最多只有玄奘署名那五天。[71]用近似的理由也可以排除宏宏是卜少夫和成舍我。[72]但上文曾説，大哀可能是成舍我的另一個筆名。“花果山”的首發文章以成舍我的名義刊出，[73]不管他當時是否在港、文章是否親撰，似乎都顯示他在復刊的《立報》有重要地位。而且最遲從11月1日起，“花果山”確實由成舍我主編。[74]
其後卜少夫在12月5日接任，[75]12月22日起以“山中語”作短文的欄名。從此直至1940年8月中旬，“山中語”的作者絶大部分是王三。不過卜少夫其實在1940年3月中已回到内地，“花果山”的編務由他的妻子徐天白承擔，[76]仍然署名王三的“山中語”當即由徐天白所撰。[77]8月中旬至翌年5月底“山中語”没有作者署名，6月至年底《立報》停刊期間，作者有關公、一丁、大哀、式言、多士、更名。如上所言，一丁、大哀很可能是成舍我，但徐天白離開之後，“花果山”是否一直或部分時間由成舍我主編，則無法證實。從以上的整理可以大致了解香港《立報》的權力關係，[78]其中有兩點最值得注意：一是薩空了和成舍我對復刊之初的《立報》同樣具有影響力，也許最初薩空了的主導權大一些，但很快成舍我就取回了權力；二是香港《立報》共出版了四十四個月，三個副刊的主編中，在職時間最長的是親左的葉靈鳳（“言林”，二十九個月）和右派的卜少夫（“花果山”，十五個月，加上徐天白則二十個月），其次則是左派的茅盾（“言林”，八個月）和似乎並非左派的江外（“小茶館”，十個月）。茅、葉和卜、江在報社的時間有所重疊，也就是説在同一時期裏，香港《立報》並存左右兩派的勢力。一般論者都認爲香港《立報》的立場是由左轉向右，其實忽略了右派的力量由始至終都存在。不過説左右並存或鬥争，仍不免是簡化，因爲1949年後國共對立和美蘇冷戰的政治格局，與抗戰時期大不相同。1930、1940年代的左翼與右翼，關係錯綜複雜得多，並非只有黑白分明的兩種立場。以後觀前，免不了重新詮釋。如果站得遠一點看，不難發現詮釋裏也有權力的頡頏。
四、詮釋權的競争
對照有關香港《立報》復刊和運作的回憶，可以發現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各有強調和淡化之處。在薩空了的回憶裏，香港《立報》的復刊成舍我和國民黨没有角色，他的説法是“中國共産黨支持我創辦香港《立報》”。然而這無法解釋爲甚麼幾個月後，他輕易地向成舍我讓出了主持《立報》的權力。成舍我一方（包括馬之驌）則完全没有提及中共的資金，對於薩空了，也只説他是經理，而没有提及他也是總編輯、發行人、“小茶館”主編。[79]其他論者各取所需，延伸這些説法，佐證香港《立報》是中共統一戰綫的成果，或者把報上某些言論説成代表整份報紙。
不過在那些回憶裏，仍可以找到啟人疑竇的縫隙，成、薩分手的一幕就是有趣的例子。薩空了説《立報》復刊時，成舍我不在香港，不知道他用了共産黨的資金，但是，“他在漢口和國民黨的關係進一步密切，我也不知道”：
及至成舍我來到香港以後，我們兩人一交談，才發現，我們兩人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在前進。成舍我知道我接受共産黨的錢辦報後，半開玩笑半正經地説：這也不錯，你拿共産黨的錢，我和國民黨交往，正好左右逢源。事情當然不會是這樣。1938年8月，……我寫了一篇評論，是批判走德意路綫的一些人的。當晚發稿後，我就從香港過海到九龍回家去了。……不料，第二天早晨一看送到家裏的報，發現我寫的評論後面加上了反對共産黨、八路軍的話。我看後非常不快，急忙到香港黄泥涌成舍我家，問他這是誰加上去的。他承認是他加上去的。爲此我們發生了争執。這使我明白了，辦一張報紙，決不可能容納兩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我和成舍我已不能再合作下去了。……我向成舍我提出離開香港《立報》，他同意了。[80]
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則説：
後來，[成舍我]發現薩空了是共産黨。據説是在上海與共産黨搭上關係的。……以成先生之精明，始終没有發現薩某是共産黨派來臥底的，因那時候大家的注意力，都用在抗日戰争方面去了。不過後來也發現一些跡象。……有一次，因“新四軍”與國軍起衝突問題，薩某“受命”寫了一篇（不署名）痛罵國民黨的文章，被成先生“看大樣”時發現了，於是提筆就改，把“罵國民黨”的口氣，稍加改正就變成“罵新四軍”了，原意不動，只是把罵的對象，顛倒過來而已，這都是成先生得意傑作。之後，薩某認爲自己在“立報”很難“立功”，遂知難而退，請辭“立報”經理職務。[81]
薩、馬（成）敘述的情節頗爲相類，僅僅政治立場針鋒相對。然而雙方那種國共不兩立的冷戰式思維，與薩空了以下似不經意地提到的一段餘波，又像格格不入：“後來，在我蹲了國民黨監獄兩年[1943—1945]，需交保出獄的時候，成舍我和黄少谷曾作了保人。我和成舍我的個人友誼還是存在的，只是事業的合作，從我離開香港《立報》以後就中止了。”[82]爲甚麼“公仇”和“私誼”能够並存？
陳平原分析成舍我就讀北京大學時所撰的《輿論家底態度》、《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等文，[83]把成氏的觀念向上追溯至北大的學風和師長的提倡，向下連結到成氏日後辦報、辦新聞專科學校的方針，如“輿論家是要往前進的，不可以隨後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黨見的。他是要顧道德的，不可以攻陰私的。他是要事實的，不可以憑臆想的”（《輿論家底態度》）等觀點，顯然受到蔡元培校長重視新聞學，以及出版國人自撰第一部新聞著作的文科教授徐寶璜類似主張（“[新聞應該]立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之輿論”，“謹慎據實直書”，應代表國民輿論而不是黨派利益）的影響。成舍我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種想法，認爲新文化運動旨在“增益全世界文化”，“不問新舊中外”（《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並擬通過組織活動來予以落實。成氏“開列出三種從事文化運動最爲重要的組織形式，作爲日後努力的方向：報館、書局、大學校”。報館、大學校成氏確實不止一次地付諸實踐，書局更在他仍是北大學生時就辦起來了。[84]因此，不存黨見及以全世界爲念，在成舍我的事業起步之前，即已形成。[85]
唐志宏則從報業和新聞學科體制化的過程著眼，指出：
民國時期報業建立專業化的過程，實際上構建出來的可能僅是一種類似觀念的東西，這種觀念希望以教育制度，追求專業性的客觀中立，以使報業脱離當時很難避免的政黨性和政治性，以求安身立命之道。但是，新聞教育制度化的起始，便是一種不向政黨政治屈服，保有報紙批判意識的權力。要實施這種理念，有的人主張必須推進商業化報紙的發展，也有的人主張以新聞教育，做爲人材規範的標準，施以新聞倫理道德教化。[86]
唐氏這裏的背景説明，原爲解釋成舍我的新聞教育取向，但也可以看到體制化之後，新聞行業和新聞學科兩者相對獨立於政黨政治的可能。據唐氏分析，“對於‘大衆化’報紙的主張，是其[成舍我]報業活動根本的思想來源”，歸納成氏“大衆化”理念的特點，其中包括“報紙應爲大衆服務，不再是爲特殊階級而服務，而是直接面向大衆”、“報紙不屬於任何黨派，而是爲群衆發聲的”。[87]
本文無意探討成舍我的報學、新聞學，[88]而是藉此指出成氏自有他的取向，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政黨立場。成氏的具體行事，某程度上也和他的主張相應。這裏説“某程度”，是因爲其中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如成氏堅決否認上海《立報》有官方股份或接受官方津貼，但唐志宏查出該報股東確有國民黨要員。[89]不僅如此，成舍我和國民黨還有其他聯繫，然而，唐氏仍肯定“在報業活動上，成舍我基本上還是保持著獨立的特性”，其證據包括成氏在北平《世界日報》時期不排斥馬克思主義、反對國民政府的“統制新聞”制度。與本文關係更密切的，是在上海《立報》時期“任用左派思想濃厚的薩空了任副刊總編及經理”。[90]薩空了的《立報》回憶用了不少篇幅縷述他通過消息報道來對抗國民政府，雖然薩氏刻意指出，在成舍我離開上海後，《立報》加強了反抗的力度，[91]但在此以前該報也不能視作官方喉舌。薩空了承認，“成舍我是一個重才的人，因此他容忍了我，甚至支持了我，讓我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工作到上海淪陷”。[92]薩氏的判斷是，“成舍我本人對我接近共産黨，思想左傾也是不滿意的，不過他知道我不是共産黨人，而且他明白他抵擋不了時代的潮流”。[93]掀掉非左即右的對立修辭表象，薩氏的意思其實是他和成舍我的立場並非完全相反。這是二人合作的基礎，甚至是後來合作不成，仍存私誼的原因。
薩空了到1960年才成爲共産黨員，[94]但政治人物的真正身份從來不容易確定，只能在言論和行事的間隙試作窺探。薩空了離開香港《立報》後，一度前赴新疆。1941年周恩來安排他由重慶回到香港，本擬轉赴新加坡成立新聞通訊社，鄒韜奮和廖承志要求他留下來協助梁漱溟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來易名爲“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因而經歷了年底的香港淪陷之戰，至翌年1月下旬才偷渡出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幾個國共以外的小黨派組成，主旨是“貫徹抗日主張，反對妥協精神，勵行法治”。薩空了後來回顧説，這“是[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偉大勝利”。[95]但閲讀薩空了當時寫下的日記，可以看到更複雜的情況。[96]
首先是在淪陷前不到十天，薩空了和一些報業中人商量，把幾份報紙，包括《華商報》、《大公報》、《立報》、《香港國民日報》等，聯合起來發刊，以解決印刷和經費的問題。薩氏當天稍後即遇見《立報》經理吴範寰之弟，告知他有此提議。[97]如果三年前不歡而散，他應該不會這樣願意和《立報》舊人接洽。
其次是薩空了在這段日子裏和梁漱溟密切共事，並且閲讀梁氏的著作，對他的人格、政見、提倡的鄉村建設運動由衷佩服，“肅然興欽敬之念”。[98]薩氏特别提到他閲讀了梁漱溟當時在《光明報》上連載的長文《我努力的是甚麼》。[99]此文副題爲《抗戰以來自述》，其中寫到梁氏1938年1月訪問延安，考察中國共産黨。梁氏説“我始終同情共産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産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這次訪問是要考察中共有甚麼轉變。[100]他和中共負責人多次見面，與毛澤東談話尤多，考察的結論有正面有負面，負面者爲中共“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争來解決中國問題”。[101]梁漱溟認爲彼此的差異在於中國的前路應當怎樣走：他主張“政治上趨於民主化”，“經濟上趨於社會化”，兩者同時進行；中共則主張“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産”。因此簡單地説，梁氏和中共的分歧在於他“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産”。[102]但在薩空了整部日記裏，完全没有批評梁氏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