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恋人，
1900—1904
与米列娃、汉斯·阿尔伯特在一起，1904年
1900年暑假
梅希塔尔（Melchtal）是一个位于瑞士卢塞恩湖和北意大利边境之间的小村庄，在阿尔卑斯山的群山掩映之下若隐若现。1900年7月底，爱因斯坦一毕业，就带着基尔霍夫等人的物理学著作前往梅希塔尔，与家人共度暑假。他那“可怕的舅妈”尤利亚·科赫与之同行。在火车站，爱因斯坦见到了妈妈和妹妹。她们的吻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之后大家乘马车上了山。
快到旅馆的时候，爱因斯坦和妹妹下车步行。玛雅悄悄对他说，自己不敢和妈妈谈论他与米列娃的关系。由于他称米列娃为“多莉”，所以家里称这件事为“多莉绯闻”。玛雅希望他能够“体谅妈妈”。然而，正如爱因斯坦后来给米列娃的信中所说，“要封上我的大嘴”不合乎他的天性，同样，他也不会为了让米列娃高兴而不向她透露一切戏剧性的细节。 [135]
爱因斯坦走进了妈妈的房间。保莉妮先是了解了他的考试情况，然后问他：“你的多莉现在情况怎样？”
“是我的妻子。”爱因斯坦回答说，言语中带着妈妈问话时的那种冷漠。
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妈妈随后“一头扑倒在床上，将头埋到枕头里，如孩子一般抽泣起来”。平静了一些之后，她又继续同他理论。“你这是在自毁前程，”她说，“任何体面的家庭都不会答应要她。如果她怀孕了，你可就麻烦大了。”
这时，轮到爱因斯坦丧失理智了。“我绝不承认我们一直在非法同居，”他对米列娃说，“我狠狠地顶撞了她。”
正当他要怒气冲冲地离开时，妈妈的一个朋友走了进来。“这位太太身材娇小，活泼而有生气，是一个体态轻盈的老妇人。”她们随即寒暄起来，谈论天气，谈论最近来疗养的客人，调皮捣蛋的孩子，等等，然后一同去吃饭和演奏音乐。
在整个假期当中，他们时而激烈争吵，时而相安无事。有时，爱因斯坦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而妈妈却会重提旧事。“她像你一样是个书呆子，而你却应当有个妻子。”妈妈斥责说。还有一次，她提醒说，米列娃已经24岁，而他才21岁，“等你到30岁的时候，她就是一个老妖精了”。
爱因斯坦的爸爸当时还在米兰工作，他写了“一封说教的信”。父母的意见主要是说（至少是针对米列娃而不是玛丽），妻子是“一种奢侈品”，一个男人只有在生活宽裕之后才能担负得起。“我却瞧不起这样一种对夫妻关系的看法，”他对米列娃说，“因为照这样看来，妻子和妓女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弄到一张终身契约。” [136]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父母有时似乎已经决定接受他们的这种关系了。爱因斯坦8月给米列娃写信说：“妈妈已经差不多同我讲和了。”在9月又说：“他们似乎已经顺应了这个无可挽回的事实。两位老人一旦了解你，还是会非常喜欢你的。”在10月也说：“我的父母已经看出胜利无望，尽管犹豫不决和心怀不满，他们还是从这场围绕着多莉的斗争中退出来了。” [137]
然而，每当他们接受这个事实之后，抵触情绪又会重新爆发，有时甚至会变成更强烈的反对。“妈妈常常伤心落泪，我简直没有片刻安宁，”他在8月底写道，“我的父母几乎为我痛哭，好像我已经死了。他们总是一再抱怨，爱你已使我惹祸上身。
他们认为你身体不够健康。” [138]
父母的沮丧与米列娃不是犹太人无关，因为玛丽也并非犹太人；与她是塞尔维亚人也没有干系，虽然这一点肯定对她无益。从根本上说，他们认为米列娃不适合做儿媳的理由似乎与爱因斯坦一些朋友的看法差不太多：她年龄较大，相貌平平，身体不够健康而且跛行，虽然充满热忱，但还不够优秀等。
所有这些情感压力都激发着他那叛逆的天性以及对他的“街头小淘气”的爱恋。“直到现在我才看出我爱你有多么疯狂！”正如他们在信中所表达的，这种关系仍然是理智与情感并存，但是现在，其中的情感成分比以往更为热烈。这位将头埋入科学的沙中以躲避纯个人事情的孤独者，不经意间为这份感情加入了更多的燃料。“我刚刚意识到已经整整一个月未能吻你了，我非常非常想你。”他有一次这样写道。
8月中旬，爱因斯坦曾短期去苏黎世探查他的工作前景，当时他发觉自己一片茫然，生活毫无头绪。“没有你，我就缺乏自信，工作没有兴致，生活没有欢乐——总之，没有你，我的生活就不称其为生活。”他甚至试着为她做了一首小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哎呦呦！那个小男孩乔尼！/欲望使他完全癫狂/每当想念他的多莉/就紧攥着枕头不放。” [139]
然而，这种激情是高贵的，至少在他们心中是如此。他们将彼此的吸引看成一种源自灵魂而非感官的力量。就像那些整日浸淫在叔本华哲学、光顾咖啡馆的德国年轻人一样，他们也持一种孤傲的精英优越论，并且毫无顾忌地渲染着自己的纯洁精神与大众低级的本能欲望之间的神秘区别。“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父母的情绪也直接受感官支配，”8月，他在家庭矛盾日益突出之时给她写信说，“而我们，由于生活在幸运的环境中，生活的乐趣也大大增加了。”
值得称赞的是，爱因斯坦告诫米列娃（以及他自己）：“我们切不可忘记，正是由于许多像我父母这样的人存在，我们才有可能存在。”他们简单而诚实的本能确保了文明的演进。“因此我正在试图体谅我的父母，同时又不放弃任何我所看重的东西——那就是你，我的宝贝！”
就这样，爱因斯坦力争一方面顺从母亲的心意，另一方面又不背叛米列娃。在此过程中，他渐渐成为梅希塔尔大饭店人见人爱的小伙子。他虽然感觉无数珍馐美味过于奢侈，各位“衣冠楚楚的”顾客“好逸恶劳，不知餍足”，但他还是恪尽职守地为妈妈的朋友们演奏小提琴，并且假扮笑脸，毕恭毕敬地与人寒暄交谈。这一招着实奏效。“我在这些客人中颇受好评，加之我的‘音乐成就’，这些都像香膏一样敷在妈妈心上。” [140]
至于父亲，爱因斯坦认为要使他宽慰，或者让他收回关于自己与米列娃关系的一些情绪化指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米兰去看他，参观他新的动力设备，熟悉一下家里开办的公司，“以便紧急情况下可以接替爸爸的位置，。赫尔曼·爱因斯坦想必很高兴，他承诺在参观完毕后带儿子去威尼斯。“星期六我启程去意大利，以享用爸爸提供的‘圣餐’，不过勇敢的施瓦本人 [141]可不害怕。”
总的说来，爱因斯坦对父亲的拜望进行得不错。虽然关系有些疏远，但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子，他为每一笔家庭债务忧心忡忡，其操心程度甚至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家里的生意当时还算不错，这使赫尔曼的精神振作了许多。“自从不必为钱发愁以来，我爸爸简直变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信中对米列娃说。只有一次，他因“多莉绯闻”而想缩短访问行程，不过这一威胁让父亲吓坏了，爱因斯坦最终仍然按原计划行事。父亲不仅感谢他的陪伴，而且赞赏他愿意关注家里的生意，这似乎使爱因斯坦有些受宠若惊。 [142]
虽然爱因斯坦曾经诋毁过当工程师的想法，但在1900年夏末，要是在威尼斯的旅行中父亲要求他这样做，或者命运安排他接替父亲的位置，他很可能会走上这条道路。毕竟，他还是师范学院的一名没有找到教职的普通毕业生，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当然也没有研究资助。
倘若爱因斯坦在1900年做了这个决定，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足够好的工程师，但却称不上伟大。在随后几年中，他偶尔也会做出些发明，在闲暇之余实践一些工程想法，想出一些不错的主意应用在各种设备上，比如无噪声冰箱，或者测量极低电压的机器，但这些发明中没有一项能促成重要的工程突破，也没有一种能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尽管他做工程可能比父亲或舅舅更出色，但在赚钱方面却未必能更成功。
爱因斯坦一生中发生过众多离奇的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难于获得一个教职。事实上，直到1900年他从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毕业之后九年（以及在促成物理学革命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奇迹年之后四年），他才被授予了一个初级教授职位。
事实上，这种耽搁并非他本人所愿。1900年8月中旬，在同家人在梅希塔尔度假以及到米兰拜望父亲期间，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待了一段时间，他想为联邦工学院的某位教授做助手。一般来说，只要本人愿意，每位毕业生都可以找到某个这样的职位，爱因斯坦也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与此同时，他谢绝了一位朋友帮他找到的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的机会，并斥之为“像傻瓜那样每天做8小时苦工”。正如他对米列娃所说：“对于这些使人愚昧的事情，人必须退避三舍。” [143]
但问题在于，联邦工学院的两位物理学教授非常清楚爱因斯坦的无礼，却不知道他的天才。对于在申斥过自己的佩尔内教授那里找一份工作，爱因斯坦想都没想过。至于韦伯教授，他对爱因斯坦已经十分反感，以至于当他找不到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毕业生做助手时，竟然从工程系雇了两个学生。
于是只剩下数学教授阿道夫·胡尔维茨了。当爱因斯坦听说，胡尔维茨的一位助手找到了一份在中学教书的工作时，他高兴地对米列娃说：“这说明根据神的旨意，我将成为胡尔维茨的奴仆。”但不幸的是，他曾经逃过胡尔维茨的大多数课程，这种轻视和怠慢显然并没有被忘却。 [144]
到了9月底，爱因斯坦仍然与父母待在米兰，没有找到一个职位。“我打算10月1日去苏黎世，亲自与胡尔维茨谈职务问题，”他说，“这样做毕竟比写信要好。”
他也计划在那里找几份家教，从而在米列娃备考期间使他们共渡难关。“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将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生活。合意的工作并且在一起——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不依赖任何人，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生活，尽情享受我们的青春。谁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呢？等我们攒够钱之后就买自行车，每隔几周就骑车郊游一次。” [145]
爱因斯坦最终还是决定给胡尔维茨写信而不是登门拜访，这也许是个失误。但愿他的两封信不会成为职务申请书的范本。他坦言自己并没有去听胡尔维茨的微积分课，因为较之数学，他对物理学更有兴趣。“由于时间不够，我未能参加数学专题研讨班，”他提出了这种蹩脚的借口，“这些课程我都不感兴趣，但我确实上过大部分课程。”他还放肆地说自己希望能有一个答复，因为“授予我所申请的苏黎世公民权，需要一份固定职位证明”。 [146]
与爱因斯坦的急躁相映成趣的是他的自信。“胡尔维茨还没有给我回信，”发出信后仅三天，他就说出了这番话，“不过我几乎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职位。”然而他终究没有得到。事实上，在从他所在的系里毕业的所有联邦工学院学生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忽然之间我被所有人抛弃了。”他后来回忆说。 [147]
到了1900年10月底，他和米列娃都回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寓里读书和写作。在当月的公民身份申请表中，他在有关宗教背景的一栏中写了“无”。关于职业他写道：“我正在做数学家教，直到获得固定职位为止。”
那年秋天，爱因斯坦只零零星星找到了八份家教。他的亲戚已经终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但他仍强作笑脸。“我们靠着给人补习功课来维持生活，只要随便碰上几个人就可以了，可是这件事仍然很成问题，”他写信给米列娃的一个朋友说，“这岂不是一个短工，甚或就是一个吉卜赛人的生活吗？不过我相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像往常一样快活。” [148]除了有米列娃做伴，使他保持乐观情绪的还有那些他正在独立写作的论文。
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的主题是许多学生都熟悉的毛细现象，比如水可以沿着稻草一侧顺流而上。虽然他后来称这篇论文“没有价值”，但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它还是很有意思的。不仅因为这是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而且也因为它表明爱因斯坦完全赞同当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假说，即分子（以及构成它们的原子）实际存在着，许多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分析这些粒子如何相互作用而得到解释。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这一预设将在他的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
1900年暑假期间，爱因斯坦一直在研读玻尔兹曼的著作，后者曾经基于无数来回弹跳的分子的活动提出了一种气体理论。“这位玻尔兹曼是个出色的阐述者，”9月里，他激动地对米列娃说，“我坚信他的理论原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确信对于气体，我们实际上要处理的是一些具有确定尺寸的分离的粒子，它们依照特定的条件运动着。” [149]
然而，要理解毛细现象，需要考察的是液体分子而不是气体分子之间的作用力。这些分子相互吸引，从而产生了液体的表面张力（它使液滴能够聚在一起）和毛细现象。爱因斯坦认为，这些力也许类似于牛顿的引力。根据牛顿的理论，任何两个物体都会相互吸引，引力大小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与两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150]
爱因斯坦试图考察毛细现象是否也与液体的原子量有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想法得到了鼓励，他决定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实验数据来进一步验证这一理论。“我最近在苏黎世得到的那些有关毛细现象的结果，尽管看上去简单，却是全新的，”他写信给米列娃说，“我们到苏黎世之后，要争取弄到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数据……如果得出一条自然定律，我们就把它寄给《物理学纪事》。” [151]
《物理学纪事》（Annalen der Physik）是欧洲顶尖的物理学杂志。1900年12月，他终于将论文寄给了这个杂志，并于次年3月发表。这篇论文不像他后来的论文那样精确简练，而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含糊的结论。“我从分子间的吸引这一简单观念出发，用实验检验了它的推论，”他写道，“我将它与引力做类比。，在论文的结尾，他无可奈何地宣布，“关于我们的力是否以及如何与引力相关联，暂时还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 [152]
这篇论文没有受到后人关注，在物理学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其基本猜想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分子对距离的依赖关系是不同的。 [153]但这毕竟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发表文章。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求职信中附上一篇发表的论文，并向全欧洲的教授做广告。
在给米列娃的信中，爱因斯坦在讨论计划发表论文时用了“我们”一词。在论文发表后的那个月写的两封信中，爱因斯坦提到了“我们的分子力理论，以及“我们的研究，。这便掀起了一场历史争论，即米列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就这个问题而言，她似乎主要是帮助查阅了一些资料供他使用。爱因斯坦的信传递出他关于分子力的一些最新思想，而米列娃的信却不包含实质性的科学内容。在给自己最好的朋友的信中，米列娃的说法听起来就好像她一直充当着恋人的支持者，而不是科学上的伙伴。“阿尔伯特已经写出了一篇物理论文，也许最近就会在《物理学纪事》上发表，”她写道，“你可以想象，我为我的爱人感到多么自豪。你知道，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论文，而是很重要的，内容涉及流体理论。” [154]
失业的痛苦
自从爱因斯坦放弃德国国籍，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他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加入瑞士国籍，为此他每个月都会留出一些钱，以便日后及时缴纳入籍费用。因为他欣赏瑞士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欣赏那里对个人和隐私的尊重。“我之所以喜欢瑞士人，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要比我平日里接触的那些人更有人情味。”他后来说。 [155]此外，他还有一些实际的考虑。要做公务员，或者在州立学校当老师，他必须先成为瑞士公民。
苏黎世当局对他的情况做了非常彻底的调查，甚至差人到来兰去取关于他父母的一份报告。1901年2月，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份申请，爱因斯坦成为瑞士公民。他将终生保留瑞士国籍，即使在他后来又（重新）接受了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国籍之后也是如此。事实上，他为了成为瑞士公民，甚至将自己的反战情绪暂时抛开，按照要求申请服兵役。不过由于汗脚、平足和静脉曲张，他被拒绝了。瑞士军队显然非常有鉴别力，他的兵役手册上盖的章为一“不合格”。 [156]
可就在爱因斯坦获得瑞士国籍之后几周，父母要他快点回米兰同他们住在一起。1900年年底，他们希望他在复活节前离开苏黎世，除非他在那里找到工作。然而到了复活节，他仍处于失业的痛苦之中。
米列娃自然会认为，爱因斯坦被召回米兰缘于他的父母对自己的反感。“最令我懊丧的却是由于污蔑诽谤、阴谋诡计而使我们不得不硬生生地分开。”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以其一贯的心不在焉，把睡衣、牙刷、梳子、发刷等洗漱用品都留在了苏黎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我妹妹那里，”他嘱咐米列娃，“她可以把它们带回来。”四天后他又说：“暂且将我的雨伞保存起来。以后能派上用场。” [157]
在苏黎世和米兰，爱因斯坦向全欧洲的教授发去了一封封求职信，信中同时附上那篇关于毛细现象的论文。事实证明，这篇论文并未特别奏效。这些信件大都石沉大海，爱因斯坦甚至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怎么收到。“不用多久，我就会以我的报价给波罗的海至意大利南端的所有物理学家增光。”他写信给米列娃。 [158]
到了1901年4月，几近绝望的爱因斯坦不得不买了一堆附有邮资已付的回执的明信片寄出去，希望至少能够得到一个回音。有趣的是，有两张留存至今的明信片已成为收藏者的珍爱之物。其中一张是寄给荷兰教授的，现藏莱顿科学史博物馆。这两张明信片的“退还一回复”的附件均没有被用过，他甚至连一次礼节性的婉拒都没有收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而且也不让自己失去幽默感，”他给老朋友格罗斯曼写信说，“上帝创造了蠢驴，还给了它一张厚皮呢。” [159]
在爱因斯坦去信的大科学家中，有一位是莱比锡大学的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他后来因对稀释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您在普通化学方面的著作激励我写出这篇随信附上的论文。”爱因斯坦说。在这之后，其语气由逢迎转为悲哀，他问：“是否还有可能用得上一位数学物理学者？”爱因斯坦最后恳求说：“我一贫如洗，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职位才能使我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这封信发出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未获答复。两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又再次写信给他，借口说“我忘了当时是否附上了我的地址”，“您对我论文的评价对我至关重要”。然而，信发出后依然杳无音讯。 [160]
与爱因斯坦一同住在米兰的父亲非常同情儿子的痛苦，他试图通过一种令人辛酸的讨好方式助他一臂之力。在第二封寄给奥斯特瓦尔德的信未获回音之后，赫尔曼在未告知爱因斯坦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亲自写信劝说奥斯特瓦尔德，字里行间渗透着悲苦：
请宽恕一位父亲为了他儿子的利益竟敢向您——尊敬的教授先生求助乞援。
阿尔伯特今年22岁，曾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了四年，去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和物理专业的毕业考试。自那时起他就在谋求一个助教职位，使他有可能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方面继续深造，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所有能够判断此事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我可以保证他非常有上进心而且勤奋好学，极其热爱他的科学。
我的儿子对于他目前的失业深感痛苦，认为他的职业已经渐行渐远。此外，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累赘，而我们是不大富裕的人。这种想法在他心里总是盘踞不去。
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因为在当今所有的物理学者中，我儿子最仰慕您也最敬重您，我才不揣冒昧直接向您求助，还望您能够读一下他发表在《物理学纪事》上的论文，如有可能，还请寄给他几行鼓励的话，他会因此而重获生活和工作的喜悦。
此外，倘若您能为他谋求一个助教职位，我将感激不尽。
再次恳求您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这样的信，我的儿子对于我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一无所知。 [161]
奥斯特瓦尔德依旧没有回信。不过九年之后，他第一个提名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这种历史讽刺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爱因斯坦确信，在这些挫折背后，有他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对手——物理学教授韦伯——在作梗。在聘用两名工程师而不是爱因斯坦做助手之后，他现在写的证明书显然会对爱因斯坦不利。在向哥廷根大学教授爱德华·里克求职未果的情况下，爱因斯坦绝望地对米列娃说：“我对这个职位几乎不再抱有希望。我不大相信韦伯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不去干点儿什么勾当。”米列娃建议他直接给韦伯写信进行抗争，爱因斯坦说他已经这样做了。“他至少应当明白，他不可以背着我为所欲为。我在信上说，我知道我的任命现在全仗他的证明书。”
这次求职依然没有奏效。爱因斯坦又一次被拒绝了。“里克的回绝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他写信给米列娃，“我坚信责任在韦伯。”至少在当时，他变得极为消沉，觉得即便再这样找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再给教授们写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情一旦有些眉目，他们必定会向韦伯了解情况，而韦伯肯定会给出不利于我的证明书。”他向格罗斯曼悲叹道，“要不是韦伯耍花招跟我作对，我老早就找到工作了。” [162]
那么，反犹主义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爱因斯坦渐渐认为这同样是一个因素，这促使他前往意大利去找工作，他觉得那里的排犹情绪还不明显。“获得职位的一个主要障碍——反犹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而在讲德语的国家，它既让我感到厌恶，也对我很不利。”他写信给米列娃。她则向一位朋友谈起了爱因斯坦的苦恼：“你知道我的爱人有一张利嘴，而且他还是个犹太人。” [163]
当爱因斯坦正在意大利为找工作疲于奔命之时，他在苏黎世求学期间结识的一位朋友伸出了援手。他叫米歇勒·贝索，是一名工程师。和爱因斯坦一样，贝索也来自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们当初在整个欧洲四处流浪，最后落户于意大利。贝索比爱因斯坦大6岁，他们初次见面时，贝索刚刚从联邦工学院毕业，正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然而，他却与爱因斯坦结成了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将会一直伴随他们走完生命的全程（1955年他们去世的时间相差不过数周）。
贝索和爱因斯坦都秉持着最崇高的科学理念，彼此互为最亲密的知心朋友，他们之间的通信现存229封。正如爱因斯坦在其中一封信中所说：“在所有人当中，你爱我最深切，也最理解我。” [164]
贝索虽然头脑聪明，但是不够专注，缺乏干劲，勤奋刻苦的程度也不足。和爱因斯坦一样，他在中学时也曾因为无礼而被勒令退学（为了发泄对一位数学老师的不满，他发出了一封请愿书）。爱因斯坦称贝索是“一个性格非常软弱的人……不能振作起来在生活和科学创造中有所作为，但聪明绝顶。他的工作虽然没有头绪，我却看得颇有兴味”。
爱因斯坦后来把贝索介绍给了玛丽的姐姐——安娜·温特勒，他们最终成为夫妻。1901年，贝索搬到了的里雅斯特与安娜生活在一起。当爱因斯坦见到他时，发现贝索还和以前一样聪明机敏、逗人发笑和没有目标。就在那不久前，贝索的上司派他去检查一家电厂，他决定在前一天晚上动身，以确保准时赶到。然而还是误了火车，第二天没有赶到，直到第三天才赶到那里——“可是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记不起到这里是要办什么事情了”。于是他立即给单位寄去一张明信片，要他们重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上司对贝索的评价是“完全无用，几乎精神错乱”。
爱因斯坦对贝索的评价则更加有趣。“米歇勒真是个笨手笨脚的倒霉蛋儿。”他用犹太人说的意第绪语对米列娃说。一天晚上，贝索与爱因斯坦足足谈了4小时科学，其中包括那种神秘的以太以及“对绝对静止的定义”。4年之后，这些想法将在他的狭义相对论中开花结果，贝索正是他当时征求意见的对象。“贝索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爱因斯坦写信给米列娃，“尽管他常常由于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全局。”
爱因斯坦希望贝索能够为自己的谋职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贝索的舅舅是米兰联邦工学院的数学教授，爱因斯坦打算让贝索引介一下。“我会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他舅舅跟前，然后我自己出面来谈”。虽然贝索说服了舅舅为爱因斯坦写信，但这一努力还是无果而终。在190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因斯坦都是既承担一些临时的教学任务，同时也做一些家教。 [165]
最终，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结交的另一位密友，即那位替他做数学笔记的同学格罗斯曼为他找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工作。正当爱因斯坦重陷绝望之时，格罗斯曼给他写信说，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很可能有一个审查员的空岗。格罗斯曼的父亲认识专利局局长，愿意举荐爱因斯坦。
“你的热心和慈悲使我深受感动，这种品质使你没有忘记你不幸的朋友，”爱因斯坦回信说，“我很高兴能够得到一个这样好的工作，我将全力以赴，绝不辜负你的推荐。”他兴奋地对米列娃说：“你想想看，这对我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工作啊！要是这件事成了，我会高兴疯的！”
他知道，即使专利局的工作成了，也要再等个把月才行。于是他在温特图尔（Winterthur）的一所技术学校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暂时顶替一位休兵役假的教师。这个活儿不仅工期长，而且还要教画法几何，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这一学科都不是爱因斯坦的强项。“可是这个勇敢的施瓦本人并不害怕”，他念念不忘这一心爱的诗句。 [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