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在灰暗、沮丧、表热内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读到了法拉奇的长篇纪实小说《男子汉》。当时，该书的汉译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我读的是外研社版，在印象中，这是最好的一个版本。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她的所有作品。

初读《男子汉》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就像我初读普拉斯一样，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人难以忘怀。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中国读者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斯，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斯、乔治·桑，甚至波伏瓦、伍尔夫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法拉奇与普拉斯连同她们的辉煌作品一起构成了20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一个异象、一座丰碑。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灼人的风景。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

在我看来，法拉奇与普拉斯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耀的明星。无疑，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启示性警醒。普拉斯深入灵魂，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法拉奇植根于现实，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以“新闻”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两者殊途同归，就其对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

法拉奇在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有极高的声誉。这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1993年法拉奇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学生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其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场面甚是火爆和狂热。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法拉奇显得有些“怪异”，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从事的还是连男人们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但在中国真正的知识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空话与祈祷》获意大利班卡瑞拉奖，《男子汉》获维莱吉奥奖，《印沙安拉》获海明威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获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等），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所说，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她之所以受敬重，尤其在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是因为她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是因为她的作品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无论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还是在对卡扎菲、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等人的采访中，我们都能极其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其人及其信仰的内在魅力。我想，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去细细品读法拉奇的作品（尤其是《男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印沙安拉》及《风云人物采访记》中的优秀篇章）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其作品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真诚与正义感的力量所感动。法拉奇无愧为一个用自身的生命来写作的人，她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反暴政的倾向，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唤，是当代同类作品中少有能比拟的。

如果说“神话就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事故事”的话，那么，法拉奇已不仅仅构成一种现象，还成为一种当代神话。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并把她本人的一切思想与力量均突显在作品中。她带有仪式性质的惯常行为，使我们能够发现她、观察她、理解她，并体验她在进行自我剖析时感受到的乐趣。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上的焦虑。正如圣·阿里科所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

1987年，我和我的朋友王康一起到一位刘先生家做客。刘先生家中有一间书房，其中两个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原版书。它们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我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两本翻了起来。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设计得非常精致，黑底、红线、银字。我打开该书的第一页，想浏览它的第一自然段。蓦然间，这段文字像附有魔力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心怦然一动，顷刻就怔住了：“昨夜，我知道了你的存在，从虚无中逃逸出来的生命的灵光；我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睁大着双眼，突然之间我很确定：你就在那里……”

这是何等美丽的文字啊！有力、凝重、抒情，极富诗意。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什么书。倍感激动与好奇的我自然把书回翻了过来，重新仔细地阅读封面上的文字。哇，令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该书的作者竟是Oriana Fallaci。难道是那个写《男子汉》的法拉奇？果真如此。

一旦知道这是法拉奇的作品，我就有些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愈读愈陶醉，愈读愈兴奋。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想翻译法拉奇的这部小说，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随后，我把该书借出，跑到附近的一家打印室，全文复印了该书。

1988年，我和王康，用很短的时间把该书译了出来。译出后，部分手稿在朋友圈子里传阅。凡读过手稿的人都一致叫好，认为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由于版权与出版等方面的原因，此书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译稿扔在抽屉里一搁就是多年。最近，我取出手稿又重新读了一遍，感觉它仍是那么不同凡响，情真意切。不把它推荐给更多的读者，实属一大遗憾。所以，我打算重新做出努力，让该书早日面世，以飨国内喜欢法拉奇的读者，算是对读者的一个小奉献。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首次出版于1975年。它是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书一出版便在欧洲大获成功。《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以下简称《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是写实风格与自由创作自然结合的产物。法拉奇自述，这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信》的主题不仅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而且涉及作者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无论从哪方面说，《信》都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尽管篇幅短小，但它含金量较高，颇值得一切想生活得有些意味、有些分量的人细细品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未婚母亲讲给胎儿听的三个寓言故事。这三个故事表面平凡，但却意味深长。它们具有极深厚与极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启示性力量。故事本身是朴素的，但却感人至深，让人读后总是掩卷沉思，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简单的情节性故事，分明是对人类关于爱情、权力与公正的深刻剖析。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寓言故事构成了全书的重中之重。读者可以对之细心品读。

《信》之前的法拉奇总给人一种强大、刚毅、坚韧的形象，《信》中的法拉奇向我们展示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这是一个儿女情长、柔情似水的法拉奇。该书中不乏大段抒情与倾吐衷肠的段落，读起来让人感动心扉。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这样一本充满儿女情长的书中，法拉奇那种惯有的斗志的锋芒、鲜明的政治立场、对现实非义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强烈呼唤，都是昭彰凸现的。所以这是一部柔中带刚、刚柔结缡的书，是一本完全有必要去读，并且读后定会有莫大收获的书。

我们把此书献给读者，但愿大家喜欢。现在让我们读法拉奇，一，二，三，开始！

毛喻原

2009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