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尴尬
——重读《白鹿原》

南帆

一

《白鹿原》的巨大声望周围，异议始终存在。褒贬毁誉的分歧迄今仍在持续。有趣的是，人们时常可以从诸多肯定和赞誉之中读到这种形容：这是一部大书，分量非凡，具有史诗的品格，如此等等。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由地联想到题写在《白鹿原》扉页上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似乎是小说价值的证明。许多人的词汇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历史”和“民族”更为重要的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成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主宰。历史是正统，是典范，小说仅仅是一种附庸，承担拾遗补阙的功能。小说的生动有趣并不能改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卑下身份。文学的独立意义得到认可之前，小说始终必须为虚构而羞愧。人们仿佛觉得，只有在历史的庇荫之下，小说才可能心安理得地生产各种故事，推出一个又一个英雄。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修史的高度重视表明，历史拥有非凡的意义。所以，尽管历史的记载可能大幅度地压抑作家的活跃想象，小说还是从历史之中承袭了特殊的分量。长篇小说所赢得的至高荣誉就是“史诗”的称号。史诗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史诗之中，神或者英雄背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气势磅礴的史诗风格象征了汹涌无尽的历史洪流。虽然《白鹿原》仅仅叙述了两个家族的起伏沉浮，但是，白鹿两家几代人的命运深深地卷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上演一幕幕背景深远的悲剧和喜剧。所以，人们更多地读到的是风云际会，而不是儿女情长。壮观的历史波澜撼人心魄，这就是史诗的宏大叙事。

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之中，民族的命运时常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远在《白鹿原》之前开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众多志士仁人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炮口之下痛苦地思考民族的未来。如果说，经济与军事的自强从未引起异议，那么，传统文化与民族的兴衰存亡隐含了种种矛盾和悖论。五四时期，引入西方文化曾经被视为振兴民族的重要策略，一批五四新文化主将竞相向腐朽的传统文化表示了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口号。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顾虑始终萦绕不去：西方文化的全面覆盖会不会危及民族的生存？无论如何界定“民族”这个概念，文化传统始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传统”和“民族”的分裂会带来什么，这是“现代性”所无法释怀的疑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这种疑虑卷入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形势，激进的革命话语声势浩大，民族问题退到了阶级问题的背后，民族必须烙上阶级的印章才能通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导致传统文化的式微，同时还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文化的弥漫。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多数西方文化均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予以抛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至又一个开放的时代来临。然而，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开放带来的并不是激动的拥抱，也没有温情脉脉的邀请。人们惊异地发现，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式是无情的竞争。强势的西方文化业已占据了居高临下的竞争位置，这是全球化语境事先认定的文化构图。文学迅速地察觉到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寻根文学”无疑是维护文化身份的一次漂亮的努力。现在看来，“寻根文学”隐含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秘密转换：革命话语以及阶级范畴丧失了昔日的理论火力之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开始成为阻击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如今，这个文学运动仅仅残存一些余波微澜，但是，许多作家的观念之中，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业已成为不可放弃的文化维度。这是全球文化竞争的必然结局，也是文学放弃了“阶级”主题之后转向的另一个丰富的想象资源。

当然，反顾历史和传统的时候，作家分散到了各个角落：莫言的《红高粱》向往“我爷爷”“我奶奶”的血性、刚烈和自由自在；阿城的《棋王》既有世俗的饮食男女，又有庄禅之道的自然无为；王安忆的《小鲍庄》试图涉及隐藏在村夫野老身上“仁义”的天性；还有许多作家热衷于在庞杂的宫廷文化之中搜索帝王家族的秘密，或者利用江湖文化构思神奇的武侠故事。《白鹿原》力图从文化与历史演变的关系上介入这个问题——《白鹿原》力图表明，儒家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一个遥远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还活在今天，而且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是从一个乡土气十足的罗曼史开始的：白嘉轩不屈不挠地娶了七房女人。白鹿的传说，移坟，修祠堂，书院和一本正经的圣人朱先生，“耕读传家”的匾额——这种乡土气弥漫在小说的前半部，甚至产生了一种迷惑，以至于人们迟迟察觉不到隐藏在《白鹿原》背后的历史高度。或许人们应当说，这就是《白鹿原》竭力要说出的事实：儒家文化不仅是一批经典，并且还是乡土生活的日常哲学。白鹿原上白家与鹿家的故事反复证明，无视儒家传统训诫的人不可能修成正果，鸡鸣狗盗之徒怎么也成不了大器。饱读儒家经典的朱先生对于天下大势做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言，圣人任何时候都将走在历史的前面。总之，贸然地宣称儒家文化已经过时肯定是一种历史的短视。

显然，这种主题再度维护了传统文化的威信。历史从一批时髦的现代词汇之中拉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范畴之中。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孟之道的讨伐锐不可当，但是，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顽强地存在。无论是“耕读传家”的祖训还是铭刻在祠堂墙上的“乡约”，人们立即会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然而，这种主题是否可信？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提供了一整套异于西方文化的范畴，尤其是与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格格不入。可是，人们不得不怀疑的是，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可能存在的深刻矛盾。历史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现代性的门槛上缩回去？儒家文化有没有能力评价乃至主宰近现代历史？《白鹿原》似乎无法解除这些质疑。毋庸置疑，陈忠实对于儒家文化信心十足。然而，对于文学说来，仅有信念是不够的。信念与经验的分裂时常在文本之中形成致命的伤口。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的文本特征即是深刻矛盾的表征。《白鹿原》的文本分析表明，叙事结构的脱节恰恰源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

二

我曾经在《姓·性·政治》一文之中指出，《白鹿原》内部包含了三种势力：宗法家族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这三者简称为“姓”“性”“政治”。令人遗憾的是，这三者在情节的意义上并不平衡：

一旦重新将《白鹿原》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却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这两批人物所以撮合在一起，更多是由于时间、空间或者血缘关系——他们之间并未通过真正的性格冲突联系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政治势力线索这条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的损害。这恰好从反面证明，《白鹿原》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1]

文学史的回溯可以发现，《白鹿原》对于革命运动的描写与《青春之歌》《红旗谱》或者《红岩》大同小异。地下活动、学生运动、接头、策反、叛变与盯梢、包围与突围——这些片段无不似曾相识。更为刺眼的是，这些片段显得凌乱破碎。鹿兆鹏时隐时现，县长换了一任又一任，种种小规模的战事此起彼伏，军阀走马灯似的往来——这些片段无法组织在一个清晰的因果网络之中。如果没有教科书的辅助，人们很难从这些片段背后察觉历史事件的脉络。相对于白、鹿家族内部的故事，这些片段仿佛是一些外围的资料，没有来龙去脉，也没有从开端发展到高潮的情节能量。《白鹿原》的叙事特征似乎表明，作家的视域范围仅仅局限于白鹿原内部。这个视域由儒家文化统辖。一整套儒家文化的观念负责解释、评价白鹿原上的各种故事，然而，一旦这些故事的尾巴拖到了白鹿原之外，这一套观念立即就丧失了解释能力而显得不知所措。

很大程度上，可以将“现代性”视为一条边界——儒家文化无法有效地进入现代社会。白鹿原仿佛是历史边缘的一个角落，暂时游离于现代性话语的覆盖区域。儒家文化的统治表明，这时的白鹿原还没有接受“现代性”的改造，这个区域仍然与现代历史格格不入。

朱先生是正统的儒家弟子，因此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他在评价白鹿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拉锯战时使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鏊子。鏊子是烙大饼的工具，一边烙焦了翻过来再烙另一边。如果将漫长的国共之争形容为翻来覆去的折腾，显然是抽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拥有特定的政治主张，双方都曾经为不同的历史图景浴血奋战，共产党全面地夺取政权终于为这个历史段落画上了句号。然而，在朱先生眼里，势不两立的双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来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残杀？”无论朱先生概括得如何，这肯定是一种局外人的目光。如果说，激烈而复杂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一幕，那么，朱先生的儒家文化根本没有进入情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冲突的平台上，儒家的“修齐治平”找不到发言的席位。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的视域是超然的，同时也是冷漠和抽象的。站在这种超然的抽象高度，人们甚至可以将全部历史形容为“鏊子”——即使在儒家文化的鼎盛时期。

当然，所有的怀疑都无法否认儒家文化治理白鹿村的效力。族长、祠堂、乡约形成的理念和制度保证了白鹿村秩序井然，甚至文质彬彬。但是，对于白鹿村之外的世界，儒家文化能够做些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政治和经济体系拥有迥然相异的运行轨迹，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和管理技术已经远远不够用了。《白鹿原》之中，白嘉轩仅有一次成功地运用儒家文化的思想资源对付村子之外的陌生世界——“交农事件”。面对县长分派的“印章税”，白嘉轩决定率众抵制。他的最后一丝犹豫是在与私塾先生对话之中打消的。在私塾先生的启示之下，白嘉轩在儒家的“忠”“孝”的观念中找到了自己行为的依据：

白嘉轩接着说：“你是个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你说，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不算！”徐先生回答，“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

私塾先生用“苛政猛于虎”作为“鸡毛传帖”的第一句话，这种源远流长的号召深入人心。然而，白鹿村愈来愈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儒家文化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白嘉轩不明白堂堂的县长为什么不穿七品官服而愿意披一件“猴里猴气”的制服，更不明白白灵为什么被自己的战友活埋，或者白孝文为什么陷害改邪归正的黑娃；朱先生也不明白报纸传媒所制造的现代政治和军队内部派系的钩心斗角，他与七个老先生奔赴抗日疆场的慷慨激昂最终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空洞姿态。至于白、鹿两家子弟之间悲欢离合的原因远远超出了儒家文化的仁义道德。的确，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三纲五常或者克己复礼逐渐成为怀旧的谈资，这些范畴愈来愈少地进入现今的历史叙事。

尽管如此，《白鹿原》并没有给这个无情的事实敞开足够的空间。这部小说的叙事聚焦显然是白嘉轩。这个拄着拐杖的老族长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耿直而古板，坦荡磊落而保守迂呆。然而，这仅仅是一幅档案鉴定式的静态肖像。《白鹿原》的全部故事表明，历史给予白嘉轩的活动范围愈缩愈小，最终只能局限于白鹿村，从而定格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乡村遗老。

三

白鹿村内部，白嘉轩是当之无愧的统治者。从祭拜祖宗、管教子弟到修建祠堂、订立乡约，白鹿村的各个方面治理得井井有条。毫无疑问，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是白嘉轩遵循的人生纲领。在他那里，儒家文化不是深奥的典籍，也不是空洞的高头讲章，儒家文化是一种朴素的为人之道，一种日常的修养。更为通俗地说，儒家文化的意义就是“学为好人”。因此，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白嘉轩享有威信的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阶梯式的递进。朱先生解释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所以，即使在治理一个小村庄的时候，内圣外王的古训也得到了证明。

与《红旗谱》《暴风骤雨》或者《古船》不同，人们没有在白鹿村看到严重的阶级对立，匆匆掠过的革命风暴也没有彻底摧毁种种既定的陈规。白鹿村村民的经济地位悬殊。白、鹿两家拥有大片土地，其他人多半靠扛活打工维持生活。荒年歉收，当然是那些穷人首当其冲。然而，无论什么时候，穷人与富人都各安天命，因为财富不均而发生的大规模冲突十分罕见。换一句话说，白鹿村的阶级划分仅仅是经济学的描述而没有政治意义。

作为穷人与富人和睦相处的标本，《白鹿原》反复描写白嘉轩与鹿三之间融洽的主仆关系。鹿三是由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雇用，主仆之间的交谊这时已经奠定。白嘉轩与鹿三亲如手足，这个长工如同一个家庭成员。因为干旱田里没有农活，鹿三不愿意白吃主人的口粮打算辞工回家，白嘉轩冷下脸说：“三哥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个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兄弟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嘉轩的心目中，财富的悬殊并不能破坏二人的深厚交谊。他甚至当面交代两个儿子：下一代人必须始终善待鹿三。鹿三——“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是古典文学之中“义仆”形象的持续。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自尊自信：尽心尽意地为主人打工，堂堂正正地挣回粮食和棉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鹿三从来没有意识到“剥削”或者“压迫”，更不可能从理论上追究财富积累的不平等历史。显然，白嘉轩与鹿三的主仆关系始终维持在某种超阶级的良知之上。可悲而又必然的是，这种良知毁于他们的下一代手中。当然，下一代人的关系仍然是对于正统阶级理论的悖反。经济地位的差异并不能说明白孝文、黑娃或者鹿兆鹏、鹿兆海、白灵之间的恩怨情仇。

当然，白鹿村仍然存在种种社会矛盾。赌博，抽大烟，买卖纠纷，土匪的洗劫或者神秘的白狼进犯，族长有责任料理一切难堪的局面——包括白家卷入的纠葛。白嘉轩的基本策略是秉公执事，“以德报怨以正祛邪”。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代人受过吊杆子，罢免白孝文的族长，白嘉轩治理白鹿村的能力一天比一天成熟，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拥戴。

尽管如此，白嘉轩始终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力比多。按照精神分析学的描述，禁锢在人们无意识之中的性本能沸腾不已；这些力比多随时可能冲决理性的防线夺路而出，进而摧毁现实秩序。很大程度上，儒家文化的“修身”即是压抑欲望，封锁力比多的出口。白嘉轩时常用沉重的体力活计磨砺儿子们的张狂本性，敦厚、稳重、少年老成、讷于言而敏于行都是捂灭内心火焰的有效训练。尽管如此，白嘉轩的部署还是被田小娥——一个外来的妖娆女子——打乱了。田小娥是白鹿原的一个尤物。她用一副温热光洁的躯体扰乱了家族与阶级之间的所有谱系，白鹿村的几个男性头面人物轻而易举地被拉下水。田小娥曾经是郭举人的小妾。她引诱了当长工的黑娃，最终与黑娃落户在白鹿村边的一口窑洞里。黑娃与郭举人的关系无法成为鹿三与白嘉轩关系的翻版，田小娥显然是罪魁祸首。畸形的性别关系终于酿成了阶级对立，“万恶淫为首”的格言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对于儒家文化的道德纲纪，性本能不啻洪水猛兽。即使死在鹿三的锋利梭镖之下，田小娥仍然阴魂不散——她的亡灵召来了瘟疫残酷地将白鹿原变成了一个大坟场。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儒家文化对于女性的轻视是《白鹿原》始终不肯放弃的一个观念。朱白氏、鹿惠氏或者白赵氏这些称谓已经显示了女性的轻贱地位。从朱先生到白嘉轩，女性的意义无非是相夫教子。朱先生看中了朱白氏的原因是：“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白嘉轩倾家荡产地不断续弦无非是避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黑娃的第二个妻子温柔庄重，刚柔相济，而且知道用“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圣人之言劝诫丈夫，这才像秀才女儿拥有的儒家风范。至于姣好妩媚的田小娥肯定是惹是生非的祸水，无论是朱先生、白嘉轩还是鹿三都一口一个“婊子”的詈骂。对于白嘉轩说来，治理白鹿村的成败在于平定田小娥所制造的性别骚乱。这种女人轮不到享受他的“以德报怨”。白嘉轩可以和村民一起到关帝庙祈雨而决不允许给田小娥的亡灵修庙祛除瘟疫——屈服于女人无疑是一辈子洗不清的奇耻大辱。制造一座六棱砖塔镇在田小娥死去的窑洞之上，这种阳具式的象征物喻示了朱先生和白嘉轩对于女性居高临下的强硬姿态。

从家规、祠堂、乡约到以德报怨的策略，白嘉轩治理的有效半径究竟多大？换言之，离开白鹿村之后，白嘉轩还能走多远？如果说，白嘉轩在铲除田小娥的战役之中胸有成竹，甚至力挽狂澜，那么，他对于白、鹿两家生活在城市的下一代懵然无知。现代社会推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观念，传统的良知以及道德维持的社会关系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白嘉轩无法解释，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为什么具有超出家规、乡约以及儒家先哲训示的巨大力量，以至于鹿兆鹏、白灵、鹿兆海这些下一代的子弟愿意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背井离乡，甚至抛弃生命。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魔鬼，竟然能够支使那么多无君无父的家伙远离土地，依靠花言巧语或者舞枪弄棒讨活？白嘉轩百思不解。白孝文枪毙了黑娃之后的一个月，白嘉轩架上一副眼镜回到白鹿村，平和的神情显出了一副哲人气度。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坡上放青。这时，他肯定已经不打算弄清如此深奥的问题了。

四

“耕读传家”是白嘉轩奉行不渝的格言。农耕社会，种田与读书代表了两种最为基本的活动。种田表明了人与土地的联系，读书意味了儒家文化的教化。物质与精神，世俗与超越，二者的平衡制造了一种稳定的结构。然而，这句格言之中，“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家”与“国”相对。抽象的“国”之下即是形象的“家”，“治国”与“齐家”相提并论，并且是“齐家”的延伸。现代社会对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割形成之前，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的结构。党派、阶级、民族只能在现代社会演变为控制政治运作的团体和组织，“家”是农耕社会最为稳定的联盟单位。“家”的范畴——包括家族、姓氏以及姻亲关系——包含了巨大的动员能力。“打虎必须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这些俗谚表明了人们对于家族联盟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家”是经济乃至政治利益的共同体，家族或者亲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的孝悌观念以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规定均是维持家族稳定的意识形态。《白鹿原》之中，争夺白鹿村统治权的不是阶级理论描述的“地主”与“贫农”，而是白、鹿两个家族。换一句话说，家族之争远比阶级搏斗重要。

这说明了白嘉轩为什么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治家。他对于儿子严格管教，从来没有因为家境富庶而有所娇宠。一旦白孝文触犯家规，白嘉轩当机立断地分家，决不肯姑息养奸。白嘉轩认为，白家的兴旺得益于先人所创造的族规纲纪，尤其是一个祖先的木匣子典故。在他看来，家风门风至关重要。白家之所以牢固地占据了族长的位置，鹿家的人之所以屡屡身败名裂，一切都源于家风：“家风不正，教子不严，是白鹿家族里鹿氏这一股儿的根深蒂固的弱点。”鹿氏赖以发家的祖先是一个厨师，他靠出卖男色学到厨艺——因此，他的后代不可能从性格中抹掉低贱的本性。白嘉轩的意识中不存在党派、阶级这些概念，他不可能从革命和战争所形成的历史风云之中解释鹿家的遭遇。这个意义上，白嘉轩的见识远不如鹿家的人。鹿子霖、鹿兆鹏、鹿兆海父子三人分别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角逐。尽管兄弟反目，父子陌路，但是，他们至少和现代历史打过交道。相反，白嘉轩一辈子的最大舞台仅仅是祠堂。用鹿子霖嘲讽的话说，“过来过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这不奇怪。祠堂供奉着列祖列宗，上有族谱，下有乡约，认祖归宗者可以进入祠堂跪拜，不肖子孙必须在祠堂接受惩罚。总之，这是一个以祖先、姓氏为轴心的空间，“家”的政治意义在这里扩张到了最大限度。对于白嘉轩来说，祠堂的围墙之外的政党、公民、人权、个性以及独立的人格统统是天方夜谭；至于为什么出现“公司”“机关”“政治部门”这些没有人伦孝悌关系的社会团体组织，甚至出现一个神秘莫测同时又无所不能的“市场”，这一切远远不是祠堂内部的运作方式所能解释的了。

“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这就是白嘉轩最大的历史远见。白嘉轩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所接触的各种现象远远超出了儒家文化的解释范围，然而，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现象可能共同属于另一套文化秩序。这个白鹿原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为什么丝毫没有察觉到现代历史的临近——哪怕仅仅是模糊地察觉一种巨大的历史冲动？这无疑必须归咎于朱先生。朱先生和他的白鹿书院是白鹿原上唯一的思想库，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正统传人。他对于儒家文化之外的思想资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即使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他那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仿佛从未发生过。生逢乱世，无力回天，朱先生只能在诵读儒家的经典之中励志守节，独善其身。因此，白嘉轩决不可能从朱先生那里听到下一代人在新学堂里听到的内容。朱先生的反复训诫促成了白嘉轩的基本判断：白鹿村以外的世事毫无章法。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兵荒马乱，脱轨的历史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混乱；这个意义上，坚守白鹿村的质朴生活隐含了一种文化的骄傲。

然而，不屑于历史不等于能够回避历史。白鹿村不是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梦。现代性所包含的全部历史冲突汹涌地卷过白鹿原，猛烈地摇撼这个小村庄。白鹿村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败北的结局显而易见。现代性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白鹿村无法避开现代性话语的吞并而踞守特殊的一隅。

如果说，“交农”事件是宗法家族势力对于县政府的一次成功对抗，那么，这也是最后一次。一批被形容为“白腿乌鸦”的士兵闯入白鹿村征粮时，传统的抗争已经完全失效。“白腿乌鸦”的一场快枪射击表演打掉了所有的反抗企图，封建意识形态在工业机械的力量面前暴露了全部的可怜和软弱。相对地说，革命与祠堂之间的较量更为复杂。革命风暴的呼啸声中，黑娃手执一柄铁锤砸掉了“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墙上的乡约——“一切权力归农协”。若干年之后，黑娃主动回乡祭祖，一身布衣虔诚地匍匐在祖宗灵前。黑娃走过的人生圈子仿佛表明，儒家文化的感召终将无可抗拒。然而，“学为好人”的黑娃竟然以刑场作为人生结局。换一句话说，儒家文化的道德修养并不能有效地转换为相宜的政治鉴定和法律语言。后者从属于现代性话语体系。作为“交农”事件的尾声，鹿三和徐先生等七人被捕。白嘉轩赶到法院力陈义理，但是，他的申辩与法律语言格格不入。由于朱先生的面子和贿赂的银钱产生了作用，白嘉轩始终没有意识到，他是操持着陈旧的话语与另一个陌生的社会进行无效的交涉。到了黑娃事件，白嘉轩的担保请求已经成为一个无知的笑话。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律审判代替了远为直观的道德评价。对于复杂、精密、机器一般冷漠的现代社会制度，除了“气血蒙目”之外，白嘉轩再也做不出什么了。

儒家文化的白鹿村如何被现代性话语包围，肢解，重组，白嘉轩的孤傲形象如何演变为一曲历史的挽歌，这些主题都使《白鹿原》拥有了史诗的品格。《白鹿原》不仅再现了一段失败的历史，而且再现了失败的悲剧感。白嘉轩就是在屡屡失败之中完成了英雄形象。然而，这肯定不是陈忠实乐意见到的事实：儒家文化的节节败退是历史的必然。如何挽回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哪怕部分地挽回？作家可能动用的仅仅是叙事的权力。这个时候，《白鹿原》请出了关中大儒朱先生登场。

五

《白鹿原》之中活跃了一些神秘的因素。白鹿精魂的传说，吓人的白狼和天狗，白灵临死之前蹊跷地托梦，白嘉轩关帝庙祈雨，田小娥的亡灵魇住了鹿三，法师捉鬼以及塔镇妖孽，如此等等。这并不奇怪。前现代社会，一个未经启蒙和“祛魅”的历史时期，诸多神秘因素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与血缘、家族、宗祠等概念均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并且共同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运作。

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朱先生身上的神秘因素仍然感到诧异。这位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不仅忙于晨诵午习，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他的言行之中还显出“多智而近妖”——借用鲁迅对于诸葛亮的评语——的一面。从预知天象、打卦占卜到设计一座六棱砖塔镇压田小娥的亡灵，这些情节既包含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风范，也包含了巫术的神秘主义传统。朱先生临死之前的一系列表现显然更为接近后者。根据国旗预测天下属于“朱、毛”，预知自己的死期提早写好遗嘱交代后事，甚至几十年之后的红卫兵还从朱先生的墓里发现他的谶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以及“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时的朱先生已经是一个异人。考虑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朱先生的形象多少有些出格。在我看来，与其把朱先生视为儒家子弟的另类，不如考察作家在这个形象之中寄寓了什么。

儒家文化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之后，古代知识分子通过“学而优则仕”进入主流社会，建功立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熟读经典的朱先生已经没有这种机会。印刷文明正在制造种种前所未有的“想象共同体”，大众传媒带来了一个民主与开放的社会，新学堂拥有一整套闻所未闻的现代科学知识，朱先生的“子曰诗云”不得不撤退到郊野的书院。“耕读传家”是朱先生为白嘉轩题写的匾额，可是，“家”的围墙再也圈不出一块与世无争的小小乐园。这时的朱先生如同涸辙之鱼日益衰竭。可以从《白鹿原》之中发现，朱先生一步一步地从情节之中撤出，成为游离分子。朱先生牵牛犁掉白嘉轩种的罂粟，这是一种凛然的义举；至于屏退二十万清军，逞口舌之利而已；朱先生与七位同僚的抗日宣言成为一纸空文，这表明口舌之利隐含了欺世盗名的危险；当朱先生闭门在白鹿书院修县志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断绝了经世致用之念。这种遭遇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种故事满足不了作家对于儒家文化的期待。找不到朱先生重新驾驭现实的依据，构思一些夸张离奇的神话成为某种无奈的补偿——陈忠实终于在朱先生临死之际把他提拔为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

朱先生的形象表明了一种文化尴尬。首先，儒家文化的式微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逐渐将儒家文化送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那么，进入晚清，随着庞大的封建帝国无可避免地败落，儒家文化也逐渐耗尽了自己。狂飙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了另一套阐释历史的理论模式崛起，另一批与朱先生格格不入的五四知识分子集体登场。不久之后，革命话语迅速成为主导，并且以高调的姿态维持了大半个世纪。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既源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开创之功，也造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及其继承者的坎坷沉浮。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一系列业已僵硬的理论预设终于遭到了深刻的质疑。持续不懈的阶级斗争图景逐渐撤出了历史叙事——历史开始寻找另一个时代的文化。革命的激进和摧毁性产生了令人惊骇的副作用之后，传统文化及时出面，劝诫人们退回一个安宁、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时期，尽管重提五四知识分子的功绩成为一个解放的标志，但是，复古几乎同时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封条刚刚揭开，禁锢已久的儒家文化立即苏醒了过来，积聚力量，跃跃欲试。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可以视为文学对于儒、释、道的第一波试探性接触，那么，九十年代的《白鹿原》义无反顾地皈依于儒家传统。从三纲五常到仁义道德，朱先生走出白鹿书院，指点历史迷津。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这大约是儒家文化最为隆重的文学亮相。显然，儒家文化不仅期待一个复兴的历史机遇；更深刻的意义上，儒家文化正在力图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叙事。这时可以说，朱先生半人半神的身份是文化尴尬的恰当隐喻：某些时候，儒家文化可能演示出现实主义情节，儒家文化烙印在许许多多日常细节之中；另一些时候，儒家文化已经退化为遥远的传说，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想象性虚构。《白鹿原》没有绕开这种文化尴尬，但是，这部小说试图引出了一个历史悬念——不久的将来，这些传说会不会神奇地返回，儒家文化会不会再度成为统治思想？

如果仅仅将儒家文化的中兴解释为复古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期待，那的确太简单了。初步的分析即可发现，这种期待包含了三个方面来源：首先，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维护传统的信念竭力支持儒家文化的复出。相当多的人对于数典忘祖的文化倾向深为忧虑。对于他们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叛已是陈年旧事，文化上的不肖子孙才是令人痛心的现状。这时，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儒家的仁义道德往往混为一谈，续写汉唐气象成为一个模糊同时又激动人心的号召。必须承认，多数复古主义的主张仅仅在这种水平之上活动。认为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展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活力，这是第二方面的来源。一些理论广泛地搜集论据，竭力论证儒家文化对于市场或者商品经济的意义。亚洲几个国家——例如韩国、新加坡——时常被视为有力的例证。这些国家置身于儒家文化圈，经济与文化之间产生了一种东方式的互动。从“儒商”到“儒家资本主义”，这些称谓均是二者互惠互利的证明。显然，这是最具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方面。第三方面的来源是后现代式的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宏大叙事”已经解体，唯一的中心不复存在，各种类型文化无不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旋转的轴心。后现代主义彻底放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丰富的文化个性是世界丰富的前提。进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儒家文化必定拥有一席之地。

正如许多人所发现的那样，人心不古的感叹是一个周期性的症状，情绪型复古主义并没有强大的历史依据。那么，后现代式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不是恰逢其时？在我看来，乐观的时刻远未到来。各种类型文化并没有形成彼此宽容的气氛。这种状况来自现代社会的内在紧张。现在，“进化论”已经很大程度地从生物学理论转换为意识形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仿佛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扩张、抗衡还是市场环境制造的社会关系，“竞争”成为所有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概念。激烈的竞争意味了吞并、破产和淘汰，竞争就是驱逐弱者，强者垄断。竞争崇拜赢家，个性没有价值。由于强者优胜的示范作用，后继者必将群起而效仿，甚至亦步亦趋。这可以清晰地解释，为什么多数后发现代国家总是以某些发达国家的模式为蓝本。这个意义上，竞争时常会走向多元主义的反面——文化竞争亦然。人们已经看到，文化竞争与文化同质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个相互角逐如此紧张的时代，超越的文化只能是一个奢侈的幻象。

到目前为止，各种类型文化已经愈来愈明显地陷入“竞争”“垄断”“效仿”的圈套。欧洲文化，亚洲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白人文化，黑人文化，古典文化，现代文化——总之，一系列对抗关系正在各种类型文化之间形成。从意识形态的角逐、综合国力的全面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深刻地卷入民族国家的竞争，卷入市场的利润争夺。无论是民族性格特征、时代精神的描述还是地域文化展示、企业文化设计，“适者生存”成了一个衡量文化价值的普适信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声光化电、坚船利炮无情地打破了儒家文化的大一统意识形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指控“吃人”的礼教、批判国民性、倡导革命运动一次又一次地摧毁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与其将这一切形容为哗众取宠的文化激进主义表演，不如说是文化对于民族拯救的迫切表态。如今，传统的空间壁垒正在全球化洪流之中分崩离析，文化的全球性交汇再度演变为全球性竞争。强势文化对于不发达民族国家的倾销和包围引起了种种反弹。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亮出了批判的锋芒，这仅仅是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动作；更大范围内，强势文化的认同和模拟正在形成声势浩大的时尚。宁静、玄妙的古典文化一去不返；后现代主义的零散、碎片、自由拼贴还是一个理论模型。后革命时代并未修正现代性话语设定的竞争逻辑，儒家文化并未改写竞争失败者的身份。《白鹿原》里的朱先生被现代性话语阻隔于历史之外，无奈地生活在人造神话之中。朱先生不屑于趋炎附势意味的是愤世嫉俗，独善其身；历史不屑于朱先生表明，现在远未到儒家文化东山再起之时。没有人可以否认儒家文化曾经拥有的高度，但是，这不能证明现在。的确，《白鹿原》的叙事竭力为朱先生谋求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历史叙事无意给予证实。无论存有多少遗憾，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注释：

[1]南帆：《姓·性·政治》，《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第13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