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叫我演嫖客
另一位惹人注目的导演是朱石麟先生。听说民国二十年他就在联华公司写剧本，编过《恒娘》《玉堂春》《续故都春梦》和《良宵》等剧。原先还是位足球健将，后来因为尿酸过多，双膝不能任意弯曲而不良于行。每天都是由他的两位副导演岑范和白沉扶着进厂，所以好开玩笑的朋友，称岑、白二位是“扶”导演。
可能因为双腿不便，朱先生很少拍外景，戏的风格也就受了相当的限制，多数拍些家庭伦理的故事，布景环境也老是围绕在厅房之间，类似《不求人》《春之梦》《野花哪有家花香》《洞房花烛夜》《同病不相怜》《玉人何处》等等，都是几堂小布景、几个小人物。不过，虽然是些小鼻子小眼儿的爱情故事，但在他手上都能拍得主题意识严谨正确，戏味浓郁，细腻感人；加上人又是和蔼可亲，所以影圈里他是桃李满门，至今任何人提起朱石麟先生还都是尊敬异常的。
记得有一天，牛犇（小丈夫的饰演者，以前曾主演过《圣城记》，当时只不过十二岁）在永华的走廊上，学唐若青在《清宫秘史》中演西太后的台词，舌尖儿顶在牙缝上，说出的每个字眼儿，都是尖音浊浊的：“我叫你做皇上你才是皇上，我要不叫你做皇上！哼哼！”
学罢，双手一叉腰，把嘴一撇！要是没有耳朵拦着，真能把嘴撇到脑袋后边去，逗得大家笑不可仰，然后又把双腿并拢，脚尖一跷一点地学朱先生走路，还真是惟肖惟妙。万没想到，岑、白二位扶着朱先生由外边进来，看见牛犇在前边一瘸一跷地学他，一声不响地也夹在人群中看热闹。牛犇走到尽头，一个急转身，故意地一仆一跌，险些跌倒，本想这个动作能引得哄堂大笑，出乎意料，大家的脸都很尴里、尴尬，他知道出了漏子，把小眼睛朝人群一扫，看见朱先生笑眯眯地望着他，一声：“我的妈呀！”抱头鼠窜地跑进了宣传部。这一下大伙儿可是不能不笑了，但朱先生一点不以为忤的，笑了笑走进了编导室。
我们训练班的同学，第一次在永华拍戏，就是朱石麟先生导演的《生与死》。除了我之外，每人都演“自杀者”，大概是做片头衬底用的吧。他（她）们各有各的遭遇，各有各样的自杀方法——服毒，上吊，抹脖子，跳楼，跳海，卧轨道。我乱蹦乱跳的大概一看就令人觉得生命力很强，生活的意志也很坚定，外加嘎渣子琉璃球儿，所以叫我演嫖客，在一间小旅馆里叫妓。其实还真是冤哉枉也，我活了那么大从来没在旅馆里叫过妓。在北平逛窑子倒是有几回，不过，那是打茶园，大家一块儿起哄的集体行动。单独地在旅馆找女人，以后也试过，不过当时可是一点生活体验都没有，所以还不如一个叫高锦铭的场务演得好呢。他的绰号叫“大腔”（大声公），上海话听起来像杜强，所以我一直称呼他杜先生，他几次跟我解释：“不要开玩笑，大先生还可以，杜先生可弗来事，杜先生是阿拉爷叔。”原来他嘴里的杜先生是杜月笙先生。
周晓晔演一个在香闺中自杀的小姐，白沉对她关怀备至，替她搽粉，替她点眼药水，一会又拿着眉笔在她眼眉上画两道儿，眼皮上加两笔。我在旁边是越看越不舒服，嘴里直冒酸水儿，心里说：这小子，潘驴邓小闲，别的不够格，“小”倒学会了。当时他净顾了献殷勤，大概没看见我的黑脸已经拉了八丈长，他妈的，净顾了他白沉了，看不到我黑沉。其实再看看他在拍陈榴霞、汪瑞莲、冷仪的时候，也是一样地照顾一番，我才知道是自己瞎多心，真是十二分抱歉。以后的日子里，心里直替他祷告，快点升吧！升成导演吧，替中国电影拍几部好戏吧，别老沉着啦，沉也是白沉哪！
还挺灵，后来他还真拍了一部好戏！好像叫《渡江侦察记》吧！
《渡江侦察记》（1954）为汤晓丹导演代表作。白沉1952年由香港返回内地，导演代表作为《大桥下面》（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