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街头画家”去！
拍过《满城风雨》之后，就没再接过一张通告。四十块酬劳，好像薛平贵留给王宝钏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一样，不要说吃，就算每天一张一张地数也数完了。尽管每天风雨无阻地到剧务室穷泡，也泡不出名堂来，常听见剧务老爷们说：“怎么！李翰祥，要拍戏啊，好！研究研究吧！”
我当时年纪轻，哪听得到这种话外之音哪！原来研究研究者，烟酒烟酒是也。无烟无酒想接通告？姥姥！什么戏呀？除非“天堂春梦”！
腊月二十三那天，是小年夜。在北方家家祭灶，吃关东糖；我想买块糖，摸摸口袋，没想到一毫子也不毫了，于是饭也没吃，不是不想吃，是没吃，没（有得）吃！在房里闷了一整天，到晚上才看见范宝文由公司里回来，手里拿了份报纸，一进房门，在碌架床的被下，摸出四张大马票，兴高采烈地对了半天，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之后，一声长叹，把马票撕了个粉碎，朝床上一躺，蒙头就睡。我看了看，又好气又好笑，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灶王爷都上了天了，干“希望”，不是办法，尽“幻想”，更没有希望。忽然想起，徐悲鸿校长说过，在巴黎很多学画的留学生，在街边替人画像，半工半读。唉！我怎把自己这行本事，忘得一干二净？对呀，求人不如求己嘛。第二天，到大中华的美术部，借好纸、笔、画夹子，就此当“街头画家”去也。
九龙熟人太多，过海到香港，在东方戏院门口，右边墙上窗门的铁栏杆上，夹了两张样子（窗后是英京酒楼的厨房），下边注着“速写人像一元，素描人像二元”。所谓素描也者，也只是在白描的线条上略微涂上一点“调子”巧立名目，多收一块钱而已。
没想到生意还挺不赖，一会儿围了一大群人，大家看着我画完第一张，都笑着点了点头，即刻排成了一条人龙；一分钟一张，比现在的海底隧道收钱还快。好啊，我想这下子可发了！大笔一挥，财源广进，十年八载的，也买个爵士当当。
好嘛！我哪知道这就叫“阻街”呀！本来在北京阻街也没什么大不了，最多你说一声“借光”，我让开就得了，可在香港就不行，“阻街”就是犯法，一律罚款二十大元，没钱交罚款，坐监七天（好！十张素描七天）。不过，我运气好，始终没碰见“走鬼”。你想想，一个钟头能画四十多张，比拍《满城风雨》赚得多得多，干嘛还“满城风雨”呀，咱们“满城画像”吧！
画吧！画中自有颜如玉！
画吧！画中自有黄金屋！
画吧！画中自有……怪了，怎么画中有了两位警察了？你警你的察，我画我的画，朝我瞪眼干嘛？还没等我问他呢，他倒问起我来了：“干嘛的？”（听口音是山东老乡）
“画像的，速写一元，素描两元，单人画可以，两位画在一块儿也可以。”
“什么都会画吗？”
“人像拿手一点，其他也可以！”
“会按指模吗？”
“按……”
“对！跟我们到差馆去按个指模吧！”
“嗳，老乡……”
“别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他们还挺客气，特别准备了一辆汽车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