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动的融入
繁荣的今天，荒芜的过去
岭南，五岭之南，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这里都是一个富裕的地区。
这里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发达城市，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三者的繁华无须赘言，东莞的制造加工行业之发达，也是举世皆知的。那里是著名的世界工厂，因为人力成本更低，无数的国际知名品牌都把设计思路送到东莞，让中国人为他们加工生产。
我在东莞生活了多年，对那座城市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也有过观察和考察。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策上，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都很大。东莞市有很好的图书馆，里面设了“市民学堂”，图书馆会定期邀请知名文化人士进行主题演讲，而且，讲座是完全免费的，演讲嘉宾的讲课费用由政府承担。此外，东莞市政府对我这样的新移民非常好，广州举办亚运会的时候，火炬传递经过东莞，我被选做其中的一名火炬手。作为对东莞的感恩，我至今仍然收藏着那支火炬。而且，我在东莞民间发现了很多好东西，比如木鱼歌，偏偏本地人中了解者甚少。我常感叹，人们闭着眼睛把东莞称作文化沙漠，使宝藏蒙尘，真是可惜。
不过，这不是东莞才有的现象，整个岭南，甚至整个中国，对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对本地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都没有足够的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反而是我这个外乡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很多宝贝，心中每次都生起无穷的感叹。我之所以想记录自己看到的中国大地，也有这个原因。
比如，广东为什么被简称为粤？广东话为什么叫粤语？粤字是怎么来的？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广东之所以被简称为粤，是因为先秦时期的古籍称之为越，古时候粤与越通用，因此广东就被简称为粤。不过，古时不只广东地区被称为越地，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属于越地。《汉书·地理志》中说过，该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此，中原人称之为百越。所谓的百，就是多，百越则是部落很多、种姓很多的意思。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中原人称之为百越族或古越族——它虽然叫族，但不是民族，而是群体。百越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如壮族、瑶族等。
和匈奴人一样，百越族的各个部落之间并不亲近，来往也不多，因为语言不完全一样，沟通不太方便，住得又远，还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互相抢夺生存之资。不过，百越也有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由酋长统治。后来跟秦朝打仗的，就是瓯越联盟。
百越地区与中原之间有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相隔，交通不便，越人很少与中原人来往，百越地非常闭塞落后，无论经济、生产还是文化，都处于极为原始的状态。而且，百越地区人口稀少，根据其主要聚居地，大概可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和雒越等部落。其中，东越部落也称东瓯部落，生活在今天的浙江东部瓯江流域一带，即今天的温州地区；闽越部落生活在今天的福建一带，曾建立闽越国，以福州为中心；南越部落生活在今天的广东南部、北部和西部；西瓯部落生活在今天的广西一带，地处桂江和浔江流域，为了跟东瓯有所区别，便叫西瓯或西越；雒越部落又叫骆越部落，分布在今天的广东西部、广西、海南与越南北部同京一带，中心是交趾（古籍中亦作交阯）。
骆越之骆，有水田之意，也有人说是山麓、岭脚地带的意思。也就是说，过去把耕种山谷岭脚地带水田的越人称为骆越或雒越，以此区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部落。骆越人经常与西瓯越人一起生活，因此，历史上经常将他们并称为瓯雒。
瓯雒人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们的制鼓技术。瓯雒的文化经济虽然落后，但他们做出的铜鼓非常好。《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记载，马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昭宗时期的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异》中也有相关记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今尚存焉”和“今见存焉”，指的都是刘恂写《岭表录异》时仍然存在，但那些铜鼓据说确实保存至今。《岭表录异》的作者刘恂曾是唐昭宗时期的广州司马，任满要回到中原地区时，嫌政治中心的氛围过于扰攘，于是留在了广州，专心创作。可见，岭南虽然地处偏僻，气候对北方人来说也很是恶劣，但相对于中原的政治环境来说，岭南要单纯很多。
有趣的是，刘恂的《岭表录异》除了记录一些岭南民情、异物、异事外，还记录了很多关于岭南饮食方面的内容，比如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等，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被贬至岭南的苏轼，同样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可见，岭南人喜欢吃、注重吃，是古时候就遗留下来的传统。当然，苏轼本来就是出名的老饕，既爱吃，又会吃。他发明的东坡肘子，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岭南在过去是著名的流放地，很多优秀的文人得罪当朝权贵之后，都被贬到了这块土地上，比如韩愈。韩愈因为阻止皇帝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临行前，他写下一首叫《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七言律诗以述愁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充满了悲凉之感，可见他对岭南的印象是多么糟糕。但是，一到岭南，他就不再顾影自怜，而是将生命投入了更大的事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尤其在兴修水利、改善民生方面贡献最大。明嘉靖年间，礼部右谏沈伯咸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专门在韩山写下“功不在禹下”的碑文。
岭南之所以有后来的繁华，跟韩愈等遭到贬谪的文人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不但为改善当地民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营造当地的文化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岭南不会有那么博大包容的文化，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所以，他们的遭到贬谪，实在说不清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秦始皇的野心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有一个野心膨胀的政治家，将贪婪的眼光投向了物产丰富、奇珍异宝众多又人烟稀少的岭南大地。
这个人就是秦始皇嬴政。
嬴政在统一六国，成为君临天下的始皇帝之前，就在盘算着如何将百越之地也纳入自家的势力版图。因此，打败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之后，他几乎没有给老百姓太多的喘息时间，就集合七国之力，组织了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向遥远的南方进发。
据说，那场战争非常惨烈，远比攻克六国更加困难。而百越之地可投入战争的人数极少，据专家估算，百越地在秦军入侵之前，不过五十万人，其中的青壮年很可能不超过五万人。但就是这五万人，让五十万秦军征战了九年，损失了数十万士兵，后来不得不从囚犯中组织士兵，支援前线的作战。
怪的是，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在史书中却少见提及。《史记》和《汉书》大多讲的是赵佗如何建立南越国，他的子孙后代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最后南越国又是如何被汉武帝刘彻出兵攻克，真正地归入大汉版图。
《淮南子·人间训》对秦越之战倒是有所记载，但也不算多么详细。刘安在书中说道：“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谪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
，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可见，刘安的目的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借助历史说明一个道理：不能因为对未来的忧虑而忽略当下的局面，否则，远虑就会带来近忧。
刘安认为，秦始皇之所以劳民伤财修筑长城，将老百姓欺负到极致，是因为听说“灭秦者，胡也”，想要提前做好抵御匈奴的准备，稳固和维护秦王朝的统治。他明知老百姓已经疲惫到极致，没有力气战斗了，却仍然要不顾一切、一次一次地发动战争，同样是忌惮百越各族的力量，想要尽早消除百越对秦王朝的威胁。这些“远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忽略了眼前的一个事实：“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刘安的意思是，在征战百越之地的过程中，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全国各地的男子都不能在田里安心地耕作，妇女也无法在家中静静地削麻纺织，连老弱病者都要外出拉车运送军粮和军需品，官吏们却还明目张胆地搜刮钱财。老百姓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起义，无数的民间力量奋起响应，强大的秦王朝很快就被推翻了。假如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后，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体恤百姓，让百姓有喘息的机会，他的统治绝不会这么快就灭亡的。
刘安还说，这就是典型的“鸟雀之智”——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想要防止鸟巢被大风刮走，于是把巢筑在低矮的树枝上，让鸟巢有所遮挡，但它们忽略了眼前的危险：鸟巢筑得太低，人们一下就能看到，不怀好意的人类会随手掏走雏鸟，调皮的孩子也会顺手挑破鸟蛋。他认为，秦始皇所做的所有防备，本质上都是这样——以为自己能防患于未然，却因此引来了祸患。
耐人寻味的是，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得很好，自己却没有做到，他的大量行为，比如觊觎皇位、密谋造反等，都在否定他说过的那些道理。这让人在看他的书时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感心理，觉得他在明目张胆地说谎。这是东方哲学的特点。在东方哲学的领域，你说了什么，自己就要做到，如果你做不到，不能言行合一，就会被人视为骗子、伪君子，遭人诟病。
假如不论刘安的为人，只论书的价值本身，那么《淮南子》还是值得一看的。胡适对它的评价就很高，认为它“集道家的大成”。梁启超也说，它“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另外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刘安虽然是无心插柳，但确实保存了历史。很多史书中都没有关于秦越大战的记载，只有《淮南子》对其进行了简要描述——“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带领五十万大军分成五路向南进发。其一从今天的江西向东推进，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和福建）；其二、三攻取南越（广东），前者进军今天的南昌，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后者进军长沙，沿骑田岭直抵番禺；其四、五攻取西瓯（广西），前者由萌渚岭进入贺县，后者经越城岭进入桂林。这五路大军中，只有第一路军取得了胜利，是年攻下闽浙，也就是东瓯和闽越，设置了闽中郡，另外四路秦军则久攻不下，甚至吃尽了苦头，死伤无数。
为什么秦军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却不能战胜不足五万人的百越土著军队？原因有很多，比如，百越地区山高路险、河道纵横，对不熟悉地形的秦军来说，行军作战和军粮运输都极为困难。相反，百越军队熟悉地形，在行动方面占尽优势，时不时就会发动奇袭，切断秦军的军粮供给。而且，秦军是侵略者，他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士气本来就不如拼死保卫家园的百越军队。再加上他们“三年不解甲驰弩”，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精神压力极大，“使监禄无以转饷”，又时不时就忍饥挨饿，当然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另外，秦军大多来自陕西、山西与河南等地，不习惯南方的湿热气候，很多人适应不了岭南的环境，军中瘟疫横行。各种困难叠加起来，给秦军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因此他们才会苦战三年仍然一无所获，甚至损失了大量兵力。
到了公元前217年，秦始皇终于想到了对策，他“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意思是，秦始皇命令监御史——一个叫禄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所以史书习惯称他为史禄，实际上他并不姓史，史只是他的职务而已——带兵在今天的广西兴安县开凿灵渠，修建粮道。那灵渠只有三四十公里长，很快就修好了，但功能非常强大，既能翻岭，又能爬坡，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式运河，在水利史上有着一定地位。而且，它贯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将中原和岭南连接在一起，顺利解决了粮草运输的问题。于是秦军士气大振，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还在一次作战中杀死了西瓯部落的首领译吁宋。
译吁宋是整个百越抗秦联盟的盟主，也是本次战役的总指挥。按照汉人的惯例，主帅一旦阵亡，军心就会涣散，军队就有可能会投降，但越人不是这样，他们宁可躲进阴暗的丛林，与猛兽为伍，也不愿被秦军俘虏。所以，译吁宋虽然死了，双方的战斗却仍然在继续着。而且越人很快选出了新的主将，也就是刘安所说的“桀骏”。这个桀骏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擅长灵活作战，在他的带领下，越军与秦军不断周旋，还在某个晚上发动奇袭，成功杀死了秦军主将屠睢。战局进行到这一步时，秦军已经死了三十多万人，场面之血腥残酷，想必是惨不忍睹的。
其实，所有战争都很残酷，和平共处才是最好的。不过，古代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中国之所以有那么辽阔的疆域，就是无数次征战的成果。据说，成吉思汗曾经将中国的地盘开拓到黑海岸，但这样的胜利和荣誉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过不了多久，那块土地就会被其他国家所占领。
江山和版图就像小孩子手中的积木，总是在变化着。相对稳定的，是像现在的中国这样，在正当防御的同时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彻底抛弃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文化，允许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与自己共存。只有容忍与和谐，世界才可能安定、繁荣、和平。所以，想要维护自家政权的稳定，首先就要做到不去侵略别人。
在这一点上，刘邦比秦始皇聪明得多，他虽然也和匈奴打仗，但这是因为匈奴侵扰汉王朝的边境，欺负汉朝的老百姓。后来，刘邦发现自己打不过匈奴，就马上采取了另一种对策——和亲，兵不血刃地化解民族冲突，换来暂时的和平，让老百姓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也让国家能静静地、默默地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让亏空的国库渐渐充盈起来。
做人也是这样，与其损耗精力和别人斗来斗去，不如静静地学习，静静地升华，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才是最究竟的。可惜秦始皇一辈子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争天抢地，最后落得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令人遗憾，也令人叹息。
秦始皇那么聪明，那么高瞻远瞩，甚至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为什么他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不想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想知道如何胜利、如何占有更多，这个念想造就了他的命运。
成于野心，败于贪婪
被权力和贪欲冲昏头脑的秦始皇，在第一次出兵失败后没多久，“乃发谪戍以备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相关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命令任嚣和赵佗带领伐越大军第二次出征陆梁（秦时，五岭之南也称陆梁），将大批囚犯、赘婿（古籍中亦作赘壻）和商贾发配到岭南，让他们留在当地戍边。
那么，秦始皇当年到底发配了多少人到岭南？雍正《广东通考》中说：“谪徙民五十万戍之”。就是说，当时被发配到岭南的徙民，大约有五十万人之多。此外，进攻东越和闽越、获得胜利的那批士兵也没有回中原，而是驻守在当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还说：“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任嚣死后，赵佗做了南海尉，也就是岭南三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但没有派人去镇压起义军，反而叫人上书秦皇，请皇帝将三万个未婚女子发配到岭南，为士兵们缝补衣裳。秦皇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人数减半，也就是一万五千人。这五六十万人，就是岭南的第一批中原移民。换句话说，第一批迁徙到岭南的中原人里，既有士兵，也有囚犯，还有赘婿、商贾和未婚女子。
什么叫赘婿？上门女婿就是赘婿。自古以来，赘婿的地位都不高，尤其是秦朝。中国古代，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做赘婿，富人家的孩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做赘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赘婿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一旦做了赘婿，就成了老婆家里的奴才，甚至包括公主家里的上门女婿——驸马——也是这样。驸马可能是当朝的状元，非常有才干，但面对公主的时候，他绝对不能摆出丈夫的架子，必须守君臣之礼。有人说，驸马相当于没有净身的大太监，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驸马在皇宫里确实是没什么地位的。皇帝出行时，驸马还要做皇帝的挡箭牌。所以，不管入赘到什么样的家庭，入赘的男子都很难过上好日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活得非常窝囊——当然，也有例外，只是相对较少——现在也有一点这个味道，上门女婿或多或少会让一些人瞧不起。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有出息的男人不会入赘，就像有出息的孩子不会啃老一样，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而且，那“赘”字，本身就有多余、累赘的意思，天然地带有一种轻视甚至歧视的色彩，赘婿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秦朝时更加糟糕，在秦朝统治者眼里，赘婿的地位跟囚犯是一样的，都是戍边的首选。一旦国家需要有人去镇守边疆，就会有大批赘婿被剃掉头发，像犯人一样被发配到边地去，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也没有尊严。
商人们虽然不像赘婿那么受歧视，但当时的地位同样很低。旧时代的社会阶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士农工商，也就是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换句话说，在最早的时候，经商是最低等的职业。刚开始，商人是不能做官的，直到清朝，商人的社会地位才开始提升，还有了“红顶商人”的说法，也就是同时有官商两种身份的人，或是能对政坛产生影响的商人。在秦军攻打百越地的时候，商贾仍然是最低等的职业，因此，大量的中原商贩不得不和赘婿、罪犯一起，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岭南。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商人被流放到岭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汉武帝以南海郡为起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岭南的商人更是如鱼得水。只是，被迫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滋味恐怕不太好受，投入战争，在一片被战火摧毁的陌生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安家立业，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程。况且，这里的一切都跟中原有着极大的差异——语言、习俗、文化、衣着、伦理……所有差异都会冲击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很不舒服。不过，第二、三次秦越大战之后，留在百越地的土著居民已经不多了，大概只有十万到三十万人，很多越人都不愿接受秦王朝的统治，纷纷逃到东南亚各地去生活。所以，任嚣和赵佗带来的这批中原移民，倒成了岭南最主要的人口。他们带来的语言、文字、习俗、文化以及农业技术、经济习惯等，都在冲击和同化岭南原住民的生活，推动——甚至强迫——百越人改变最初的原始生存状态。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
五六十万形形色色的、也许神色慌张不知所措的中原人，就这样来到潮湿的岭南，准备在这里建设新的家园。而迎接他们的，却不是友好的微笑、握手和拥抱，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侵略者”。虽然他们也不想这样，他们只是一群想要安稳生活的老百姓，他们也觉得战争很累，让人身心皆疲，但碰上一个好战的、野心膨胀的皇帝，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虽然是如此无辜和无奈，但仍然要承受接踵而来的、充满恨意的进攻，或许也不得不竭尽全力地搏杀和反击。他们定然无暇欣赏当地美好的风景。而满目的绿色和湿润的空气，想必也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心中出现一星半点的诗意吧？他们的心大概是木然的，只是像机器那样接受眼前的一切，包括这块即将被他们称之为家的土地。
比起第一次出征，这次作战顺利了许多，秦军仍然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也充分吸取了之前的失败经验。他们稳扎稳打，逐个拿下岭南各地，分别设置了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每占领一块土地，他们就会留下一部分移民，让后者在当地安家立业。于是，秦军就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人力上的消耗也得到了补充。同时，大批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为军队粮饷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因此，秦军一举击溃了越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部落和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区。至此，秦军在百越地的作战基本上取得了全面胜利。公元前210年赵佗领导的瓯雒之战，在史学家看来，只是第二次战争的延续而已。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朝三征岭南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已尽数归于秦之版图。虽然没能降伏匈奴，但秦始皇的野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且，版图的扩充只是暂时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治理，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否则，江山再大也没有意义，转眼就会变成别人的。
如果秦始皇不要只关注自己的野心，更加关注世界，他就会看到老百姓的痛苦，看到隐藏在强大表象下的无数危机。那么，他就不会没有限度地挥霍国家的财富，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找长生不老之方，也不会穷奢极侈地建造阿房宫和秦始皇陵，更不会杀掉那么多建造皇陵的工匠。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触碰老百姓的底线，让全天下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解脱的曙光，天下人怎么会让他好过呢？偶尔的压迫可能会换来暂时的归顺，无休止地压迫，却必然会引来排山倒海般的反抗。所以，聪明的皇帝不会这么做，反而会帮助老百姓，做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汉文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的治国方针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要烦扰百姓。不过，这不是因为他很精明，而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德行。
关于汉文帝的德行，《史记·孝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这段话的意思是，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用具等都没有增加，而且他非常爱民，一旦发现什么政策不利于百姓，给百姓带来麻烦，就会马上改进。他曾经想建露台，经过估算，发现要耗费上百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收入，于是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还说：“我住在先帝的宫殿里已经很不自在，经常担心自己会让它蒙羞，还修这么个露台做什么呢？”可见，汉文帝不但爱民，而且节俭。他自己穿着粗丝衣服，也不许宠妃慎夫人穿拖地的华服，还不准在帏帐上绣花，以类似的行为展现敦厚质朴的品德，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他的坟墓霸陵也跟其他皇帝的陵墓不一样，里面没有值钱的陪葬，甚至没有昂贵的装饰，所有装饰一律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还不许把坟墓修得过于高大。总之就是能省则省，不在安葬上花钱。在历代帝王之中，极少有人能做到这些，甚至有一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
汉文帝的胸怀之宽广，在历代帝王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赵佗在岭南私自称帝，他却叫来赵佗的兄弟，赐予高官厚禄，以德相报，令赵佗大受感动，于是赵佗取消帝号，心甘情愿地向汉朝称臣；汉朝与匈奴和亲之后，匈奴违背盟约，侵犯大汉边境，抢掠百姓，他也只是命令边塞加强守备，而不发兵反击，因为打仗会侵扰百姓；吴王假装有病不去上朝，他立刻赐给吴王坐几和手杖，以谦恭的态度化解矛盾；袁盎等臣子进谏时总是急切尖锐，他却总能包容，择其优者而采用；张武等大臣受贿，他发现之后，不但不将对方交由官吏治罪，还自己出钱来赏赐对方，言下之意或许是如果你缺钱，我就给你钱，你不用违法乱纪的，结果让对方非常惭愧，从心底里忏悔……总而言之，汉文帝全心全意地实行德政，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所以四海之内殷实富足，还兴起了讲究礼仪德行的风气。
此外，《史记·孝文本纪》还记录了另一件事：“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这段话讲的是“缇萦救父”的故事。西汉时期有个叫缇萦的女子，她的父亲淳于意做过太仓令，又是个清官，后来因为不善官场之事而辞官从医。有个本来就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贵妇吃了淳于意的汤药之后死去，她的亲人就把淳于意告上官府，官府不加深究便判了淳于意肉刑，让他到长安受刑。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前，就对女儿们说了一句气话：“生孩子却不生儿子，出了事也没人可以帮忙。”小女儿缇萦听了很伤心，也心疼父亲，于是就随行到长安，上书给汉文帝说：“齐国人都说我父亲为官清廉，如今他犯法，当受肉刑。我为死去的人不能复活而感到悲伤，也为受刑而致残的人感到悲伤，因为，断掉的肢体无法复原，即使犯人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所以，我愿意到官府里做奴婢为父赎罪，请皇上给我父亲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非常同情缇萦，觉得肉刑确实过于残忍，于是下诏说：“我听说，有虞氏只会在犯人的衣帽上画画，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罪犯，以此来羞辱他。这种刑罚虽然很轻，但他们那里没有人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们施行的是最高明的统治。为什么我们有三种肉刑，作奸犯科的事情却屡禁不止？因为我的德行不够，对百姓的教化不到位。由于我训导不善，让无知的百姓陷入刑网，我觉得非常惭愧。《诗经》中说：‘品德优良的君子，就像百姓的父母。’而现在，有人触犯法律，我们还没有教育他，给他改过的机会，就对他施以肉刑，以至于他们即使想弃恶从善，也没有机会，我很同情他们。肉刑到了断人肢体、在人皮肤上刻字的地步，让人终身无法去除这种屈辱，这实在是太痛苦了，也实在是太不道德了。视百姓如子女的君主怎么会愿意百姓受这种苦！我现在下令，废除肉刑。”
不过，虽然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减轻刑罚，但他的下属并没有完全照做，法令是修改了，也没有了断人脚趾、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之类的残酷刑罚，但取而代之的杖刑过重，经常会让罪不至死的百姓丧命。这是汉文帝没有料到，也没有及时制止的。后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再一次修改了法令，刑罚才真正地减轻了。即便如此，汉文帝对百姓的关怀仍然非常令人感动。面对一个生活不至于多么艰苦的平民女子，汉文帝尚且如此重视、如此悲悯，何况那些比她更苦的老百姓呢？所以，在他统治天下的时候，老百姓是不会想要造反的，就算有人出于一己私欲想要造反，也难成大的气候，因为民心向着他。
所以，天下最好的征服和统治，其实是不去征服和统治，只管感化和服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明白这个道理，还能做到，便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相反，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像秦始皇那样无休止地压迫和掠夺，最后就只可能以失败告终，而且结局可能会非常悲惨。
宏大布局，只为臣子做嫁衣
秦始皇那么残暴，有那么多被后人诟病的地方，又对那个时代的老百姓造成了如此之大的伤害，为什么有些人对他的评价还那么高，明代思想家李贽甚至称之为“千古一帝”？
因为，秦王朝自己的寿命固然很短，只维持了十四年，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而且，秦始皇创立的帝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不管秦始皇的个人功过如何，我们都无法否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现在看来，他推行的很多制度也确实有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各方面的统一。
比如，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将过去的封国变成郡县，以郡县制来管理。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三十六个郡，每郡有守、尉、监各一。其中，守相当于省长，尉相当于防区司令，监相当于监察专员。郡管辖县，郡守及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并非世袭，国内也不再有“公侯伯子男”——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在沿袭郡县制的同时，仍然恢复了分封制，但他不仅仅封国封爵给刘氏宗亲，也加封了一些外姓的功臣——秦朝统一六国之前不是这样，当时是县大于郡，千里百县，一县四郡，国内实行的是县郡制加分封制，封国很多，王侯很多，大家都在打架，周天子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是名存实亡的。
从这个角度看，统一确实有它的好处，中央统一管理，各地区之间就不会再打仗。不过，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还要另当别论。比如，秦朝虽然没有封国，但并不代表秦朝老百姓就可以缓一缓，不再遭受战乱之苦。秦朝的苛政猛于虎，再加上无休止对外征战、大兴土木，老百姓同样很苦。这时，统一的好处，老百姓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给文化经济的交流、各地之间的来往创造了便利，这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书同文，有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文字，对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文字的口头表达上，早在先秦时期，全国通用的雅言就已经出现了，但在文字的书写上，书同文之后，才有了统一的形制。正是因为雅言的通行，孔子才可能到各个封国讲学，否则，他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弘扬文化之心，也很难有太大的作为。因为他很穷，请不起翻译，如果语言不通，他就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乡鲁国。除非他专门学习各国语言，但这会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就再也没有时间去传播儒家学说了，他也不会这么做。可见语言有多么重要。现在也是这样，普通话相当于中国的雅言，英语则相当于世界的雅言，虽然也有一些人听不懂，但是，在很大范围内，它确实为不同地区、不同语种的人提供了交流的可能。
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必须实行郡县制，因为郡县制有利于君主对国家进行统一管理，而分封制则刚好相反。以周王室的统治经历来看，周室的各位亲戚得到土地之后立刻就会开始疏远，甚至互相进行战争，大家都想吞并对方的土地，让自己的管辖范围更大，而天子的权力又被分散了，无力阻止满怀野心的诸侯王，因此才会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汉代仍然承袭了郡县制，只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级政权——州，形成州、郡、县三级行政管理，直到唐朝才被道路制所取代。
不过，秦始皇在岭南的管理跟中原地区有点不一样，他在岭南实行的是“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岭南三郡不设各自的郡守，由各郡监御史主管郡内事务，同时设置南海尉——“置南海尉以典之”——也就是将岭南地区的权力集中到南海尉的手中，他驻守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而“西北一侯”，则是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防止西瓯人北窜。换句话说，这里的“侯”不是爵位，而是哨所。此外，秦始皇还在五岭南北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一切措施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管理和统治，防止岭南的土著居民暗中发展势力、死灰复燃。
怪的是，秦始皇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南海尉的权力过大也不是好事呢？或许因为他在岭南设置了监察官吏，觉得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但他的计算失误了，秦朝在岭南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越人，而是秦人自己。当然，毁灭秦王朝的不是任嚣或者赵佗，他们只是觉得秦皇太糟糕了，而且秦王朝气数已尽，自己即使出兵救援也没用，于是选择了自保而已。
秦始皇四十九岁就死了，他看不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否则他一定会非常生气的。不过，他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他早就种下了毁灭秦朝的种子，儿子只是继承了他的风格，给那种子多浇了几桶水而已。至于赵佗，他也没啥好怨的——秦王朝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赵佗出兵或者不出兵，结果都一样。何况，秦始皇父子对天下百姓不义，人家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做无谓的牺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你道德败坏、失掉民心的时候，遭到别人的背叛是必然的，怨不了任何人。但是，赵佗也确实有他不厚道的地方。因为，不管秦王朝怎么样、秦朝统治者怎么样，他们毕竟给了赵佗施展才能的平台。赵佗的成功固然跟他自己的才能和勇敢有关系，但如果秦朝统治者不给他这个平台，不给他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能有多大的作为？就算诸葛亮有通天的才能，如果没有刘备给他平台和机会，他没有施展的空间，对世界来说，他也什么都不是。但诸葛亮跟赵佗不一样，首先，诸葛亮选择了一个好主子；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了一辈子，即使在人家最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拍拍屁股走人，而是尽忠到最后一分钟。这才是忠诚。不管有什么理由，过河拆桥都是不厚道的。但是，赵佗的不厚道，不仅仅跟他自己有关，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源于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一种变异了的思维。
无论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包括后来的各个朝代，比如清朝等等，战场和官场上都充满了欺诈、阴谋、利用和背叛，每一个想要独善其身的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必须练就极大的定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乱世中守住自己的。只要他的心不属于自己，就会被时代的价值观所干扰。不管他最初怀着怎样的念想走进官场、走向战场，他都会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比如赵佗，那个时代，或更早的时候，想要自立为王或夺取江山的人比比皆是，赵佗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他只是不能超越时代和欲望而已。所以，他的背叛，其实也是时代和文化所导致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也有非常丑陋的东西，而更加可怕的是，很多丑陋的行为和文化没有遭到后人诟病，反而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意味着，将来假如出现类似的局面，就会有人重蹈覆辙。
比如反间计，反间计非常恶心，它的本质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皇太极就是用反间计谋害一代忠臣袁崇焕，让他蒙受莫大的冤屈，甚至被凌迟处死的。当然，皇太极没有叫崇祯皇帝把袁崇焕凌迟，崇祯皇帝之所以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对袁崇焕的仇恨，还有时代文化对人心的异化。中国在两千多年里，都是默许皇帝杀人的。只要你做了皇帝，一言不合或情绪激动时杀了人，别人也是不能责怪你，更不能责罚你的。更有甚者，刘启还没登基时，曾因为下棋时的纠纷一怒之下误杀了吴王刘濞的儿子，可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最后还照样当了皇帝，汉文帝仅仅是送了点东西给吴王，以作安抚。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失去儿子，这是一种莫大的打击和屈辱，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礼物而一笔勾销呢？当然，吴王当年是图谋造反的，汉文帝心里清清楚楚，却没有收拾他，还送了他礼物，这种胸怀已经非常博大了。但作为吴王来说，这仍然是一种屈辱，他的仇恨仍然不能消解。因此，刘启登上王位之后，吴王抓住晁错“削藩”的把柄，就联合其他六国一起造反，这几乎是必然的。
那么，为什么帝王可以随意杀人，太子杀了人还能继承王位呢？因为，在那个兵荒马乱、大家都在争夺地盘和权力的年代，人命根本不值钱，只是强者手中的棋子和工具而已。很多开国之君在成为开国之君前，都曾经被当权者当成棋子和工具，像机器一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与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杀得你死我活。因为权力之争，袁绍和曹操这对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也反目为仇了，甚至就连亲兄弟之间都能杀得你死我活。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贤主，但他为了自保和登基，也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甚至将兄弟的名字从户籍中除去。包括对个人德行有很高要求的汉文帝，也不能超越这种文化，他的慈悲和公正同样是有局限的。
所以，文化的罪恶比什么都可怕，它会扭曲一代又一代人的是非观，让世世代代的人犯同一个错误，或者将别人的某种错误当成理所当然，这时，就会有更多的人犯这个错误。
但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出了问题，就忽略人自己的过错，无论有什么理由，赵佗的背叛都是他的一个污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不管你服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想服务他，认为他不值得你为他卖命，那么你完全可以离开，但只要你还享受着他给你的位置和权力，你就有义务为他服务，断然不能做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事情。如果做了，就是你的德行有问题。
文天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宋朝灭亡之后，就连宋恭宗都来劝他归顺元朝，当元朝的丞相，文天祥是如何回答的？他非常恭敬地对待过去的主子，不失君臣之礼，但他恳请对方回去，不要说出不合自己身份的话。为什么文天祥要做到这一步？因为，他忠诚的对象不仅仅是大宋天子，也是他自己的心，他不愿做一个审时度势的精明人，只愿做一个或许迂腐顽固，但守得住某种精神的人。这时，宋朝是否存在，天子是不是一个值得他为之卖命的人，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了。这是文天祥令人敬畏的地方，但也让他在不该死去的时候死去，空有满腔的抱负和很强的才能，却不能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服务。这种选择到底是错还是对？他应该像冯道那样，做个不倒翁吗？还是说，冯道应该像文天祥那样，从一而终？
其实，冯道也是从一而终的，但冯道所从的“一”，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个朝代，也不是某个君主，而是百姓的福祉。所以，我们不能说文天祥比冯道更加伟大，也不能说冯道比文天祥更有智慧。对于这些能够一辈子忠于某种精神的人，轻易做出任何评价，都是一种亵渎。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了，他们是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他们所展示的那种精神。
百越先民的古怪风俗
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眼中，古越人是“蛮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非常原始，在当时的中原人眼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墨子》《韩非子》《战国策》《淮南子》等书中，都记录了古越人的一系列习俗，比如断发文身或短发文身。
现在看来，断发文身也罢，短发文身也罢，都很正常，相反，如果一个男人留着长发，才会让人觉得奇怪，除非他是艺术家。大家对艺术家是比较宽容的，往往会允许他有一些另类的外表和行为。在中国古代，如果你不在意外表，反潮流而行之，人们也会觉得你另类。在中原人眼中，古越人就是一群另类，因为他们剪掉头发，还文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思就是不能剪头发，更不能文身，如果你敢剪头发和文身，就是不孝。所以，古时候，无论男女，都留长发，中原人更没有文身的习俗。
但古越人没有这样的规矩。一来，他们读不到中原人的经典，也没有受过中原人的教育；二来，百越地区天气湿热，像中原人那样，留那么长的头发，又没有空调和风扇，他们会觉得非常难受，所以只好把头发剪短，或者直接剃光。有些古越人更加时髦，他们经常换发型，时而留长，时而剪短，时而椎髻，时而披发，让中原人觉得不可理解，十分异类。于是，有些中原人就把这一习俗记入奇闻异事之中，保存到今天。
至于文身，不仅先秦时期的中原人不能接受，现在的很多人也不能接受。在他们眼中，文身是叛逆、另类的代名词，如果一个男人文身，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认定他不是好人，对他产生一种戒备心理。当然，这跟电影有关系，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暗示。比如，导演会首先展示一个人物的文身，然后告诉你他是一个黑社会成员。有赌博场面的电影中，就经常出现类似的暗示。比如，摇筛盅的女人会把一边的袖子脱下来，露出肩膀和手臂，观众便会看到她身上的文身，而这个女人又往往是某个黑帮的成员。这些都是暗示，都会让观众形成某种印象，或者加深某种原来就有的成见。其实，身上有文身的未必是坏人，没有文身的也未必是好人。有些人喜欢文身，只是在挑战传统，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喜欢一些特别的东西。也有一些人把文身当成图腾，或者某种仪式，会庄严而慎重地对待它，这时，他们身上的图案或符号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当然，也有一些人只是赶时髦，觉得文身很酷、很好看，而这些人也不在少数。
古越人文身也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常下水，而水中又有很多鳄鱼——古籍中称之为蛟龙——于是，他们就在身上刻上蛟龙的图案，以此避免鳄鱼的进攻，保证自己的安全。刘向《说苑校证·奉使》中有相关记载：“（越人）处海垂之际，屏外藩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的说法。所以，古越人的文身主要代表了一种图腾信仰。
还有专家认为，古越人的文身是他们的一种成人礼，就像非洲人的割礼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用伤害身体来证明自己是成年人？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或孩子）足够坚强，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承受伤害和痛苦，也可能跟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系。这是原始部落的特点。原始部落的很多习俗都有点不可思议，可一旦了解它们的背景，你又会觉得它们是可以理解的。
越人还有赤足的习惯，不过赤足不是光脚，而是穿木屐。粤西一直有穿木屐的传统，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如此。因为南方天气炎热，经常下雨，穿鞋很不方便，所以人们经常穿木屐，包括冬天。有些人实在太穷，穿不起木屐，就只能光脚。
最早的时候，岭南交通不便，地处偏僻，老百姓非常穷，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也过得很苦。有些官员连饭都吃不上，也没有像样的房子可住，他们住的都是一些四壁透风的房子。买不起菜，有些人就只能靠别人施舍。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因为他们有很多朋友，朋友们不忍心看他挨饿，经常会来看他，并且留下钱粮，他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比如苏轼，苏轼虽然没钱，但他有很好的朋友和亲人，所以，他不但能穿得上衣服、吃得饱肚子，还能看书、写作、喝酒。否则，他的生活也会非常困难。据说，有些官员被流放到岭南或其他边地之后，生病了看不起医生，死了连棺材都没钱买，只能用草席裹住身体，随便埋葬。后来，有官员实在不忍心，就自己出钱，为那些被流放的官员解决了一些困难，比如买小棺材给他们。为什么买小棺材？因为这个官员是个清官，没多少钱，买不起大棺材。但小棺材总比草席好。如果一个清官清廉了一辈子，为国家和百姓鞠躬尽瘁，最后因为官场之争被流放到边地，连口棺材都落实不了，他是多么凄凉啊。不但他自己不能踏踏实实地死去，他的亲人也会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会成为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伤痕。
除了赤足、文身和断发，越人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习俗，比如拔牙、不落夫家、群婚、抢婚、男当产翁、鼻饮、住干栏、食槟榔、崇拜雷电等，甚至食人。
第一，拔牙，一般是拔门牙，又叫凿齿或缺齿。为什么越人要拔牙？对此，学术界有三种看法：第一，它是青春期、成年礼或结婚所需要的一种仪式，如《太平寰宇记》中所载：“（贵州）有俚人，皆为乌浒诸夷……女既嫁，便缺去前一齿。”“（钦州）又有獠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第二，越人认为凿齿是一种美，此外，他们还会雕题黑齿，也就是在额头上刻上花纹，涂上颜色，并且把牙齿染黑，这种审美观确实非常奇特。第三，表示崇信或纪念。
第二，不落夫家。关于“不落夫家”，元《文献通考》有如下记载：“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寮。……半年而后归夫家。”这是壮族的一种婚俗，意思是，男女成婚后，女方暂时不会搬到丈夫家里去，而是半年后再去。类似的婚俗，粤西一带至今仍有，除了节假日之外，新娘一般会留在娘家，直到怀孕临产时，才会定居夫家。
第三，群婚。所谓群婚，不是大家一起结婚，而是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互为夫妻，一个越人男子可以跟很多女人过夫妻生活，反之亦然，婚姻方面的礼法对越人没有什么约束力。对此，《后汉书·循吏列传》中有记载：“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越人心中没有汉人那种父子、夫妻的概念，更没有这种概念所承载的义务和责任。当然，这里说的只是越人先民。
第四，抢婚。《桂海虞衡志》中说：“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越人对婚姻的理解跟汉人不一样，所以，越人就算结婚了，婚姻也没有多少实际效应。越人男子如果看上别的女子，仍然会跟那个女子结合，就算她已经结婚了，甚至生了孩子，也仍然是这样。有时，越人男子会把自己看中的女子抢过来，连同她的孩子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让女子的丈夫找不到他们。这就是抢婚。
第五，男当产翁，就是男人坐月子。这个习俗很有意思，据说是为了证明和强调男人与孩子之间的血亲关系。而且，不只古越人，据说，云南大理以西有一个叫卡丹丹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男当产翁的习俗。在那里，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就会把孩子洗干净，用被子包好，交给自己的丈夫，此后的四十天里，男人会坐在床上照顾孩子，亲戚朋友也会过来向男人道喜。女人不但要像以前那样料理家务，还要把饭菜送到床头，给“坐月子”的丈夫吃。《太平广记》中有相应记载：“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其糜以饷壻，壻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云南志略》中也有记载：“（傣族）女子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四十日。卧床期间，受诸亲友贺。”据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都有过这个习俗。
第六，鼻饮，也就是用鼻子饮水。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南边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说：“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饮时必口噍鱼鲊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饮水，谓饮酒者，非也。谓以手掬水吸饮，亦非也。”这种习俗听起来很奇怪，但确实存在，有学者在访问越南和平省西部山区的岱族时，曾亲眼见过当地人鼻饮。越南和平省古时候属于百越地，所以，岱族人就是古越人。不过，考虑到卫生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第七，住干栏。《北史·四夷传·獠》中说：“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所以，“干栏”就是离地建筑的房子，比如树屋和凌空的小木屋，它们分为上下两层，有点鸟巢的味道。《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南方的越人习惯于这种巢居生活，北方人则习惯于住在山洞里，两者都是由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决定的，其目的都是避寒暑。至今，在桂南的一些偏僻地区，壮民仍然住着人居其上、畜居其下的干栏建筑。
第七，食槟榔。唐《岭表录异》说：“岭表之俗，多食槟榔，日至数十。”粤西汉人后来也承袭了这一风俗，据道志《电白县志》记载：“俗尚槟榔连壳咀嚼，以扶留藤叶和石灰掇之。”福建、台湾等地，至今仍有很多人喜欢吃槟榔。
第八，崇拜雷电。这个习俗也不奇怪，对大自然的崇拜在全世界都有，有人崇拜大地，有人崇拜水，有人崇拜太阳，有人崇拜龙——古越人为了避免下水时被蛟龙伤害，在身上文的就是龙纹——有人则崇拜雷电，它们承载的都是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无论崇拜太阳、崇拜水，还是崇拜雷电，本质上都是崇拜大自然。类似的信仰很多地方都有。海南黎族妇女文身的纹饰，其主调就是雷电纹。壮族巫师跳神时唱诵的《九天赞》中也有相关内容：“我是上天雷王子，显圣生化在云头……家住雷州雷王庙，年年行鱼教田畴。”粤西和海南的汉人也继承了古越人崇拜雷电的习俗。有方志记载，岭南的雷公庙以西江以南，高、雷、钦、廉等地为多，远达海南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雷州的雷王庙。雷州人非常崇敬雷电，家家户户都挂有雷神像。《广东新语》中说：“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祷而得雷公之墨，光莹如漆，则以治邪魅惊痫。”他们铸造的铜鼓就是雷的象征，铜鼓上的纹饰、蹲蛙、羽人都与祀雷有关。
第九，食人。关于古越人的食人习俗，古籍中有很多记录。比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说：“（交阯）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屈原在《楚辞·招魂》中也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时说：“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回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乌浒人便以（人）肉为殽葅，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辈，出射之，若人无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尽相担去者，便断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蹠为珍异，以饴长老。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不过，这些资料或其他的一些相关史料不一定完全真实，其中或许存在对古越先民的妖魔化。当然，这种妖魔化不一定是有意的，有时只是因为记录者不理解古越人的风俗，非常反感，所以难免夸大其词了。但是，古越人确实有食人的风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食人的习俗，其实不只古越人有，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习俗。有些人还会吃亲人的尸体，原因跟狼吞食同类的尸体一样，都是把自己的肚子当成最好的坟墓。战争时期和饥荒时代更是如此，人们没有饭吃时，就会吃人，包括觉得古越人野蛮的中原人。
有些中原人只吃死人的尸体，有些人却会捉活人来生吃。比如，唐代黄巢起义时，黄巢的军队被围，没有军粮的时候，就开始吃周边的老百姓。《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中有记载：“贼（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还有汉朝大饥荒的时候，妻子吃丈夫，丈夫吃妻子，夫妻吃孩子等等，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所以，中原人因为食人的习俗对古越人产生偏见，这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南下干部第一人”
广州有一座南越王墓博物馆，那南越王，便是当初带领秦兵攻打岭南，后来接替任嚣做了南海尉的赵佗（古籍中亦作赵他、赵它）。毛泽东誉之为“南下干部第一人”，因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开发岭南的人。
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人，但他只在家乡待了二十多年，随后就带领秦军出兵岭南，驻守在岭南，再也没有回过中原故乡。所以，他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岭南大地上度过的。
最初攻占岭南的时候，秦始皇就在番禺（今广州）设置了南海郡，以任嚣为郡尉，统管南海郡的政治、军事和监察工作，南海郡下辖番禺、龙川（今广东河源龙川县）、博罗（今广东惠州博罗县）和四会（今广东肇庆四会县）四县。龙川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极其重要，任嚣就委任赵佗做龙川县令。赵佗在龙川筑城辟地以为治所，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极力安抚当地民众。他劝导士兵娶当地女子为妻，在当地养儿育女，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人与岭南人的同化，又上书皇帝，要求派遣更多的中原居民迁徙到南越，以传播中原文化。
赵佗做了很多实事，任嚣也很信任他，在南海郡所有的官员中，任嚣最看重的就是他。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的某一天，病重难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任嚣叫来赵佗，在病床上颁布了任命文书，委任赵佗为下一任的南海尉，还将自己对局势的分析、谋划和决定都告诉了赵佗。
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任嚣当时对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他的意思是，秦皇失道，引起了天下百姓的怨恨，天下豪杰纷纷背叛秦朝，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人都在聚众造反，中原地区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虽然南海郡地处偏僻，但起义军仍然有可能来这里侵夺土地，因此，他想切断通往中原的新道，封锁中原与岭南的联系，一方面自守，另一方面静观诸侯的变化。可惜，他此时重病将死，根本没有精力调兵遣将，明知时局变化就在转瞬之间，也无能为力。南海郡的将领之中，没有人比赵佗更值得信任，所以他只能把赵佗找来，把自己无力完成的计划交托给他。任嚣还说，岭南的地理位置特殊，背后有险要山势可作屏障，南方有大海阻隔，东西几千里，又有迁徙到这里的中原人相助，完全可以在这里建立国家。换句话说，任嚣在临死前为赵佗点明了未来的方向，而赵佗接下来的举措，也确实依照了任嚣的意思。任嚣没有信错人。不过，这也跟任嚣的决策与赵佗不谋而合有关系，如果赵佗跟任嚣的想法不一致，或者赵佗没有被任嚣说服，任嚣死后，他会怎么做，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样，赵佗还是信守了自己对任嚣的承诺，所以，他虽然背叛了秦皇，对任嚣却一直很忠诚。或许，这就是他想守候的忠诚。
说完这番话不久，任嚣就死了。赵佗马上照他说的，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据险防守的指令：“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具体地说，赵佗加强了对五岭四关（横浦关、诓浦关、阳山关和湟溪关）的镇守，断绝了四条新道（江西入广东南雄，湖南入广东连州，湖南入广西贺县，湖南入广西静江），并且捍卫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不突破这三道防线，北兵是不可能越过五岭到达番禺，进攻南越的。赵佗带兵攻占南越那么多年，再加上驻守岭南的这几年，已经洞悉了岭南尤其是番禺的防御要领，即使北方的各路起义军真想趁乱拿下岭南，在这么完善的防御准备面前，也很难得逞。
在防御起义军的同时，赵佗还做了另一件事：借机杀死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在相应的位置上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就是在为建立国家、自立为王做准备。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公元前205年赵佗出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统一岭南，公元前204年，正式在当地越人的拥戴下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相对于中原的三十六郡，只有三个郡的南越国非常弱小，虽然地势险要、便于自守，将来也很难与中原大军抗衡。这一点，赵佗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还要建立南越国，不索性归顺汉朝呢？说不清。也许是因为任嚣的嘱托，也许是因为他终究是秦朝的臣子，而秦朝又是被汉朝所灭的，他不想投降汉朝，也许只是因为一己私欲。更也许，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各种因素都有一点，毕竟人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构成一个决定的，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条件，一种情绪之中，往往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的行为很难跟他的个性完全统一，这是人心的复杂性决定的。如果你认为人心可以简化为一句话，人可以被单纯地概括为好或不好、功利或非功利、伟大或卑琐、无私或自私，就说明你还不了解人心——当然，智者例外。
不过，赵佗借秦朝的力量发展南越大地，然后断绝与秦朝的来往，对秦朝的死活不闻不问，这种行为终究还是不那么道义。只是，一旦跟战火有关，又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道义呢？就算他是忠义之士，为老东家秦王朝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一点执念，带领无数的老百姓走向本能避免的死亡，同样不那么道义。相反，闭关自守，把中原之争关在门外，首先让岭南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或许也算是一种道义。所以，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义与不义永远都是对立的。
岭南的人文始祖
赵佗统治了岭南近百年——其中包括归顺于汉朝的那些年——在这么多年里，他为岭南做了很多实事，首先就是开新道、凿灵渠，这是最关键的奠基之举。当然，开新道、凿灵渠的发起人不是赵佗，而是秦始皇，赵佗只是推动者和执行者而已。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开发岭南的人，应该是秦始皇。
秦朝占领岭南之前，中原和岭南之间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中原人想到岭南去，或者岭南人想到中原去，只能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行走。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阻碍重重，于是，秦始皇派遣了大量的戍卒、犯人等贱民，开凿沟通南北的道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王朝还发配了一些有罪官吏到岭南，跟贱民们一起从事以筑路为主的苦役。他们所筑的陆路，就是任嚣叫赵佗切断的新道。从任嚣的嘱托来看，新道当时在岭南是陆地上唯一的对外通道，可见新道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