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雷丁监狱
亲爱的波西：
经过漫长和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主动写信给你。此举既是为你着想，也是为我自己着想，因为我不乐于看到，在漫长的两年监禁期满后，还是收不到你写的一行字，或是得不到任何你的消息或口信（那些让我伤心的不算）。
你我那段命运坎坷和最可哀可叹的友谊已经随着我的身败名裂而结束，但往日的情谊仍常常在我的记忆里浮现。一想到自己心中那个曾经被爱充满的地方就要被厌恶、怨尤和鄙夷永远占去，我就满怀忧伤。我想，你自己心里一定也清楚，你与其未经我允许就发表我的书信，与其未问过我便把你的诗集题献给我，倒不如写封信给牢里孤孤单单的我，这会让我更加受用。不过，当然，那样的话，世人便不会知道你选择来回应或叫屈的是哀伤还是热情的言辞，是悔恨还是冷漠的言辞。
因为这封信不免会谈到你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会谈到过去和未来，会谈到一些美事如何变成苦事，以及一些苦事如何可能在未来变成欢欣，我毫不怀疑有好些内容会深深刺伤你的虚荣心。果真如此的话，你就应该把信一读再读，直至它把你的虚荣心杀死为止。假如你认为它对你的指控有不公之处，那就应该记住：若我们还有足够的清白可以受到不公指控，便应该感谢上天。假如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让你涌出眼泪，那就哭吧，像我们狱中人那样尽情痛哭（监狱的白天和夜晚都是专为眼泪而设）。哭是唯一可以拯救你的方法。如果你不这样做，反而跑去找令堂告状（上次你得知我在写给罗比[1]的信中数落你之后便是如此），让她哄你捧你，使你回复到沾沾自喜或自负的原有状态，那你就定然被毁。如果你现在找到一个借口，便很快会找到一百个借口，让自己安于当那个原来的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认为（就像你在回信给罗比时说过的），我是把“一些莫须有的动机”加之于你？唉，我又怎会把什么动机加之于你！你的人生毫无动机可言，有的只是吃喝玩乐之思。要知道，“动机”是一种知性目标。还是说你会辩称，在你我交往之初，你还“少不更事”？但你的问题不在对人事懂得太少，而在懂得太多。少男年华犹如初露的晨曦和初绽的娇嫩花朵，但你很快被它那些纯洁清澈的光辉、它那些无邪的欢乐和希冀弃如敝屣。你用飞快的脚步从浪漫主义奔向了现实主义。阴沟和生长其中的东西让你着了迷。这就是当初你何以会惹上麻烦，找我帮忙，而我出于怜悯和善意，很不明智地（世人定义下的“不明智”）给予你帮助。你务须把这信好好读一遍，哪怕它的一字一句都可能像外科医生所用的火或刀那般，让细嫩的肌肤灼痛或流血。要记住，诸神眼中的蠢材和凡人眼中的蠢材大不相同。一个人即便对艺术流变或思想演进的种种一无所知，即便不懂得欣赏拉丁诗歌的华彩或元音化希腊语更丰富的音乐性，不懂得欣赏托斯卡纳式雕刻或伊丽莎白时代歌谣，照样可以充满最甜美的智慧。真正的蠢材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诸神专嘲笑或加害这种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曾是这种人。你当这种人迄今已很长时间，别再当了。不要害怕改变。最要不得的缺点莫过于浮浅。凡经过悟明的都会归正[2]。也别忘了，这信中任何读了会让你惨戚的内容，我下笔时的心情要更加惨戚。那“看不见的力量”[3]一向厚待你。它容许你只是像看见水晶里的阴影那样，看见人生怪异和悲惨的形状。美杜莎[4]的脸会让人变成石头，但你被容许透过一面镜子看她。你一直都可以在鲜花丛中自由自在地行走，不像我那样，失去了整个充满声光色彩的美丽世界。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自责得厉害。以身败名裂者的身份穿着囚衣独坐在幽暗囚室时，我怪自己；在辗转反侧和睡睡醒醒的煎熬夜里，我怪自己；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白昼，我怪自己。我怪自己任由一段毫无知性成分的友谊主宰我的人生，任由一段不是以创造和沉思美丽事物为首要目标的友谊完全主宰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我之间便存在着巨大落差。你念中学时懒散度日，念大学时更甚。你不明白，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一个作品质量仰赖强烈个性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以观念交流、知性氛围、安静、平和和孤独来灌溉。你对我写出的作品赞叹不已，你享受我每出戏剧首演之夜的辉煌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盛大庆功宴，你也以（这是很自然的）身为我这样的杰出艺术家的密友自豪。但你不明白艺术创作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我以下说的这个不是什么夸大修辞，纯粹是忠于事实的陈述：有你在我身边的全部时间里，我不曾创作出一行字。不管是在托基（Torquay）、戈灵（Goring）、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有你在身旁，我便会灵感枯竭、创意全无。说来遗憾，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几个特定时段，你总是在我左右。
例如（这里只举众多例子的其中之一），在一八九三年九月，为了可以心无旁骛地写作，我特地在詹姆斯饭店租了一间套房。事缘我答应过帮约翰·赫尔（John Hare）写一出戏，却过了交稿日期还没动工，被他不停地催。头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你是因为你我对《莎乐美》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5]，负气不找我，光以写一些蠢信骂我为满足——这种事在你不是不常见的。结果，那星期我写出《理想丈夫》的第一幕，连所有细节的润饰工作都全部完成，几乎可以直接拿来演出。但第二星期，你又出现了，让我的工作近乎完全停摆。我每天早上十一点半便会到旅馆去，以便可以不受打扰地构思和下笔（因为我家里虽然宁静，仍不可避免会受到打扰）。但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你总是十二点坐马车到来，抽烟和拉我聊天直至一点半，然后我又不得不把你带到皇家咖啡厅或巴克莱餐厅吃午饭。连喝利口酒在内，这顿午饭总是持续至三点半。饭后，你会到怀特俱乐部休息一小时，再在下午茶时间准时出现，一直待到要换衣服吃晚餐。我们要不是在萨沃伊饭店就是在泰特街[6]吃晚餐。你总要缠我到午夜，非得在威利斯餐厅吃过消夜才会心满意足，觉得一天没虚度，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天天如是，唯一的例外是你出国那四天。然后，到了游程结束，我当然又得跑一趟，到加来[7]接你回来。对我这样心性气质的人来说，这种处境既荒诞又可悲。
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个欠缺独处能力的人了吧？知道你天性上汲汲于占据别人的关注和时间了吧？你缺乏任何维持知性专注的能力。你无法培养出“牛津气质”真是一件憾事，也就是说，你从来无法优雅地掂量不同观念的分量，对什么问题都是武断地下结论又坚持己见。这一切，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只在享受人生而不在艺术，不只对你本人文化修养的长进具有摧毁性，也对我的艺术创造力具有摧毁性。每当我拿你我的友谊和我与一些更年轻朋友的交往相对比，便会感到汗颜。只有和约翰·格雷[8]或皮埃尔·路易[9]之类的朋友在一起，我才能说是真正在过生活（一种层次高得多的生活）。
你我的友谊带来了哪些可怕结果，这里暂且不说。目前我只想谈谈这友谊在其维持期间表现的质量。它给我带来了知性上的降格。你无疑也隐含着一点未萌芽的艺术气质，只可惜我认识你的时机不对（是太早还是太晚我也说不准）。每逢你不在左右，我的创作便会顺顺利利。例如，在上述提到那一年的十二月初，我成功说服令堂把你送出国，那之后，我重整我那支离破碎的想象力，人生也重归自己掌握，所以不但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好甚至几乎写出了另两出类型完全不同的戏剧，一是《佛罗伦萨悲剧》（Florentine Tragedy），一是《圣妓》（La Sainte Courtisane）。可你突然回来了，在足以让我的幸福致命的情况下不请自来地再次出现。自此，上述两部作品便始终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因为我再也无法重拾当初创作它们时的那种心绪。如今，你既已出版过一部你写的诗集，理应可以体会我所言不假。但不管你能否体会，这仍然是位居你我友谊中心的一个丑陋真理：只要你在旁边，我的艺术就会彻底被毁。一想到我曾任由你隔在我和艺术之间，我便无比汗颜和自责。你无法明白，你无法体谅，你无法欣赏，但我本无权指望你能够做到这些。你唯一感兴趣的是吃喝和闹脾气。你的欲望只是寻欢作乐——一些平庸或等而下之的欢乐。这些都是出于你性情气质的需要，至少你在想到它们那一刻会觉得需要。我本该禁止你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踏入我的房子或饭店套房。我为自己的软弱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一切只是软弱作祟。与艺术共处半小时比与你厮混一整天要让我有更多收获。在我人生的任何阶段，任何东西与艺术相比都微不足道。但就一个艺术家来说，软弱不亚于罪，因为软弱会瘫痪他的艺术想象力。
我还怪自己任由你把我带到经济上彻底崩坏的境地。我还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一那天早上，我与令堂在布拉克内尔（Bracknell）树叶渐黄的森林里对坐聊天。当时我对你本性的了解还甚少，因为你我有过的较长共处时间仅有两次：一次是我在你牛津的住处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另一次是你在克罗默（Cromer）陪了我十天，其间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和令堂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你身上。她指出，你的个性有两大缺点：一是虚荣心太强，另一是（用她的原话说）“对金钱的观念错得一塌糊涂”。我清楚记得我的反应是放声大笑。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的第一个缺点将会导致我身陷囹圄，第二个缺点将会导致我破产。那时的我认为，虚荣心是合乎年轻人佩戴的优雅花朵，至于“爱铺张”（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你“爱铺张”），我也完全没放在心上，因为我自己和家人从没有把精打细算和节俭视为美德。不过，与你交往了一个月之后，我便开始明白令堂的真正所指。你坚持要过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你不断向我伸手要钱；你宣称你的寻欢作乐都要由我买单，不管我是否参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财政调度上便陷入了严重困难。最要命的是，你的挥霍千篇一律且无趣透顶，无非是把钱花在满足口腹之欲或类似的事情上。不时就着一张被葡萄酒和玫瑰花映红的桌子用餐的确是乐事，但你的不知节制破坏了一切品位与雅趣。你以毫不优雅的方式向我索取，得到之后又从不道谢。你养成了一种心态，以为自己有权靠我的供养生活。你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乃至于在阿尔及尔哪家赌场赌输了钱，第二天便直接发电报到伦敦，要我把你输掉的数目存入你的银行账户，然后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一八九二年秋天到我锒铛入狱那一天为止，我与你一起花和花在你身上的钱超过五千英镑。而这还只是付出的现金，记账的部分未算在内。知道这些，你就会对你坚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一点概念。你认为我夸张吗？那让我算给你听听。在伦敦，我普通一天的普通花费（包括午餐费、晚餐费、消夜费、娱乐费、马车费等等）是十二英镑至二十英镑，换算下来是一星期从八十英镑至一百三十英镑不等。待在戈灵那三个月，我的开销（当然含租金在内）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英镑。就这样，我人生拥有的每项财物一步一步迈向了破产管理人手中。真是可怕。在那时候，“简朴的生活和高逸的思想”[10]当然并不是你能欣赏的理念，但你的铺张浪费对你对我都是一桩丑事。我记得我平生最愉快的其中一顿晚餐是与罗比共进的，地点不过是苏活区（Soho）一家小小的餐馆，而且价钱是以先令为单位，不像与你共餐时动辄以英镑为单位。我第一本对话录（也是最精彩的一本）就是从那顿晚饭里得到的灵感。它的观念、标题、处理手法和表现方式全都是来自一顿三法朗半的客饭[11]。但我不曾从与你共进的那些荒唐晚餐里得到过什么，有的只是太过饱腻和酩酊大醉的回忆。我老是迁就你的需求对你其实只有坏处。你现在明白了吧？因为我的迁就只让你更常索要——虽然不是每次都是出之以厚颜无耻的方式，但至少每次都是出之以毫不优雅的方式。有太多太多次，我在做东之时都毫无欢快或荣幸之感可言。你忘了你该做些什么。我不会说你忘了说些客套的道谢话，因为太客气会让亲密友谊变得拘谨。你忘了的是好朋友相处时应有的雅趣，是愉快交谈（古希腊人称之为τερπυòυ κακόυ）的魅力，是所有能使生活变得可爱的贴心举动——它们就像音乐那样，可以让万物和谐，让荒芜或死静之处被旋律充满。虽然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明明已经潦倒不堪，怎么还会计较一种羞愧和另一种羞愧的不同，但我还是得老实承认，那么愚蠢地在你身上撒钱，任你糟蹋我的钱财，这让我加倍羞愧。因为此举不但害了我自己，还害了你；也因为我竟由于庸俗的花天酒地而破产实在让人不堪。老天生我是另有他用的。
但我自责最甚的是任由你把我带到精神高度荡然无存的境地。人格的基础是意志力，我却让自己的意志力完全臣服于你。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真得不能再真。其中有几种原因，包括就像出于某种身体需要似的，你无休止地闹脾气，这让你的心灵与身体发生扭曲，使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看不敢听的怪物；你遗传了令尊那种可怕的狂躁，这狂躁又驱使你不停写出一些让人反胃恶心的书信；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突然像癫痫发作那样大吵大嚷，就是板起一张臭脸，久久闷不吭声。我在许多信中都提过你的这些毛病（你从不把我的信当一回事，到处乱放，不是掉在萨沃伊饭店便是其他什么饭店，被人捡去。其中一封还落到令尊的律师手中，被当作呈堂证供）。在那些信中，我都不无悲情地恳求你（如果你当时了解什么叫悲情自会看出），我会要命地屈服于你与日俱增的苛索，正是上述你的种种毛病所导致。那是小性子对大性子的胜利，那是以弱凌强的范例，而正如我在一出戏剧里说过的那样，弱者的专制统治是“唯一可持久的专制统治”[12]。
我的屈服是无可避免的。在人生的每种关系里，我们都必须找出相处之道（moyen de vivre）。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放弃你，再没有第三个选项。出于对你的爱（哪怕是错爱），出于对你性情缺憾的极大怜悯，出于我有口皆碑的好性情和凯尔特人怕麻烦的个性，出于艺术家对吵嚷场面和恶言相向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受不了别人恨我，出于我不愿生活的美被鸡毛蒜皮的事破坏——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事事向你让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你的要求、你控制我的努力和你的苛索变本加厉，越发不可理喻。你那些最委琐的动机、你那些最低下的口腹之欲、你那些最平凡的激情对你来说变成了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而为了成全这些法则，有必要时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让别人牺牲。因为知道大吵大闹总可以让你如愿以偿，你自然会（我相信几乎是不自觉的）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最难听、最下流的话都说得出口。但说到底，你并不知道自己汲汲营营的是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目标何在。出于盲目和无止境的贪婪，你吸尽我的才华、意志力和财富，占去我的整个存在。你把它拿走了。另一方面，在我人生最为关键和悲剧性的时刻，就在我要为我的荒谬行动踏出可哀可叹第一步[13]的前一刻，我又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是令尊在我的俱乐部里留了一张名片攻讦我，另一方面是你用一些恶心程度不遑多让的信挞伐我。在我任你把我拉到初级法庭申请那纸荒唐拘捕令那天早上，你又出于最可耻的理由给我写了一封最恶毒的信。夹在你们父子中间让我晕头转向。我的判断能力舍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容我坦白说，在你们的夹击下，我看不到有路可逃。我像脚步蹒跚的牛那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心理学的大错。我一直以为，在小事情上事事迁就你无伤大雅，因为一旦遇到大事情，我的意志力自然会重新振作，发挥出原有的威力。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前面所说的那个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完全不见踪影。人生其实无所谓大事小事之分，每件事都是同等的价值和同等的规模。我养成了事事迁就你的习惯（起初只是因为懒得计较），而这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本性的一部分。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它已经把我的性情定型为一种永久和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何以佩特[14]会在其散文集的跋里说：“失败源于形成习惯。”牛津那些笨蛋还以为他说这话是故意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唱反调，不晓得其中潜藏着一个莫大和可怕的真理。我无知地任你榨干我的人格力量，而“形成习惯”所带给我的还不只是失败，更是毁灭。你在精神层面对我的杀伤力甚于艺术层面。
拘捕令下来之后，一切当然便完全落入你意志的主导。当时，我本应留在伦敦听取律师的意见，冷静思考一下我是如何掉入自己布下的蠢陷阱（令尊至今还这样称呼它）的，但你硬要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去玩。在那个天底下最让人反感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赌场开到多晚便赌到多晚。因为我对百家乐缺乏兴趣，只有在一旁枯坐的份。你甚至不愿意抽五分钟空和我谈谈你和令尊所带给我的困境。我唯一的作用是为你支付饭店开销和为你补给赌资。只要我稍稍提到我即将面临的磨难，你便满脸不耐烦的表情。侍者推荐的一种新品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回到伦敦之后，那些真正为我着想的朋友都劝我走避国外，不要去面对一桩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你却说他们是居心不良，又说我若是听从他们便会变成懦夫。你逼我留下来，逼我在证人席上用荒谬和愚蠢的伪证顶住一切诘问。到头来，我当然成了阶下囚，而令尊则成了当时得胜的英雄——还不只是英雄，更是不朽者。就像历史曾经出于什么滑稽原因而让克利俄（Clio）成为众缪斯女神中最不正经的一位，令尊也将以好父亲的形象永存于主日学校的读物里，而你亦会被媲美为婴儿撒母耳[15]。至于我，则会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吉尔斯·德·莱斯和萨德侯爵[16]一类的人渣排排坐。
我当然早该摆脱你。我早该像人们抖掉衣服上的虱子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抖掉。埃斯库罗斯[17]最精彩的一出戏里有这么一段：一个大领主把一头小狮带回家养。小东西每逢大领主喊它都会眼睛一亮，又会摇头摆尾讨食物吃，让主人疼爱有加，不料这小狮长大后兽性复萌，把大领主本人、他的房子和财产全给毁了。我觉得我也是养狮为患。但我的错不在没有离开你，而在离开过你太多次。若是没记错，我固定地每三个月会结束你我的友谊一次，而每次你总是用哀求、电报、书信求我原谅，不然就是找你或我的朋友代为说项。就我所记得的，最早一次发生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时我们待在戈灵。那一天，当你负气走出我租赁的房子之后，我决计不再跟你说话，也决计无论如何不让你跟我在一起，因为前一晚你大吵大闹一通，让我反感之极。但你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写信和发电报来求我原谅。然后你的导师[18]（他还没离开我家）又出面求情，说你有些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不是故意的；又说莫德林学院大部分人也持相同看法。于是我答应再见你一面，而我当然也原谅了你。回城的路上，你央求我把你带到萨沃伊饭店去玩。这对我而言确实是个致命让步。
三个月后（即六月，当时我们还待在戈灵），有个周末，你一些牛津的朋友来访，从周六待到周一。他们临走那个早上，你又当众对我发了一顿可怕至极的脾气，逼得我必须再次提出分手。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站在平坦的槌球场里，四周是漂亮的草坪，而我向你指出，我们在一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为再这样下去，你绝对会毁了我，而我也显然并未能把快乐带给你。只有彻底分手才是合乎哲学的明智之道。你吃过午饭后臭着脸离开，事前交给管家一封恶毒的信件，要他等你走后再交给我。但不到三天，你又发来电报求我原谅，求我让你回来。我租那屋子原是为了取悦你，我雇你的仆人为仆原是应你之请，我也总是为你的可怕脾气感到深深遗憾，认为你只是不由自主并深受其害。更何况我还对你充满情意。所以我答应让你回来，并原谅了你。再三个月后的九月，你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吵大闹。这一次的起因是我指出你在把《莎乐美》翻译为英文的时候，犯了一些小学生才会犯的错误。如今你的法文想必已大有长进，应该看得出来那译文既配不上原作，也配不上你牛津人的身份。但当时你还没有这种见识，而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你表示你对我“毫无知性方面的亏欠”。我记得，读到这话时，我感到那是你我交往期间你说过的唯一一句至理名言。我由此明白，当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会更适合你。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怪你，而只是想指出一个有关人与人相处的事实。一切人际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说到底都是一场交谈，而交谈必须有共同基础，在文化修养程度极不对等的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最低层次的一种。鸡毛蒜皮的思想和行为一样可以很可爱。我曾用它们作为一种非常杰出的哲学的基石，以戏剧和吊诡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你我生活中的蠢话蠢事让我厌倦异常：你唯一的话题是烂泥巴[19]。你开口闭口净谈这些，它们无疑极度引人入胜，但听多了还是让我感觉无比单调，倒尽胃口。它们常常让我无聊得要命，但我仍然接受，就像接受你对杂耍剧场的狂热，接受你在吃喝上躁郁症似的铺张无度。换言之，我只是在强忍，以此作为多理解你一点的代价。离开戈灵之后，我去了迪纳尔[20]半个月。你因为我不带你去而大发雷霆，在我们还住在阿尔伯马尔饭店（Albemarle Hotel）时便闹了几次，接着又连续发电报到我暂住几天的乡村别墅骂我。我先前解释过何以不让你随行：你有责任多陪陪家人，因为你一整个夏天都在别处过。我话是这样说，但实际的理由是，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可能容许你与我同行。你我黏在一起已快十二周。我需要休息，需要从与你共处的可怕压力中解放出来。我必须有一点点时间独处，那是知性的一种必需。所以我得承认，从你的信中（上面引用过的那封），我看出一个可以结束我们致命友谊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像三个月前在戈灵一个晴朗六月天的早上那样，向你提出分手。然而，这时又有人出面为你说话（不瞒你说，这人是我的朋友，曾在有困难时得到过你的帮助）。他说，如果我像退回小学生作业那样把你的译文退回给你，对你的伤害未免太大，又说我在知性上对你要求太过严苛，而且，不管你对我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你对我都是一片挚诚。这番劝说让我怦然心动。首先，我想到你在文学上刚起步，我不应该成为第一个泼你冷水或让你泄气的人，何况我也清楚地知道，除非由一个诗人来翻译《莎乐美》，否则绝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传达出它的节奏和色彩。另外，“一片挚诚”在我看来（当时如此，至今还是如此）是一种美好事物，不应轻言舍弃。所以我就答应接受那译文，也接受你回来。然后，刚好又是三个月之后，你又当众闹了几场。最让人厌恶的一次发生在周一傍晚，当时你把两个朋友带到我住的套房去。第二天，为了躲你，我随便给家人编了个必须马上出远门的可笑理由，又留给仆人一个假地址，以防你会搭下一班火车追踪而至。记得那天下午，坐在火车车厢里向巴黎疾驰时，我只觉得自己的处境荒谬至极：我堂堂一个世界知名人物，竟为了切断一段对知性和精神两方面都有害的友谊，逃出英国；那个逼得我夹着尾巴逃走的不是什么从下水道或泥潭跃入现代生活的可怕怪物，而是阁下——一个与我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曾经像我一样上过牛津大学，还是我家一个固定的座上宾。就像往常一样，你那些恳求原谅和表示知错的电报随后便到，但我没有理会。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答应见你一面，否则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到埃及去。是我央求令堂把你送到埃及的（我事前询问过你，提出的时候你也在场），因为继续待在伦敦只会毁掉你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你不去埃及，令堂将会失望透顶。为她着想的缘故，我答应了见你，而在强烈情感的驱使下，我也原谅了你过去的一切——但没有对未来做出承诺。
回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坐在房间里，悲伤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真如我所想的那样，浑身充满可怕的缺点，对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彻底的祸害，不远离你的话将带来致命后果。我思考了整整一周，不断琢磨我对你的判断会不会不公平、有冤枉你之处。最后，我收到令堂的来信。这信彻底印证了我对你的每一个印象。她谈到你那盲目夸张的虚荣心，说这虚荣心让你鄙夷自己家人，让你把你那位老实人哥哥视为“庸俗之辈”。她提到你的脾气是那么的大，让她不敢过问你的交友状况；她谈到你对金钱的态度最让她心忧。她当然也看出可怕的家族遗传让你背上多大的重担。她坦然承认这一点，语气充满忧惧：“他是我几个孩子中继承了道格拉斯家族致命性情气质的那一个。”信的最后，她说她觉得有责任坦言，依她之见，你与我的友谊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虚荣心是你所有缺点的根源），又恳切求我不要在国外与你会面。我马上回信，说我完全同意她的每一句话。我还补充了更多，把能说的都说了。我告诉她，你我是在你就读于牛津的时候认识的，那时你惹上性质非常特殊的大麻烦，前来求助于我。我告诉她，你后来的生活继续如是，继续受同一性质的麻烦所困扰。因为你把错推到去比利时的同伴头上，而令堂在信中责怪我把你介绍给那个找你一道去比利时的同伴（你说是他出的主意），我便告诉她真正出主意的是谁：阁下。我在信末保证，我没有一丝要与你在国外会面的念头，又求她设法把你留在国外——可能的话帮你弄个荣誉参赞当当，不行的话也让你借这机会学习几种外语。总之是用她想得到的任何理由把你留在埃及至少两三年。此举既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
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写信给我，每个邮班都少不了你的信。我全然不当一回事，每封信都是读过便撕掉。我铁了心不再与你有任何瓜葛。吾意已决，也很高兴可以重拾被你打断的艺术创作进程。没想到，三个月后，令堂却出于她一贯的软弱（这软弱对我人生悲剧的贡献并不亚于令尊的蛮横个性），写信来帮你说话。她告诉我（我毫不怀疑是你授意的），你因为我不回信而食不下咽、睡不安稳，而为了让我不至于找借口不写信，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我（雅典当然是一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她的信无疑让我讶异万分。我无法明白，鉴于她在十二月写给过我的那封信和我的回信，她此时又怎么会设法修复或更新你我那份不幸的友谊。我当然回信，信中再次呼吁她设法帮你在某间驻外大使馆谋一职位，以防止你回国。但我并没写信给你，也没理会你发来的电报。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写信给我太太，求她运用影响力促使我给你写信。你我的友谊一直是她的烦恼之源：不只是因为她不喜欢你的为人，还因为看出我已被你我的友谊所改变，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但就像她一向以最雅量好客的方式对待你，她这一次也无法忍受我对我的任何朋友无礼。她认为（应该说知道）这不是我一贯的为人。出于她的请求，我发了电报给你。我还清楚记得这电报的措辞。我说，时间可以治愈每个伤口，但接下来许多个月，我将不会写信给你，也不会见你。没想到，你一收到电报便毫不迟疑地启程，动身去巴黎，路上又不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求我无论如何至少再见你一面。你在一个周日的深夜抵达巴黎，但我在你预订入住的饭店留了一封短柬，表示我将不会见你。第二天早上，我在泰特街收到一封十至十二页的电报。你在电报中表示，不管你对我做过什么，你都不能相信我会永不再见你。你提醒我，为了见我一面，你六日六夜兼程横跨欧洲，中途完全没有停歇。我必须承认，你的电文表现出最苦情的哀求，结尾处又隐隐以自杀相威胁，让人读了于心不忍。你以前常常谈到家族中有多少人是双手沾满自己的鲜血：你叔叔确实是自杀而死，你祖父可能是死于自杀，还有许多人后来发了疯[21]。基于同情，基于难忘的旧情，基于想到你的死会对令堂构成几乎不可承受的打击，基于想到你如此年轻的生命就此断送实在可怕（必须承认，这生命虽然包含各种丑陋瑕疵，但仍然包含着未萌芽的美），我答应再见你最后一次（若还有必要找什么借口的话，光是基于人性考虑我便有义务这么做）。我去了巴黎，而一整个晚上，不管是在瓦赞（Voisin）餐厅吃晚饭还是在帕亚尔（Paillard）餐厅吃消夜，你都泪如雨下，没有停过。你看到我时流露的真心和欢快，你一有机会就抓住我手的举动，都像一个柔顺和悔过的小孩。你的悔悟之意在当时是那么单纯而真诚，让我同意恢复你我的友谊。回到伦敦的两天后，我们在皇家咖啡厅吃午餐，被令尊撞见，他走过来坐下，喝了我的葡萄酒，然后，当天下午，他写了一封信给你，信中对我展开了第一轮攻讦。
说来也许奇怪，但与你分手的责任（这一次我不会说是“机会”）后来再一次落在我身上。不用我提醒了吧，这次的起因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三日那几天，你在布赖顿对我的刻薄态度。那是三年前的旧事了。对你来说，三年前发生的事当然是远之又远，但对我们这种在牢里度日的人来说（这种人的生活除了悲苦没有别的事），时间是以痛苦的搏动来计算的，是以咀嚼苦涩的往事来记录的。我们没有其他事好想。你听起来可能奇怪，但痛苦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方法，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的方法。回忆旧痛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我们和旧时的那个我具有连续性。一如现在的我和现实中的快乐隔着一道深渊，我和记忆中的快乐也隔着深渊。如果你我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果真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快乐无忧和充满笑声，那我将会无法记得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相对应地，正因为它充满苦味、不祥之兆、可怕枯燥的争吵和不得体的暴力，我如今才可以看见或听见每起事件的每个细节。确实，除了这些，我如今很少能看见或听见别的。监狱生活是那么的痛苦，以至于每次我被迫去回忆你我往日的交往情况时，总觉得那是一首序曲，是我每天都得承受的各种煎熬的前奏。事实上，站在现在回顾往事，我的人生根本就是一首悲伤交响曲，一乐章一乐章地推向某个结局，其中每个环节都有其必然性，一如艺术上处理每个重大题材的一贯手法。
我谈到三年前你有三天对我很刻薄，对不对？那时我一个人待在沃辛，想把一个剧本完成。中间你来了两次。后来你又突然出现，还带着一个同伴，要求我让他住一晚。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应该看得出来，这要求有多么不恰当）。我当然还是招待了你们，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我是在别处招待你们，不是在家里。第二天周一，你朋友回去工作，而你留了下来，住在我那里。但你已经在沃辛待腻了，坚持要我带你到布赖顿的格兰德饭店散心（我毫不怀疑，你这样要求还是因为不满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写作上）。到达布赖顿那个晚上，你病倒了，微微发烧，得的是那种被人愚蠢地称为流感的病。如果这不是我认识你之后你第三次身患此症，便是第二次。我对你无微不至，不只提供给你各种金钱买得到的慰藉（昂贵的水果、鲜花、礼物和书本），还提供给你金钱买不到的殷勤照顾、柔情蜜意和爱。其间，除了早上散步一小时和下午坐马车一小时去买东西之外，我不曾离开过饭店。因为你不爱吃饭店提供的水果，我便跑到伦敦买来上好的葡萄。我还编些故事说给你听，使你解颐，要睡也是睡你旁边或隔壁房间。每个晚上我都坐在旁边陪你哄你，让你安心。
你在四五天之后康复，而为了把剧本写完，我搬出饭店赁屋而居。你当然跟了过来。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我感到身体极其不适。你当时有事非得到伦敦一趟，但答应下午便会回来。你在伦敦见了一个朋友，可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到布赖顿。当时我已发着高烧，而据医生诊断，我是从你那里感染了流感。我发现，对生病的人来说，没有比住在出租屋更不方便的了。起居室在二楼，我的卧室却在四楼。我没有仆人伺候，甚至没有人可以帮我送信或购买医生吩咐的东西。但因为有你在，我并不惊慌。然而，接下来两天，你却把我一个人晾在一边，让我既缺人照料，也要不到任何想要之物。我不是指要不到葡萄、鲜花或精致的礼物，只是指要不到必需品。我连医生吩咐我喝的牛奶都喝不到，想喝柠檬水更是不可能的事。我求你到书店帮我买本书，说是如果找不到我指定的那一本，就随便挑一本。你却懒得跑一趟，害我一整天无书可看。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之后，你若无其事地告诉我，错不在你，因为你已买了书，也吩咐书店送过来，却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送来（事后我无意中得知，你这番话完全是鬼话）。毋庸说，你这期间的开销（包括马车费和在格兰德饭店的晚餐费）完全由我供应，而且你也只有在要钱时才会出现在我的床头。周六那天晚上，鉴于你从早上起便放着我不管，我要求你吃过晚餐之后回来，陪我一下。你带着恼怒的口气和不优雅的手势答应了。我等你等到十一点，始终不见人影。于是，我在你房间里留下一张便条，提醒你你答应过我却又食言。到半夜三点，我因为睡不着又渴得要命，便强撑起身体，下楼去起居室，希望可以找到水喝。没想到我却看见了你。你马上兜头盖脸对我破口大骂，措辞之粗俗只有毫无节制和毫无教养的人才说得出口。通过“自我中心”这种可怕的炼金术，你把你的理亏转化成了暴怒。你指控我，说我指望你在我生病时陪我是一种自私心态，指控我不应在你和你的娱乐之间作梗，指控我设法剥夺你的快乐。你说（我知道这话不假）你会在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套衣服，好再到别处去寻欢作乐，却不意看见我留的信，这让你大为扫兴，害你重新作乐的能力大减。我回到楼上，整晚都睡不着，直到破晓之后许久才弄到东西止息我那因发烧而引起的口渴。你在十一点走进我房间。你前一晚的吵闹让我意识到，我的信到底对你的放纵起了一些抑制作用。到了早上，你看似已经恢复常态。我自然会等着听你以什么借口解释你的行为，用什么方式请求我原谅——因为你绝对相信，不管你干了些什么，总是会得到我的原谅（说真的，这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或许也是你身上最美好的部分）。不过，我猜错了。你非但没有道歉，求我原谅，反而把昨晚的不满又宣泄了一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更激烈和更凶猛。我最后只好叫你出去。你假装照办，当我把埋在枕头里的头抬起，却看见你站在原地，随后你又突然含着狞笑和歇斯底里的怒气朝我走过来。我心里一惊（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马上从床上跃起，赤脚走了两层楼梯，逃到起居室，一直待到房东（是我摇铃找他过来的）保证你已经离开我卧室为止。他又保证会留在附近，以防万一。一小时之后（其间医生来过，发现我处于一种神经高度紧张的虚脱状态，烧得也更厉害了），你默默走进卧室。你是为钱而来。在梳妆台和壁炉架搜刮过一遍之后，你便带着行李离开了。需要我来告诉你，在接下来卧病孤苦的两天，我是怎样看你的吗？需要我来提醒你，即便只是泛泛之交，你对病中人表现出的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耻的吗？我由此意识到，最终时刻已经来临，并由此感到大大地松一口气。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艺术和人生将会在各个可能的方面都变得更自由、更美好和更美丽。我人在卧病，心里却很轻松。一想到这分手将是不可挽回的，我便感到心灵平静。我在周二退了烧，几天来第一次可以下楼用餐。周三是我的生日，桌上放着一堆贺电和信件，其中一封是你的亲笔信。要展信披读那一刻，我满怀惆怅，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因为你的一句柔情之言或忧伤之语而原谅你。但我完全被骗了，我低估你了。你会在我生日写信来，只是为了把前两次的谩骂写成白纸黑字，用更精心和更慎重的方式把它们重现一遍！你用你那些不入流的俏皮话挖苦我。你说，整件事情让你最得意的是你回伦敦前先去了格兰德饭店，把吃午餐的账记到我头上。你恭喜我还算聪明，懂得赶忙从病床上爬起来，飞奔下楼逃命。你还强调：“那是你的凶险时刻——比你猜想的还要凶险。”唉，不用你说我也能感觉得到！我不知道的只是你当时是想把为吓唬令尊而买的那把枪掏出来（你曾经在一家餐厅里发射过它一次：当时你以为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是想抓起那把放在桌子上你我中间的餐刀，还是想要（因为盛怒使你忘了自己身材比我瘦小）对我来一番拳打脚踢。我至今还不知道答案。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当时被一股彻底的惊恐攫住，晓得若是不赶快逃出卧室，你就会做出或是尝试做出某种会让你愧疚一辈子的行为。那之前，我只从另一个人那里体验过一次这种大惊恐。当时我人在泰特街的书房里，面前站着令尊，处于我们中间的是霸凌（换言之是他的好朋友）。令尊挥舞着癫痫发作似的小手，满嘴只有他的污秽脑袋才想得出的污言秽语，一再叫嚣着威胁我（他后来说到做到）。那一次，先走出房间的人是他，是我赶他走的。但与你的那一次，先走出房间的人是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逼着救你，免得你做出蠢事。
你的信这样作结：“你只要不是站在基座上便会没啥意思。下次你生病我会马上闪人！”[22]唉，这种话透露出的是多么粗鄙的嘴脸，多么匮乏的想象力！透露的是多么的麻木不仁，多么平庸的性情气质！待在不同监狱期间，这几句话在我的脑子里响起过不知多少遍。我对自己把它们说了一遍又一遍，端详它们，希望从中看出（但愿不是不公允的）你奇怪沉默的端倪。既然我是因为照顾你而被你传染致病，你写出那样的话当然是既粗鄙又残忍，但即便不是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写那样的话给另外一个人，都是一种无可原谅之罪（假定世界上有无可原谅的罪）。
坦白说，读罢你的信，我有一种近乎被污染的感觉，就像因为曾与你这种人为伍，我的人生已无可挽回地变脏和变下贱。我的确是已经变脏和变下贱，但要到六个月后，我才完全明白自己有多脏和多下贱。我计划周五回伦敦，又打定主意要去见乔治·刘易斯勋爵[23]，请他代我写一封信给令尊，声明我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你进我的屋子、与我同桌吃饭、交谈或一起散步，总之是不管何时何地都不容许你在我身旁。等这事办好，我会再写信通知你我采取了什么行动，但不会解释理由，因为理由你无疑已了然于胸。我是周四晚上打定这些主意的。然而，到了周五早上，当我坐下来要吃早餐时，事情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打开报纸，看见上面刊登了一封电文，说令兄（也就是那位真正的一家之主、爵位的继承人和家中的栋梁）被发现死在一条沟渠中，身边搁着他发射过的手枪。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那是意外，但当时以为那是更黑暗的原因造成的。令兄为任何认识他的人所喜爱，却这样突然死掉，而且几乎就是死在成婚的前夕，当然会叫人万分悲痛。一想到你会多么哀伤，一想到令堂会因这丧子之痛而有多么锥心刺骨（特别是因为这儿子一直是她的安慰和喜乐之所系：她曾告诉我，令兄从诞生之日起便从未曾让她操过心和掉过泪），我便对你和你家人产生无限哀怜。当时你另外两位兄长都不在欧洲，所以令堂和令妹唯一能依赖的便只有你：不只要依赖你的陪伴以缓解痛苦，还要依赖你处理各种劳神费心的后事。想到这些，连带想到人世间的种种哀愁，我便心潮起伏、五内翻腾，也顿时忘却对你的愤懑和怨恨。你固然在我病中对我不仁，但我不容许自己在你处于丧兄之痛中对你不义。我当即给你发去一通电报，致上我最深切的同情，随即又写了一封信，邀你方便时到我家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丢下你（而且是通过律师来传达），对你会是太过可怕的一件事。
从悲剧发生现场一回到城里，你便马上到我这里来。你穿着丧服，眼睛还沾着泪水，样子非常甜美、非常单纯。你像无依无靠的小孩似的向我寻求慰藉和帮助。我为你打开我的门、我的家、我的心。我把你的悲苦当成我自己的，好让你能够承受。我绝口不提你在我病中的刻薄态度、你那些不堪入耳的谩骂和你那封不堪入目的信。你发自心坎的悲伤似乎带着你前所未有地靠近我。你从我家带去鲜花，供在令兄坟上。这些花象征的不只是他的生命有多美，还象征着所有正在冬眠和有朝一日会被带入光中的生命有多美。
诸神生性古怪，他们不只会假借我们的陋习恶癖来加害我们[24]，还会利用我们的温良恭俭来惩罚我们：要不是我曾对你和你家人带着怜悯和感情，如今就不用在这个可怕的鬼地方痛哭流涕了。
当然，在你我所有的相处关系中，我除看见了命运女神之外，还看见了劫数女神：她的步履总是飞快，因为她要前往的是流血之地。你继承了令尊的血统。那是一个可怕的血统，凡与它通婚的人都会倒大霉，凡与它交朋友的人都会厄运连连，会让拥有它的人不是置自己便是置别人于死地。在让你我人生道路交会的每个机缘（不管你是找我享乐还是向我求助），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事，但即便看似最微不足道的事，其含义之重大并不下于从屋梁纷纷飘下的尘埃或是树木落叶。因为在每件大小事情之后，劫数女神皆会尾随而至，一如哀叫所引起的回声或猛兽扑食时投下的影子，从你我友谊的一开始便是如此。这友谊源于你写给我的一封信——一封无比凄切又魅力十足的信。你在信中求我帮你脱离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极可怕的处境（对一个就读于牛津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可怕）。我伸出了援手，借助乔治·刘易斯勋爵之力帮你解了围。然而，后来因为你在他面前以我的朋友自居，最终使得我失去他的尊敬和友谊（一份长达十五年的友谊）。当我无法再得到他的忠告、帮助和关心时，我的人生便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救生员。
又例如，你寄过一首很美的诗给我（为大学诗社写的），想要得到我的青睐。我在回信中极尽文学想象力之能事，把你比作许拉斯、雅辛托斯、琼奎伊尔和纳西瑟斯[25]，或是比作某个受大诗神以爱眷顾和彰显过的人。这信犹似取自莎翁十四行诗的其中一段，再改以小调演绎，只有读过柏拉图《会饮篇》（Symposium）或领略得了古希腊大理石像神韵的人方可理解它的宗旨。坦白说吧，不管两所大学哪个优雅年轻人寄给我他写的诗，遇着我心情快活和率性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回他一封相似的信，因为我知道他必然具备充分的智慧或学养，能够正确诠释信中那些想象力翩翩的意象。但看看我写给你的那封信落得什么下场！它先是从你那里流入你一个可憎的同伴的手中，然后又从他那里流入一帮敲诈者手中：它的一些抄本被寄给我住在伦敦的朋友，寄给正在上演我作品的剧院的经理。人们对它的意旨有种种猜测，但就是没有人猜对。整个社会被一个最荒诞不经的流言弄得沸沸扬扬：这流言说我为了赎回一封写给你的不雅信件而付了一笔巨款。这谣言构成了令尊对我最恶劣攻讦的基础。我向法庭出示原信以展示它的真面目，却被令尊的律师说成一封下流信件，用意是暗暗败坏一个纯洁心灵。这信最终构成了对我刑事起诉的部分罪状。法院接受了这证据，学养太少却以道德挂帅的法官又有他自己解读那信的方式。于是我被送进牢房。这就是我给你写一封优美的信的下场。
当我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和你待在一起那一次，你收到一个从前同伴的恐吓信。你求我去见那个写信人，帮你解围。我去了，结果我被迫把你干过的一切一肩扛，并为此负责。然后，当你无法拿到学位，不得不从牛津退学时，你发电报到伦敦给我，求我去找你。我马上照办。你说你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想回家，想要到戈灵散散心。我带你去了。你在戈灵看上一栋房子，我为你租了下来——此举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我毁灭的开始。另外，有一天你来找我，让我帮一本即将创刊的牛津大学生杂志供稿。杂志创办人是你一个朋友，其名字我从未听过，他的底细我也一无所知。为了取悦你（我何时不是千方百计取悦你？），我把原为《周六评论》撰写的一页吊诡语寄给他[26]。当时我万万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就因为该杂志的性质而站在了中央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它构成了政府起诉我的罪名的一部分。我被传去为你朋友写的文章和你写的诗辩护。对前者，我无从辩解；至于后者，出于我对你年轻生命和年轻文学的绝对忠诚，我强力辩护到底，绝不容许有人中伤你为不雅诗人。但我照样因为你朋友的杂志和你那句诗（“那种无人敢称其名的爱”）坐了牢。我在圣诞节送过你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这是你在道谢函中的形容），记得吗？我早知道你看上了眼，所以买来送你，价钱是四十英镑，顶多五十英镑。后来财产查封官查抄我的藏书拿去拍卖，为的就是偿付这件“非常漂亮的礼物”。查封执行令就是因为这东西才会来到我家。另外，在那个可怕的最后关头，也就是那个致命的周五[27]，当你在汉弗莱[28]的律师事务所催我下定决心申请拘捕令和向令尊提告时，唯一能让我逃过劫数的借口（大可说是我能抓住的最后稻草）便是我付不起高昂得可怕的诉讼费用。我当着你的面告诉律师，我手头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这庞大费用。你晓得我这话一点不假。我真的是没钱，否则当天根本用不着在律师事务所里有气无力地同意自毁前程，而是早去了法国，自由而快乐，远离你和令尊，不用再管他的下流名片和你的可恶信件。问题是埃文代尔饭店（Avondale Hotel）的人坚持不让我离开。你和我在饭店里一共住了十天，而且让我大为生气的是，你还找了一个同伴来与我们同住。那十天的开支接近一百四十英镑。饭店老板坚持要我结清费用，否则坚决不让我把行李带走。这就把我困在伦敦了。要不是这笔账，我在周四早上便去了巴黎。
当我告诉律师，我没有钱负担巨额诉讼费时，你马上插嘴。你说你家人将会完全乐意支付所有必要开支，因为令尊对家里每个人都是个大梦魇；你说你们常常讨论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令尊送入精神病院，好除去一个祸害；你说令尊每天都会让令堂和家里每个人不好过，所以如果我能出面把他关到牢里，你全家将会奉我为英雄和恩人，而令堂的富有亲戚也一定会乐于为我支付打官司的一切花费。听了这个，律师当即拍板定案，而我也匆匆前往法院提告。我再没有不去的借口。我被迫卷进了浑水。事实上，你家人后来并没有代我偿付诉讼费用，而我之所以会宣布破产，完全是令尊干的好事，是因为我欠他区区七百英镑。这期间，我太太又就留给我的生活费应是每周三英镑还是三英镑十先令的争执与我反目，着手安排离婚诉讼。这样一来，我当然又会受到新的指证和吃上新官司，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罪名更加严重的起诉。我当然完全不知道我太太的律师会怎样打这场官司，但知道他深为倚重的证人的名字。你晓得那证人是谁吗？就是你在牛津念书时伺候你的仆人，后来应你之请，那年夏天我们住在戈灵时我又雇了他当仆人。
至此，我不用再多举例子，以证明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你都把我带到了在劫难逃的境地。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只是个傀儡，受一只神秘而看不见的手操纵，用以制造各种可怕的事件，以导向一个可怕的结局。但傀儡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他们会在他们的表演里添油加醋，为一出讲述盛衰的戏码加入转折，以满足他们一时兴起的怪念头和胃口。人类生命的永恒吊诡在于，我们总是完全自由又总是完全受法则宰制。我常常想，如果你那谜样的个性有任何原因解释得了的话，这就是唯一的解释——哪怕它会让原来的谜玄之又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