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二
“宁波商帮”
（简称“宁波帮”或“甬商”），是历经古、近、现的“长时段”商帮，以“无宁不成市”之名享誉时代。鸦片战争后，宁波商人在新的条件下迅速崛起，以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全国著名商帮之列，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贡献卓著，影响深远，是传统向近代转型最为成功的商帮。“宁波帮”也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著名中国领袖都重点关注过的商帮。目前，宁波商人活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宁波帮”有几十万人，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也成为中国商业史和中国经济史亟待开发的重要宝库。
“宁波帮”的含义
宁波商帮是以亲缘和地缘纽带联结起来的商人群体，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以极富经商才能和冒险精神而著称一时。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但结成商帮则在明朝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宁波鄞县的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学术界公认此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宁波帮”的称谓始于何时，何人所创，难以准确考定，但至少到清朝末年，它已被普遍使用，只是很少有人对其特定指称作明确的规范界定，人们只是约定俗成地用“宁波帮”称呼宁波籍工商经济人士。
20世纪初年编撰的《中国经济全书》中指出：“上海之所谓宁波帮者，即系表示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之意。”按照曾任天津浙江旅津同乡会会长张章翔的说法：“宁波帮是以乡谊为基础，在业务上、生活上互相需要、互相结合、互相利用的一个具有封建地域性的商业结合体。因人兴衰更替，具有实际活动而无具体组织，因之各地对宁波商人称之为‘宁波帮’。这就是称号的由来。”《宁波帮大辞典》前言中将“宁波帮”的概念界定为：“宁波帮”系指近代以来在宁波地区以外的一定区域从事工商活动的宁波籍人士。而所谓宁波籍，既包括旧宁波府七县（镇海、定海、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南田），亦包括现属宁波市属的余姚、宁海籍人士。《宁波帮研究》中宁波帮的含义是：“主要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各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域关系为基础和纽带，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其主要构成成分，是在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近现代则包括了各种类型的近代企业家、金融家和其他工商业者。”书中还将“宁波帮”的概念归纳有七种不同的含义。
由上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宁波帮”的含义可以看出，“宁波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其主要歧义在于：一、宁波帮何以成帮？近代所谓商帮，一般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无非是工商界的惯称，用以区别界内人士的籍贯。由于没有一个固定具体的组织，宁波帮的概念歧义丛生，有些论著甚至将文化、教育领域的宁波籍人士也列入其中。另外，对于“宁波帮”是否只是指在宁波以外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商业者，宁波本地的经商者是否包括在内，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二、“宁波帮”概念的泛化。由于宁波地区行政区划几次变更，原属绍兴地区的余姚在1949年后划归宁波地区，使余姚商人在1949年前后存在“归属”不同的问题，目前的相关论著则将余姚商人归于宁波帮的范畴，类似的情况还有定海、宁海商人。不仅如此，还有人习惯将紧邻的宁波、绍兴两地的商人合称为“宁绍帮”，更广泛的“宁波帮”甚至涵盖了江苏、安徽商人。有的国外研究者使用“浙东帮”或“大宁波帮”“大宁波财阀”等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泛化了的宁波帮概念。三、宁波帮人士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也导致“宁波帮”范畴难以确定。如鄞县人张寿镛创办上海光华大学，并担任校长达20年，是著名的教育家、知名学者，他又任浙、鄂、苏、鲁四省财政厅厅长及政府财政部次长、中央银行副行长等职，并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四明银行监察人。类似这样“一身数任”的情况在宁波帮中并不少见。四、1984年8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赋予“宁波帮”新的时代蕴义，扩大了“宁波帮”的内涵和外延。其时邓小平所说的“宁波帮”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宁波商帮”，实际上涵盖了所有在海外发展的经济、文教各界的甬籍人士。
“宁波帮”有关概念的泛化，以及有些论著叙述的随意性，给学者的研究增加了困难。研究者在论著中议及宁波帮时，都须首先对其进行“自我”界定。规范“宁波帮”的含义，这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甬商研究的历史回顾
近代以来，“宁波帮”在新的环境中脱颖而出，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加，影响的日渐显著，逐渐受到各界的瞩目，在各类报刊上屡被提及。1906年《商务官报》中杨荫杭的《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一文在介绍上海各商业帮口时，以宁波帮和绍兴帮、钱江（杭州）帮并列。
上海通社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载有《上海四明公所研究》，该文论述宁波帮与上海的经济发展，着重探讨四明公所发展沿革、主要事业及对宁波帮发展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宁波商人转赴海外发展。其后几十年间对商人及商帮的研究陷于沉寂，特别是“帮”的概念被打上政治烙印，“宁波帮”之称也因此多为人们所忌讳。海外学者在此期间开始关注宁波帮商人的历史贡献。早在20世纪50年代，根岸佶在《上海的行会》中就专门论及了在上海的宁波帮，并对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发展沿革，宁波与江浙财阀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Susan Mann Jones的《1750—1880年宁波的金融势力：钱庄》（<i>Finance in Ningpo：The‘Ch’ien Chuang,1750—1880</i>）、《“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i>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i>）探讨了宁波帮在上海金融业的活动，特别是宁波帮开设的钱庄与上海金融业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相关论文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相互结合，运用定量分析、实地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观点颇予人以启迪。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人们观念日益解禁，学界开始对以前被“概念化”“政治化”了的“买办”“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等概念重新审视。丁日初、杜恂诚合撰的《虞洽卿简论》一文可谓具有双重意义，既为学术界当时“打破禁区”的代表作，也是大陆学界重新关注宁波商人研究的新起点。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更加促使人们关注“宁波帮”的历史和现状。《瞭望》1986年第28期吴克强《饮誉四海的“宁波帮”》是较早介绍宁波帮的文章，随后张敏杰发表论文《论宁波帮》。林树建《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将研究视角转向近代宁波帮，考察了宁波帮的形成环境和过程、主要行业、经营特色，并与徽商作了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勃兴，商人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成为“显学”，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的著述，其中“上海资本家（资产阶级）群体”及延伸论题的研究更受到中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重大突破。但凡论及中国（上海）近代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商业团体和组织的发展历程时，大多会提到宁波商人，或以宁波商人的代表人物、著名企业、同乡组织为例。当然，这些论著只是将宁波帮商人作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来阐述，而很少从地域商帮的角度加以审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宁波商人研究愈来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将相关课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些文章和著作对宁波帮从形成原因、发展历程、经营特点、转型过程、经济成就等各个层面进行探索，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上述硕士、博士论文的相继修订出版，拓展了宁波帮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亟待深入的甬商研究
研究宁波商帮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从传统商帮转型为近现代工商业群体的成功经验是经济和经济史学者一向着力较多的课题，迄今为止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但遗憾的是，不少文章在选题上缺乏突破与新意，一些文章很少挖掘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多流于泛论，资料也欠翔实；或随意引用已出版论著的参考文献，甚至不加以规范的注释，致使很多文章“千文一面”，人云亦云，缺乏独立创新的观点和见解，更缺少扎实、细致、严谨的微观分析，以及深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之所以如此，原因多端，其中主要原因除了研究视角尚未打破原有框架，尚须有所突破外，就是资料的来源和类型较为单一，缺乏对新资料的挖掘；选题范围亟待拓展，研究方法需要更新。
商人与社会转型和变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在厘清宁波商人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领域重要建树的同时，着力剖析其中重要人物及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奋斗过程和心路历程，揭示个人、群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个人与亲缘、地缘及业缘间的依附、联合、疏离、超越等多重关系，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而且，对于宁波商人如何顺应时势，由沙船业、钱庄业逐渐向航运业、银行业转变，其间传统的经营策略、企业特性（如家族企业）、经营者的心态理念在近代如何变化等依然语焉不详，建立在翔实资料基础上的深层次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因此亟待研究者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更新研究视角，注重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的相互渗透和借鉴，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既探讨中国社会对宁波帮的影响——如社会环境因素对宁波商人本身的影响，分析宁波商人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如宁波商人经济行为的显性和隐性社会功能，商人及经济行为、商业文化在何种情况下影响社会变革和发展，怎样影响，程度如何等，更重要的是，还要思考和研究宁波帮为何在近现代中国能够成为转型最成功的商帮，决定其成功的根本因素是什么，以及为何至今在海外依然能够卓有成就的深层次因素。
一般而言，宁波商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宁波商人本身的发展轨迹及内部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内部结构、经营范围、精神特质、经商理念，成员之间（同一区域及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交往和联系途径，商业资本的来源及运用，商业运作模式，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市场体系、信用关系、海外贸易，及至经济伦理、利益倾向、文化教育事业、社会慈善事业等。宁波商人是跨古代、近代、现代“长时段”的著名商帮，活动范围和经营领域广泛，至今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
宁波商人研究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它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近代中国社会风云际会，局势多变，其风云人物、社会群体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变革互为表里，更何况宁波商人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既有的论著多着重叙述宁波商人的经济行为，对于其多层面的社会活动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极少论及。宁波商人的宗教信仰、乡土观念，与同乡同业组织、工商社团、重要历史事件、宁波地域文化、作为客籍商帮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都存在着许多尚未触及和有待深入的研究领域。如政商关系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宁波商人社会关系网络广泛，由于地缘等因素，其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有特殊的、多层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宁波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方面加以研究。
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物的活动，迄今为止，人物个案研究的涵盖面非常有限。长期以来，宁波帮人物研究的叙述重点都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如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项松茂、方液仙等。宁波帮历史悠久，内部构成复杂，人们多瞩目于上海的“宁波帮”巨商，对于其他地方的宁波帮人士，如天津的童承初、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汉口的史晋生、宋炜臣、盛竹书、卢鸿沧等人则很少提及，更遑论实证研究，对于其他地区一般人物的研究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即便是对严信厚、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人的研究，以及陆续出版的有关他们的一些通俗性读物，也大多尚停留在整理、收集资料的浅层面，文章的选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兼及一些政治活动，深层次、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尚付之阙如。
宁波商人不仅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重要城市同样多有活动，参与政治、社会、文化事业的活动尤见突出。特别在近代中国各类社会组织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严信厚、周金箴、朱葆三、李云书、虞洽卿等宁波商人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的领导职位，虞洽卿还曾担任全国商团联合会名誉会长，周金箴曾担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总干事，王才运曾担任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第一届会长，厉树雄曾任上海保险业联合会会长，周祥生曾任上海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会长等。宁波帮在全国各地的著名工厂、商号、钱庄等机构不胜枚举，从苏州孙春阳南货铺、北京同仁堂药店、上海童涵春堂、上海荣昌祥呢绒店、天津物华楼等著名店铺，到宁波通久源轧花厂、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北轮埠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重庆渝鑫钢铁厂等工业企业及固本肥皂、双钱牌橡胶制品、三角牌毛巾、亚浦耳电灯泡、美丽牌香烟等国货名牌产品，再到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东陆银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宁波商人创办和经营了大批声誉卓著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但目前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宁波帮著名企业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行业史方面，对于宁波商人在银楼、医药、成衣、航运等占优势的行业的经营活动也存在许多研究空白点。
宁波商人以上海为基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以工商、航运各业为助力，金融与实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是近代上海综合实力最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强势”商人群体，凭恃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遍及江浙、京津、汉渝及海外等地。不少宁波商人成为当地商业巨子，在商界高居要津；有些地方的某些行业为宁波商帮所垄断；有些地方的商业团体为宁波商帮所掌控。在近代上海，宁波籍工商业者以其特定的社会构成、群体特征，成为沪上经济领域中不可小觑的强势集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甬商在上海势力发展极盛之时，他们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等同乡组织为凝聚点，充分发挥其擅长经商的特点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再加上“江浙财团”的雄厚财力作为社会背景映衬，从而在上海社会经济领域居于“王者”地位。近代天津是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集散地，《畿辅通志》说，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商旅往来之帆辑，莫不栖泊于其境”。宁波帮和广东帮是天津商界两个势力最大的帮口，天津未开埠前，宁波商人就不断从海路来津，在北大关一带经营南北土产、洋广杂货。1860年天津根据《北京条约》开埠后，宁波商人更蜂拥天津，依靠原来在此经商的亲友、同乡，使宁波商帮的势力迅速壮大。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是最早进入天津法国租界设店经营的中国人，早期设在法租界的宁波帮名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西服店（另一说是李同益呢绒店）等。近代汉口商贾辐辏，宁波人在汉口经商的也为数不少。宁波商帮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货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和银行业。据《夏口县志》载，汉口的水产海味业和银楼首饰业，大半为宁波帮所垄断。作为汉口宁波商帮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重加修葺，改名宁波会馆。近代苏州是一个市肆暄阗的繁华城市。宁波的丝绸业商人曾在这里创立宁绍会馆，煤炭业商人也设有坤震公所。在阊门外煤炭公所里，有一块煤炭业商人所立的石碑，碑文上载曰：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都是宁波绍兴籍商人。光绪年间，宁波帮商人曾在南濠大街147号创立浙宁会馆。宁波帮商人在杭州、台州、温州等地经商的人数也不少。如他们在杭州收购丝、茶，推销进口洋货，并大量开设钱庄。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开设的宁波帮钱庄有慎粹、豫和、赓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崇源、崙源、堃源、聚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
宁波商人从业领域多，遍布区域广，留存的史迹既多且杂。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资料既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研究工作增加了困难。所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拓展，不仅表现在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也反映于对各种实物资料的综合认识。上海民间有大量宁波帮留存的故痕遗迹，包括信函、契约、婚帖、账簿及至历史建筑遗存，它们都可以与文献资料互相补充印证；许多乡音未改的“老宁波”讲述的“自己的故事”，更是宝贵的口述资料。数量和类别如此巨大的“资料工程”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需要相关机构投入相当的力量联合进行发掘和整理，才能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晚清人物及相关研究一般都涉及广阔的历史背景。微观实证研究不足，很多文章只是简单地以上海的“点”取代全国的“面”，以偶见和片断取代普遍的事实，使人们很难全面了解和准确估量宁波帮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有鉴于此，探究宁波商帮人物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作为和贡献，就需要从收集和整理资料入手，由考辨人物事迹—汇编研究资料—编撰年谱—撰写传记等项工作逐一展开，再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审视，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对其政治参与、组织活动、经济行为、思想理念、心理结构甚至生活方式、习惯癖好、性格心理等各个层面进行剖析，力求从全新的视角分析历史人物。时代的发展要求宁波帮的研究朝着细微处着手、新方法分析、多学科交叉、大视野考察的方向深化发展。相信在新的时势的推动下，只要研究者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去除心浮气躁，一定能在宁波商人研究的学术园地中撷取到丰硕的成果。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宁波商人之所以建树宏蔚，声名遐迩，更多的是源于其精神力量的发散。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他们理所当然地关注物质利益，他们全心全意地赚钱，但他们赚钱并不是为了肥田润身，自我享受，“人知致富之难，而不知不自私其富之为尤难也”。几乎每个甬商的创业过程，都有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史实。许多甬籍工商名人出身寒素，一无凭借，白手起家，是通过长期之苦干，最终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而且许多宁波商人经商致富后，没有把所蓄积的钱财依附于外资企业或购地收租，而是走上了自办企业的崎岖之路。他们“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毅力”，始终矢志不移地致力于他们的事业。“其他各成名者，咸能不鹜震世之名，不图非法之利，孜孜实干，百折不回，一旦功成业就，而人群亦被其福，不求名而名益彰，此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实至而名归，非倖致者也。”甬商创办的近代大小工商企业，在发展进程中无不历经曲折、坎坷和艰辛，恰似一幕幕鲜活生动的故事，呈现出感人至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总之，宁波商帮的研究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特别是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随着宁波经济的飞速发展，浙商（其中宁波籍人士亦被称为“新宁波帮”）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迅速崛起的经验和历程，宁波商帮的精神遗产更凸显出鲜明的现实意义。众多宁波商人鲜活生动、厚重多姿的人生风采，其对同乡深厚的情谊，对故乡的眷恋之意，所彰显的团结、公益、奉献的精神传统，着实令后人感动景仰。人们需要从先辈成功的经验中汲取灵感、寻找智慧，总结出可供今人借鉴的现实启悟。梁启超曾说：“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宁波商人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这是用来培养、涵育我们元气的养分，是今人奋发前行的底力和基础。我们要探讨追索文化的精神价值，不仅要使人们能够认识和认同这种精神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精神内涵、人文品格内化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之中，使之发荣滋长、发扬光大，这才是对先辈们最好的纪念！
鉴于宁波商帮史料收集及研究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我们决定在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宁波商人（甬商）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宁波商人研究丛书”，以期深入推进对甬商代表人物、群体、家族、企业、行业、事件、社会组织等不同方面的实证研究。丛书注重学术性、思想性，著作类型包括学术专著、人物年谱、资料集等。此事得到公牛集团阮立平先生的慨然相助，阮先生事业隆旺，且颇富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识，他欣然玉成此事，实可谓功德无量的善举懿行，在此谨向阮立平先生致以诚挚而衷心的感谢！
李瑊 上海宁波商人（甬商）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6月
本文所论及的宁波是指广义的“大宁波”，包括宁波府城及所属的鄞县、镇海、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本文中提及的姓名，凡未特意标注者，均为宁波籍工商业者。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张章翔：《在天津的“宁波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68页。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949年前属于宁波地区，1953年2月划归舟山。
原属台州地区，1952年1月划归宁波，1956年10月复隶台州，1961年10月仍归属宁波。
《上海のギルド》，日本评论社，1951年发行。
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W.E.Willmott：<i>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i>），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横跨两个世界的中国城市》（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i>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i>），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探索》（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1987年第6期。
《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学新等主编：《近代中国实业巨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赵云声主编：《中国大资本家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辑、第6辑、第8辑中有刘鸿生、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黄楚九等人的传记；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商海巨子》，“宁波文史系列丛书”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洪钧杰主编：《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上、中、下），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另上海、浙江、宁波及各地的文史资料中也有很多回忆文章。
盛炳纬：《叶氏怀德堂碑记》，怀德堂排印《叶公澄衷荣哀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