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与命子

——陶渊明的仕隐之谜

范子烨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声“归去来”，华夏诗史的长空千古传响。但如果要真正理解这深情的呼唤，就必须充分了解陶渊明与晋宋政局的关系。《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陶渊明为何感到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理由吗？我们再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纪伯伦说：“最高超的心灵，也逃不出物质的需要。”我们姑且这样理解陶渊明。（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属于违法乱纪。所以从表面看，陶渊明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三）之所以请求做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浔阳比较近。（四）做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代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太太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显而易见，陶渊明之求为彭泽令与阮籍之求为东平相非常相似，可能都有政治上的寓意。陶渊明的《命子》诗对我们认识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古直（1885～1959）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撰写的《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一文。斯波氏素以《文选索引》一书驰誉学林，对他的这篇文章我自然也不敢小觑。尤其是该文所揭示的陶渊明《命子》诗的部分用典情况，对我们了解和理解陶渊明的生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我两次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创立90周年共同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6月4日；东京，2013年11月5～9日），在会上都谈到了这个话题，而这也构成了我们解开陶渊明仕隐之谜的一把钥匙。

陶渊明爱子情深，《命子》诗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与其《诫子文》出于同一背景和心态，故此一文一诗实可比观并读。《宋书·陶潜传》称“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泛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称“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纭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默语，运因隆污。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夙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诫子文》以凄凉、沉重的话语追溯自己的生平，重点传达诗人的人生感悟，对孩子们加以劝勉，特别告诫他们要团结、和睦，共同克服生活的困难。所谓“共父之人”，就是陶渊明的五子，其名见《陶渊明集》卷三《责子》诗自序：“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这句话意味着此五子不是一母所生。东晋大将军陶侃（259～334）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后裔多有凶暴之徒。据《晋书·陶侃传》，陶侃三子陶夏、陶斌和陶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陶夏将其杀死。陶渊明晚年，其五子之间的关系可能也相当紧张，而这可能是陶渊明辞世前困扰其生活和心境的主要因素，所以才有“虽不同生”那样一番劝诫之言。而《命子》诗则是诗人自述家世与族史的作品，通过对自己祖先光辉历史的缅怀，鼓励孩子们上进。因此，这一文一诗在内容上具有互补性，而教育孩子则是共同的目的。修史者将它们作为信史文献来使用，足见其对研究陶渊明本人的重要性。《命子》诗凡10节，在第一节中，渊明先称浔阳陶氏来自陶唐氏（即尧帝），第三节和第五节又分别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长沙郡公陶侃。在“启土”一句下，斯波氏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所引《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在“临宠”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曹风·鸤鸠》：“其仪不忒。”又引《毛诗·鲁颂·閟宫》：“享祀不忒。”无论周武王、周文王，还是尧帝，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渊明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心志之高傲实在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不逊的谢灵运（385～433）的“述祖心态”则低调许多。《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氏《山居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