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这张报纸我父亲订阅了多年，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劳动同盟”的同事。报纸主要用的是依地语，但“儿童专栏”用的却是英语，因为像我一样，许多犹太移民的后代不会读写依地语。这个专栏的编辑是吉恩·利西茨基，她因为能收到一封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一个在中国的犹太孩子的信件而十分喜欢。我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大喜过望，所以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但她究竟作何评论、我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14或15岁时，我同“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我在校刊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还帮助做些编辑和版面设计工作。
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供这本刊物用的有些材料是不懂英文的人写的，有些已译成英文，但质量很差。我的“任务”是润色文字，父亲给我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洋”12元。
当时中国使用的银元也称“墨西哥鹰洋”，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国银元的重量和含银量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相同，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又是照著名的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仿制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同西班牙有密切关系，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在奥地利称为thaler，这个词被“美国化”后成为dollar。美国改行金本位制后，中国的银元定价为相当于二分之一美国金元——按此计算，我当初的工资值6美元。
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 彭内尔评定的。他是我家的老相识、老邻居，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还有，所有在海外雇用的人员，他们来华的旅费要报社承担，还可按规定享受定期的“带薪回乡假期”——如果雇用我，这些就都可以省了。
但实际情况是，我最早的——然而是短暂的——“成人”新闻工作却不是在一家英文报社，而是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日报。我的工作是把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当时在天津已另有两家“白俄”流亡者的报纸，但《晨报》同它们不同，持谨慎的亲苏立场。这家报纸的主编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名叫列夫·马尔科维奇·比霍符斯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太太却是态度生硬、要求严格，戴一副夹鼻眼镜，天天坐在报社的入口处检查所有雇员是否都按时上班(我有时因为迟到挨了她好一顿批)。唯一的一个排字工人名叫罗森茨韦克，体格魁梧，脸色红润，说话很慢，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他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体力劳动者。印刷机是中国造的平版机，报纸只发行几百份。
报社的常客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俄罗斯人，名叫斯克伏尔卓夫，他还常牵着他那条法国种的狗。他为“英亚通讯社”工作，这是一家苏联的企业，有一个英国合作伙伴。另一位来宾是天津德文报纸《德华新闻报》主编沃尔德马·巴特尔斯。他留着小胡子，人很瘦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被控从事反对德日两国的活动，死于日本监狱。
彭内尔雇用我为《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是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当时俄文《晨报》关了门，我实足年龄刚过15岁。这张报纸为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所有，是他们的喉舌。从1914年到1930年，它的主编是H. G. W. 伍德黑德，一个顽固分子，对中国的蔑视是根深蒂固的(英租界上层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彭内尔在内心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较为尊重的，实际上还有点喜欢。
伍德黑德和彭内尔代表了在华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两代人。前者于1902年来华，那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刚被外国武装镇压下去。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并且非常留恋那个时代。彭内尔则是在出现许多新变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看一看他们两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
伍德黑德认为中国在1911年从帝制改为共和是一个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力图使中国摆脱中立，站到协约国一边，后来中国果然“参战”，其实中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英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他坚决维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人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对中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讽刺孙中山，把孙中山看成是魔鬼，是中国民族和社会革命的化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前后20年中主编的《中国年鉴》英文版(每年出版厚厚的一册)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当作最标准的、最可靠的有关中国的手册。他从理论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特别是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植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评功摆好。但是，一度依附于英国的盟邦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把英国的势力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个他曾为之吹捧的日本让伍德黑德饱尝了铁窗之苦，而不是像其他敌国平民那样只是关进拘留营。最后他是在交换战俘中被遣回的，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彭内尔同伍德黑德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于1912年来华，才21岁，这时中国刚从帝制改成共和。他1916年到《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他主持编务期间，他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左派，有时甚至对中国红军的同情。同伍德黑德相反，他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
但是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他却异想天开地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
，从工党左翼到“英国法西斯同盟”——这个组织宣称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赞成的“合作国家”因而吸引了他，但他并不全盘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彭内尔夫人是犹太人)。
在“二战”期间，我曾同他在印度重逢。他在英国新闻部任职，为反对日本而努力工作，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仍然嗤之以鼻。“二战”后，他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主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终生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友好，特别敬慕周恩来，他从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开始就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后来活到高龄，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在那里终老。
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包括广告及已打好的纸型)，编辑部一共只有七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做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从婚嫁、丧葬到警察和法院办案)，还要担当体育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在较早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社论中，我提出疑问：“是谁的新政？”是要离弃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那种经济体制，还是想努力保住它？在另一篇评论“技术官僚政治”(被认为是另一种克服经济衰退的万应灵药)的文章中，我批评它对社会力量的忽视。1932年，古巴的马查多独裁统治为巴蒂斯塔中士(他那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民主)所推翻，我在社论中把这次事件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就因为后者也是由军士来指挥新组成的军队的。这当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巴蒂斯塔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反动的、半殖民地的独裁者，在1958年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推翻。1933年，我在社论中对在德国新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攻击，天津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攻击而勃然大怒。
彭内尔对我写的东西从不审查。1934年我19岁，结了婚。他把我的工资加了一倍——每月100银元，相当于50美元(仍然只是从英国国内请来的大多数低级职员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不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廉价劳动”，最后都未能使我在《京津泰晤士报》待下去。报社经理有一次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就把我开除了。彭内尔在一份为我准备的推荐信中大事夸奖我对报纸工作入门之快，但却为自己开脱道：“……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在半殖民地中国，这样的“推荐信”无异于一张“不宜雇用”的证明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年轻朋友(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有)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R. 帕姆·杜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及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等书籍。但是，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说来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约三年时间内，我也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的报道或社论。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我写的两篇书评，一篇是评论欧文·拉铁摩尔所著的《到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另一篇是评论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前线》。这是他们早期的著作，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作家。斯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红星照耀中国》，我同他很快建立了长达40年的友谊。我同拉铁摩尔也成了老朋友，虽然我们的交往不是那么经常。
脱离了《京津泰晤士报》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我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一项商业性的翻译服务，主要是把俄文译成英文，天津的俄国商人很需要这项服务。我自己还翻译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出版，其中最长的是一篇关于中世纪蒙古法律(成吉思汗统治及以后一段时期)的论文，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俄罗斯教授V. A. 里亚萨诺夫斯基(后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这篇论文先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评论》上连载，后单独成书。另一篇较短的东西是一本政治经济小册子《中国和白银》(中国刚放弃银本位并把白银卖给美国)，作者是M. 格里维奇，曾在莫斯科大学任讲师。40年之后，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卡片中居然发现在我的名下有这两本书的记录，使我大为惊喜。
这种双语转换工作在一些新的方面扩大了我的俄语和英语词汇。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中外文的翻译——这是租界生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心促使我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站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边。其中的一件事是我同《京津泰晤士报》老同事安妮·伯内特对天津的“英国市民图书馆”拒绝中国人入馆阅览和借书抗议无效，愤而退出。
这个图书馆虽然为殖民官员们所有，但藏书丰富，管理完善。我在这里浏览了许多种百科全书，并且多年来借阅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学、学术流派，从左到右的政治派别，从古典到近现代都有。我不可能去购置那么多的书籍，但在这里我几乎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它有助于我接受教育，我也认为它很有价值。
但是，它的藏书虽然十分广泛，关于入会的规定却表现出典型的褊狭心理——中国人不准参加。在一次年会上，在中国成长的安妮要求修改这一规定，我表示支持。但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同一座石墙打交道。反对的理由是可笑的，大多数还带有侮辱性。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欧亚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甚至于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如果图书馆的书进了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谁知道会把什么样的细菌带出来传染给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安妮和我退出了这家图书馆，她组织了一个“书虫俱乐部”来取代它。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拿出书来相互借阅，并开会讨论。华人会员中有黄佐临，他是关于萧伯纳和布莱希特的青年专家，后来成为杰出的剧作家。外国人会员中有两位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莉迪亚·约翰逊和伊丽莎白·希斯，她们都有进步思想。
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起初我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常用笔名，因为我“无国籍”，极易受到伤害。最早是一组简短的连续报道，发表在马尼拉的《菲律宾自由报》上，作为该报的一个流动记者，描写个人旅行中所见的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一张日报《不妥协者》上。关于长征，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来源，我是从蒋介石办的报纸上看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错误)。这些报纸经常刊登一些红军在某地被“击败”或“消灭”的报道，我就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做上标记，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历史已使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不论遭受何种挫折，总是不可摧毁的。
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但我当时一无所知。1935年初，在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起了一场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我在《民族》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份刊物就是由J. B. 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它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他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这两个刊物，信中写道：
……传教士们因为你们的态度而大为沮丧……正在策划使你们正确地认识到“有关中国赤党的实情”。
目前，在华北正在进行一场嗜血的搜捕行动，要找到这个冒名为Crispian Corcoran的人，因为他被怀疑为那个正在误导你们的最坏的坏蛋……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
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费正清当时是在中国深造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特别研究员，他后来成为全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拉铁摩尔的经历更加“全面”，从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到“二战”时由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战后又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备受恶毒中伤(费正清也曾被麦卡锡主义抹黑，但他更灵活一些，所以幸免于难)。伊罗生曾一度无畏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左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右转为新保守主义派。艾达·普律德出生于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工作部当主任，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利用自己的条件掩护了许多在地下活动的中国爱国者，后来在斯诺夫妇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那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为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捐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是新中国坚定的朋友，直到九十多岁逝世。
另外两位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同事。F. 费希尔的本职工作是合众社记者，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帮忙。我到北京几个月之前，他曾支持1935年12月的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珍珠港事件”后，他出任美国战时新闻局中国办事处主任。“二战”后，他留任政府官员，以为这比在新闻界工作更安全、更清静一些。但他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麦卡锡主义的大棒并没有放过他。后来他总算保住了原来的职位，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升不上去，没有机会在公众中露脸，同中国事务更是完全不沾边，他也想努力为自己洗刷，但无济于事。
杰克·贝尔登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热情、认真，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他刚从美国来，是以在船上打工充抵票价的办法搭船来的，在报社当校对，收入微薄。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他先后任美国合众社和《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他不是光在司令部或军官俱乐部待着，而是深入到士兵们作战和牺牲的第一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珍珠港事件”后，他随史迪威将军从缅甸撤退，备尝艰险。后来，他为《生活》杂志采访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作战，负了重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重返中国，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这本书作为新闻著作可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作为文学作品其地位则在后者之上。由于麦卡锡主义扼杀了它的发行，这本好书不大为人所知。在“冷战”的年代里，贝尔登靠打工谋生(包括当出租车司机)，有时靠失业或老年救济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巴黎去世。美国的一个重要人才就这样被可悲地浪费掉了。
《北平时事日报》的内部结构和主要人员也是很有意思的。年事已高的主编谢尔登·里奇虽然也是英国人，但与《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德黑德很不一样。他在中国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多年，早在1915年他就对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加以痛斥，从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现在他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据说是年轻时当橄榄球队队员时负的伤)。他的编辑工作作风也很特别。他不管报纸的其他版面有些什么内容，每星期连续四天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字(送到办公室里去的饭菜往往原封不动)，然后一瘸一拐地出来，面色苍白，满脸胡子。他登上汽车，开到北京郊外幽静的西山去休养三天。他写的或选出来转载的东西占据每期报纸中心对开的两页，并且每栏宽度大于其他版面，使其他版面的稿件不可能“闯进”他的这片“神圣领土”。在这里，每逢周末总要登一篇他的说教文章，栏目取名“静谧时分”。
但在这些怪癖的表象下面覆盖着他性格中坚毅和忠诚的品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在无情的日本侵略者的恐吓下，邮局和报贩都不敢再经售他的报纸，他就开着他那辆黑色的老轿车把报纸亲自送给订户和读者。“珍珠港事件”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不清楚，如果被关进日本的拘留营，那就一定会吃足苦头的。1946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报社新闻部的一位中国同事是Y. C. 孙，他同时在路透社兼职，但两处的收入仍然不够他这个大家庭(他有六个孩子)的用度。另一位中国同事王公达(译音，英文名“乔治”)活泼、机智，很会享受生活，同国民党很接近。他们两位负责有关中国的全部新闻报道。外籍工作人员只在办公室工作——按照国外英文报纸的模式改稿、设计版面。
报纸是国民党办的，通过张总经理进行监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处理，编辑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国内报道上就没有了。我在处理一条国民党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来源一再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首领已经死亡(他们造谣说毛泽东已到肺结核病晚期)或在战斗中被击毙。因此，我为这条新闻做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张总经理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对我的工作也称赞过。但我做了这个标题之后不久，他就通知我，报社不再需要我了(他没有说明理由)。我不记得这条得罪了人的挖苦标题是登出来了，还是被发现后“枪毙”了，反正对我的报复是来得挺快的。在《北平时事日报》上，反日倾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鼓励；批评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却绝对不行。
我再度失业，又回到了天津外国租界内那个文化上死气沉沉、商业气息浓厚、人们心胸狭窄的世界中。
但北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哪怕时间不长)的人都这样。它的建筑和城市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它对于中国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敏感，即使是最洋气的外国人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置之度外。它在外表上很平静，但正如最近发生的1935年的学生运动那样，它会爆发出充满朝气的爱国热情，使全国为之震动。它也会显示出这个国家当前所患的内在病症。
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社上完夜班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我走在没有路灯，但我很熟悉、通常很安静的小街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士兵(这里平时是没有士兵的)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的刺刀离我的脸部只有几英寸。他只有十几岁，显然是个新兵。他被派到这个地点站岗是为了执行一次紧急宣布的宵禁，并预料可能会碰到麻烦——究竟是什么麻烦，上级没有告诉他，但他对黑夜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疏忽大意。我看到他的身子和他手中的枪都在不住地抖动。我承认，当时我真被吓得够呛，比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中吓得还厉害。没有什么比一个患恐惧症的新兵更可怕的了——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刺刀是准备刺杀的姿势，都正对着你。幸亏我们两人很快都发现不用害怕，松了一口气，不再发抖。这种情况那时在天津的租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四周的边界、特别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天津租界免受中国地区动乱的影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很快就要起变化了。
虽然我没有直接报道过中国的事情，但我在北京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原来我只写一些关于那个蚕茧似的租界内外国人社区的、也是供他们阅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
我很快为两个英文刊物写稿，一个是北京的《民主》，另一个是上海的《中国呼声》。两刊的主要读者(也是最热心的读者)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它们都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编辑，作为外国企业登记，所以不受蒋介石政府部门的检查。两刊是在1935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创办的。
《民主》月刊的创办人是斯诺夫妇，它首次披露了毛泽东的声明，这是斯诺在他那次开拓性的中国之旅中带回来的。它的编委中有的还义务为它写稿或编辑，其中之一便是有才华的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他是刚从牛津大学学成的“罗兹奖学金学者”。他正在写《中国的危机》一书，这是同时代外国人所写的有关1936年“西安事变”的最佳著作。
担负主要编辑工作的有休伯特·梁、伦道夫·塞勒和哈里·普赖斯(他们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都支持学生运动)、张东荪(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约翰·利宁(一位英国青年，来华前在牛津大学参加工党和反法西斯的政治活动)。
在编委会中有一位来自政治上右翼的大红人——著名的教会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后来的历史发展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虽然长期以来敬慕蒋介石，但赞成国民党停止反共内战并同情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尽管他希望蒋介石能成为团结抗日的象征和领袖)。这就是斯诺和司徒雷登能同时参加《民主》编委会的历史机遇。在创刊号上，他们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分别对毛泽东和蒋介石表示赞扬。十多年之后，曾为1935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他向司徒雷登发出了邀请，请他作为燕京大学和校友们的贵宾到北京访问(当时许多燕京校友在中共领导的机构内都有显赫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有意接受邀请，但美国国务院坚决说“不”，从而破坏了已所剩无几的一条中美沟通渠道。
我应斯诺夫妇之邀，成了《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为它写稿，在天津帮助推广，并在它的最后一期版权页上被列为编委会成员，我那时刚满22岁，是编委中年龄最小的。日本人是1937年7月占领北京的，这本刊物随之被扼杀了。
在经济上，《民主》是由斯潘塞·肯纳德神父支持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解放神学家”(这个名词是在他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他先前是在日本的一位传教士，在那里办了一本宗教性的和平主义刊物，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赶了出来。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他来华时带来了一笔各方捐献的余额，约有1000美金(在20世纪30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并且决心把它用于反法西斯的目的。《民主》出版后很快受到了欢迎，中国学生以及其他懂英语的爱国人士争相阅读，因为它所刊载的材料是在中文报刊上看不到的。该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敦促美国大使馆对之采取行动。日本人对这本刊物也感到不安，企图从全市销售书刊的地方见一本买一本，然后集中销毁。
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的第一位夫人)当时对《民主》的工作非常积极。她在1984年出版的《我的中国岁月》一书中(那时她已步入晚年)，对这本刊物的起源和命运有过一段古怪而有趣的叙述。
《中国呼声》刊行的时间同《民主》是一致的，即1937年上半年。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它出现在上海，由两位美国共产党党员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编辑。它同《民主》一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在天津的中介人，我应邀为它写稿，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因为我在《民主》发表文章是用真名的。就我记忆所及，我和其他投稿人都是尽义务的。通过我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知道了我，但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
同这两家刊物或其中之一有关系的还有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位革命作家，她曾经一度由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任为驻华特派记者。艾黎是新西兰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检查员。史沫特莱用假名“Rasty Knailes”为《中国呼声》写稿，艾黎用的假名有好几个。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地下的共产党有密切的接触，把共产党秘密交通员掩护在他们家中，艾黎家中还收藏了一部秘密电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艾黎同斯诺夫妇及中国友人一道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把敌占区的工人和技术转移到工业不发达的后方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我认识了朱伯森、张纪(译音)和曹亮，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