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珍珠港事件
“看到新闻，我整个人都热血沸腾了”
口述者：中学生 板桥康正
1944年末，他进入日本海军兵学校学习，还没毕业，“二战”就已落幕。“我入学仅10个月，军校教育就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如果能重返青春，如果还有来生，我依然会选择当一名军人。当时的教育崇尚纪律至上，那种弘扬钢铁般严明纪律的教育理念，在当今世界已经绝迹。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我们全力以赴，服从命令，天天如此，向着同一个目标。为了国家，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如今，他是大乘寺的住持。这座位于日本金泽市郊外的古寺，隶属禅宗佛教曹洞宗一派。身上的住持法袍昭示了他在寺中的地位。寺院面积辽阔，瓢泼大雨顺着屋檐飞流直下。已是入夏时节，微风拂过庭院的苔藓丛，裹挟着湿气，寒意阵阵袭来。
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我还在念初二。“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我心想。时至今日，我的耳边仍然回荡着当天广播里宣布这一消息时激动人心的声音。（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哼起了《军舰进行曲》的旋律，当天广播宣布喜讯时，配的背景音乐正是这首旧时的日本海军军歌。）“号外，号外！”大街小巷的卖报人大声而急促地吆喝着，“今天凌晨，美英对日宣战。”我感觉自己瞬间血脉贲张，身上的每个细胞都颤抖了起来。全国人民都沸腾了，欢欣鼓舞，振奋不已。“我们真的做到了！太不可思议了！太棒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这么想的。
我所成长的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站出来批评日本。我只是个中学生，脑子里却根深蒂固地认为，这场战争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我们每天欢呼着“万岁、万岁”，把一批批士兵送往前线。战争首先在中国打响，美国责令日本“撤军”。如果当时有哪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首相敢下令撤军，很可能会落得遭暗杀的悲惨下场。就连我这个毛头小子都明白，撤军是不可能的！那时，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这四个首字母分别为ABCD的国家对日本虎视眈眈，他们根本不会放过我们。
日本必须绝处逢生——这是当时所有日本人的心态。这些国家一心想把日本往死里逼。日本有句俗语叫“穷鼠啮狸”，意思是老鼠被逼入绝境时也会咬猫（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意思相近）。我们坚信，美国是魔鬼，英国是坏蛋。我们来不及细想，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包围我们。
在日本，根本没有人去理性思考我们最后会赢还是会输。每一个人都只是铆足了劲不断地往前冲。我们的热血已经被点燃，打了鸡血似的拼命战斗。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人想过日本可能会输的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官——中士横井庄一和中尉小野弘男先后在关岛及菲律宾的丛林里被发现，他们都不相信日本已经战败，这折射出的正是那个时代日本人典型的国民心态。如今日本的年轻一代是很难想象那种心情的。
我所就读的是宫城县最好的中学——仙台市第一中学。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参军，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但是当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战时，每个人仿佛都是为了战争而生的。你很容易会被那种氛围传染，然后自然而然地放弃自己原本的人生目标。当然，我想得可能比较简单，既然早晚都要当兵，那就尽量选个比较高的起点。日本海军兵学校对当时的我充满魔力，我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自己能不能考上。高二那年，我参加了海军学校的入学考试。在此前，日本海军兵学校每年在全国只录取两三百名学生；我们赶上了非常时期，那年学校的录取名额增加到两三千。学校好像迫不及待地要招兵买马。
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去想万一被子弹打中怎么办。我们一心想着为了国家、为了“正义”而战，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大日本帝国有需要，我们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甚至来不及想万一被炸得粉身碎骨会有多痛苦。战争的目标不外乎就是这些，别无其他。为了“神圣的大日本国天皇陛下”，这句口号似乎涵盖了一切——国家、历史、民族、和平。人们很容易被这样的宣传洗脑、点燃激情，所以每个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完全失去理性。对日本而言，这是一场“圣战”。日本宣称要通过战争把支离破碎的世界团结到一起。如果只是声称要通过战争来扩疆拓土，这样的信念就不可能支撑着我们一直打到婆罗洲了。
“感觉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口述者：海军军官 吉田敏夫
东乡神社是为纪念日俄战争中的英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
而建。它位于日本东京著名的“年轻人之街”原宿的街尾，几乎是这一带唯一的静谧之地。神社后面是前海军军官俱乐部。如今俱乐部成员中有少量海军自卫队的军官，以前就是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官。俱乐部的入口处挂着超级战舰“大和”号的巨幅图像。在前台的零售窗口，顾客可以买到这幅画的小型复制品、海军军帽、航海书籍以及东乡平八郎的“三笠”号战舰模型。“我父亲是海军。受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酷爱战舰，我在我国著名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长大。后来我好像也没想太多，就这么顺理成章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他穿着嫩绿色的夹克，深绿色的裤子，浑身散发出书卷气，就像一位著作等身的文豪。在我们聊天过程中，他不时朝着从大厅走过的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生点头致意。
“日本皇军和海军正式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开战。”听到这则消息时，我正在去海军省上班的路上。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开战的消息，当时我是情报部的中尉，兼海军军令部职员，隶属英文科，可是就连我这个“局内人”都不知道军方在密谋这件事。我在新桥站下车，附近一家名叫能势町的餐厅正在播送这则消息。我听到后，感觉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我深知日本不应该打响这场战争，因为我还能像个局外人一样比较清醒地看待日本的形势。刹那间，一股寒意穿过我心底，时至今日，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我立刻朝海军省方向跑去，袭击珍珠港计划的知情人士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容。我所在的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
每当我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心里都会万分沮丧。这之后的几天里，珍珠港袭击的战况，也就是12月8日下午发生的事，不断有相关消息涌来。很快，这事便已街知巷闻。“胜利，胜利！”有些人为之欣喜若狂。但像我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认定日本迟早会彻底溃败。我们所取得的成功令我感到很惊讶。行动科的同事得意地说：“这可是我们精心策划的！”他们大摇大摆地在大楼里走来走去，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
我应该算是个内部知情人士，我所在的部门要求具备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能够着眼未来。在战争爆发前的7个月中，我去过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和巴达维亚，试图购买石油。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我们只好去荷属东印度群岛购买。但日本当局的“风险管理”能力简直一塌糊涂。看看当时发生的那些事，你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领导人只看到日本的优点，而选择忽略其不足。
谈到武器时，只权衡进攻能力，从不关注防御要求。他们总认为，只要进攻，机会之门就会自然而然向你敞开。如果要防卫，就意味着要输了。因此，“前进，向前冲”就成了唯一目标。但如果向前冲，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们从来不考虑。这其实涉及更高级的哲学层面问题：如何管理风险，以避免国家间的冲突？如何防范风险以维护国家利益？他们从来不关心这些。在武士道精神中，生死都无关紧要。那么，个人自治和独立呢？也不重要。
我们的石油储存完全保密，可以说是个绝对的秘密。我们从哪里获得石油、数量有多少，以什么价格成交，通通都是最高机密。保管这些资料的是海军省的燃料科，我们海军军令部的人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数据。他们只是通知我们去东印度群岛买石油。外务省（即日本的外交部）的公使吉泽修治率领代表团前去执行这项任务，我是代表团的一员。代表团中，有五六名成员来自外务省，其余是海军和陆军代表。海军省派出的4名代表中，我官衔最低。不少军官在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都有自己的官邸，所以我们时不时会在那里聚一聚，聊聊天。偶尔，我们也会在巴达维亚的总领事馆会面。但事情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只按上面的指示行事：“哎，吉田，把这事处理一下”或“密切跟踪那件事，中尉”。
经过几次谈判，东印度群岛荷兰总督根本不同意把石油卖给我们。当时，欧洲的战事已经爆发。如果荷兰同意把石油卖给日本，那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就毫无意义，所以美国总领事馆一直向荷兰方面施压，从中阻挠。但即便是我们这些在前方的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个中缘由。“不管怎样，日本的问题总会解决的”——这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那时的日本自视甚高，它不仅仅是自信，甚至很自大。“只要我们把部队开进印度尼西亚，他们就会害怕得发抖，立即跪下来向我们求饶。我们只需要轻轻说一句‘日本需要这个，乖乖交出来吧，你们的日子也能好过些’”，因此“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尚未透露。
其实，我们有各种情报来源。外务省、各种报纸杂志和电报都可以让我们获取消息，情报部门还有特工从各个地方发送材料回来。我们有成堆的文件，但没人看，因为人手不够。海军省花在情报方面的经费不多，很少有人关注情报资料。我不明白情况怎么会这样？
按理说，海军省的每位职员都毕业于著名的江山岛海军学校，这些人是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完全有资格胜任海军中将甚至上将。他们曾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通过海军省严格的遴选考试，后又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锻炼，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才得以进入海军核心部门。人人都说，他们是日本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我总是在想，说他们“优秀”到底是什么意思。
偷袭前夕
口述者：战时海员 野田满春
当日本帝国海军大部分战舰驶向各自的战斗岗位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登上了锚泊在日本濑户内海的旗舰——“长门”号战列舰，准备下达为日本开启全球战争序幕、令海军袭击珍珠港的最终命令。
一开始，野田满春是一名战时海员。最后，他在塞班岛登岸，参与了1944年7月7日日本军队最后的自杀性冲锋。虽然也受了一些伤，但他还是成为少数的幸存者之一。战后返回家乡的野田满春发现早已有人为自己树立起了墓碑。
1941年4月，我作为一级抄写员被分配到大本营联合舰队，成为海军出纳部门的一名职员。除了我在海军训练学校成绩优异外，我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大本营还有什么其他原因。1939年6月毕业后，我在航行实习中游历了整个世界，或至少是大半个世界。当我们抵达檀香山，当地人员不允许我们的船进入珍珠港。但我们最后仍然登上岸，并在当地居民家中度过了一天。随船人员受到了瓦胡岛各日本地方协会的接待。我来自茨城县，很不幸，那里没有我的家乡组织，所以由临近的福岛县协会负责接待我。
那天，负责接待我的家庭的女儿，在一辆小汽车里与我相见了。她高中毕业，与父亲和兄长一样，都在都乐菠萝罐头厂工作。当我抵达她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家竟然有两辆小汽车！不是移民大亨的后代，仅是菠萝罐头厂的普通员工，每个人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我想，多么富有的一个国家啊！那时候，我的家乡水户市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大概有10辆出租车。市政府和警察局也拥有几辆轿车，而全市可能只有一两户人家拥有私人轿车。在瓦胡岛，我们走过的所有道路都是经过精心铺设的；而水户市全市只有一条硬地道路。把我送回船上时，他们送了好几箱都乐菠萝罐头给我们这些海员。
1941年12月8日，我在“长门”号战列舰上服役，它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旗舰。我们仍然留在濑户内海，通过无线电和整个舰队保持联系。所有给海上舰队的命令和指令都是以特种电码发送。如果电报说“攀登新高峰”，即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开始，并开始进攻夏威夷。我们有很多代表特殊含义的四位数字，列在一张油印表格上，分发给各个舰队。如果它们以电报形式发送，军官们就能知道其中的含义。我们这些抄写员就是负责编写、复制和分配那些表格的人。
那是非常特殊的一天，我们甚至被允许到小卖部购买清酒。在海军省队，我们已经习惯在特殊日子里受到特殊待遇，比如在天皇生日当天，每位海员都能得到鱼和喜庆的红米。但那一天，由于战争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没有得到食物。全国各地发给山本五十六司令的祝贺电报像潮水般涌来。信件和写满鼓舞之词的明信片，一麻袋一麻袋地运到“长门”号上。我负责处理它们，打开每一封信并把其亲自交给司令。司令命我制作一批特别大号的名片，上书“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他在每张名片上都亲自写了一段话：“我发誓将付出更大努力，绝不因战争开端的这场小小胜利而骄傲自满。”他的字写得十分优雅、漂亮。
当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官员都返回船舱休息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一开始，我还在好奇司令到底在做什么。后来我恍然大悟，显然他是在回复那些信件。只要舰队司令还没休息，我们这些海员就不能睡觉！自12月8日起，我肯定他已经写了数千封这样的回信。对此，我深感钦佩。随后，我负责将这些信件盖上舰队司令公章，并装进信封寄出。
当山本五十六还是一名海军大佐时，他就开始担任日本驻华盛顿海军特派员。他曾亲自撰文声称对美开战是非常愚蠢的决策，尤其是在他见识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后。我为他贴身效命。他喜欢赌博，尤其是打牌。有时候，当别的军官赌清酒时，他会在赌桌上输掉自己的整套制服。山本五十六喜欢日本将棋（日本象棋），也经常玩。我们称他的一名参谋为“将棋参谋”，因为后者得以担任参谋的原因，似乎更多在于其高超的将棋水平，而非其本职要求的后勤知识。
舰队司令也喜欢女人。他的新桥艺伎情人非常著名，每个人都知道她，包括我们。山本五十六坐镇“长门”号时，他把她和她的朋友全部都带到了这艘战舰上来。一艘汽艇专门负责把她们送到“长门”号，舰长会到舷梯旁专门迎接，随舰乐队则会弹奏当时流行的乡村舞曲。要知道，这些事情如果被军队发现，是会引起大麻烦的！所以说，山本五十六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灵活而亲切。
我知道这些事，真的。我了解他，知道他的个性。那场“偷袭”并非出自他的意愿。我们在大本营有一位专门的联络参谋，名叫藤井茂，他只对联合舰队的事务负责。当他们起草完那道在太平洋发动全面进攻的命令，从作战指挥室里出来的时候，我亲耳听到山本五十六再一次确认：“毫无疑问，美国人已经得到了消息，不是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那根本不是一场偷袭，证据就是那一位联络参谋的出现。他来到我们的船上，负责保持我们和帝国大本营以及外务省的联络。美国人应该在我们进攻前夕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
成功偷袭珍珠港后，船员们都在谈论我们可能得到的机会。等日本占领旧金山后，我希望自己能到那里去主持驻军的会计部门。海军的每个人都梦想着前往美国，我不认为有人想前往中国。
在满洲边境的战斗机机舱里
口述者：战斗机飞行员 最上贞夫
监视中国满洲与苏联接壤的漫长边界是关东军的职责。所谓的关东军，就是指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军队。甚至在支那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的这一项工作也没有停止。中苏边境冲突十分频繁，有时候甚至会爆发激烈的交火。1939年7～9月，日本在诺门坎地区的一场激战中遭遇了惨重的失败，死亡超过2万人。诺门坎战役的结果虽被列为机密，但那场惨败令日军开始重新评估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必要性。日军向那里派出了更多的坦克、飞机和士兵。
1941年夏，当德军横扫苏联在西方的地盘时，关东军规模扩张到70万，日本空军力量更是翻倍，拥有的飞机数量达到700架。最上贞夫现在是帝国陆军军事学院毕业生协会的官员，他于1940年从第54班毕业。系着深棕色的条纹领带的他，看上去更像一名退休商人，而不是一名前飞行员。
1941年6月，在关东军举行的一场大型军事演习活动中，我的战斗机部队被部署到满洲东部边境。事实上，该演习是针对苏联的一次战争调动。满洲东部甚至没有兵营，我们需要自己动手挖掘战壕和防空壕，并在地面上挖出简陋的栖身之所。
我们接到命令，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在收到命令的3分钟之内投入到对苏联的战斗之中。“接到命令的3分钟之内”，这表示你必须时刻坐在战斗机机舱里。你要在机舱里吃饭；当然，饭食是地勤人员送过来的。就这样过了3天，我们接到的命令发生了变化：须在接到命令的30分钟内展开行动。这表示你可以待在飞机场附近的候命室里，还可以和飞行员同伴聊聊天。又过了3天，我得到了3天的假期。休假期间，我都住在佳木斯，那是满洲地区一个很大的城市。我落脚的酒店是日本人开的，堪称当地最奢华的场所。整整3天，我除了玩乐还是玩乐。彼时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即将要和美国开战。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苏联。在军事学院上学的时候，只有短短几个课时提及美国及其军事管理。我对他们的空军力量没有任何了解，但我对一切有关苏联的事情却了如指掌。我卧室的墙上就贴着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机场地图。
就像海军飞行员研究敌人的战舰和海港布局一样，我把这些苏联机场的地图牢牢记在脑子里，以便在需要发动进攻时一眼认出它们。我们在满洲集结就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某年某月发动进攻，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那天的到来。我们坐在碉堡里，满脑子想着每日的训练和反苏行动。当时，我是一名中尉。
12月初，我被派往敦化县，负责接收一种全新的轻型攻击战斗机——Type-98，这种战机将要取代当时在用的Type-97战机。在敦化县，我发现负责训练我们的指导员居然是我在空军学院的同学菊田。在此之前，我们曾一起接受过Type-98战斗机的培训。他说他没有任何新内容可以教我，所以建议我在每天早晨和我的10位下属好好看看这座城市。那就是我每天所做的事情。
12月8日早晨，我照常把10名下属带到机场。但当时下着大雪，所以我让他们待在教室里，并用一个吊着的黑板进行训练。在上课中间，菊田走了进来，把我拉到外面，告诉我海军袭击了珍珠港。我感到非常震惊。“什么？！和美国开战！我们干得过美国吗？”这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对闹得沸沸扬扬的美日谈判一无所知。在中苏边境附近，我白天训练，晚上喝清酒，那里连报纸都没有。和美国开战！我惊呆了。我所学的外语是俄语。我知道，如果与美国开战无可避免，那原因想必非常重大，但就连我这样的军人，都对此毫不知情。
由此，你可以了解军队当时的准备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停止了Tpye-98战斗机的训练，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但是，之前设定的任务依然未变，我们仍然要作好和苏联战斗的准备。谁会率先发动奇袭呢，日本还是苏联？这就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们的空军部队有27架飞机，还有3架备用。苏联的最新机型是米格-3，但对美国的飞机，我却一无所知，包括名字和战力都是闻所未闻。但与苏联相比，我们对己方战力则十分自信。
太平洋战场上的消息传回来了。日军在马来亚登陆，开始攻击新加坡。部署在满洲的大部都被动员起来，调往南方，我们却仿佛被遗弃在满洲一样。我们也想前往南方，马上投入战斗。1942年8月，我们的部队终于收到前往北京的命令，继而前往南京和广州。在两广地区，我们参与了对桂林的进攻，敌人是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那是我们第一次遭遇P-40战斗机。
战争初期阶段，日本的空军力量仍然占据优势，数量上也胜过敌军。我们的侦察机可以在黎明时分拍下美方基地的照片，急速返航，然后冲洗照片。得知敌方基地的确切情况，我们很快就接到发动进攻的命令。然而，即使在黎明时分确认美军尚在基地，但等我们赶过去，那些人早就全部撤离，避开了我们的攻击。我们想要开战，但却连敌人都找不到。
在我们的攻击部队抵达前1小时，他们就得到了袭击的消息。但当他们的部队朝我们开过来时，我们要等到他们的先遣部队抵达前六七分钟才反应过来。在中国的战争早期，如果你在日本观看战斗形势图，你会以为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中国南方。但实际上，日本只占领地图上几个单独的据点。如果报纸说日本占领了广州，那表示日军只控制广州市中心方圆40公里的地区。而从广州到桂林的360公里，都是他们的地盘。日本媒体在国内大肆宣传，说我们正在胜利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我们的飞机升级为“隼”式战机，其机动性非常出色。除非被偷袭，否则我们能绕到美军飞机后方。美军飞机比我们重，所以拐弯的时候动作跟不上“隼”式战机。他们曾有一些特别勇敢的飞行员尝试想追逐我们，但我们拐到他们内部，将其击落。但如果他们逃跑，我们是追不上的。P-40战斗机的俯冲速度比我们的“隼”式战机更快，所以如果他们不追逐我们，我们是没法将其击落的。
有一次，我们突然记起日军曾在菲律宾俘获了一些P-40战斗机，其中有几架被带到东京之外的立川空军基地。如果我们也有P-40战斗机，就一定能将对方击落。因此，我们向上级军令部提出申请，希望能将几架俘获的P-40战斗机运到前线，我们在其机身涂上太阳标志后，便能作为日军战机对抗美国人了。一开始，上级军令部同意了，所以我们返回家乡提取3架P-40战斗机，但后来上级军令部改变了主意，认为把象征日本的标志涂到敌军战机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向南进发
口述者：见习海员 增田令二
我爱大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水手的友谊”是可以超越民族的。但在我体会到那种友谊之前，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日本军方着手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军事行动。从夏威夷群岛到马来半岛，再到威克岛、关岛、菲律宾、香港和婆罗洲，日本舰队和空军发动了协同进攻。
随后，日军到处登陆，除了夏威夷群岛外。东京离檀香山3904英里，离新加坡3490英里。日本舰队的作战基地位于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岛，在东京南面2341英里处。这次战争的最大回报就是东印度群岛的财富。战争初期，日本占领的所有地盘，还有新基地、要塞、军队、机场、仓库和锚地，都需要依靠大海来维持供给。
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当时我们被灌输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东京高等商船学院尤为盛行。我于1937年秋入学，那里的学生毕业后都是后备海军军官。日本海军认为，通过吸纳商船学院的毕业生，可以满足战时海军对军官的需求。1941年，我成为一名见习海员，被分配到“亚利桑那丸”号上。这是一艘重9683吨的货轮，被海军强征为部队运输船，命名为“防空舰830”号。当时它正在吴海军工厂的因岛码头，工人正在不分昼夜地将其改装。它的首舷上装了两门大炮，船首安了四门防空炮。在左舷和右舷、驾驶台和船首上都装了平射炮，加起来大约10门。船上还有马厩和船员居住舱。我从它的改装工事中，看出了一种特别紧迫的意味。
改装作业于10月28日完工，然后我们起航前往濑户内海的宇品港。整个海港爆满，停了大概三四百艘船，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军队征用的商船。作为伪装的运兵船，这些商船上很多都已满载士兵。“亚利桑那丸”号是一艘重要的防空舰，一支陆军防空火炮队在11月1日登船入伙。第二天，全体船员通过一个仪式，正式应召成为军队的文职人员。
我们预感到，即将有大事发生。有谣言称日军将要开往法属印度支那。士兵们每天都在操练防空炮和机关枪，25mm口径的单装炮似乎成了军队的新武器。每位排长都得到一册说明书，用来训练士兵。11月13日，大冢大佐登船。
我们起航前往秘密仓库糸崎港，那里为军队储藏了3000桶原油。经过濑户内海的月岛时，我看到了帝国海军庞大的战斗舰队。我们为“亚利桑那丸”号的锅炉补充了大量煤炭，锅炉上有很多泄漏点，蒸汽泄漏时有发生。每天晚上，我们都不得不爬到锅炉上，在六七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手持蜡烛，拼命寻找泄漏点。
19日那天，我们满怀激情，朝南方进发。23日，我们抵达台湾高雄，发现当地码头堆满了补给品，到处都是人、马和卡车。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着往船上装载物品。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香蕉等热带水果。在高温中劳累一整天后，我们欣喜地拿着水果奔走相告，感觉自己吃到了这辈子最美味的食物。我们当时想，这大概是大家最后品尝到的美味了。26日，约1300名步兵登船。此时，我们仍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哪里。直到29日那天，大家终于得到通知——我们的最终使命是将部队运往美属菲律宾！
驶进澎湖岛时，我能清楚看到壮观的战舰和庞大的护航队，数不清的小型海军汽艇和军用摩托艇在海港上来回巡逻。“雾岛”号战列舰、“榛名”号战列舰、“足柄”号重巡洋舰、“羽黑”号重巡洋舰，以及6艘驱逐舰均于12月4日起航，它们的主炮都被调到45度仰角。军号嘹亮，水面上到处回荡着“出港”的呼号。不当班的船员都来到外面的甲板，向起航的战船挥帽致敬。战船的甲板上也很快就挤满士兵和船员，他们挥舞日本国旗和舰旗欢呼着。那场面着实激动人心。
“亚利桑那丸”号收到命令，将在12月7日离港。我们是6艘被护送的船只之一，负责将部队运至菲律宾吕宋岛的阿帕里市，我们的主要护航舰和旗舰是“名取”号轻型巡洋舰。整个编队加起来一共15艘船。12月10日凌晨，我们抵达菲律宾海岸沿海。海面状况很糟糕，浪头很大。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放下登陆艇。破晓时分，我们的特攻队向海滩进发。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耳旁飞过，我的大东亚战争历程就此开始。
敌军战机迅猛扑向我们的舰队，我们则用密集的防空火炮迎接他们。一艘敌军潜艇开始发动攻击，“名取”号似乎被击中，四周都是伤亡人员。顶着敌军强大的火力，“亚利桑那丸”号完成了关键的登陆行动，然后在3艘驱逐舰的护送下返回北方装载更多士兵。这次，我们运输的是马尼拉特攻队！在这次任务中，从高雄、基隆和澎湖岛来的战舰组成一支庞大的护航队，全部船只加起来达到84艘，排成两支长长的舰队。放眼过去，海平线上都是我们的船只，堪称“二战”中规模最庞大的日本护航队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林加延湾。
船舱装满了人和马匹，人数总共约有2000。12月22日，我们驶进林加延湾，并立即开始登陆。大海波涛汹涌，登陆艇摆动得厉害，想要把士兵和物资装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拂晓时分，敌军飞机对我们发动攻击，主要打击目标是滩头阵地。飞机朝我们开往海岸的登陆艇扫射，“亚利桑那丸”号也向空中倾泻火力。我们亲眼看见敌军飞机冒出白烟，从空中盘旋着坠落。在巨浪和炸弹的冲击波之下，“亚利桑那丸”号剧烈摇撼。但无论如何，大部分船只终究成功卸载，地面部队也开始攻打马尼拉。我们这些船员则返回高雄，准备执行下一个任务。在这次登陆行动中，我方仅损失一艘船，而敌方则损失了一艘潜艇。
1月30日，“亚利桑那丸”号从高雄再次起航，奔赴爪哇岛。2月1日，在离右舷200米远的海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潜望镜。继而，3颗鱼雷袭击了我们；其中一颗击中了船的吃水线下方，但没有爆炸！它似乎击穿了船体，擦过龙骨从船的另外一边钻了出去，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气泡尾巴，最终湮没在海港。船上乱成一锅粥，首舷的防空加农炮对准海面，发射炮弹。炮弹在我们上空炸开，而非潜艇的上空。原来是士兵在点燃炮弹引信时出了错。弹片纷纷射向驾驶台。大约10人受伤，我们手忙脚乱地起航逃跑，避免损失扩大。
随后，我们再次向南进发。2月27日的日落后，在泗水附近海域，爪哇战役打响。到处都是雷鸣般的炮声，火光冲天，照亮了整个漆黑的夜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场骇人听闻的海战正在激烈展开。我当时以为护航队的末日将临，敌人一旦突破日军战舰，我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
战役结束时，帝国海军却取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海面上到处漂着船只的残骸，无数白人和黑人海员挤在散落的救生筏上。我们没做任何停留继续航行，因为我们必须让船上的部队登陆。但后来我听说，敌方幸存的海员被我们的猎潜舰艇俘走了。这一次，日本消灭了一支美国、荷兰和英国的联合舰队。
我们继续前往新加坡，继而前往印度支那。在那我们装了一船西贡大米，再返回日本。1942年4月12日，我们返回位于宇品的家，彼时樱花已盛开。我的见习生涯结束了，就此成为一名三管轮。
致命的外交失利
口述者：外务大臣首席秘书官 加濑俊一
1941年春，美日关系进入决定性阶段。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施加压力，直接导致罗斯福发出警告，美国可能在贸易制裁之外，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之间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
从1940年起直至战争结束，加濑俊一一直担任历任日本外务大臣首席秘书官，只有1941年7～10月除外，因受到导师松冈洋右被迫下台所牵连。
我们在皇宫酒店的皇家贵宾室里见面。加濑俊一在贵宾室的一角有一个专属位置，这里可以将日本皇宫护城河的景色尽收眼底。他长长的银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1903年的人。他穿着蓝灰色宽肩式丝质西装，优雅而得体，甚至连他的打火机也和蓝色的装束搭配得很完美。
加濑俊一的背部挺得笔直，看上去似乎还是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首任日本驻美大使。他喜欢把谈话限制在对外交过程的专业阐述上，而不愿提及那个春夏所发生的事件及其恶劣后果。
我是一名外交官。外交官的工作是尽可能避免冲突，战争则意味着外交官的彻底失败。然而，如果你一直想着“必须防止战争”，那你最后很可能会招致战争。外交官的天职是为双方的利益进行友好的谈判。从这个观点来看，1941年的日美谈判，是我最深刻的遗憾。我们尝试在尊重美国的同时，可以避免日本的国家利益损失。
我们寻求妥协，即便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也从未放弃希望，直至最后一刻。当我们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已经无可避免时，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失望。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谈判究竟是好是坏？我们从战争爆发那年的4月开始谈判，彼时我还是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首席秘书官，相当于美国的办公厅主任。松冈洋右就像我的保护人，把我揽在他的羽翼之下。我们的工作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有时候别人会说我们的坏话，例如：日本外务省只要有松冈洋右和加濑俊一就够了。
如果你继续往前追溯，就会发现早在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组成轴心国时，日美关系就开始急剧恶化。正是在那个夏天，松冈洋右成为日本外务大臣，日美关系已经进入关键性阶段。当时，我还是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书记官。我相继效力的吉田茂大使和重光葵大使，这两人都非常希望改善日美关系，而这也是我的目标。我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和哈佛大学上过学，是一名优等毕业生。
1930年，我加入外务省北美局。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在华盛顿工作过。在人们眼中，我应该是最了解美国的人之一。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日本想要继续生存，必须维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在日本，我被视为亲英派。人们普遍认为，“不能启用这样的人”。但松冈洋右亲自拍了一个越洋电报，催促我尽快回国担任其首席秘书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伦敦非常受欢迎。离开伦敦返回日本时，英国报纸还把这条新闻刊登在社论的专页上。要知道，他们很少为某位回国的大使专门写一篇社论，更别提我这种官职更低的人了。
这时候，东京方面已经偏向轴心国。不仅日本军方如此，甚至外务省的人也对轴心国深感钦佩，他们断定英国马上就要迎来衰落。因此，一名外交官在英国大受欢迎，似乎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那明知如此，为什么松冈洋右仍要求我担任他的首席秘书官呢？这是因为松冈洋右希望改善日英，继而是日美的关系，才重用我。根据内阁规定，作为首席秘书官的我，有权接触连科长或局长都无权过问的机密事项。
在同轴心国结盟的问题上，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栽跟头。日本军方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签订那份同盟条约。其中，日本陆军尤为迫切。松冈洋右希望制定一份《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该条约要无损日本和英美达成的共识，如此外务省就能恢复其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权。他认为，外交事务应由外务省负责，而非军方。所以，他和德国大使海因里希·斯塔玛在8月进行了整整两周的谈判，其间完全没有咨询日本陆军或海军——他有那样的个人权威和实权。
1941年春，松冈洋右代表团前往欧洲，我伴其左右。人们以为，我们此行是去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庆祝会的，但我们其实是去秘密会见斯大林，以改善日苏关系。英国已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无法为中国的蒋介石提供多少帮助。彼时，蒋介石的主要捐助者是苏联。我们希望通过谈判，让苏联终止继续援华，从而给蒋介石沉重的打击。之后，松冈洋右将前往美国谒见罗斯福。
顺利的话，蒋介石将会陷入麻烦当中。届时，日本将向蒋介石提供一个慷慨并且可接受的提案，并设法令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让已经深陷战争泥沼的蒋介石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那份提案，达成中日合作——这就是松冈洋右的全盘计划。松冈洋右曾在美国求学，拥有众多美国朋友，如斯克里普斯报团的霍华德。在我们离开日本前往欧洲之前，我写了一封信，告知这些希望此行顺利的人。这就是松冈洋右的作风。
我出席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所有会议。松冈洋右是那种用人不疑的上级，只要他信任你，就会让你全权作主。出使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是劳伦斯·A.斯坦哈特，他是松冈洋右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在富士山附近的御殿场一起钓鱼。罗斯福非常信任斯坦哈特，后者甚至可以越过国务卿赫尔，直接给罗斯福发海底电报。
我们见到了斯大林，并和莫洛托夫举行了谈判。其间，我们见了斯坦哈特三次。松冈洋右对斯坦哈特说，“这是希特勒说的”，“这是墨索里尼的观点”。但在斯坦哈特看来，日本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我肯定，对这场受到日本外务大臣和苏联领导人欢迎的谈话的性质，他一定感到十分好奇。我将那些会议记录拿给斯坦哈特，和他一起从头至尾浏览一遍。我们的第三次会面正好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举行。那次会面，我们告诉斯坦哈特：虽然还不能对媒体公开，但日本和苏联即将签订一份中立条约。斯坦哈特问：“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吗？”“是真的。”松冈洋右回答，“而且苏联会切断对蒋介石的所有援助。”松冈洋右告诉他，一旦蒋介石陷入麻烦，日本会拿出一个令蒋介石感到惊讶的和解提案。松冈洋右说，届时日本将寻求罗斯福的支持。
斯坦哈特回答说，这些事将会成为真正的非凡事件。1941年4月13日，我们与苏联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会后，斯大林亲自来到火车站的月台，送别松冈洋右。我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发。登上火车后，斯坦哈特给我们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与罗斯福顺利交谈”。意思是，罗斯福同意接见松冈洋右。作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胸脯此时真正挺了起来。我们带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抵达中国大连。松冈洋右曾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总裁，所以他在当地受到了驻军神明般的待遇。松冈洋右和我住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的官邸，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住在大和酒店。
很快，我们接到了首相近卫文麿的电话。他说美国发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提议，因此希望我们立即返回日本。松冈洋右相信，那一定是罗斯福就他和斯坦哈特讨论的议题发来的回应。所以，他情绪高昂地回国了。4月15日清晨，近卫文麿收到一封来自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的电报，据说那是一份美日协议草案。
4月22日，松冈洋右回到东京，近卫文麿催促他赶紧浏览那份提议。所有的内阁高级官员都聚集到外务大臣的官邸，争先恐后地恭喜松冈洋右和苏联签订了条约。
松冈洋右把电报交到我手上，电报很厚，分量特别重。我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把门锁了起来，开始阅读电报。我以为原始的电报是英文的，而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翻译件。我要求电报科室的负责人立即将原件带过来给我，但是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从来没有见到所谓的原件。我被搞糊涂了。在外交谈判中，任何以译文发送的东西都是无效的，你必须拿到原件。无论如何，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理解那封电报：看起来，美国似乎赞成日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并允许日本人自由移民至美国。这是一份罗列了诸多好事的清单，但是如果你能体会其中的言外之意的话，可以看出它在暗示日本退出轴心国联盟。
松冈洋右觉得自己在莫斯科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了，摆在他眼前的成绩远超当初的预期。野村大使声称，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知道并认可这封电报。他声称，我们手里握着的是一份美国官方提议。我们相信了他的说法，因为日本驻华盛顿特使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那份被我们当成美国官方提议的电报，罗斯福根本不知道；赫尔或许知道，但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不相信这份提议能够达成。
近卫文麿首相和军方重要官员没有读出这封电报的弦外之音。当时的氛围是，“我们尽快接受这份提议吧，日美关系将因此改善”。一番觥筹交错后，松冈洋右召见了我，问我如何解读这封电报。我告诉他，我们无法签订这份提案，除非日本退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解读得很好。”他说。松冈洋右确实是专业人士。
野村每天都会从华盛顿打电话到东京，如果松冈洋右无法接通，他就会和我通话。他一直在说：“你们必须尽快接受它，如果动作太慢，它就会像鱼肉一样腐坏。”无论如何，一名大使应该诚实，即便美国政府说了什么日本政府不愿意听的话，他也应该原原本本地传达。将一份非官方文件当成官方文件发回来，这是一名大使的污点，是不可原谅的。提议收到的日期是4月18日。松冈洋右和我连续多日不眠不休地研究，试图拟出一份针对“他们的提议”的回应。5月初，我们将回复发给美国。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份对“他们的提议”的回复，因为他们从来没发过什么提议过来。由于这一切始于一个谎言，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是在给这个谎言添砖加瓦。
7月，我意识到这一切都很可疑。松冈洋右性格敏感，所以也感觉到某些地方不对劲。7月中旬，近卫文麿认为，松冈洋右反对他接受这份“美国提议”，因此将松冈洋右逐出内阁，并任命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新的外务大臣。军人的职业当然是打仗，如果你的外务大臣是一名海军大将，你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是一名海军大将，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海军利益共同体。
当军人开始履行其并不熟悉的外务大臣或大使的职责时，他们最终将迷失方向。谈判开始一点一点地误入歧途。近卫文麿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帝国议会频繁举办。
终于，10月26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成了首相。我则再次担任新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首席秘书官。最后，1941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来了《赫尔备忘录》。得知美国的明确立场后，日本终于放弃一切希望，决定发动战争。最后真相大白，是野村吉三郎犯了错，近卫文麿则错信了他。东条英机也错了，他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野村。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前往华盛顿时，身上带着裕仁天皇的任命书。谁会怀疑一个拥有如此地位的人？野村，那个不懂外交、把日本引入歧途的男人，导致了所有错误的发生。这一切导致了珍珠港事件。
从一开始，那些谈判就受到诅咒。在世界史中，这样不合法、不正常的谈判记载，绝对再找不出第二家！我常想，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没有在1941年发起那些日美谈判，战争就不会爆发。是那些谈判，把和平破坏到了那种程度。
现在回过头去思考，我会说，在最后一次帝国议会正式批准之前，我不相信战争有可能避免。历史车轮有时候会淹没你，席卷你，裹挟着你前行。你无法一直避开它们。一个人的意志，是无法左右历史发展的。战争有它自己的生命，甚至东条英机本人，也无法阻止那场战争的发生。
- 东乡平八郎曾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开创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的先例，有“东方纳尔逊”之誉。
- 海员岗位之一，负责船舶机舱设备的日常管理，特别是负责主机、辅机操作与运行、机舱设备的保养和保管、船上其他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