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东亚梦想
“战争意味着有活干”
口述者：机械师 熊谷德一
50年来，他一直住在这栋小木屋里。小屋位于工业城市川崎，早在战争开始前，这里就已是制造业的中心。他现在72岁，已经从五十铃汽车公司退休。在此之前，他几乎把所有心血都花在工厂的车间里。
你也知道，日本民众对士兵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对他们很热情。都是出于同情，你可能会这么说。他们为国家奉献了生命，他们的鞠躬尽瘁，让我们满怀感激。人们都知道，服兵役就如同服刑。老百姓都很清楚这些，因为他们亲眼见识过当兵的辛苦。每年秋收过后，部队就会在当地稻田里进行大规模演习，士兵们分散到各家农户居住。小时候，我与小伙伴们玩过家家就经常扮演军人，拿着棍子假装是步枪和刺刀。大人们很鼓励我们玩这种游戏。要是真的碰到当兵的，我们通常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他“军官先生”。
其实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年轻军官们在1936年发动的“二二六事件”
大多拍手称好。我心想：“他们太棒了！真厉害！”人们都期待变革，因为当时的形势比较混乱，没有人务实地想过万一打仗会出现什么后果。即便在起义军官宣布投降以后，我也认为日军只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就能让中国人吓破胆的。在1937和1938年，我们对战争就是怀着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
我的父亲曾在东京的兵工厂工作，负责制造步枪和刺刀。他是最底层的劳动者，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虽然勉强能在兵工厂找份糊口的活，但注定永远也成不了机械工程师，因为他看不懂设计图。那时候，在工厂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也开始学英语，主要是为了能看懂图纸上标注的机器零部件名称。父亲很拼命，但除了努力工作，其他的事他一窍不通。只要开战的概率不大，军工厂的工人就会下岗，所以我父亲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甚至还当过街头小贩。我们一家人住在东京一处拥挤的棚屋里，棚屋只有两个小房间：其中一间的面积大概能平铺下四张半桌垫；另一间更小，大概三张桌垫。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弟弟和我，我们全家九口人就这么蜗居在小棚屋里。
像我们这种贫苦家庭出身的人，长大后基本上只能在商店和工厂当学徒。我的三个姐姐小学毕业后，都去了政府下属的印刷厂工作。当时，小学毕业还能继续求学深造的孩子不多。一个大约50人的班级里，只有五六名学生能升到初中，而我就是其中一名幸运儿。我14岁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中等规模的机械厂工作，厂名是北辰电器，主要制造高温熔铁所需的温度计。另外，我们也制造测距仪，供海岸炮兵使用。
我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路上总共得花去2小时。我坐不起车，几位姐姐甚至经常穿着木屐长期在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就为了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其他工厂的工人一般都是朝七晚五，不过我们工厂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天都休息，因为我们工厂是半军工性质的。每年有4个假期：元旦、天皇生日、明治天皇诞辰纪念日以及神武天皇登基日，即日本建国纪念日。我每天加班2个小时以上，会得到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工厂的工人则没有加班费。顶多就是等他们到部队服兵役时，会领到一套西装或有领饰的和服，算是犒赏。
我们敬仰白种人，因为我们用的那些高端的机械设备都是他们生产的，他们还创造了先进的文化；但我们瞧不起中国人，称他们是“清国奴”；我们也鄙视朝鲜人，称呼他们“鲜人”。在比较体面的高档社区，国人绝不肯把房子出租给朝鲜人。所以，他们就用铁皮自己搭建棚屋。附近的孩子经常蜂拥着去看他们吃饭。朝鲜人端着大碗，嚼着红辣椒下饭。公共浴室里，单凭身上的气味，就可以判断出哪些是朝鲜人，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总会散发出大蒜的味道。
在车工吉田的熏陶之下，我开始阅读共产党的报纸《赤旗报》。吉田是我的学长，比我高一届。我第一次喝可可就是在他的家里，当时他递给我一份《赤旗报》和一杯可可。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但共产党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我很穷。不过，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那些党的理论和教条。“打倒天皇！”我觉得这个口号挺好，因为长期贫困已经让我没办法再相信政府，我觉得现政府的治国理念无法改善我的生活。我从来不觉得天皇是神，就算是在小时候。
因为非法派发传单这件事，我被宪兵队抓走了，彼时我阅读共产党的报纸已经有两年了。宪兵队的人问我，共产党都在干些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为了喝可可，才帮他们收发传单的。审讯时并没有使用酷刑，大概因为我还是不到20岁的毛头小子，他们量我也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来。在关了两个星期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不过我也因此丢了工厂的工作，吉田则遭到起诉。
1936年我参加征兵入伍考试，结果为B-2等，成为后备军。次年，中日战争爆发，第一批后备军人得立刻上前线，不过我一直到1939年才受训。当时我参加了坦克机械师的培训课程，合格后进入装甲车间。
机械师很欢迎战争的到来。我们迫切地希望战争能打得更猛烈一些。在那之后，我们真的忙活起来了。有关中国战场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就连我的父亲也订阅了《朝日新闻》，因为里面有大量关于日军在中国前线的照片。1937年底，日本近乎全国总动员，每一位工人都忙得不亦乐乎。人生中第一次，我竟然还可以养活我的父亲了。战争也不全都是坏事，我想。我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机械师，这在当时很吃香。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时，我的薪水达到了巅峰。我经常加班加点，还不停地跳槽，每份新工作都比之前的要好。1940年，政府出台了关于熟练技术工的制度草案，防止工人们随便换工作。
新的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所在的工厂也于1938年从龟户搬迁到了川崎，当时厂里有十二三名员工。可是没过多久，工人规模就扩大到了两三百人。因为战争的缘故，我晋升很快，成为了一支一流队伍的主管，每个月的薪水大约有120日元。1940年3月，我结婚了，当时我23岁，收入可观，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房子。最开心的是，我根本不用担心失业或找不到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那天的情形。我上完夜班回家，与妻子一起上街，打算给大儿子买一架木马。妻子背着儿子，突然广播传来了突袭珍珠港的消息，那时候大概是早上9点。“我们真的打仗了！真的成功了！战争真的打响了！”我们就这样大声欢呼。
我的姐姐问我：“德一，你觉得日本真的能够打败美国吗？”我回答她说：“不知道。”其实，我隐约还是能预料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的。我们这些常年与机械打交道的人，当然能够意识到我们与美国在装备方面的差距。当时，我们很多的先进机械都是从美国、英国和法国进口的。日本还造不出抛光、碾磨和铣床等精密度很高的设备。我怀疑甚至连日本当时的飞机引擎制造公司所使用的那些机械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当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在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不但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还停止向我们出口机械设备。
我觉得日本人在西方人面前有一种自卑的情结，我们称他们为“毛人”，但却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我们不想败给白人，但是跟很多人一样，我并不痛恨美国人。所以政府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希望激起民众的仇恨。宣传口号中说，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恶魔。但其实我们打美国时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敌意，也许职业军人有种想跟他们一较高下的强烈情绪，但我们这些工人并没有。
回首战争年代，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支持战争是因为自己别无选择。我认为，这完全都是谎言。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都积极支持战争，只有共产党除外，但可惜的是他们全都被关在监狱里了。没有人想过日本可能真的会战败，因为在当时，几乎全国上下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停止战争。
于是，一波又一波高呼着“万岁”的士兵和战马一起登上了火车或飞机赶赴前线。我们曾经无数次欢天喜地地打着灯笼在大街上游行，庆祝我们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可是战败后，我们为什么都忘记了这些呢？
“我想为建立大东亚奉献力量”
口述者：右翼团体地下党成员 野木春道
八尾町是个安静的小镇，距离大阪约1小时的火车车程。眼前的这位老者，坐在弥漫着新鲜咖啡香的书房里，那咖啡是他刚去印度尼西亚旅行时带回来的。老者非常高大英俊，是名退休的房地产经纪人。
20世纪30年代，“创建亚洲经济区，促进该地区各国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在日本学界和政坛盛行。在这个区域经济中，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袖。1940年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举行招待会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导致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日益恶化，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资源，尤其是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日本工业和军事发展越来越重要。
1940年，还在上大学的野木春道加入爱国学生联盟，从此越来越多地卷入右翼团体的半地下活动。该联盟的学员思想慢慢成形，摩拳擦掌，打算在把“东印度群岛从荷兰手中解放出来”这一神圣事业中大展拳脚。
我真正开始对殖民主义着迷源于今村忠介教授，后者是日本大学殖民经济学系的创始人兼系主任。日本大学是一座私立高校，简称“日大”。今村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我去过上海，那里公园门口的标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也到过南海，那片区域几乎全部都由白人控制。”他接着问我们：“你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打破这种格局？”今村曾留学过美国，负责教授时事政治，但是他很热衷于作这种煽动性演讲。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顿时心潮澎湃，很想大干一番。“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上前线。我要去中国，我要亲自动手干一番事业！”学生们通常会这样异口同声地说。
美国和英国已经殖民中国多年，日本属于落后者。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们认为日本应该带着先进的技术和领导理念挺进中国，帮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当时战场上的情况都是保密的，我们并不知情。不过我坚信，“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落后民族的福音。只要日本和德国联手，就能打破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亚洲的控制，殖民地的瓜分将重新洗牌。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自1939年开始，有关希特勒的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滚动播出。我经常逃课去看电视，看着这些激动人心的短片，我心里总在想：“满洲地区的日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干脆消灭掉英国和美国？希特勒都拿下整个波兰，将其并入德国了！”之后，我购买了希特勒那本史诗般的自传《我的奋斗》。当时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期待日本政坛也能出现一位类似人物。我们都希望日本能够果断地采取行动。彼时，前日本军官桥本欣五郎和主张“南进政策”的政治家中野正刚两人深得希特勒真传，开始效仿其行事作风。但凡他们作演讲，我一定会参加。有时候，我会被赶出来。他们的追随者们要求我出示学生证，然后说我年龄还太小，不宜入内。总之，他们不喜欢学生，可能是嫌我们碍手碍脚。我只好脱掉校服，偷偷溜进去。演讲大多设在日比谷公会堂。只要极右翼势力作关于“攻击英美”等话题的讲座，民众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们带着饭盒从早上6点开始排长队，等会场开门，就为了听中野正刚讲解如何解放亚洲。有时候人多得挤都挤不进去。那是1940～1941年初，日美战争爆发前。听他们演讲，你会忽然茅塞顿开，心里异常满足。听众很容易心潮澎湃，甚至膜拜“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另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叫作永井柳太郎，人们颇为喜欢他的语调。他喜欢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的演讲非常容易感染旁人，我个人也很喜欢。当时，日本在中国海域击沉了一艘英国炮舰，英国借此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反过来谴责英国：“你们自己也在侵略，怎么敢对驻华日军指手画脚？”政府号召我们都站出来抗议大英帝国。于是，我们在英国驻日大使馆的门口进行了示威游行。我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游行，并与示威者们一起大喊：“英国人滚出中国。停止侵略！你们来东方干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涉足远东地区。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可能会让你非常震惊。“民主”意味着你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们不得不与美国开战，那也不用担心，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迟早都会崩溃。当时似乎人人都这么认为。美国人永远无法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这个国家缺乏凝聚力，只要轻轻一击，就会土崩瓦解的。
我学习法律和会计，整天都跟加减乘除、记录税费、查询现有法律条款的解释打交道，这样的日子让我觉得有些枯燥乏味。我无法忍受自己此生就这样活着。有一天，爱国学生同盟日本大学分会的会长把我拉到了一边，说有件事要跟我商量。“我们要执行一项任务，不过得秘密进行。我觉得你能担此重任。要是你不愿干也没关系，但千万不要跟任何人吐露一个字。如果你愿意加入，就在一星期内联系我。”然后，他对我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位“大人物”。爱国学生同盟在很多大学和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分支。该同盟由右翼集团成立，是所谓的“国际反共联盟”的一部分。到今天，我当然已经明白这个组织主要扮演着鼓吹战争的角色，但当时我只担心这会不会是个黑帮团伙。所谓的任务是不是暗杀某个人？我找到分会会长，他向我保证，绝对不是搞暗杀。他还透露，这项任务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有关。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还很刺激。于是在1940年初，我决定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在东京目黑附近一位商人的家里设有私人研究院，院长金子就是右翼势力领导人岩田爱之助的门徒。1926年（即昭和初年），金子曾去过印度尼西亚，并在那流浪了许多年。他跟那些曾经在中国的浪人很像。在中国的浪人是指无门无派的日本武士，曾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自发地与中国国民党联手，推翻腐败的清政府。我觉得，应该称金子为“南部浪人”。
我到达目黑时，金子先生穿着一身很正式的和服出来迎接。他看起来就像游戏《明治维新》中的主人公高杉晋作。金子虽然只有36岁，但门下的学生已有无数。他的门徒中有20人曾去过印度尼西亚，他们与我年龄相仿，都是小学毕业后无意在日本工作，就被送到印度尼西亚。他们在印尼泗水等大城市的大型百货公司工作，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虽然我在进入日本大学学习殖民经济学期间才开始学习印尼语，但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地想要出国闯一番天地。
我本身就信奉“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在这个话题上跟其他同学聊不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没达到那个层次，不过我们会讨论比如“什么才是对印尼独立运动最好的”等话题，我们聚焦如何与印尼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印尼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发展落后。日本应该去那里帮助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财富。这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视角。渐渐地，我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些人接受着类似预备军的训练。不过，想到也许能亲自参与独立运动，把印尼从荷兰手中解放出来，我就觉得挺振奋的。日本军队不干的事，我们可以干，我心想。后来我们发现，军队即将有所行动。
日本建国2600周年纪念是日本举国上下的一大盛事，全民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欢庆这历史上的伟大时刻！1940年夏天，在这一口号下，我们几乎全国总动员。我们这些学生分配到的任务基本是带团，准备庆典和活动的日程。许多海外日本人也都闻讯回国，齐聚一堂，其中不乏从拉丁美洲和美国归国的代表。我们带着他们去参观军港，陪他们到皇宫觐见天皇陛下。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年，海外的日本人也都被动员起来。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即使开战，日本也不会输。于是，一切都在政府的主导下，以纪念日为幌子，伺机树立起日本皇军和海军的威信，继而向海外日本人，乃至全世界各国展示日本国威。
我加入了一个名叫“苏美尔”的学习小组，该组织的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苏美尔”在日语中，既指天皇，又指创造人类文明的中东古老民族苏美尔人。该组织由几位学者在1940年成立，他们从各大院校招募学生加入，不单单是日本大学这样的私立学校，还有国立高校。我们当时在日本著名的百货商店——白木屋的二层碰头，只要参加讲座就会有钱收。会上我们经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日本必须更加积极，应该为了天皇不断扩张。类似的经历可不少，所以我敢断定那时几乎所有学生都被军国主义洗脑了。
我有时会为我们私人研究院去海军军务部跑个腿，比如给他们送旅居印尼的日本人名单等，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一天，我们组织的负责人对我说：“你马上要加入海军了，去领取相关申请表吧。”我有些惊讶，因为我还没参加考试呢。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早就深陷其中，因为我们研究院跟海军“南进”派系有深厚渊源。
我也曾心生怀疑，但总觉得那是自己缺乏爱国热情的表现。我觉得自己该积极主动，思想更进步些。
一旦国家决定采取行动，那么所有人都应该积极响应。当然，不可否认，我还是会想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有别人的陪伴，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1941年11月，研究院的一名成员吉住留五郎突然消失了，但是院长对此却只字未提。我们能感觉到作战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它的到来。每当我们问什么时候开战，他们只会说，等着便是。他们不肯说出确切的日期。
那一年，我们在学校的学制缩短了，提前到12月就毕业了。私人研究院允许我暂时离开，返回学校准备毕业考试及相关手续，他们还允许我在学院院址之外的地方居住，前提是我得同意加入海军。12月初，我返回学院所在地，打算参加海军入伍体检及笔试，却惊奇地发现私人研究院已经人去楼空，所有年轻人都为日军登陆部队当译员去了。后来我还了解到，原来失踪的吉住是提前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为军队打探消息去了。
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准备了一大盆甜甜的红豆汤，送给“南进”战略计划的功臣们——军务部第八集团的将士们。我和我的顶头上司一个接一个地把汤端给每位官兵。“恭喜恭喜！”我们还一边向他们道贺道。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军军官都应该是不苟言笑的高冷模样。他们寡言少语，为自己能够执行机密任务而自豪。但那天，他们那严肃的脸上有种难以掩饰的雀跃之情。
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一刹那，我前所未有地松了口气。也许日本人当时都有相同的感受。僵局打破了，横在日本跟前的绊脚石被挪掉了。然而，我内心依然会犯嘀咕：日本真的可能赢吗？
1月15日，我收到了通过海军入伍考试的通知。根据安排，我前往军需官学校报到。一起报到的人有6个，分别是几名东京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的学生，一名拓殖大学的学生，再加上我。实际上，这一届海军共招了300人，据说其他人正在千叶县的某个地方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课程。我们6个就在军务部等待分配。他们让我们时刻作好准备，等日军占领南部后，立马会有调令，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可当时的我们连敬礼都还不会。不久之前，我表面上还是名不谙世事的学生。可这时，我已经身穿候补海军少尉的制服了。
海军方面，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正在策划澳大利亚行动。为了给登陆行动作准备，他们召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日本人，让他们亲自去当地考察、踩点，并向刚从澳大利亚返回的人打探消息。我们每天给这些日本人发电报，传唤他们来总部。盘问这些人主要是为了勾勒出更为准确的战术地图。我们这些候补军官应邀旁观。海军军令部的一位少佐负责问话，问题涉及悉尼港的海岸线情况、水深等。通过这些问询，我们就能对行动计划有个大致的了解。事后，我问少佐：“所以我们打算登陆澳大利亚？”他朝我大发雷霆：“以后再也不许问这样的问题了！禁止发问！出办公室后，你们一个字也不许跟外人提。”
3月底，我们接到命令，登上“龙田丸”号远洋轮，前往印度尼西亚。我终于梦想成真，彼时真的是喜出望外。
满洲“拓荒”
口述者：在华日本商妇 福岛芳惠
她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套装，白底粉红色圆点，头上戴一顶粉色帽子，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采访过程中，她时而迸发出笑声，时而泣不成声；讲话时，带着浓重的金泽口音，还不时夹杂着俄语、汉语甚至东北话，折射出她跌宕复杂的人生阅历。
中国满洲幅员辽阔，面积相当于美国的整个东北部。1931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对该地区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80多万日本殖民者长驱直入，到达满洲，她就是其中的一分子。1911年，中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清王室残余势力在日本的扶植下，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由清逊帝溥仪再次“执政”。伪满洲国吸引了日本全国各地无数“拓荒者”前来，官僚、军人、农民、店主、实业家、暴徒以及理想主义者等，他们希冀在这片大陆上展开新生活，构建起一个理想的帝国。
上小学六年级时，我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只要天空有飞机飞过，我就会跑出教室去看，哪怕正在上课，我也不管。因为这事，我没少挨老师的批评。我似乎是一个“痴迷军国主义的女孩”。当时的我总憧憬着以后长大了就去开战机，或者在军队干点别的，总之应该是军中女豪杰。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是我的偶像，我很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为国效力。我自幼活泼好动，从不安分守己。我总觉得自己该去满洲，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曾经为了给军队筹集资金还沿街卖花，为此还获得《北国新闻》报授予的奖章。
我父亲是一名海军退役人员，在石川县一个名叫七尾的小镇经营一家船厂。我有8个兄弟姐妹，父亲希望我们姐妹几个长大后当红十字会的护士。“军人最喜欢的是好护士。”他总这样念叨。当时的日本盛行军国主义，我的5个姐姐按照父亲的心愿当了护士。她们上培训课根本不用花钱，反而还能赚钱。
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为此，我在东京市教育协会下属的幼师培训学校进修了一年。为了给我支付学费，我的父母几乎倾其所有。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七尾镇，想就近找份工作，以早日偿还父母为我支付的高额学费。但小镇只有一家幼儿园，而且不招人。但我主意已定，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就在这时，同学告诉我一个可以解我燃眉之急的就业机会——她在满洲发展。“福岛小姐，你应该来这，”她热情邀请，“这儿要办一所幼儿园。”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前往满洲的抚顺。我当时满腔热情，想为那片热土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总觉得“我们有责任照顾好满洲地区的孩子，因为满洲也在眷顾着日本”。我甚至觉得，自己会在满洲落地生根。
我的母亲是一位寺庙僧人的女儿，长大以后嫁给了军人。她从小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但却很支持我独自出去闯荡。那年我才19岁，母亲瞒着父亲偷偷塞给我100日元当盘缠。从日本到抚顺的船票和火车票加起来是60～80日元，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母亲嘱咐我：“路上不管碰到多好的人，都不要跟他们走，直接去你的目的地抚顺。”我从下关港先乘船到朝鲜，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一路上我一言不发，完全漠视周围的人。不管在船上，还是在昭信铁路和满洲铁路上，说日语就可以顺利通关，不会遇到任何障碍。
南满铁路公司在抚顺城外有个露天煤矿，生产优质煤炭，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南满铁路公司经营范围很广，包括煤矿、酒店、铁路等。抚顺这座小城也发展得很好。那个时代，已婚妇女一般都只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但在抚顺工作的女性人数已经达到1000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日本国内来的，包括像我这种瞅准了机会来的，还有不少前来满洲地区投靠他们亲朋好友的。我在幼儿园里带的那些孩子都是南满铁路公司抚顺分部的工人子女，我很爱护他们。大约过了一年，我突然失声，低烧不退。幼儿园园长和南满铁路公司抚顺分部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得知我的情况后，勒令我立即住院。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们让我赶紧回日本。我无能为力，只好返回家乡，当时真是伤心欲绝。
回七尾后，我进入金泽市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2个月之后痊愈。医生说我得的是胸膜炎，因气候干燥所致。病好了之后，我盼着马上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当时我是请了病假回来的。于是，我又一次不顾家人反对，很快踏上了返回抚顺幼儿园的旅途。火车疾驰在满洲的旷野上，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红高粱，遥远的天边夕阳徐徐落下。景色如此壮丽，这片叫做满洲的土地令我深深着迷。
1941年12月8日，我在满洲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和生活。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外面冰天雪地，孩子们来上学，跟我说了早安。有一个孩子的名字恰巧也叫东条，全名是东条英子，她说：“日本和美国开战了。”我告诉她，这不可能。但她说，刚刚听到广播里就是这么说的。我感到很震惊：美国那么强大，日本怎么敢跟这样的强国开战？好在这之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我所在寝室的寝室长岩间小姐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她很喜欢当地人，总是带我去当地的村庄。“咱们出去玩玩吧，芳惠。”她经常盛情邀请我，之后我们就去各种各样犄角旮旯的小村庄。看到孩子，她总要忍不住拍拍他们的脑袋，跟他们一起玩耍嬉戏。她精通满洲话，常带我去那里的影院看演出，回家路上我们还会吃个西瓜解渴或者吃点别的宵夜。我真的爱上了满洲，但是它似乎并不爱我。我又一次得了胸膜炎，因此不得不伤心告别岩间小姐和孩子们。
我去过满洲两次，那里让我有一种亲切感。但是我也明白，我的体质并不适合在那儿长期生活。而我一生病，就会给许多人带来不便。于是我又回到了七尾，此时我的婚姻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家附近一家和服店的老板，他有个侄子住在满洲，想找个日本姑娘结婚。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未来对象必须身体健康，并且会打算盘。而我就挺喜欢打算盘的。店主很疼爱他的侄子，希望我能当他们家的媳妇。他还给我看了他侄子的照片，小伙儿看起来人挺不错的。就这样他侄子回到日本，我俩在他叔叔家正式见了一面。我们聊了两三分钟，因为我实在太想去满洲了，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答应去满洲。”
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我母亲的姐姐不顾舟车劳顿，不远万里来七尾看望我。“芳惠，你真的打算去满洲吗？你知不知道日本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她这样对我说。我宽慰她说，满洲挺好的，很太平，那里有很多日本人，苏联人也很友好。但她并没有就此罢休，依然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日本打了败仗，你们可能就回不来了。”“您别这么说。”我试图制止她，但是没有成功。“如果你跟我一样打理一间寺庙，你就能看清时局了。我们的寺庙都已经不得不把殿里的铁铸祭坛和钟捐出去给国家了。最近，甚至就连挂蚊帐的钩子都要捐掉了。寺里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把我自己的2个金戒指也捐了。这样的国家能打胜仗吗？如果日本输了，满洲就会被瓜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全家人最好能一块死在这里。”那时候，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这个老太太疯了吧，都在胡说些什么！我宽慰她说，放心，日本不会输！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样，结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再一次前往满洲。那是1943年，正值大东亚战争如火如荼之时。我的丈夫在伪满洲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做起了生意，那里距离苏联最近。这个地区很特别，独立管理，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当时大约有30万兵力部署在边境一带，还有大概5万日本籍的铁路工人、银行家、教师及其家人在此聚居。
我丈夫的商店顺利开张了，店门口挂着“军方许可供应商”的招牌，我甚至还记得店里的电话号码。那时候，电话机还是很罕见的。许多房子都空了，可能是因为人们怕有危险都回家乡了吧。我们俩却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满洲地区的村庄与日本人的所在区是隔开的。我们雇了4个帮佣，其中一位是卓先生，长着一张长方形的脸，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主要负责物资调度和监督装运。另外2个是年轻孩子，分别12岁和13岁，我们直接称呼他们为小伙子，这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们还雇了1个女佣，为我洗衣服。他们都叫我“太太”。在这之前，我一直习惯于去照顾别人，但现在我当起了夫人。
那年元旦，我们受邀到卓先生家里吃饭。他是他们村的村长，我丈夫有很多货都是从那进的。他管我丈夫叫“老板”。丈夫对我说，不能轻信满洲人。他说，可以对他们客气些，热情些，但不能完全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丈夫说：“他们很可能对日本怀有报复心理。”给我们打工的那些孩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向我抱怨，日本人是坏蛋，霸占了他们的土地。
丈夫从军队购买了一条大型的德国牧羊犬，名叫埃苏。这条狗很机灵，丈夫不在我身边时，它就会保护我。丈夫告诉我，军队经过长期训练，已经把这条狗训练成只咬中国人。军队会让士兵们穿上满洲人的衣服，然后放狗去攻击。只要满洲人靠近，这条狗就会扑上去，咬他们的小腿。它不会咬死人，但会让对方无法动弹。这样，日军就可以活捉这个中国人，然后进行盘问，以确定他是不是探子。埃苏就是这样被训练大的。我们告诉卓先生，千万别穿中国人的衣服来上班。丈夫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但我相信他肯定知道更多内幕，因为他曾经两次参军入伍。
我们有栋大房子，里面有很多宽敞的房间，所以只要碰到石川来的老乡，丈夫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抚顺学校的校长兼任当地石川协会会长，我丈夫是协会秘书长。抚顺税务局局长也是石川人。石川老乡懂得抱团。我们的食物供应很充足，罐头笋、豆腐干、香菇和蘑菇等应有尽有。家里只要有客人来，我都会拿出各种好吃的来招待他们。招呼客人好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很快，我怀孕了，我欣喜若狂地等待小生命的降临。
反观当时日本国内，物资匮乏现象极为严重。布料实行配给制，食物已经供不上了。单就物产丰富这一点，就足以让满洲充满吸引力。我丈夫从日本军方那里得到采购订单，然后到上海等地找寻相应的货源。他会预判一下，如果觉得某些产品可能畅销，就会大量买入。他不但从日本的贸易公司订货，还从满洲人的公司进货。“军方许可供应商”的真正意思也就是“代理”，他从中赚了不少利润。我很吃惊，他居然能从军方那儿赚到那么多钱。我在一个贫困的军人家庭长大，父亲在造船厂的一场事故中去世时，我们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800日元的赔偿。母亲说，这是国家补偿给我们的钱，我当时觉得这笔赔偿已经是巨额了。
我对丈夫说：“这好像是在做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他问。我指了指银行存折，一本存折上写着3000日元，另一本写着5000日元。丈夫从奉天的供货商那里订购鱼子酱、黄金鲅鱼和萝卜泡菜，他们按照订单给我们发货。我就是不敢相信，这样就能赚钱。在国人食不果腹的年代里，我能随便享用重油蛋糕，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此受到天谴。
军官们会偶尔来我家放松，我则经常做点家乡小菜招待他们。仅仅这样，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有官兵问道：“夫人，您爱吃什么？”我回答说：“重油蛋糕！”“好，我这就给您带来！”他马上到军队杂货店，买了黄油、面粉和糖，军队里什么都有。如果我说，想吃奶油泡芙，也立马会有人给我带来四五个。他们都很照顾我。对他们来说，能吃上一口家乡的饭菜，和一个家乡来的知心姐姐聊聊天，就心满意足了。
在他们面前，我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就像他们的姐姐或者媳妇，或者他们的红颜知己，可以畅聊各种话题。他们很感激，在异国他乡仍然有个人愿意聆听他们的倾诉。后来，丈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还特别会哄人开心。我很享受当时的幸福生活，却从来没想过，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深夜里的舞者
口述者：舞蹈教练 原村清志
他在大手町文化中心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舞蹈班上有10名学生，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准时开课，这些学生都是国标拉丁舞大赛的未来之星。这天，他们正在跳探戈。只见他动作娴熟，轻轻松松便展示了一套优美的舞蹈，那一头齐肩长发也随之有韵律地摆动。他现年76岁，身材瘦小，被誉为“华尔兹舞王”原村，其专长由此即可洞见。“我越来越老了，现在跳舞的人基本都身材高大，跟他们搭档我还挺累的。”
战争打响后，一切都改变了。那意味着一个乏味、尚武的时代到来。舞蹈、音乐被视为靡靡之音，完全遭禁止。战前，东京大约有8家舞厅，横滨还有4家。我主要教授“英式”交谊舞。英国一位世界舞蹈冠军曾经出了一本书，我就是根据他的书自学的。碰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字典，逐字逐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不过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地方我译得并不对。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就因为它是英国人出的。我上学时学的是设计，特别擅长绘画。毕业后，我在松坂屋百货店工作，这份工作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就是按照设计图给和服上的友禅纹样染色。很快我就辞职了，因为兼职教舞蹈能赚更多的钱，每月120日元。要知道，那个时候，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的前身）的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8日元，艺术院校毕业生每月工资47元，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每月才赚45元。
我第一次教别人跳舞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学生，没钱租用场地。当时三田区一家幼儿园晚上是免费开放的，我就利用那里当舞蹈教室。邻居们抱怨：“那么多男男女女在幼儿园里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警察警告我们，让我们赶紧离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传统保守。后来，我在涉谷附近开设了一家会员制的舞蹈工作室。从此，我真正把舞蹈当成事业来做。那年是1925年。
我还记得大正天皇驾崩的那天晚上。那是1926年12月25日，正值圣诞节。我们跳舞正在兴头上，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我们当时完全一头雾水，还不知道天皇驾崩了。根据日本法律，国丧日是禁止跳舞、演奏音乐的。舞蹈工作室的房东和我都被带到涩谷警察局，扣留了一天，就因为在不恰当的时间里举办了一场圣诞晚会。当天报纸刊登了特别版，卖报小贩一直沿街叫卖，传播着这个特大消息，但我们没听到，因为跳舞本身就很闹腾。有些报纸竟然污蔑我们，说我们当时举着天皇驾崩的讣告手舞足蹈！
东京的8家舞厅中，最著名的那家叫“佛罗里达州”。这是很多文人的常聚之地。日本桥区的“日美舞厅”也很出名，虽然它的名字叫日美，但跳的还是英式风格的舞蹈。这些场所都是凭票进入的。顾客们支付入场费，然后预订跳舞当天的票。舞娘们在墙边一字排开，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舞伴，然后把票投入墙上的盒子里。
高端舞厅的入场费是50钱，跳一支舞是10钱。也可以购买情侣票，自己带舞伴一起去。想邀请舞厅的头牌舞娘共舞，可能还得排号等待。一家舞厅大约会雇用五六十名舞娘。优秀的舞者步伐轻盈，任何舞蹈动作都难不倒她们。她们一般会来我的舞蹈工作室接受为期2个月的培训，舞厅负责给她们报销交通费。高端舞厅里，舞娘跳一支舞大概收取每张票价的40％；低端消费舞厅里，一般收取票价的50％。
舞者要接受严格的公共道德审查。每个女孩都有一张时间卡，上面要写明她几点几分离开舞厅，几点几分到家，到家后父母要确认签章。第二天早上，她必须把卡给舞厅经理过目，并盖章。横滨有些咖啡馆里，来光顾的海员很多，特别是外国的。这些地方无须凭票进入，风格更偏美式，因为来光顾的很多海员都是美国人。咖啡厅一般都设有舞池和一个小吧台。我们有时也会去里面跳舞，一直跳到凌晨。然后装阔绰，花1日元坐出租，但司机通常会说，如果来回都打车的话，可以优惠，总共只需1.5日元。当时的生活真的很奢侈。我跳舞的时候是从来不喝酒的，所以我很受欢迎。
喜欢跳舞的女孩是真正的“摩登女郎”。思想最摩登的则是电话接线员；接下来是打字员，当然不是指日语的打字员，而是英语等外国语言的打字员。排第三的是从事演艺工作的女孩们，而我就教这些人跳舞。这个分类并不适用于男性。来我这里学舞蹈比较多的男性其中一种是运动员，特别是从早稻田大学来的橄榄球运动员。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受邀要去外国吧，所以通常出国前会临时抱佛脚，学一下跳舞。网球运动员也不少。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篮球运动员过来学跳舞。我的舞蹈班里，也有专业舞者前来学习。
第二类是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学生。这些海军学员在毕业时通常会进行一段较长时间的海外巡航，免不了会受到驻在国的邀请，出席各种活动。要是只会靠墙站着不懂跳舞的话，我们这些日本海军军官就会感觉脸上无光。也许海军比其他军种更了解世界，又或者他们更懂得如何放松自己，总之在日美正式开战前的五六年，总有海军在出航海外前来我这里上舞蹈课。“让他们舞动起来。”长官通常会给我下达这样的指示。
他们一般都在每周三和周五，在上司的带领下过来。我的舞蹈工作室没有足够的女舞伴分配给他们每个人，我只好教其中部分军官男舞步，另一部分军官跳女舞步，然后把这些小伙子配对。我教他们跳华尔兹、布鲁斯、探戈还有其他轻快的舞步。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会省去探戈。我只给他们示范一遍，让他们对探戈有个大概了解。因为晚会上跳舞，探戈通常只跳一次，能用上的概率不大，除非要去阿根廷。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把交谊舞引入日本的课堂进行教学。
有时，我也会去海军军官俱乐部。他们收藏了很多唱片，甚至有不少是我没有的，他们还有爵士乐。海军们经常去国外，通关方便，所以可以想带什么就带什么。
距离战争开始还有两三年的时候，国家规定顾客进入舞厅时，需要填写姓名、年龄、职业和家庭住址。接着，我们又收到通知，舞蹈教学中心要在一年内关闭；舞厅两年内关闭，最终的截止日期是1940年10月31日。它们通通关门大吉了。最后一天，舞厅得到许可，可以营业到凌晨2点。以前，即便是平安夜，我们也只能营业到午夜。最后一支舞曲是《友谊地久天长》，跳完之后，所有舞娘都哭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从第二天开始，她们就失业了。
后来，我们去军官俱乐部的次数也少了。不过，在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里，热爱舞蹈的人们还是会聚在某个人的家里，偷偷跳几支舞过过瘾。我接到邀请，去了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老板家里当私人舞蹈教练。富商们还是会举办一些舞会，不过规模比较小，人数控制在10人以内。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受到警告。警察的眼睛真是无处不在。
1941年12月8日，我和夫人去日比谷看一部进口大片。走出影院时，忽然听到外面到处都在喊“号外！号外！”看到报纸，我才明白为什么整整6个月海军军官们都没来上舞蹈课。我想，以后再也没必要了。
命途多舛的自由派
口述者：杂志编辑 畑中繁雄
本该是春寒料峭的2月，阳光却格外眷顾房子的主人，温柔地洒进他的书房，充盈着整个房间。书房里满是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书，它们走过了烽火岁月，如今得以安然落户，从房间的地板一直堆砌到天花板。他语速飞快，语气铿锵有力，透露着坚毅：“后来为了维持生计，我卖掉了不少珍藏的书籍，现在书房里的好书已经所剩无几了。”
1944年，他被迫辞去日本顶级杂志《中央公论》编辑一职，并因涉嫌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在这间房里被捕入狱。
还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就立志去《中央公论》杂志社工作。这本杂志的立刊理念是“自由主义”，就跟今天的“民主”类似，政治思想偏左。该杂志与军方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1918年，《中央公论》发表了一篇由东京帝国大学吉野作造教授撰写的重磅文章，以批驳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行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到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之时，我们已经无法公开表达反对军方的态度，否则只会招来牢狱之灾。
我们这本杂志的确也给那些被日本政府以《治安维持法》的名义指控、囚禁、后被释放的人们，提供了申诉的平台。为了模糊政府视线，我们偶尔也会刊登一些军人撰写的文章。如果我们只刊登左翼或中间派的作品，《中央公论》恐怕早就被查封了。我们把军人称为“魔法护盾”，意为他们能保护我们，免受迫害。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它只能让我们求得一时安宁，治标不治本。在我的印象中，《中央公论》从来没有真正附和或者支持过军方政策。有时，杂志难免会发表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就好像它屈从了军方，但这只是表面上的。
我们杂志的最高销量可达10万册，出版物免不了要接受内容审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杂志通常是先配送，然后才提交审查表。如果内容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会通知我们，责任编辑会被传唤。如果内容必须删减，那就会折腾一番，因为这个时候刊物已经在书店了。当地警察会负责从各大销售点回收杂志，并且一般存放于特别高等公安（简称“特工”）办公室，后者是镇压思想自由的思想警察。然后，我们就得去他们那里，手持尺子，把“有问题的页面”裁掉。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杂志社就会全体出动，经理、印刷工人，甚至连我们单位餐厅服务员都得来帮忙。我们租用几辆车，一个警察局接一个警察局地跑。等到思想警察给我们盖章，证明不合宜的言论已从杂志删除。之后我们还得把杂志依次送到各大书店。
最极端的例子是1938年3月刊。当时石川达三先生的小说《活着的士兵》遭查禁，小说描述了在华日本士兵的暴行。其实，石川达三先生是《中央公论》杂志社专门派去前线采编的。前一年，即1937年的12月，南京事件爆发时，他刚好在当地。3月刊被撕掉了100多页，不过这期杂志依然售罄。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们没来得及降价，因为大量内容被删，杂志的篇幅明显薄了很多，我们只好在上面盖了个戳：修订版。裁掉的那些内容留在警察局，作为内容删除的证据。然而，那期《中央公论》竟还是以原价全部卖出了。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被军方传唤过多少次了。1939年5月，军部新闻处“邀请”我们到“旅亭好乐”饭店一聚。记得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时，军方的叛党就是把自己关在这家餐厅。军方表示，晚饭由他们请，希望我们杂志社所有采编人员都能出席，因为军方新闻处的人都会来，包括他们的大领导。
我们杂志社社长岛中雄作真可谓胆识过人。他坦率地说道：“你们军人只要动动口，普通老百姓就要乖乖按你们的心意行事；但我们这些文人臭老九，思想比较复杂。如果你们想说服我们，就必须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些话当然合情合理，但军部新闻处负责人立即发作，气呼呼地站起来，大声说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杂志社不能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意思来办？”军方所有人都开始咆哮。几杯酒下肚后，他们更加猖狂。幸运的是，正当他们开始耍狠的时候，女服务员适时进来将其安抚住。
几个月后，内阁情报局召集出版商“开会”。会上，他们要求各大出版商提交刊物未来几期的策划和约稿作者名单。至此，政府公开干涉出版自由。他们给我们发了一系列“左翼分子”“亲美派”或者“自由派”作家的黑名单。我还记得好几次，我不得不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告诉作者，他们的稿子被毙掉了。
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一天总算是来了。”战争爆发时，我就认为日本会输。日本基本没有可调度的强大军队，又缺乏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内阁情报局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指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狼子野心，企图控制全世界。日本创建新秩序的政策，如今调整为倡导“八纮一宇”。出版人应该负起责任，在出版物中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并努力向日本人民灌输对美英的仇恨情绪。以上这些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指令。
从1941年12月19日开始，军部新闻处每月6日定期在新宿或曲町的饭店召开会议，为各种报纸杂志定宣传基调，以支持战争。会议会将每家杂志社的出勤率记录在案。一般而言，会上都会先程式化地描述下战况，然后由现役军官点评每家杂志的内容，并提出接下来的报道要求。所谓“要求”，其实就是“命令”。在会上，《中央公论》《改造》和《日本评论》这三家杂志社常常挨批。
会上，其他杂志社的人几乎都不说话，他们担心帮我们说好话会引火上身；而且坦率地说，军方打压我们不是正中其下怀吗？起码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少一些。以《评论》杂志为例，这是一家极其偏右翼的杂志，对日本政府言听计从。该杂志文风非常古老，语言像日本神话那样晦涩难懂，根本卖不出去，其销量还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对他们而言，如果我们消失了，他们的读者可能会增加。
《改造》《中央公论》《文艺春秋》《评论》《日本评论》等这几家日本主流杂志的编辑也会定期聚会。总编或者总编助理会参加这每月一次的聚会，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在会上，我们这些《中央公论》杂志社的员工被要求深刻反省，以对政府表忠心。我们的社长岛中先生被批评为缺乏“对战争的深入理解”，并指像他这样的自由派不应该当杂志社社长。当时，《评论》杂志的总编用充满右翼色彩的论调不断抨击我们；然而战后媚俗文学泛滥之时，这位仁兄又开始写性爱小说，简直可笑。对普通民众，有时候你真的不能要求他们太多；但那些自称是知识分子的人，起码不应该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见风使舵，轻易放弃原则。然而，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真的，有些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左中右摇摆不定，实在太可悲了。
尽管这样，依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战争。谁要是胆敢这么做，等待他的必然是立即人头落地，又或者先被关起来折磨一番后再遭毒手。因此，我们这些杂志社也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接触军方，尽力谏言，但他们并不听。我们热爱祖国，因此大声疾呼，表示军方的所作所为无法令知识分子信服，日本不可能获得胜利。然而，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护国家的战争政策”，这是他们的口号。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顺从他们，应该扛起大旗，唱着军歌，响应他们的号召。而我们对战争持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错的。他们说，只要看看我们的脸色，就知道我们的话是否发自真心。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放松警惕，总担心哪个环节会出问题。1943年1月和3月期中，我们杂志连载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起初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审查方面的麻烦，因为小说没有任何反对军方的言论，也没有任何色情片段，所以我们没有删节，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刊发出来了。然而不久之后，军方出面直接干预！“这写的都是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在前线浴血战斗、奋力杀敌，而你们杂志社竟然还有闲心刊登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文章！描写大阪千羽商业区女孩们的婚嫁琐事，在这个食不果腹的时代里，你们竟然吃饱了撑的去关注包办婚姻之类的小事？你们杂志怎么能刊登这么低级趣味的作品？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且主人公全都是女性！”
他们就这样攻击我们。他们认定，《中央公论》是一本反战杂志。草木皆兵到这种程度，所以只有真正有勇气的人，才敢反对军国主义。1943年，日本所有杂志社都接到命令：印上“誓言战斗到底，直到敌人投降”。这个口号是8世纪前叶《古事记》（3月刊）用来纪念建军节时提出的。如果我们照做，局面定会很尴尬，因为对这个口号有感觉的读者根本不会看我们的杂志。但如果我们不印，就会惹上大麻烦，所以我们决定在社论之后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印上这句话，他们就没办法找碴了。我们杂志是当时唯一没有完全照章办事的。
对战争有丝毫怀疑，都会引来麻烦。政府是绝对正确的。歌颂美国或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简直不可思议。我们被迫声称，日本才是亚洲的主宰，是未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领袖。日本国内再也容不下自由主义者的文章。清水几太郎是所谓的“自由派”，1943年4月我们打算刊登他的文章《美国精神之敌》。其实，文章的原标题是《美国精神》，为了避免惹麻烦，“之敌”是我添加上去的。文章指出，美国社会制度的活力值得我们学习，日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而军方认为，这是在赞扬美国。
我是那一期杂志的主编，事发后我在编辑部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不管我怎么解释，黑上加黑。我被禁止进入军部，军部新闻处领导还给我寄来一封正式的绝交信。如果杂志社有人与军方绝交，这本杂志几乎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我明白，如果我继续赖着不走，只会连累这本杂志。于是我递交了辞呈，但社长不同意。最终，我以个人名义对这件事全权负责，并销毁了那期《中央公论》，事情才得以平息。
我受到了暂停职务的处分，1943年7月本刊“主动”撤出市场。杂志创刊以来，还是第一次采取这样的紧急措施。当时杂志都已经印刷出来，就等装封了。到今天再回过头来看看文章的标题，我都觉得羞愧，因为本身就已经非常右翼了。然而，就算是那样的标题，当局都无法接受。
《中央公论》杂志社全体员工有个共识：我们决不向极端军国主义摇尾乞怜。我们无须向别人解释我们的战略。当时我们的理念是在不宣传军国主义的前提下确保如何推动社会正义、保持自由主义思想的鲜活，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战争期间，我们杂志的读者思想比我们更进步。即便我们没有明确说，他们也能心领神会。我们只需稍微暗示一下，他们就能明白我们的意图。比如，我们用圈圈代替如“共产主义”之类的敏感词，读者们能准确地自行想象、替换。
使用“天皇”这个词时，要特别小心。如果天皇两个字不小心出现在某一行的最末时，必须将它们挪到下一行的首位，而且这两个字不能拆开。在设计版面时，必须为“天皇陛下”这几个字预留空间，而且一定要出现在页面的最醒目的位置。这要是搁在今天，可能会觉得很滑稽，但当时我们真的是必须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些规矩。
- 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叛乱行动，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帝国陆军中部分支持天皇亲政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率数名士兵刺杀政府中得到军方拥护的“统制派”要员，取得相当成果，但最终遭到扑杀。由此，“皇道派”在军中影响力大减，而军方领导人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大增。
- 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对“二战”时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总称，包括东亚、南洋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目的是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与英国、美国等同盟国势力争夺殖民地。
- 日本一种混色的月季花品种。
- 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