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战场
乡村男孩上战场
口述者：通信兵 野原挺进
74岁的他，坐在这个房间中心的一个平炉前。这是一间古老的农舍，位于东雅村——日本中部富山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透过敞开的窗户，只见远处的山脉和山脊已经呈现出盛夏特有的亮绿色，圆形的山顶被白云团团环绕着。
他取出墨砚，说道：“这是我从一户中国人家里‘收缴’来的。”然后，他铺开一面很大的日本太阳旗，角落有个蓝紫色标记，上书：“攻陷南京纪念。战地邮局。”这些物件可追溯至1937年12月13日，即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第二天。
我父亲以制作木炭为生。而我们自己家的木材并不够用，所以常常需要从别处购买木材。木炭烧制完成以后，我们用马车运到镇上去卖。这里山势陡峭，开垦水稻梯田需要耗费巨大的劳动力，所以我们主要以小米、荞麦为主食。每户人家用磨盘磨谷物，我记得，那时候祖母因为在外劳作一天，疲惫不堪，所以回家常常边磨粮食，边不停地打瞌睡。每年我只有三次机会能吃上白米饭：8月为祭奠逝者过盂兰盆节时，村里有节庆时，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
每到冬天，父亲就去离家很远的枥木县的一个铜矿工作。因为家乡会下大雪，积雪厚得快漫过一层楼了，无法正常干活谋生。母亲在我2岁的时候撒手西去，祖父母一手将我拉扯大。祖母反对我上农业学校，她认为：“村里那些去外地上学的孩子长大后都不愿意回来了。”所以，我只在村里上了6年小学。
1934年，我步行20公里到稻美町，从那里坐火车到城端町参加入伍前的体能测试，我的其他同学也都在那里。哦，对了，其实还缺一个。听说那位同学在京都自杀了，但因为没找到尸体，所以军队登记册上还有他的名字。
我们村的40个人中，有10个顺利通过测试，等级为A（优等），完全符合军队要求，我就是其中一个。监考人员在考完后告诉我们，笠原明和野原挺进这两名候选人的测试结果甚至达到了中等院校毕业生的水平。他们说这话时还特意把我们叫到大家面前。我想，我当时肯定特别神气。当然，因为有10个人考了优等，整个镇都受到了表彰。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稻美町，村长以及村委会的干部一起为我们举行庆功宴。所有考到A等的人都坐在房间的第一排，大家开怀畅饮着米酒。不过，我对酒没什么兴趣，我更喜欢喝茶。第二天，大家都返回村里。
1935年1月，我加入了富山县第35步兵联队。所有新兵都要接受基础性作战训练；另外，每个人根据兵种的不同，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特殊技能训练，比如使用和检测毒气、开机关枪、投掷手榴弹等。我被分到通信组，必须学会用旗语、手势、电话和电报发送指令。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号兵，因为他们基本没有机会晋升为上等兵；此外，谁也不愿意被分到后勤处去看马，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只是整天等着，看哪位军官需要用马。在和平时期，医务兵和担架兵出人头地的机会也很少。比较容易干出成绩的是防化兵，不过他们要很用心地鉴别各种毒气。当然，信号兵要是够优秀，也还是能有出头之日的，不过得首先把摩斯密码背得滚瓜烂熟。哒哒嘀，哒哒。发电报都要用数字代码，刚开始看到密密麻麻的代号时，我心里着实没底，还好后来还是学会了。
1935年底，我刚去满洲时，那里还比较平静。我们主要负责逮捕土匪强盗，维持伪满洲国的治安。匪徒每天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寻衅滋事，主要是盗窃财物，然后用中国特有的矮种马驮走他们的战利品。女性，特别是年轻姑娘是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日本先头部队在村里筑起围墙，以防盗贼进入；但村民的田地仍然在围墙外头。也有些地方拥有独立驻军，不过“帮助维持当地治安、保证人民生活太平”的主要还是我们。可是，中国实在太大了，大到超乎你的想象。
翻山越岭地行军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每一次都会连续行军1个月，然后驻扎休整1～2个月，接着继续赶路。我们常常会先派200人左右的连队作为先遣队去侦察情况，其余的人则留在原地驻守。
在剿匪行动中，时不时会发生交火。事实上我们能亲眼见到敌人，战斗大多发生在山区。我烦透了这种荒郊野岭，到处都是超过半人高的灌木和杂草，一路上你必须先把它们处理掉才能继续前进，这已经耗掉了你很多的精力。不出一个月，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几乎无法动弹。我们这些从山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还能勉强坚持下来，但不少来自城市的士兵，他们从小习惯舞文弄墨，所以基本上跟不上我们。
1936年12月，我服满兵役返回家乡。当时，村子里议论最多的是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应召入伍。大家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密切追踪自1937年7月开始的中日战争的最新消息。1937年9月12日，我再次回到部队，直接被派到华中地区。我所在的部队，正是原来第35步兵联队下属的藤井部队。在这里我还是负责通信，底下有9～10个小兵。10月3日晚间，我们要执行一项任务，就是穿过一条小溪上的花岗岩桥，在作战旅和团总部之间布好电线。我负责在桥的一端打桩，其他几名队员在桥上布线。正在这时，附近有一门迫击炮爆炸了。弹片击中一名士兵，胸口破了个大洞，当场死亡；弹片还击中另一名士兵的手臂，骨头立即粉碎，就靠表皮连着。我用一条毛巾把他的手臂绑住，固定起来以免掉下；另外还有一名士兵腿部受伤。我所领导的小分队是富山县第35步兵联队首支在卢沟桥事变后损兵折将的队伍。
布线是项艰巨的任务，责任重大。你必须准确估算出布线两端的间距，然后确定每位士兵除了扛步枪和必备装备外，还需额外背负多少电缆线。这基本上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我们总是尽量多带线。有时候，子弹会擦枪走火，击中或切断电线。如果电话线断了，那我必须先派士兵们轻装上阵找到断裂处，然后让他们拿着必要的工具回去修复。毕竟，战斗旅和团总部之间的通信保障全靠我们。
开始的时候，敌人很强，日本士兵排成一队，等指挥官一声令下，然后齐步前进。最初的几场战役中，我们第35步兵联队就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战术，所以几乎是全军覆没。在一个被称之为“朱雀笼”的地方，我们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恶战。敌人掩护精密，而我方则完全暴露在野外，他们通过高墙的洞眼向我们开火，我方死伤迅速激增。“向前冲！冲啊，冲啊！”指挥官不停地下命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小跑；然后卧倒，调整呼吸，接着继续往前冲。200名士兵中，只有10个人幸免于难。就这样，我们的兵力急速损耗，元气大伤。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场战争中丧命。我真的很难用言语描述当时的惨烈和痛苦。
团长打电话责问第3营营长新海大佐，为什么没能如期攻陷目标。新海大佐报告上司称所采用的战术行不通，皇军无法顺利从敌军手中拿下城池。“兵力再这么耗下去，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多亏了新海，自从那以后，哪怕我们要花两三天去攻城，也会想办法采取新战术。他带领我们挖战壕，这是一种“打地鼠”的战略，等战壕接近敌人时，我们才发动攻击。第1、第2营也纷纷效法我们的战术。
战争总是残酷的。华中地区多溪流，敌对双方有士兵战死，尸体会直接落入小溪，浮在水面，往往是密密麻麻的好几百具，很可怕。这些尸体很碍事，你得用棍子把他们拨开，它们才会渐渐全部漂走。然后，我们就能在这些小溪里打水饮用、煮饭。
记得战争开始后没多久，军营就爆发了霍乱，疫情迅速蔓延开来。患者被统一安置在竹林里，外面用一根绳子围着隔离开来。患者被禁止出来，也没有人给他们送饭。我有个朋友也因为霍乱被隔离了，我只能做好饭送给他吃。据说，靠太近的话霍乱会传染，因此我只能把饭菜系在扁担的一端递过去。他不停地乞求：“水，我要喝水。”我又折回来，用自己的餐具烧好开水，给他送进去。在营地休息时，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可一旦进入战斗状态，我就得离开营地，上战场打仗。我不知道医务人员隔多久才会去看他们一次。我的那位朋友真是太可怜了。霍乱致死率高，当时很多人都死了，他也未能幸免。
我们一路攻打到南京。1937年12月，我们参与了攻打“敌都”的行动，率先袭击南京中华门的就是我们部队。我们用大炮不停地轰击那里的砖壁土墙长达一个星期，神奇的是城墙居然纹丝不动。12月11日晚上，我们终于攻破城墙。等到第二天一早，部队的很多人还落在后头，但我们已经进入城墙内。城门背后堆积着无数沙袋，我们把沙袋挪开，摘掉锁，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吱吱嘎嘎声，城门打开了。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把堡垒打开，敌人已经落荒而逃，所以我们不费一兵一卒。走进这座城堡时，我们满心以为是我们占领了这个城市。
第35步兵联队接到军令部的批文，上面说是第20步兵联队攻克了城门，之后第35步兵联队才通过。那天晚上，来自福山和京都的第20步兵联队侦察小组的两三名官兵的确跟我们一起。他们走在最前排，率先进入大门。而且他们还在门上写了城门由他们步兵联队攻破一类的宣言。就这样，我们的功劳被抢了，因为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第二天，一支日本部队抵达，攻占“敌都”的纪念印章也被制作出来了。我在国旗上盖了个邮戳，以此作为纪念。周围除了那些逃不走的老弱病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中国人。随后，我们把这批人统一归置到某个地方，以免他们碍事。我们并没有杀他们。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们是让他们过“集体生活”。
南京是个大城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此为都多年。我在那儿看到了中山陵，被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就葬在此地。很遗憾，因为炮击和空袭，整座城几乎尽毁。这可是中国的首都，相当于日本的东京，因此我们必须拿下它，但这种行为并不光明磊落。城中所有建筑都沦为废墟，被轰炸的地区无法住人，甚至连一家商店都没有了。城里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几十万日军尽聚在此。城里容不下这么多兵力，所以第35步兵联队根据上级命令，退回苏州。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已经全部占领华北和华中地区。根据部署，我们第35步兵联队的士兵应该驻扎在山上。1938年7月初，我们接到命令直接从山上行军向徐州进发。一路上，我们遇到了无数艰难险境，但这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在团办公室里接到了军士长打来的电话。“我们被攻击了，现在我方已经弹尽粮绝。士兵们正在努力保住最后一颗子弹，我们赶紧做最后的决定吧。”然后，电话就此切断。即便到了现在，只要回想起曾经历过的那么多危难时刻，我的心依然会疼痛，胸口像有大石头压着一样喘不过气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死难者火葬仪式”，其中一名死者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推倒附近的房子，把木材摞起来，然后再把尸体往上放，就像烤沙丁鱼一样。只需点一把火，火焰就会冉冉升起继而吞噬木材。接着，我们从燃烧的灰烬中挑拣出骨头，把它们装进袋子里，贴上标签注明死者身份。做这一切时，你会不自觉地默默祈祷，但其实算不上什么所谓的“仪式”。那是战争年代，没那么多讲究。要是碰上下雨天，就很难把所有尸体都焚尽。所以，如果当时正好有个营长或别的什么军官也刚好阵亡，那我们就想办法只烧掉他的尸体，然后将他的骨灰分装到其他袋子里，当成是别的士兵的。这些事情的真相，当然不能跟死者家属讲。我们就是这样简化仪式，迅速把能烧的烧掉，然后继续行军。10公里，20公里，我们必须快速前进。你落后于大部队越多，你就必须越快前进，以赶上他们。每个士兵都想跟大部队一起走，他们害怕掉队，这就是士兵们的真实心声。
有一次，为了追捕敌人，我们翻越了两座山，到了一处不毛之地。那里连一棵树、一片叶子都没有，我们带着马，驮着无线电设备和电缆线。于是，我们就到当地农户家里，“征用”——确切地说，是掠夺衣服和布料，用来裹住马腿，以免它们被岩石碰伤。这些马善于攀山越岭，但下山就不拿手了。它们容易失足下滑，所以我还得让士兵们自己扛着设备。
我想，偷马的行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的马有时会摔断腿，或者生病无法驮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替补力量。每位骑兵都会分到一匹马，但士兵睡着的时候，马儿可能会挣脱绳索，自个儿跑掉。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来，我们只剩下一匹马，但是要驮的装备还有那么多。我命令马夫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马绳拴在自己的身上，但绳子还是被切断。他慌慌张张跑过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没办法，部队走不了。我让士兵们在原地驻扎，我出去想办法。很快，我看到有匹马绑在树边，不远处有个骑兵，应该就是马的主人。他似乎是在解手。我一溜烟跑过去，跳上马骑走了。我就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偷马贼！我剪掉了几撮马的鬃毛，它就彻底改头换面了。我们在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不仅偷别人的马，甚至还偷自己部队中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运送设备，否则没办法打仗。
一路上，如果遇到受伤或者快死了的中国士兵，我们就会一脚将其踢开。其实，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负伤的日本士兵也到处都是，这就是战争，我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们。我只是有种感觉，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受伤。要是时间充裕，我会跟他们聊一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匆匆而过。碰到熟人，我还是忍不住会跟他们说点什么。但就算是碰到同村人，我能说的也不过是：“加油啊，医生快到了，坚持住！”然后继续赶路。
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离不弃战友情的歌曲，可在中国战场上就没有这样的歌了。倒下的士兵不会说：“请你们先走。”他们往往很痛苦，会乞求别人的援助。但是其余的人必须迅速前进，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些掉队的伤员，可能稍后会被医护队接走，在临时急救站或者医院接受治疗；又或者就这么留在原地自生自灭了。很幸运的是，我从来没上过担架。两年半后，我的部队“凯旋”。
回家之后，我应该怎么告诉我朋友的父母他是死于霍乱疫情呢？最终，我选择告诉他们，朋友是中流弹阵亡的。我自己毫发无伤，我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把自己掩护得很好，却不照顾朋友。实际上，那里无处可藏，中国地势相对平坦。我是分队长，负责领导这支队伍，但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落人口实的事情。作战期间，我们也会谈论“运气好躲过枪林弹雨”的事。我们的队伍有200人，里面像我一样毫发无伤的有两三个。我甚至连感冒请假的事都没有过。
这之后，我又重返战区两次。每次复员回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很快又会被召回去，他们就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而已。算上我现役军身份那次，我总共上了四次战场。我们并非因为喜欢战争而去打仗，“国家的号召”“天皇的命令”——这才是根源所在。除了执行命令，你还能怎样？如果命令下来了，你不去，那你就成了叛国者。每个士兵在战死前都会说：“天皇万岁！”我亲眼见过很多士兵战死，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极其痛苦的表情。
我的黄金时代、我的青春都是在军营度过的。虽然我晋升到预备军里的最高职位，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一直在东雅村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不是去当什么军士长。
南京大屠杀
口述者：陆军参谋 谷田勇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他父亲的照片。照片中，他父亲穿着全套陆军中将制服，胸前挂满了奖章和荣誉勋章。旁边是他自己的照片，穿着军装，没有挂军功勋章。他现年93岁，曾是工兵部队中将。
“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期间，我独自号令众多工兵，数量之大，创下了日本军史之最。为了完成任务，我按照指示，接手了一支特别行动部队，由6个团、30个连组成，我担任司令。事实上，这些工兵的直接指挥权都在别人手中——他们的团长、师长和军长。所以，接到任务时，我并没有那么激动，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还是挺自豪的。我不好意思公开表达这种自豪感，毕竟那只是一次演习，只是为了对付我们曾经的假想敌——苏联。之后，演习方案也没有落到实战中。按照演习预案，我当时应该渡过乌苏里江和1300多米宽的黑龙江！”他指着一张带相框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条大河，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浮桥。“我在德国留学期间买了台莱卡相机，这张照片就是用莱卡拍摄的。”
他想说说20世纪30年代皇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他认为自己是目前国内了解这一领域仅存的顶尖专家。他向我们推荐了他所写的有关这一话题的专著，然后又花了好几个小时侃侃而谈。他一直谈笑风生，直到我们最终聊到战争。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我是陆军中佐。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和攻占杭州湾时，我担任参谋长，本次行动是日军继续向前包抄上海侧翼并最终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的关键步骤。
问：偕行社
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攻陷南京时，您正好在中国，对吗？那么，日军到底杀害了多少当地人？
答：据说有几十万人丧命。我订了偕行社的书，不过还没来得及看。厚厚的一本书，你应该看看。我真的不清楚确切数据是多少。
问：其实当时您也进入了南京，根据您观察到的情况，大概有多少人死亡？
答：我真的不知道。偕行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有统计数据。前几天，我刚好受邀参加了那次讨论。
问：当时，日军认为杀死了多少人？
答：（他站起身走向书架，从上面挑出两本巨大的相册。他把相册摆在咖啡桌上，然后打开了其中一本。）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刚进入南京城的时候拍摄的，那是1937年12月14日，正好是我生日的那天。当天下午，我带着一队哨兵在城里四处转悠。看到这扇门了吗？这是我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拍的。虽然那个门已经被毁坏了，但是你看不到任何尸体。（他用手指了指照片。）再看看这里，中国方面出版的书里面有记载，说这个地方有1万具尸体。就在这。
问：谷田先生，照片的背面，您写着：“截至下午4点，约1000人死亡。”您看，就是这里，对吧？
答：我们大概3点出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差不多4点。这就是城门前，当时火还在烧，浓烟不停升起。我在这写了“1000多人”，但实际上可能有两三千人死在这里。如果朝着距离城门大约300米的河边走去，就可以到达另一个地方。（他翻到了另一张照片。）
问：照片上那些白色物体是尸体吗？
答：我也在想，这些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洒了什么白色的东西吧。
问：您是中佐，又担任第10军参谋长，应该有机会视察整个南京城吧？这张照片上写着“1937年12月14日，下关港码头”。
答：不，这个地方叫沙坎。我们正午前到达这里，在一处河岸停下，南京有很多河岸。上岸后，我们吃了中饭，然后把一个警卫队从总部调度到卡车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真的很危险。随后，我们四处巡逻探测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这些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这个地方，我们往里走了大概两三百米。这边还在焚烧，大概有几千具尸体。
问：中国方面表示，日军还屠杀了当地平民、妇女和儿童。
答：偕行社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已经表明，有人声称当时有几十万人死亡。（他暂停了一会儿。）你看，这张图是当时第6师打算攻占南京城门的进攻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仿佛又使用起了军队司令官的口吻。）昭和十二年12月12日正午12点（即1937年12月12日正午时分），有4个12重叠在一起。可惜不是12点12分，而是12点20分，晚了8分钟。不过，已经有4个12了，第6师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南京城上。我在军队指挥中心所在的山上目睹了这一切。（他在地图上指出指挥中心所在地。）我当时就蹲在一个坑道里，我们是从山后进入的。我们随军的一位艺术家把这一个场景画了下来。真正进入南京那天，正好有4个12重叠。昭和十二年12月12日12点，一名男子挥舞着胜利的旗帜，这张照片就是用我的莱卡拍下的。
这张照片是14日我生日那天，第10军进入南京城时拍摄的。这张是我们攻占的城墙。这张是士兵们聆听营长三宅讲话时拍的，他正在描述攻占城门的情形。三宅首先上台，拿着地图侃侃而谈。接着，二把手中鹤也上去补充了些作战情况。这是12月16日，当时我们其实在城墙上。我们爬上梯子，穿过河流，听中鹤讲话。这张照片上，中鹤正在爬梯子，下面有两三具尸体。
这张是1938年拍的，当时有个剧团来军队巡演，渡边浜子和赤坂小梅等当红女艺人也来了。胖胖的这个是小梅，她现在还住在横滨。有时，我还会碰到她。她会给一些军人表演。不过现在，她可苗条多了。这张照片上的是我，站在城门上为大家讲解。这张是纪念我们攻陷南京一周年，我正在发表讲话。那天，我们在户外举行了一个庆祝派对。
后来，我们决定在当地建造一个公园。1939年，我们雇了一个工程公司，开始建公园。工程竣工，也就是开园仪式上，我发表了讲话。我们立了一座十几米高的石碑，纪念日本攻陷南京。开幕式当天，我们还安排了飞行表演，就像我们在日本国内经常做的那样。这是之后的庆功宴，我们找了南京城所有的日本美女过来助兴。今天，公园周围的不少设施已经毁坏，不过公园还在。因为有个连长很聪明，先在里面建造了一座中国阵亡将士墓。当地民众很高兴，甚至还有不少年轻壮劳力主动过来帮忙。所以，公园能一直保留到今天。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42年12月12日，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时值公园开园三周年，我们攻陷南京五周年。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后，连续几个星期对当地百姓展开惨绝人寰的屠戮。暴力、强奸、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人，这些现象随处可见。屠戮者自然没有兴趣统计死亡人数，而受害一方又无从精确计算其损失。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外部观察人士对目睹的日军暴行深感震惊，他们的记录、报道、信件、照片还有影视资料，都成为了当今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材料。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书信、地图和军事档案逐步浮出水面，成为日本犯下战争罪的铁证。然而，这场暴行的全部真相恐怕永远也无法还原。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死亡人数上，日军到底杀害了多少中国士兵（战俘、未能逃走的士兵和游击队员）和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根据今天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及其他官方记载，共有30万人被杀。在台湾，不少国民党的历史学家也使用了类似数据。西方主流“二战”史的书籍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通常都不使用明确数据。至于日本，不难想见，即便是最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援引数据时，也比中国提出的要少得多。在日本，“有多少人被杀害”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各种版本，数量从3000到6000不等，有的甚至还高达20万，详见藤原彰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日战争的日本知名历史学家秦郁彦1986年曾写道，在南京“非法谋杀”中丧生的中国人大概在3.8万～4.2万，此说法可在其作品《南京事变：屠杀的结构》中找到。
谷田勇提到的《南京战史》两卷本，由前军官协会偕行社于1989年出版，该书第一卷没明确指出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数量。书中虽然没否认当时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完全否认“有二三十万中国人被杀害”的说法。第二卷是789页的文档集增补版，读者可根据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前军官协会本该拥有独特视角来判断这场战争犯下的罪行，然而他们选择让读者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种做法也表明了直到今天，他们也不愿为日军曾经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够狠才能当领导
口述者：排长 富永正三
“当时，大学生可以推迟服兵役。毕业后，我听从导师建议，到满洲一家公司工作，负责当地的粮食供应。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还有精力操持自己的终身大事。军队给我发征兵函时，我已经快26岁了。我在满洲接受了体检，测试结果为A等。我并不是特别想去参军，但也没提出任何异议。”
1941年夏天，当他以军人身份被派往中国时，中日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战场已伤亡50多万日本人。但战争仍然看不见尽头。他被分配到广岛第39师下属的第232联队，驻守华中地区。该师驻地为前线最繁荣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一带，包括重庆。
1941年7月30日，我到部队报到。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步兵连，并将我晋升为少尉，可实际上我只是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新手。“这些都是二排的士兵。”带我过来的人只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撂下，让我独自面对那些即将接受我领导的士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情形，大概有20名士兵；这个排还有一半士兵正在前线战斗。我看着他们，感到很害怕。他们都目露凶光，那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豹或者虎才有的眼神。有不少士兵已身经百战，而我才新手上路。我还没见过什么大风大浪，怎么能领导这些人呢？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他们。我的信心瞬间崩溃。这些人里，有刚入伍的新兵，更多的是服役两三年以上的。士兵们在前线待得越久，眼神就越狠。
报到第二天，我们新来的22名候选军官接受了一次特殊的实战演习。田中少尉，也就是我们的指导员，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我们带到当地各个中日曾经交战的战场。他向我们介绍了哪些是曾经日军打过胜仗的地方，哪些是我们失利的战场，这些地方处处都是破坏和屠杀的痕迹。我们按照他的命令，从上面走过去或者跑过去，我们对着实实在在的战场，努力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演习倒数的第二天，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拘留中心。他指着一屋子的中国人，对我们说：“这些就是检测你们勇气和胆量的试金石。”他们个个都那么单薄、瘦弱，我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田中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就准备着为明天的演习出一份力。”他说，明天的测试，可以检验我们是否够格当排长。如果不敢砍头，就没资格。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刑场。24名囚犯蹲在那，双手被反绑着，所有人都被蒙住双眼。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10米长、2米宽、约3米多深的大坑。团长、营长和连长们都已经依次对号入座。田中少尉向团长鞠躬报告：“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杂役把一名囚犯拖到大坑边，囚犯不停反抗，却只招来重踢。士兵费了好大劲才把囚犯拖到坑边，强迫他跪下。田中转过头面朝我们，视线一一扫过我们的脸。“应该像这样把头砍下！”他一边说，一边拔出刀，用勺子从木桶里舀了一瓢水，然后浇在刀刃正反两边。抖落水滴后，他举起刀，在空中画出一道长弧。田中站在囚犯背后，两腿分开与肩同宽，找稳重心。他“哟”地大喊一声，砍下了囚犯的头。脑袋滚出1米多远，鲜血像喷泉一样从伤口涌出，流进挖好的大坑中。
这一幕实在太瘆人，我快窒息了。在场所有候选军官都吓呆了。田中少尉让我们依次照做，从我们这排最右边的人开始，我是第四个。轮到我时，我一心只想着：“千万别出丑！我不能丢脸。”我向团长鞠了个躬，然后向前走去。没想到，我居然双腿没有发软，稳稳地走了出去。一个身材瘦弱、衣着褴褛的囚犯已经跪在大坑旁，眼睛被蒙着。我拔出姐夫送的刀，像刚刚少尉演示的那样，用水把刀刃两边淋湿，然后站到囚犯背后。他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已经认命了。我很紧张，暗暗告诉自己，决不能失败。我深呼吸了一下，尽力平复情绪。站稳后，我把刀向右肩上方高高举起，然后铆足了劲一口气往下砍。人头飞得老远，囚犯的身体顺势瘫了下去，鲜血喷射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我把刀上的血洗掉，用纸擦拭刀刃。上面沾着脂肪，很难擦掉。我把刀放入刀鞘时，发现它有些弯曲了。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些微妙的变化。我不知该如何形容，但好像突然之间我胆子大了许多。
有名候选军官砍头时出现失误，没有一下砍断。囚犯疯狂地四处乱窜，蒙着眼睛的布也挣脱掉了，头上很深的伤口流着鲜血。“刺死他！”田中命令道。军官挥刀照做，但再次失误。“你个笨蛋！”田中破口大骂。这时，田中挥舞自己的刀，我们所有人都一起上，每个人的刀上都沾满了那个囚犯的鲜血。
演习完毕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连队。这样之后，我每天晚上在连队里点名的时候，再碰到士兵们凶狠的目光，已经不再发怵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他们面前不再胆怯。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自如地对他们发号施令了。
后来，国防妇女协会的成员在满洲迎接我们进城时对我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眼睛充满杀气的队伍。而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只要上了战场，人人都会变得杀气腾腾、麻木不仁。士兵们上战场时，都如同接受一次鲜血的洗礼。他们是施暴者，而我在杀了那名囚犯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每年3月份，都会有新兵告别自己的家乡前来参战。许多人会在前线完成他们的兵役，但大多数人通常还会继续留下来。因为日军死伤惨重，1939年应召入伍的士兵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回家，他们在战区整整待了六个年头。
在前线，一个新兵三个月就能淬炼成老手。我们为他们设计了一整套训练方案，训练的最后阶段，就是让他们刺死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当连长时，这一课可谓训练大纲的点睛之笔，也是测试军官勇气的方法。囚犯们被蒙着眼睛，五花大绑，士兵们举着刺刀向前冲，大喊一声“杀！”有些人害怕，不敢往前，我们就在后面踢他们，迫使他们冲上去。只要过了这关，他们就什么都敢做了。军队能催生人的战斗力。一支军队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让士兵打仗。不管他们是否乐意，是否出自真心。不敢打仗的士兵是毫无价值的。敢于杀人的士兵才是好士兵，不管手段多么拙劣。我们把士兵训练成了杀人机器。那些人原来在家时，都是好儿子、好爸爸、好哥哥，上了战场都急红了眼，开始相互厮杀。人类变成了恶魔。每个新兵过三个月就练成了杀人恶魔。只有抑制人性，人类才能勇敢地战斗厮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也是继承了日本国内军训的精髓，因为我们是大日本皇军。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是在1941年9月底至10月初。当时正值长沙战役期间，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有3个营加入了我们的进攻行动，我在第3营最左边的那个连中位于左侧的那个排作战。起初，我们在轻机枪的掩护下不断前进，辅以炮轰，攻击敌人的阵地。一旦攻到离敌人不到50米的地方，我们就用刺刀杀敌。一路上，我们没有什么掩护，而敌人的砖头碉堡又近在眼前。我们不敢贸然靠近，就在这时，有颗炮弹在碉堡附近炸开，掀起了很大的尘土。我趁乱带领士兵前进，大喊“冲啊！”快到碉堡时，尘土突然没了，敌人开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在地面，我们的脚底掀起了灰尘。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不过很奇怪，居然没有中弹。我跑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可能迟早会倒下。当时距离碉堡不过50米，照道理，10秒钟就可以跑完，可我当时感觉自己好像怎么使劲跑，都跑不到。我抬起头，惊恐地发现一挺机关枪巨大的枪口正朝我扫射。“枪口居然这么大。”我心想。我闭上眼睛，使劲朝他们的位置杀过去。有一半敌人已经逃走了，我们只抓获了大概10名俘虏。我太激动了，以至于有些语无伦次。其实，我并不打算说什么，可是话赶到嘴边，不由自主地开始责备我的部下。有支预备队解救了我们，我们带着那些战俘一起去面见连长。我们从中得知，原来我们是第一支冲进敌人所在区的部队，也因此重创了敌军。战争期间，对个人的作战表现有一套考核体系。我因为那次行动，立了一等功，不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打仗，第一次发号施令。
有了经验后，我学会去判断形势是否危险。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胆怯。一开始，我什么都不了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像疯了似的只顾往前冲。打仗时，排长总是要带头领导其他成员一起战斗。向前冲往往是因为别无选择，这跟勇气没有关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排长通常比较危险，如果是连长，你大可以派出一两个排先冲在前面，除非要发动夜攻，连长得趁着夜色带领整个连一起行动。
后来，我终于当上了连长，任务也相对轻松了些。连队每每参加行动前，都会全体集合，向我敬礼。我心里暗自思忖，这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名士兵无法安然归来。我最不喜欢这种感觉。执行大规模行动的时候，往往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士兵会回不来。他们不一定全都战死，但免不了受伤。一旦有伤亡，其他士兵就要抬着他们。抬1名无法行走的士兵，至少需要4名士兵。如果我们吃了败仗，那就没办法疏散伤员了。我们只能把还能走的伤员救走，带走一个算一个。其余的伤者应该自杀，那些没有自杀的日本士兵大都成了俘虏。
屠杀平民是家常便饭。谁让他们与敌军合作，把敌军藏在他们的屋里，还给他们通风报信？在我们看来，他们也是敌人。打仗时，所有村民都会躲起来。我们就从村民的屋里抢东西，要是碰到冬天，就干脆把房子烧掉取暖。一旦我们发现有什么人在四处流窜，就会抓住他们，并且杀掉。那一定是敌军的探子！这就是战争年代。
富永正三将在第24章继续讲述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毒气战
口述者：防化兵 谷荣江静夫
他拿出军人手册，里面记录了他每次晋升的日期以及曾经服役过的部队。专长一栏中写着“防化兵”。没上前线前，他在一家化工厂当办公室文员。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中国使用毒气了，只不过并没有公开而已，因为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们会特别小心地把用完的毒气瓶收集起来，并且消除战场上使用过毒气的痕迹。我是毒气工人协会会员，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战时，我们制作各种各样的毒气，窒息性毒气、喷嚏毒气、芥子毒气等，制作过程中一旦受伤，就会向日本政府索赔。”他看了看笔记本，继续说道：“我记录了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情况。1937年，9次；1938年，185次；单是1939年，就多达465次；1940年，259次；1941年，48次。1945年的所有战争中都用了毒气。”
1937年7月底，我所在的福山部队被调往前线。当时正是卢沟桥事变，即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不久。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属于最后一批在和平时期接受军事训练的人。战前，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只受过四五天气体鉴定培训。我们主要使用1937年4月起草的一本教材《防御气体》，当时它还没有成为官方指南。培训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净化被芥子气污染过的区域等方面。我们每人都会发一大袋约10公斤重的漂白粉，然后撒在我们前方区域。由于可能要处理芥子毒气，所以必须全副武装——胶皮靴、橡皮裤、夹克衫、手套和头盔，一样都不能少。盛夏时期，单是穿上这些行头，就把人闷得够呛，转眼就汗流浃背，我们称之为“八爪鱼之舞”。面具后面的玻璃镜片很快就起雾了。这恐怕是军队中最令人讨厌的训练了。
我是第5师第41团第2营的二等列兵。当时提到战斗，仍然主要指用步枪、机关枪或者大炮袭击敌人。这是正常情况下士兵们的作战方法。偶尔也有飞机在空中轰炸以支援地面部队。我是在1939年北平、南京和汉口等地沦陷后才到的中国。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镇压那些试图反抗的势力，通过讲和或者惩罚的办法。
每个小分队都会扛两三个“红罐”，里面装满了能引发咳嗽的气体。罐子大约20厘米长，直径5厘米。罐子的顶部很像火柴头，上面盖着一个小盖子，还裹着棉花，以防意外打开。它就像一根保险丝，你打着时会冒烟，那就是毒气。如果你使劲，可以把它扔出50米远。
天气暖和的时候，毒气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这是因为上升气流往往会让气体迅速地消散殆尽。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气压很低，敌人所在地的风速小且风向稳定，此时毒气就能发挥出最佳效果。培训时，我们还学习了如何测量风速。
有一次，我在中国前线战斗的时候，接到了“使用红罐”的命令。我举起一张纸巾，观察它在空中的飘动方向。看到当时的天气条件十分有利，我很开心。天气多云，风在朝敌人的方向吹。“太棒了！”我心想，然后大声下令：“拿出罐子！”我让士兵们戴上防毒面具，放好刺刀，然后命令他们蹲下来等待。我把罐子一个接一个地扔向敌人。刹那间，只见白色烟雾喷发出来，弥漫在地面上方。我命令士兵们冲进村子，对方的士兵和很多村民都已经逃跑了。
有位老妇因为缠过小脚跑不快，就没有逃走。她竭力想逃，但就像一只鸭子，一小步一小步的十分笨拙，臀部颤巍巍的，她在不停地咳嗽。“竟然还没死，”我心想，“好奇怪。”当然，这是喷嚏毒气，不一定会致死，只会让敌人失去战斗力。我想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防毒面具。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想快速攻占敌人的阵地，最好是在关键时刻用红罐毒气。一经使用，敌人会撒腿就跑，接下来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这么说可能有些搞笑，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自己打仗时，就用过那么一次毒气。
从中国回来之后，我被调去了大久野岛上的秘密毒气工厂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日本与美国开战了。一天早上，我刚去岛上上班，忽然听到广播里播送这么一则消息：“今天日本陆军和海军正式登陆西太平洋岛，对美英开战。”
虽说在12月8日之前就已经有些征兆了，但我还是无法想象日本竟然真的会同美国这个世界强国开战。对日本来说，对它开战根本就意味着全国集体自杀。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件事后，我们刚开始上早班。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我这一生还没这么震惊过。我再也坐不住了，走到屋背后的厕所里，想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泪水在我的眼眶里不停打转。我感觉，我这一生就这么完了。尽管日本不停吹嘘，但实际上它几乎已经在中国战场耗尽了一切。这样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英美两国的对手？
消息不断传来。偷袭珍珠港成功。新加坡也拿下了？收音机里播放着《军舰进行曲》。我惊呆了，所有事情被描述得那么乐观。“一切进展顺利”，报道指出。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前方传来的消息仿佛也印证着这一点。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我们到处都在打胜仗。
但我了解官方军事消息的真实情况。我曾经在部队待过，知道这些消息掺着水分。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的。在侵华战争中，军方会说：“我们攻占了这里、那里。”但他们绝口不提，我们曾使用了毒气，也不会提战争还在无休止地进行。
- 创立于明治时代的日本陆军军人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