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言作品的西诠东释
就目前来看，莫言可以说是国外研究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外对其作品的翻译、出版、研究、报道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其实，国外对莫言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冷却过，而且覆盖面甚广。从主题上看，海外莫言研究涵盖了莫言小说涉及的主要问题领域：历史想象、时间、记忆，创伤、战争、苦难，欲望、身体、性，父权、女性、家族，电影改编……从风格和艺术手法看，狂欢、反讽、魔幻现实、传统继承……无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莫言作品在东西方的诠释，从东西方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分析莫言研究的洞见和不见，探讨国外的研究成果反馈到国内时，对国内的莫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莫言研究在东西方学术界的互动与跨文化对话。在本章中，西方范围内我们以英语世界为主，兼顾法国和德国的莫言研究；东方则主要聚焦国内学术界和日本、韩国、越南对莫言作品的诠释，力图在对比观照中呈现莫言研究的立体性和多棱面。
第一节 莫言作品国外研究线路图
海外的莫言研究称得上是洋洋大观。我们首先从“面”和“线”的维度对英语世界的莫言研究做一个总体梳理，然后从“点”的层面深入剖析莫言几部重要作品的海内外研究焦点。
英语世界堪称西方莫言研究的重要舞台，成果不仅有专著、论文集和为数甚多的博士论文，更有大量的期刊论文。下面我们以列表的形式对国外的莫言研究做一番鸟瞰。
表2.1 西方莫言研究专著及博士论文统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主要语种中都有专门研究莫言的著作问世，这在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从英语世界的博士论文来看，既有单独研究莫言的，也有用某一主题将莫言和其他作家统合起来研究的，譬如剖析莫言和张贤亮、王安忆作品中的性政治，探讨莫言、余华、苏童创作中的异化现象，研究莫言、鲁迅、余华、韩少功作品中的“吃人”主题，阐释莫言、张贤亮、贾平凹小说中的男性气质重建，追溯莫言、鲁迅、施蛰存、沈从文、王安忆小说中的传统、记忆与历史；亦有从比较的角度，将莫言和中外作家比如英国的托马斯·哈代、中国的沈从文，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总的来看，莫言在英语世界得到研究者较为全面的关注，而且这种研究并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跟风行为，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著作和博士论文多是莫言获诺奖之前的成果，这也说明西方世界莫言研究的理性和成熟，没有因为他获得大奖而出现短时间内的大幅波动。
相对于专著和博士论文，莫言在国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体现为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英语世界的论文列表统计如下。
表2.2 英语世界莫言研究期刊论文统计
“History（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https：//www．worldliteraturetoday．org/mission，2017-1-15．
《海外书览》创刊后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时的中国文学，而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关注在新时期以后不断升温。从1991年起，《今日世界文学》开始用专刊、专辑、专栏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余华、韩少功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等人的作品，都在上面得到探讨和研究。
《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飞跃性关注始于2008年，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最终由双方共同编辑的《今日世界文学》中国版——《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于2010年创刊，每年两期，在美国以英文出版、世界范围内发行。“作家特写”（Featured Author）、“作家访谈”（Author Interview）、“学人风采”（Featured Scholar）是《今日中国文学》的常设栏目，一群创作实绩不凡的小说家，像莫言、毕飞宇、阎连科、李昂、苏童、格非、朱天文等，在上面得到推介；一批成就斐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包括汉学家、海外华人学者、中国学者，如葛浩文、顾彬、王德威、叶维廉、王斑、乐黛云等，在上面得到介绍。《今日中国文学》以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力度、更广的覆盖，将当代小说佳作及时推向海外，让世界同步了解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风貌。这份刊物不仅给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也让喜欢中国当代小说的国外读者循着刊物上提到的线索，去寻找想要阅读的作品，无形中带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青睐首先表现为设立了当代小说译介与研究的专刊、专辑与专栏，其次表现为出版《今日世界文学》中国版，即《今日中国文学》。这些专刊、专辑、专栏和中国版刊登了部分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小说，而更多的是研究性论文。
《今日世界文学》 2000年夏季号推出莫言研究专辑，刊发了四篇研究莫言的论文。《莫言的“阴郁的”禁食》（“F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 of Mo Yan”）剖析了莫言小说中的“吃人”隐喻，即那些腐败官员对普通百姓的压制；《莫言的文学世界》（“The Literature World of Mo Yan”）论述了莫言“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恣肆汪洋的写作姿态及形式；《土地：从父性到母性——论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and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肯定了莫言作品的挑战性：对历史进行了与官方不同的书写，以父亲形象的缺失来质疑毛式话语模式；《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以《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探讨了莫言在小说技巧上的革新。《今日世界文学》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莫言小说的独异性和新质素，以专辑的形式为其加冕，而莫言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今日世界文学》的睿智与远见。
《今日世界文学》2009年第4期为获得该年度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莫言开设专栏，登载了《莫言：2009年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Mo Yan：Laureate of the 2009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一个人的六道轮回：2009年纽曼文学奖获奖演说》（“Six Lives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The 2009 Newman Prize Lecture”）、《翻译莫言的小说让我筋疲力尽：2009纽曼文学奖提名词》（“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莫言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幽默作家莫言》（“Mo Yan as Humorist”）等，让莫言进一步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进一步走近莫言。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让我筋疲力尽》中赞赏道：“很多优秀的作家很难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创作，但莫言例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普遍的好评，都展现出新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他卓越创作才华的表现。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形式灵活，从寓言传说到魔幻现实，从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到现代（后现代）主义……他的意象引人注目，他的故事令人着迷，他的人物摄人心魄。一句话，他是独一无二的。”
刘洪涛在《莫言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中指出，中国乡土文学有鲁迅的启蒙主义和沈从文的文化守成主义两个传统，莫言“融会并发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传统，把最具本土色彩同时又最具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呈现给世界”。黄承元在《幽默作家莫言》中指出：“莫言复活了中国文学中的幽默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被忽略了。他的小说描绘了个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碎片化世界里富有喜剧性而又令人同情的一面，不管是底层民众还是官僚主义者都发现自己处于喜剧性有时甚至是荒诞的生存状态。”莫言“将粗鄙与幽默杂糅起来，建构出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反叙事”。在黄承元看来，莫言的《酒国》与《生死疲劳》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喜剧性的荒诞。总的来看，所刊论文对莫言作品的独特性、莫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进行了深入剖解，从中可以看出莫言是一个受到民族创作资源滋养并携带着民族性走向世界的作家。
2010年以后，《今日中国文学》借《今日世界文学》的东风，刊登了更多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而莫言受到特别的关注。2013年的1—2期合刊重点推出莫言和苏童研究。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莫言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今日中国文学》给予莫言大量篇幅，刊登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翻译：众声中的一种声音》（“Mo Yan in Translation：One Voice among Many”），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宴答谢词》（“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和《讲故事的人：2012年12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演说》（“Storytellers：Nobel Lecture，December 7，2012”），张清华的《诺贝尔奖、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The Nobel Prize，Mo Yan，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China”），《今日世界文学》执行主任戴维斯·昂迪亚诺的《一个西方人对莫言的思考》（“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戴维斯认为莫言“是一个天才，难得的卓越小说家”。2015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互文性解读：以莫言作品为个案》（“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 Yan's Works as Examples”）以《生死疲劳》和《红高粱》为例，结合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阐释了跨文化语境下互文性解读的必要性。该文作者陈迈平认为：“多数西方读者由于没有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对于中国文化的记忆，无法结合其他中国文学作品对翻译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而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被唤起，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联想性解读，因而中国读者更能够把作品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比如瑞典读者在阅读《生死疲劳》时很难会联想到其他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而实际上，土地与农民的境遇是读懂现代中国的关键所在。莫言的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的生活，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运动在很多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有描写，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只有将莫言的《生死疲劳》放在与这些小说的参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说中的地主西门闹与上述作品中的地主相比，“突破了地主形象的思维定式，没有像以前那样按照阶级身份进行机械的划分”。《红高粱》也和其他描写抗日战争的当代小说如《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不同，那些小说里面的英雄清一色是共产党员，带有宣传腔调，而莫言的小说根据发生在他家乡的真实事件创作出来，冲在抗日前沿的是“普通农民，甚至还有土匪”。这种“中国文学语境下的互文性解读重构了历史，挑战、质疑了其他文本中的中国文化”。
《今日世界文学》除了登载莫言作品的研究论文外，还发表了大量的当代小说及相关研究论著的书评，从“面”的维度扩大了莫言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新时期以来西方译介的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得到评论，关于莫言的书评有7篇，从数量上讲最多，评论的是英译本《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爆炸及其他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和法译本《天堂蒜薹之歌》及《十三步》。这些书评对莫言的作品评价甚高，比如认为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的几个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创作才华……充满了华丽、诡异的想象”。
《今日世界文学》以其给予中国文学的专刊、专辑、专栏和大量的书评空间，成为国外传播莫言小说的意见领袖之一，它以专业的权威性，引导着英语世界里莫言接受者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趣味，推动着西方人对莫言小说的接受。
第二节 《红高粱家族》：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西方学者、作家的积极评价，而且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有很多赞美之语。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吉认为“莫言是真正的文学天才”，“是一位才华横溢、天马行空且花样翻新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别开生面，提升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审美水准”。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指出：“莫言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塑造的人物具有震撼力，性感而又本真；他讲述的故事惊人而又带有史诗性。”“莫言的小说会打动美国读者的心灵，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一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赞赏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今日世界文学》刊文称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莫言是文学界一位真正的天才”。
莫言的知音、把他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变》等作品译成英文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莫言的“作品具有吸引世界目光的主题和感人肺腑的意象，很容易就跨逾国界”。海外华人学者、哈佛大学的王德威认为莫言执着于“一种丑怪荒诞的美学与史观”，其创作“荤腥不忌，百味杂陈”，“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并多次撰文，对莫言的作品从长篇到短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述和研究。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华人学者张寅德认为莫言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镇和福克纳《沙多里斯》中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借助现实和幻想中的故乡建立起一个文学世界——山东高密东北乡：“在这片混杂着多重异域色彩和气息的土地上，在这河流、沼泽和田地交错却又不变的背景之上，家世传说夹杂着村民们的当代故事铺展开来。”张寅德指出莫言创作的独特之处是“将身体、粮食和兽性用到创作中，并且注重肉体、身体各个感官的优势，引向颠覆性的、悲剧性的而又令人忧虑的怪诞”。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不仅利用了“国家意识形态”，也利用了“市场”。他“把主流作家如赵树理或浩然的好的、进步的农民形象整个颠倒过来，把农村构想成一场噩梦”。但他又很注意度的把握，“把大量爱国主义混入到爱情、战争和痛饮烧酒的情节中去，从而完全站在了‘公众意见’这边”。而“暴力”将莫言的小说“和市场联系起来”。
上述仅是西方世界对莫言及其作品评论的沧海一粟，而在西方人对莫言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中，《红高粱家族》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这部小说1986年发表之后就在国内备受关注，1993年译成英文出版后香飘海外，被国外权威文学期刊《今日世界文学》评为“1993年全球最佳小说”，2001年入选该杂志评选的75年中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推出当年就有很多评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者周刊》、《图书馆学刊》、《当下历史》（Current History）、《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书单》（The Booklist）、《纽约》（New York）等纷纷登载评论文章。翌年，《今日世界文学》刊登了杜迈克的评论文章。《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文章称莫言的这部小说把“把高密东北乡安全地放到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上”，托马斯·英吉则称赞“莫言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原则，力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寻找落脚点”。可以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扬起了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文学海外之旅的劲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小说堪称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领航者和典范，至今依然深受海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
从西方对《红高粱家族》的研究和评论来看，焦点词汇是“原创性”、“颠覆性”、“革新性”等。莫言对历史的独特叙写，对土匪、日本侵略兵不落窠臼的塑造，对现代技巧的出色运用，为许多西方论者所津津乐道。
托马斯·英吉认为，莫言在这部小说中“颠覆了历史即真实这一概念”，“将历史变为传说”。华盛顿大学教授柏右铭指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排斥了“民族英雄主义”历史叙述，而且他的这篇论文被收入美国高校使用甚广的教材《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史》。这一研究倾向在德语文化圈里也得到共鸣。在著名汉学家、维也纳大学的苏珊娜看来，莫言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而重新叙写的可能性。她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多是基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而莫言的《红高粱》表现出从民间视角书写不同于官方历史的努力。
还有论者对《红高粱》中余占鳌这个土匪兼民族英雄形象怀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莫言刷新了昔日的抗日英雄形象。土匪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复杂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暴力的化身，危害一方平安；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底层又使他们具有除恶扬善的本能。因而，在中国作家笔下，土匪一直是多面的，但总体来看带有更多妖魔化色彩，如《林海雪原》、《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土匪奸淫抢掠，没有人性，令人痛恨，是恶魔的化身。诚然，为了建立起英雄传统，弘扬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士气，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理由这样刻画土匪，但造成的结果是土匪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被遮蔽了。而关于抗日英雄，官方的文学史和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形象：他们坚毅顽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脊梁。但论者强调，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土匪，他们出于民族大义，以不羁的行为和品格，承担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责任，诠释着侠义的内涵。莫言《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就是这样有着侠肝义胆的土匪英雄，他敢爱敢恨，疾恶如仇，活得坦坦荡荡。余占鳌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不仅因为他爱着已为人妇的戴凤莲，杀死她患有麻风病的丈夫，而且还因为他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国民党官兵背信弃义的情况下，余占鳌尽管明显处于弱势，却依然向日军发起进攻，直到拼尽最后一个人。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地位固化了我们对民族英雄的定位和认知：他们无一不是通体光亮、高大完美的形象，而莫言“在《红高粱》中表达了自己对抗日英雄的理解”。莫言认为这是一场全体中国人都置身其中的战争，每一个都应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既然这是爱国思想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应有任何人为的限制，而应该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说像余占鳌这样的土匪也能成为抗日英雄。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不管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土匪所干的通常是反抗压迫者的暴力行为。而在战争时期，难以用完美来苛求一个人。对一个土匪来说，他即便是仅有一次维护百姓的行为，也可以算得上是英雄，哪怕是一时的英雄。
莫言不仅在《红高粱》中重新看待土匪形象，还对“日本鬼子”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这也被论者视为“极为罕见”的现象。当对几名死去的日本士兵进行阉割并把他们的尸体丢进河里时，《红高粱家族》里面有这样的描绘：“这些也许是善良的、也许是漂亮的，但基本上都是年轻力壮的日本士兵。”针对这一描写，托马斯·英吉指出，莫言“对日本人进行了人性化和普泛化的处理，赋予他们合乎情理的性格和行为”，而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倾向于妖魔化这个群体。这也就是后来莫言总结的创作原则之一：把坏人当好人写。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一味塑造脸谱化的坏人形象，对坏人也要怀有怜悯之心，写出他们的七情六欲，写出坏人身上的光亮，写出好人身上的阴影，这样才能刻画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在西方研究者看来，《红高粱》不仅在内容上具有颠覆性，在手法上也极富原创性。“莫言创新性技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对叙述视角的完全原创性利用。”这部小说的开头非常出彩：从孙子的视角娓娓道来爷爷奶奶的故事。托马斯·英吉更进一步指出：“不论是托尔斯泰恢宏磅礴的《战争与和平》，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不无浪漫色彩的《飘》，史诗性的小说大多按时间的线性发展叙事，但《红高粱》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时间之流里来回穿梭，让读者自己对事件进行合理的排序……让读者自己组合故事……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叙事技巧。”同样，戴维斯也认为，“《红高粱》是对叙事视角的出色运用，小说的叙述者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口吻讲述故事，而他不可能知道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发生的爱情故事……这是对人物、情节的大胆试验，令人想起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和约翰·巴思”。总之，在西方研究者看来，莫言的《红高粱》在叙事方式上是对之前中国文坛的极大突破，是对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切近，而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上又不像西方文学那样虚无缥缈。《红高粱》像一枚炸弹，炸开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突破口，让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
西方对《红高粱》的评价和研究虽然主要聚焦其颠覆性、原创性，但熟悉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学者仍然看到了颠覆之下的继承与延续。他们对《红高粱》的探讨穿透表象，深入到肌理，从文学史的嬗变之流中发现了变中的不变。我们下面以吕彤邻的《〈红高粱〉：超越中的局限》一文为例加以说明。
吕彤邻首先肯定了莫言小说的突破与创新。《红高粱》之前的当代小说创作主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即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弘扬主流意识形态。而《红高粱》犹如横空出世，“在意识形态、话语运用、叙事结构上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大不同。莫言把亡命徒和通奸者塑造成抗日英雄，是对既往抗日战争中英雄形象的突破。而且在这部作品中，超自然主义占很大比重，游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但吕彤邻很快笔锋一转，指出小说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蔑视，“巧妙地承认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遗产”。随之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红高粱》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