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罗贯中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然而,长期以来,对罗贯中的研究却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别的不说,光是他的籍贯问题就是一个——

久悬不决的疑案

明清两代,有关罗贯中生平的记载寥寥可数,而对其籍贯的说法却彼此抵牾。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1.太原人,即今山西太原人。主要见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

2.东原人,即今山东东平人。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东原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多种明刻本亦署名“东原罗贯中”。

3.杭人,钱塘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如郎瑛《七修类稿》称为“杭人罗本贯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为“钱塘罗贯中本”,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为“越人罗贯中”。

4.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逐渐集中为两种意见。

一是“东原”说。此说以刘知渐、王利器二先生为代表。刘知渐先生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贾仲明是淄川人,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那么,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先生认为,大多数明刻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所谓杭人,亦即钱塘人,是新著户籍;《续编》以为太原人,‘太原’当作‘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由于《录鬼簿》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他又说:“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人,还是从《水浒全传》中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惟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叶维四、冒炘的专著《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刁云展的论文《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亦主“东原”说。

另一是“太原”说。这是自《录鬼簿续编》被发现五十余年来最流行的观点。其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不仅有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记载,而且其作者自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主“太原”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亦主“太原”说。不过,这几部著作都仅仅是摘取《录鬼簿续编》的记载,而没有作出任何阐释。近三年来,友人孟繁仁同志对罗贯中生平问题致力较多,先后发表《罗贯中试论》(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版)和《〈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两篇论文,对“太原”说作了一些新的阐发。

我个人倾向于赞成“东原”说,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完全定论尚有困难。原因很简单:现有的可资依据的材料实在太少,而权威的、无可辩驳的材料更是微乎其微。不过,为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我愿先与持“太原”说的同志作一番商榷。首先需要辨别的是——

什么材料更为可信

持“太原”说的同志,一般都把《录鬼簿续编》的记载视为理所当然的“铁证”。在这方面,孟繁仁同志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在《罗贯中试论》中说:“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的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关于罗贯中情况的惟一的珍贵史料。”(按:繁仁同志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贾仲明,我也认为贾仲明不是该书作者。)他还认为:“说罗贯中是‘东原人’‘杭州人’‘庐陵人’的几种记载,乃是出于《少室山房笔丛》《西湖游览志余》《七修类稿》等书,这些笔记丛书与正式的史传不同,并不讲究证据,只是根据‘故老传闻’所记,并不具备确凿的史料价值。所以,要用后面这几种不同的题署说法,去否定《录鬼簿续编》记录的罗贯中为‘太原人’的权威性的记载,纯属徒劳。”对于这种判断,我是不敢苟同的。

第一,《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是“关于罗贯中情况的惟一的珍贵史料”吗?不能这样说。诚然,我们承认《续编》的作者与罗贯中是“忘年交”,他的记载值得充分重视。但是,还有比这更值得重视的珍贵史料,这就是罗贯中的作品本身。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另外几部小说,多数也署名“东原罗贯中”。谁也没有理由说这些署名“只是根据‘故老传闻’所记”,恰恰相反,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连繁仁同志也承认:“罗贯中在自己晚年倾尽心力整理完成的几部小说中,题署‘东原罗贯中’。”(《〈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在作者自己的署名和“忘年交”的记载之间,究竟哪一种更权威,更可信?显然是前者。繁仁同志一面承认“东原罗贯中”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另一面却又说罗贯中只是把东原“当成最后落籍之地”,而否定东原是罗贯中的原籍。这样,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是由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记载看成是千真万确、不可移易的事实,而把作家本人的题署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像这样颠倒了作家自记与他人追记的先后、主次关系,自然只好削足适履,曲为解说,以至造成逻辑上的淆乱。实际上,在文学史上,作家的同辈朋友也好,“忘年交”也好,误记其籍贯、生平的情况并非罕见。《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在青少年时代认识罗贯中的,从认识到“至正甲辰复会”,中间隔了若干年;而“复会”之后又过了“六十余年”,才来回忆罗贯中,误记其籍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即使作者没有误记,后人也有可能误抄(说见后)。

第二,繁仁同志和其他持“太原”说的同志可能会说:《三国演义》的明刊本都是嘉靖壬午(元年,1522)以后刊刻的,而《录鬼簿续编》成于永乐末年至宣德初年之间,年代比《演义》诸刻本为早,因此,《续编》的记载更为可信。应该说,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一方面,《演义》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本,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一定没有更早的刻本,更不意味着嘉靖元年本或其后的刻本的署名就不同于原作的署名(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大家都承认这些刻本的署名是罗贯中本人所为)。另一方面,现存的《录鬼簿续编》只有天一阁旧藏的明代蓝格抄本一种,天一阁乃是明代范钦所建,而范钦是嘉靖进士,因此,《续编》抄本的年代肯定在嘉靖元年之后,也就是晚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然更晚于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了。如果拿嘉靖元年精工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嘉靖元年以后手抄的《录鬼簿续编》相比,哪一种更可信呢?显然也是前者。

第三,繁仁同志不承认《录鬼簿续编》有误抄的可能性。其实,《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请看这样一些例子:“汪元享”条中,将“至正间”误抄为“至正门”;“杨景贤”条中,将“风波”误抄为“风破”;“李唐宾”条中,将“人物风流”误抄为“人物风物流”,衍出一“物”字;“魏士贤”条中,将“高邮州人”误抄为“高邮人州”,等等。既然误抄的现象不是个别的,那么,像王利器先生所分析的,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

综合上述各点,我认为,“东原”说比之“太原”说,是更为可信的。

当然,持“太原”说的同志的理由不止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为了充分交换意见,我们有必要继续商榷——

再辨几种说法

孟繁仁同志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一文中强调指出,罗贯中创作的几部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从太原起兵,建立李唐王朝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早年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他认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繁仁同志把“故土性”视为“太原”说的一个有力旁证,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番考察。

我认为,在创作活动中,“故土性”是存在的。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从题材选择、环境设置、情节处理到审美趣味,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故土性”。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确实不少。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现象只是在部分作家的部分创作中表现得明显一些。从总体上看,与时代氛围、社会思潮、现实矛盾对作家的影响和刺激相比,这种“故土性”所起的作用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故土性”对其创作的影响也比不上身世变故、浮沉荣辱的剌激。古代的许多作家,他们创作的名作都与“故土性”无涉。如关汉卿的名作《单刀会》,其主角关羽是山西解州人,而关汉卿本人却是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的名作《汉宫秋》,其主角王昭君是秭归(今属湖北)人,而马致远本人却是大都人,又在浙江做过官;洪升的名作《长生殿》,其主角唐玄宗是陕甘人,杨贵妃是山西人,而洪升本人却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其主角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李香君是秦淮歌妓,而孔尚任本人却是山东曲阜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与作者在籍贯上真是南北殊途,作家的创作冲动显然不能用“故土性”来解释。作家感兴趣的,是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是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给予后人的种种启示,而不在乎他们的籍贯是什么。

同时应该指出,繁仁同志在论述罗贯中创作的“故土性”,用以证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时候,好些地方是不准确的。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固然是山西解州人,但众所周知,《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也是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隋唐两朝志传》中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固然是从太原起兵的,但他们的祖籍却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而他们建立李唐王朝的主要业绩则是在长安完成的。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也并非山西雁北人。《旧五代史》写道:“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注云:“案《新唐书》,存孝,飞狐人。与欧阳史同,薛史阙载。”再查《辞海》:飞狐,“古县名,隋改广昌县置。因县北飞狐口得名。治所即今河北涞源县治。”这就是说,李存孝应是河北涞源人。

——《三遂平妖传》的主角应该是王则和胡永儿。王则是涿州(治今河北涿县)人,起义于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与山西无关;胡永儿是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同样与山西没有瓜葛。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虽说到过山西,但他却是涿州人(很巧,与王则同乡),其发迹之地也不在山西。

以上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虽然作品的某些人物曾与山西有过一点“瓜葛”,但要以此来证明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实在太缺乏说服力了。反过来看,这五部作品中有三部的主人公是河北人,其余两部中也有河北籍的重要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赵云,《隋唐两朝志传》中的窦建德等),难道能够以此来猜测罗贯中是河北人吗?

在这样很不牢靠的论据的基础上,繁仁同志还提出了几种说法。

一是“从目前可知的情况分析”。所谓“目前可知的情况”是些什么?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罗贯中是“太原人”的说法以及关于罗氏著作“故土性”的推断。如前所述,这些情况或者尚难定论,或者本身就不准确,繁仁同志却由此作出进一步的大胆推断:“罗贯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山西太原度过的。至少在成年以后,他才离开故乡,外出漫游。”这种推断,没有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能是主观臆测。即使假定“太原”说能够成立,从这个前提出发,要想得出“罗贯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山西太原度过的”这个结论,也还缺乏必然的衔接关系。一个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在原籍以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呢?古今中外,这种事例简直不胜枚举。而繁仁同志又把这种主观臆测作为加强“太原”说的论据之一,这就在逻辑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矛盾。

二是罗贯中“晚年落籍”东原的说法。繁仁同志说:“从明代中叶刊行的不少罗氏所著小说都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的情况看,这位历尽艰辛和风险、阅历丰富的伟大作家,最后并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太原,而是在当时的北方运河上的繁华码头之一的东原停留了下来。”罗贯中“把这里当成最后落籍之地的用意,却是非常明显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既承认“东原罗贯中”是作家本人的题署,又否定东原是罗贯中的原籍,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里要问的是,说罗贯中晚年落籍于东原,又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仍然只是主观臆测。那么,罗贯中为什么不回到梦魂萦绕的原籍,却偏偏要落籍于东原呢?繁仁同志说:“据我估计,罗氏最后决定在东原落籍,极有可能是他在这里或者附近不远的地方,遇到了罗氏一门的亲故,或者书香门第的好友,遇到了可以比较方便、安静地看书和写作的环境。”可惜,这毕竟只是“估计”,还是没有事实根据。

三是以传说为论据。据说:“施耐庵故乡兴化白驹一带,流传着‘罗贯中是太原东关厢人,是票号老板的儿子’的传说。”于是,繁仁同志就此又展开了大胆的推测:“如果真是这样,罗氏在东原或附近一带早就开有商号、分店,他早在二三十年前南下时,就在这里停留居住过一段时间,或许他在那时就把家眷安排在那里,也未为可知。”大家知道,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却因历代群众的加工、改铸和附会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传说则是完全没有史实的虚构。因此,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至于从罗贯中是太原“票号老板的儿子”的传说,就臆想出“罗氏在东原或附近一带早就开有商号、分店”之类,更是难以站住脚的。

总之,上述几种说法都难以令人首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先入为主地肯定罗贯中是“太原人”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而它们自身却并不那么肯定(如“故土性”),甚至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如后面三点),因此,它们都不足以成为“太原”说的论据。

下一步怎么办?

几十年来,人们在罗贯中的生平籍贯问题上徘徊得太久了。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迅速发展,大家热切地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因此,尽管我不同意繁仁同志的观点,但对他和其他一些热心于罗贯中研究的朋友所作的努力,我是抱有真诚的敬意。不过,求知的热忱必须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结合起来,必须冷静地分析我们已经占有的材料,确定我们继续探讨的起点,必须十分谨慎细致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那么,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着重考虑这样三个方面。

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而发现新的抄本,我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这将直接帮助我们解决“东原”说与“太原”说的分歧。对此,需要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留心。

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现有的文字资料确实太少,而其中一些后人追记的“故老传闻”之辞又不可靠,我们多么渴望能够得到比较翔实的资料!应该看到,在封建时代,而且是在动乱的年代,像罗贯中这样的下层文人,是否有碑铭、谱牒、诗文书札或其他文字资料留存下来,实在很难说。但是,我们不妨抱着一线希望,继续留心搜寻。

3.判定《三国志传》的成书年代。现存的诸种《三国志传》,大多题署“东原罗贯中”。过去,人们对它们不大重视。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确认《三国志传》确实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且判定它的成书年代,那么,它的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嘉靖本卷首庸愚子作于弘治甲寅的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以上谈的,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粗浅的看法,目的在于通过互相问难,与持“太原”说的朋友们互相启发,共同打开思路,共同解决某些疑点。尽管我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更可信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我衷心希望不同观点的同志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共同努力。那么,不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都将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一致的呵!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9期转载。《明清小说研究信息》1987年第12期刊登本文摘要。《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8卷介绍本文观点。)

附记

本文问世后,颇受学术界同行注意,除被有关刊物转载和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介绍之外,还被视为“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如《泰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刊载《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12期转载),认为刘知渐先生、王利器先生和本人是“东原”说的代表。韩伟表的《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认为:“沈文循次披绎,理罅辨缺,发明‘太原’说诸多疑误,有较高的学术争鸣价值。故尔沈文一出,‘东原’说与‘太原’说遂成一时瑜亮。”

不过,受当时的学术视野的限制,文中也有个别提法不够准确。如说“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大多”二字便不确切。对此,已有学者指出。

为了真实地反映自己认识发展的轨迹,兹按原文排印,除改正个别错字外,不作任何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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