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一、登极与退位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老太太不等听完儿子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的嘈杂人声。新就位的摄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太太正昏迷不醒。一会儿被叫进去看老太太，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了好大一阵儿，老太太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本能地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破例地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有点模糊的印象。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自己忽然陷入了许多陌生人之间，没有了嬷嬷，也没有了我习惯了的那间屋子，尤其可怕的是在一个阴森森的帏帐中，露出一张痩削的老太婆的脸，丑得要命。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立刻号啕大哭，浑身哆嗦不止。慈禧看我哭了，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嬤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一个多月，即十二月初二这天，举行了登极大典。我后来听人说，这个大典又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所谓登极，就是我父亲扶着我坐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又把我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的时候，这就超过了我的耐性的最后限度，这就难怪我不放声大哭。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而文武百官行的是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人人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提起过这件事。有一本书里加枝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虎小儿”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们的忧心忡忡和忌讳百端是从哪里来的。只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却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字样，我发现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正是那些埋怨大典煞风景的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就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做皇帝的第三年，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
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大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他给北洋军下了部署，把民军手中的汉阳攻克了，然后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袁世凯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有人对他也有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他也有了朋友。北洋军攻下了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政府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来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动态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在那边又有很大一部分人把袁世凯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后来更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实现共和的根本依靠。袁世凯自从有了这些新朋友，加上在北京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他就成了多方面行情最清楚的人了。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出自偶然，不妨说是他在洹上垂钓两年多的成就。
袁世凯就是这样左右逢源地回到了北京，不到一个月，先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一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了王位，退归藩邸。然后，以接济军用为名把隆裕的内帑挤了出来，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压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就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是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致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所以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的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民方提出实行共和的要求，他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绝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回答：“您放心，我还要设法保全它！”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听了这事，高兴起来了，说：“袁宫保决不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只达到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还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方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是使皇室大感震动。
原来袁世凯这时在民军方面的朋友，已经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特别是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非立宪党人出身的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苦心经营梦寐以求的理想，何况他已经察觉了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饶不了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正在考虑间，这时孙中山就任了临时总统之职，他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另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以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的突然变化的由来。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之后，当天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发生过动摇的人，又动摇过去了。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已宣称，为了对付革命党在各地对满人的仇杀（这是根据谣传的），他决定组织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升允，是蒙古族人，这时也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又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族王公大臣做出的姿态，是要拼命的。太后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就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溥伦表示了赞成退位，立刻遭到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也改变了口风，又赞成君主了。
这种情势却并没保持多久。首先是隆裕太后自己吓慌了，其次是这些慷慨激昂的王公大臣们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可靠的主意。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张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也就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要我们帮忙得叫摄政王退位，说政治太不好，革命党才要改革的，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禀太后，是这样说的。”
溥伟立刻愤愤地说：“摄政王不是退了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出了主意，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又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珠宝赏军，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善耆也支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了出来。在隆裕心里的天平上，这个宝贝刚刚把路易十六的命运给平衡过来。所以她说：“落不着优待条件，不就是亡国了吗？”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着，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不能把打仗加到天平上去。溥伟还是不住地说，“请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对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贝勒说：
“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碰头回答。
太后不作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下去吧。”
这时善耆又想起了主题，向太后嘱咐说：“一会儿，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又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
“这个事儿放在国会上去，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太后心里的天平又晃动了，优待条件这一边又沉了，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更加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太后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而又是赵秉钧的把兄弟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还不是一样？君主了几年，老主子管的事还不是用用宝？共和了，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全没有了，咱娘儿们就全完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据各地进行抵抗。这个孩子式的主张根本没人听他的。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到外国学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后来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占领的旅顺，都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去到他们国家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是已决定承认袁世凯政府。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回到家去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被授权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南方的革命党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帝王生活。
这个清室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特别保护。
二、帝王生活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只划定了宫禁范围，在乾清门以北到神武门为止这个区域。我在这一块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国民军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中便浮起一层黄疸病的颜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在我第一次和弟弟妹妹做游戏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是十一岁的时候。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有时把杰二弟和大妹带进宫来陪我玩几天。开头玩得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
“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那些小太监也常玩这个，可是他们都比我大，我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了。玩得越来越高兴，二弟和大妹忘掉了拘束。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傻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谁知不是那样……”
不知怎么的，我一眼看见溥杰的袖口里的内衣，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也吓得溜到他身后，简直都要哭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的人只有从京戏《法门寺》里才听得到，那调儿是很使人发笑的。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有一位新中国成立后长大的青年，读《红楼梦》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熙凤这样的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他们不嫌这个尾巴碍事吗？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少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如果没尾巴，都像是活不下去似的。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游一次御花园，后面全有一条尾巴。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可能在前边出现的人，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虽然腿脚无病。在这后面，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气候或体温变化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有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香糯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也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暖轿是围着灰鼠、貂皮的，凉轿轿壁是纱的。这个杂七杂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还有好动的孩子性格，我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一阵儿，我一停下来就又聚在我身后，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便叫他们站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但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也并不觉得累赘。相反，假如身后这时没有那个尾巴，倒会觉得不自然。明朝崇祯皇帝最后上煤山的时候，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冲这一点，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每日排场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就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所谓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回声不等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膳桌，捧着绘有金龙的红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菜肴是三桌，各种点心、米膳、粥品是三桌，另外各种咸菜是一小桌。食具是明黄色刻龙并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瓦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这叫“尝膳”。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在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只找到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所记载的一次早膳的内容如下：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白菜 羊肉片氽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 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肉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我是向来不动它一下的。御膳房为了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把菜肴摆在桌子上，半天或一天以前就把饭菜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所以都早已过了火候。好在他们也知道历代皇帝都不靠这个充饥，例如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太后或太妃们各自的膳房，那才是集中了高级厨师的地方。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其实也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菜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太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我这五岁的孩子要用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画的、勾字匠以及巫婆（称“萨玛太太”，每天要来祭神）等等，也各有分例，一共是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衣着方面情形也相似。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也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全是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一个月内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只算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负责，从“四执事库”里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劳民伤财、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自然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但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有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也是如此。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活排场之外，那些死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最好的艺术品或历史文物，尽管陈设在那里无人得以欣赏，都是加强我占有一切的直观教材。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