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二律背反”——也读《男课》
欲望与理性的冲突，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二律背反”。它当然也成为文学有史以来永恒的内在冲突内容。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商品大潮所带来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生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欲望与理想的冲突，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作家们展示当代人命运沉浮的现实背景。郭明辉新版长篇小说《男课》也是据此而构思与立意的。小说表现的主题是严峻的：当个体欲望（对金钱、权力与女色等的渴求）肆意宣泄并与正常的人生法则及正当的社会约束发生冲突时，个体毁灭是在所难免的。
小说中诸多人物精神与肉体归于毁灭的情境，应该说是具有悲剧性的。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情感遭遇，既体现了特定的生存环境中灵与肉的搏斗，也折射了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新的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我们也不能将小说《男课》看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欲望化”写作现象的简单延续，作者已甄别了“去理存欲”的文学价值取向，在充分展示欲望的冲动与泛滥的同时，赋予了小说内涵以更多的精神因素与理性冲突的内容。欲望是人性的证明，欲望复归自身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起点。禁欲主义的“灵肉分离”已经成为过去，抽象的人生追求与终极关怀也已经失去意义。当物质解放与情欲解禁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现象时，物质烦恼与情欲困境又成为一种新的现实矛盾与人生困惑。于是，过去被抛弃了，未来却杳无音信。在“两难之境”的挤压下，精神与肉体的漂泊者与冒险者便脱胎而出……
小说中的冯太渊，官居副厅长，当他在女主持人宁阳溪的温柔之乡中享用“冰美人茶”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丑恶的权色交易，副厅长的高位只成为声色犬马的抵押品。他最终的死亡结局似有偶然性，可明眼的读者发现，这是一个灵魂早已出窍的人物，他一走进小说的情节，毁灭就与他形影不离了。
与冯太渊同为“插友”的白鱼际，可以说是被物质社会“异化”的一个标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沉沦与堕落令人目不忍睹。这是一个身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卑俗欲望的人。他是那样的见利忘义而自作自贱，那样的抛弃一切生活准则而为所欲为。他与商人韦少商合谋导演的“性贿赂”无疑是他无数肮脏交易中最丑恶的一笔。在小说的故事结局里，他虽然没有死于非命，而只是在浴池里与韦少商赤裸相对，但他已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
作为社会底层中的小人物，陈迎香与陈合谷姐弟俩的畸形人生发人深省。陈迎香的“从良”与陈合谷的沦陷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无论是作者的自觉安排还是情节发展的偶然巧合，都给读者输送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社会信息：脱离社会救助与关爱的个人奋斗是危险的，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更是这样。陈迎香为供弟弟上大学，进城后沦为“三陪女”，这尽管有悖于道德准则与人性尊严，但毕竟是一个令人心酸与同情的现实。可以想象，这对在小镇上生活与成长的姐弟曾有过幸福与安静的岁月，而当崇高、纯洁与真诚离他们远去的时候，他们只能与庸俗、污秽、虚伪为伍，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最终，陈合谷因故意杀人而锒铛入狱，陈迎香虽九死一生，但却只为这个繁华的都市留下了一个流浪的疯子。由这个故事所揭示出的社会问题，见证着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此类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
在小说中，读者倒是在似乎不起眼的人物朱三里的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人性的两态——欲望与理性的碰撞，看到了人物性格裂变的痛苦挣扎。朱三里拒绝白鱼际的“分赃”这一细节描写，是出人意料但又为人带来些许安慰。罪恶的欲望并没有泯灭所有的良知，他与曲池红的同归于尽，只能理解为一个精神完全崩溃的人的疯狂之举，一个在欲望的泥坑中难以自拔的人的自我毁灭。
作家为读者所呈现的是一类灰色的人群，他们在欲望的浊流中淘金，却最终为浊流吞没，留给读者的可能不仅仅是感叹。
小说的故事张力是充分的，作家也自始至终以一种轻松而平静的姿态来叙述自己编织的故事，但这并不能掩饰其沉重的基调。蕴含在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命运，让读者耿耿于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读者以愉悦的心绪来面对这些惨淡而罪恶的人生。作者笔下的人物与故事，虽然不是社会人生的众相与常态，但仍不失为警示之言，因为诱惑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在小说的结尾处，作家通过陈合谷在绝境中那深情的呼唤：“姐姐，你回家吧。”而让陈迎香奇迹般地复苏，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烙下了最后的印记，让他们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历得以完整而真实。陈合谷的呼唤是痛苦的，但痛苦往往是人生最重要的导师，它可以让理性返回自身。
作家在小说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表白：“男人一生都需要补课，因此男人一生都有许多难关要闯过，包括金钱、权力和女色。”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当然也作为一名男人，这种体验是真实的。欲望与理性是现代文明的两极，如何协调与平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诱惑与困惑，使现代文明适应当代人的心灵归寄？我想，这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必须，这也正是《男课》所要回答的。
《安徽文学》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