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比犹太人差在哪里
一提起徽商,我首先会想到徽骆驼,徽商吃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其次会想到以“信”求财的经商方式,徽商的诚信委实让今天的奸商汗颜;再次会想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他那种集儒、官、商于一体的人生境界,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世俗理想;最后会想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徽商孙富,当然他不是什么好人——传统文学作品对商人向来轻视,“商人重利轻别离”即为显例。
在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想要在封建框架内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向既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百般示好。不是我灭自家威风,刻意贬低徽商,而是他们身上的确带有那个特定社会的烙印。说白了,多数徽商打的就是“文化”和“曲线做官”这两张牌。
没文化做不成大生意,这一点徽商早就懂了。以获利极巨的盐业为例,历代朝廷对它的生产、运销、课税等都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哪能懂得其中的窍门?而徽州人的聪明和学识此时就派上了用场,不仅对本朝和前代盐法弄了个门儿清,还时不时钻一点政策的空子。清朝盐政官员级别较高,大多精通文墨,满嘴市井俗语的浑小子岂能“高攀”得上?于是文化知识便又成了徽商巴结盐政大吏的敲门砖。那时候就是这种风气,另一支经商群落——晋商也特爱走上层路线。所谓的“红顶商人”,其实就是官商结合、权钱结合的典型,难道值得效仿吗?
徽商虽然积累了连皇帝老儿乾隆也羡慕的财富,但“以商为羞”的情结依然难以打开,没做成官心里总不踏实。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徽商做生意总有些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有22人。被称为“肯园先生”的徽商鲍志道,以穷伙计出身而成为盐业巨富。可他的子孙大多不屑经商,但求读书做官。这与现在某些“老子做官儿子经商”的腐败现象看似正好相反,其实“官本位”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犹太人号称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民族,在我看来,他们身上的确有两大优点是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传统商人所不及的。
一是强烈的契约意识。这种契约意识不是单单“诚信”二字所能概括的,而是包涵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更为彻底的法治精神。受犹太教的影响,犹太人视契约为人与上帝的约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执意要割别人身上一磅肉,因为契约就是这么定的,虽然有点不够仁义道德,但我总觉得要比用仁义道德来“杀人”好。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晋商崔崇因为做生意亏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大老板,竟然“以刃自剖其腹”来表白心迹——壮烈倒是壮烈,但这样的愚忠还有救吗?
二是反权威的精神,一直没有自己的祖国和长期受迫害,造就了犹太人的独立精神和反叛精神。“两个犹太人就会出现三种意见。”正是这种不重视权威的性格,才造就了马克思、弗洛伊德这样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正是由于不重视权威,成功后自己也不会成为权威。总理是最大的官吧,可爱因斯坦就是不愿当以色列总理,估计犹太人就这脾气!
当然,瑕不掩瑜,徽商身上仍然有着许多优良的品质,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苛求徽商,因为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但我们可以苛求今天的自己。创造一个守契约、讲诚信的法治环境,创造一个注重独立性、提倡创新的人文环境,才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这样的环境才真正有利于现代商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切正当事业的发展。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