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疯狂世界的一纸战书
“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这是雷蒙德·卡佛曾说过的话语，也是最能概括这位伟大短篇小说家创作内核的基点。而这股“莫之能御的洪流”正是五月天的摇滚乐想要挑战的恶魔。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冷战的话，摇滚乐要对抗些什么呢？
风雨飘摇的1968年，六十年代革命的最高潮，在巴黎的上空，“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的呼声震耳欲聋，九百万工人、学生掀起的罢工罢课把资本家吓得六神无主，“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是这场“五月风暴”的背景音乐；布拉格的街道里，苏联的坦克无情地碾过“布拉格之春”，掐灭了电波里播放的猫王与披头四，未来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却如普罗米修斯般地散播着他从国外偷渡来的火种——“地下丝绒”第二张专辑《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在世界的中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被学生攻占，校长也被迫下台，学生们始终高唱着迪伦的歌，或是《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或是《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不论此刻迪伦正在乡下享受悠然自得的生活；东京则爆发了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安保斗争”，而那一年刚来到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读书的村上春树则一边听着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一边冷眼看着街头的风云变幻，心中慢慢地塑造了一个名叫“渡边”的犬儒角色，溶解了这个世代年轻人的迷茫和失落。
当我们回眸那个时代，反战、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性解放……像是一出混合了你所能想到的各种要素的蒙太奇影片，轰隆隆的摇滚乐始终在你耳边扮演喧哗至上的角色。刚呱呱落地的摇滚乐在此期间迅速成长为骨骼强健的青少年，它代表了对权贵的蔑视，对世间不公平的愤怒，以及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成为最能代表全世界进步年轻人价值观的文化形态。它甚至可以不具体到何种政治主张，仅需要向原有生活及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就已经足以让地球偏离原有的航道。也正因如此，无论是1967的蒙特利尔音乐节（Monterey Pop），还是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甚至是1970年的怀特岛音乐节（Isle of Wight Festival），它们都被后世赋予了改变世界的传奇力量，摇滚乐的玫瑰比战争中的枪炮更能让人心悦诚服。
可是，当1999年7月，五月天正式向全世界交出印有“Mayday”的第一张唱片时，他们拿着手中的吉他，环顾四周，却发现厕身太平盛世，想要对抗的是什么呢？
那一年，玛莎22岁，怪兽23岁，阿信、石头24岁，冠佑26岁。他们敏感的青春期都在解严后度过。九十年代，台湾不断推行民主化政策，蒋家父子的威权统治痕迹日渐消退，全民健保制度推行，连接各大城市间的捷运系统投入运营，人民幸福指数爆表，台湾地区作为新兴工业化“科技岛”的角色在亚洲矗立，五月天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里。哪怕街头抗议已成为了台湾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它们变得越来越温和，那些血雨腥风的“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全部走进历史课本。“当你的生活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社会上值得去推翻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前辈推翻的时候，你所该拥有的权利前面几个世代都已经替你争取到的时候，人确实会变得比较安逸。大陆的后朋克乐团很厉害，粗糙、外放、有棱有角……台湾的乐团则更擅长后摇滚、英伦摇滚以及更精致的民谣，这些更为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风格。社会流动的进程的确影响音乐性的表现，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大陆、台湾这两个社会所处的位置。”台湾作家、乐评人陈德政在谈及大陆和台湾两地乐队文化差异时如是说。陈德政比玛莎小一岁，他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写博客，把读者拉进摇滚乐精彩纷呈的国土，他的博客恰好名为“音速青春”，即美国纽约摇滚客代表Sonic Youth之中译。陈德政所代表的正是这么一群台湾新世代，他们的成长被“音速青春”“涅槃”“绿洲”“电台司令”等活跃在九十年代的英美乐队打下深深烙印，摇滚乐于他们来说不再是面对社会议题时的抗争武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于外在的表达。因此，在赵一豪、“刺客”“浊水溪公社”“骨肉皮”等抱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革命精神的台湾摇滚乐队先行者身后，五月天站了出来。
他们拿着手中的吉他，环顾四周，却发现厕身太平盛世，想要对抗的是什么呢？
“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这是雷蒙德·卡佛曾说过的话语，也是最能概括这位伟大短篇小说家创作内核的基点。而这股“莫之能御的洪流”正是五月天的摇滚乐想要挑战的恶魔。五子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当他们把青春“用力地浪费，再用力地后悔”的时候，这群平均年龄24岁的年轻人有着一样的剪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从令人窒息的日常中逃离。他们在深不见底的生活泥沼中奔跑。他们用微笑掩饰颓废，在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里，大声唱出了他们对《疯狂世界》的檄文：
如果说了后悔是不是一切就能倒退
回忆多么美活着多么狼狈
为什么这个世界总要叫人尝伤悲
我不能了解也不想了解
我好想好想飞逃离这个疯狂世界
那么多苦那么多累那么多莫名的泪水
我好想好想飞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
如果是你发现了我也别将我挽回
宿命论般的孤独，挥之不去的失落，不停打转的破灭感，它们总是伴随着生活里的细枝末节和把人禁锢得死死的社会法则席卷而下，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个体的意志和锐气。绝大多数的人顺从了这股洪流，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和生活里蹉跎，用身体上的疲惫填满思想上的空洞，避免出现卡佛小说里写的：“不工作的人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时间来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之中。”但也有极端异类分子誓死不从，譬如五月天这样的不安于世的乐团。大半个世纪前，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在吉他上写着“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他不会想到阿信能写出“有场战争，就在眼前，斗志斗不过温暖棉被”（《生活》）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歌词，法西斯不复存在后，生活本身确又是最值得挑战的事情。像《嘿我要走了》这样的歌，乍看之下是对女生的告白，伴随着轻盈的木吉他和钢片琴娓娓道来，实则是五月天即将踏入新世纪、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挥手告别，“收拾我的行李，去找寻新的自己”。
《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的AB面被泾渭分明地划开，一面是国语歌，一面是台语歌。当我们翻到B面时，从《轧车》开始，扑面而来的是更为张狂不羁的台客少年。如果说用国语演唱时，五月天还会不由自主地保留着他们从偶像罗大佑《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处继承下来的知识分子精英口吻，那在用闽南语表达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一副马儿撒蹄的状态。新版本的《轧车》听起来不像《ㄞ国歌曲》中的那股见神杀神的狠劲儿，它听起来更精致了。于是有人跳出来说，你看五月天签了滚石果然不一样了吧？实际上这是五月天的有意为之，过去的《轧车》是风驰电掣的哈雷，如今胯下的这台其实不过是“小绵羊”罢了。当《轧车》中的主人翁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把班上的阿花阿娇、学校的老师、家里的父母甚至警察都抛诸脑后时，你却发现他骑的不过是一台电动车，这种黑色幽默恰是五月天想凸显的当代青年之无力感。更不用说《HoSee》和《黑白讲》这样把唾沫星子喷到别人脸上的歌曲了，他们公然挑衅主流价值观，“忍受到一遍又一遍的啰唆，你给我的世界只有一条路——爱拼才会赢”（《黑白讲》），怒拍桌子，让师长闭嘴。青春的战争，非得血流如注。
到此，五月天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他们五个人，他们连接的是台湾当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所有属于20岁的无处安放的青春。当他们开始筹备这张专辑时，李宗盛就示意他们放手去试，让五月天自己去谱写每一段旋律，录下每一段吉他，让五月天自己决定音乐最终该如何呈现。也正因如此，五月天的音乐得以从他们的创作本源出发，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把握，使得他们无须像主流音乐流水线上的其他歌手那样，需假借他人之手，成为唱片公司老板、制作人、词曲作者、企划统筹等的传声筒。某种意义上五月天可算作台湾民歌运动“唱自己的歌”的延续。他们被赋予了为台湾新一代年轻人发声的重任。滚石唱片在他们首张专辑的文案里才有了这样的自信：“音乐可以不止一种形式，乐团也绝非你想象的那一种样子。可以这么跟你说，五月天是这样一个靠你很近的学生乐团，说你听懂的话，唱你想要听的歌。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音乐。这个时代有了五月天，五月天做出这个世代的音乐。”
台湾作家张铁志在《声音与愤怒》曾这么写道：“作为摇滚乐的乐迷，我们深信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或者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当然其所改变的世界不一定是狭义的政治，而是广义的文化、思想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信仰摇滚乐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一种文化创作，所能展现出的巨大力量，然后会义无反顾地用我们的廉价吉他、我们的嘶哑喉咙、我们简陋的鼓，大声弹奏出来。或者用文字。用文字和那些歌声、吉他、鼓声一起演奏出摇滚的感动与愤怒。”同样的文字可用于回答我们最初的那个疑惑。五月天正是这样逆水行舟地在疲惫生活中奋力实现他们的英雄梦想。
罗大佑在他24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这张石破天惊的唱片以想象不到的幅度超越了流行音乐所能触及的世界外延，构筑了台湾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五月天正式成军的那年，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当五月天也24岁的时候，也做出一张像《之乎者也》这样的唱片。一路狂奔的他们终于赶上了，暂且不说能否比肩罗大佑，五月天心里很明白，要像罗大佑那样，在听者心里种下一朵朵的花，铺满来时的路，除了要大声地唱出自己的青春外，还需要做另一件事：歌颂爱情。青春与爱情，这是流行音乐永恒的两个主题。谁能把它们唱好，谁就能伸手摘下皇冠上的明珠。在罗大佑的《之乎者也》里，“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小镇》的春雷响动自然声声入耳，《光阴的故事》《童年》把消逝在风中的青春一点一滴地采集起来，化作浓浓的乡愁感，当然也唱到了每一个步履蹒跚人们的心里，可这张专辑中最广为传唱的歌是《恋曲1980》——华语流行乐里至今依然无可超越的情歌，以及此前此后的《爱的箴言》《你的样子》《恋曲1990》，罗大佑之所以成为罗大佑，他肩负的不仅有家国的使命感，更有爱人乌黑眼珠中的期盼、微笑和泪光。同样地，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五月天也把青春与爱情视作今后不变的基调。在《拥抱》里，吉他手怪兽用最简单的“T132”指法诠释他对这个古老话题的态度，石头则用简单的击弦和哇音激起心底的涟漪，以及缠绵的弦乐，阿信稚嫩的嗓音唱出属于五月天的爱情箴言。“你让我举双手投降，跨出了城墙，长出了翅膀”，《爱情的模样》那奋不顾身的执拗爱情观和《拥抱》一脉相承，以民谣吉他扫弦为主架构的“不插电”（Unplugged）编制让乐队在此刻呈现出别样的甜似蜜糖的味觉。在五月天第一张专辑，《志明与春娇》是初出茅庐的乐团在那一年最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他们所发生的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相爱与分离，成为当年的台湾KTV冠军歌曲。究竟这其中有什么魔力，估计五月天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像《志明与春娇》这样标志性的“芭乐情歌”成为五月天往后每一张专辑中的必需品。还有《I Love You无望》，开头的钢琴、吉他，以及往后的整个曲式，包括弦乐部分，都像极了Chara版本的My Way——岩井俊二影片《燕尾蝶》的主题曲。作为岩井俊二的忠实粉丝，当导演本人来台湾布展时还要上台献花的阿信，21岁时看完《燕尾蝶》是怎样的呢？是否和我们一样，满脑子都是扮演“固力果”的Chara用她耳语般的咬字唱着“I did it my way”？而《I Love You无望》也有着岩井俊二式的爱情观：你是无孔不入的、随时掠过我身体的风；你是指南针永远的方向；我身无长物，除了对你的思念；不管你爱还是不爱，我选择去爱。
我们信仰摇滚乐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一种文化创作，所能展现出的巨大力量，用文字和那些歌声、吉他、鼓声一起演奏出摇滚的感动与愤怒。
在这些关于爱情的叙述里，每首歌中都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对弦乐的痴迷也恰好是五月天在音乐表现风格上重要的一环。像带着他们从台北走到台南的《志明与春娇》，开头就是大片大片的弦乐铺陈，比吉他贝司鼓都要抢风头。玛莎自言这是受了披头四的影响。在Yesterday时，披头四就采用了弦乐四重奏；到了《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他们升级成弦乐八重奏；在《佩柏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这张堪称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冒险之旅时，专辑同名曲中的铜管已和摇滚乐水乳交融，《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甚至演变成管弦乐队歇斯底里的胃痉挛；更别说《你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中各种管弦乐大乱入的场面，包括法国国歌《马赛曲》、管乐大师格兰·米勒（Glenn Miller）名曲《在情绪中》（In The Mood，1939年爵士大乐团时期的畅销金曲，王家卫《重庆森林》也用作插曲）、古典大师巴赫的《二部创意曲》……五月天对弦乐的应用当然不是为了追求那些冗长晦涩的“艺术摇滚”。阿信说，一开始想在专辑里面加弦乐，是“希望听众可以把专辑当成一般流行唱片来听”，弦乐让歌曲听起来更为优美。玛莎则认为，在摇滚乐里加入弦乐是一件比较矛盾、不搭的事情，这种冲突性恰恰具备迷人的吸引力。单纯的摇滚乐强调力量，直来直去，弦乐则是优雅的贵族。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到一起，那些毛糙的地方可以变得平滑，音乐听起来会更有深度。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无师自通的五月天找到了一个笨办法，他们通过键盘摸索到自己想要的弦乐和声，再把各声部挨个地写下来，最后交由专业的弦乐演奏者进行编制，我们这才听到了《拥抱》《爱情的模样》里乐句之间空隙被填补完成后的丰盈感。
《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后，滚石唱片发起了“占领西门町”活动，让五月天去台北年轻人聚集地西门町做街头演出，这也是台湾唱片公司街头签唱会的起点。8月28日，专辑正式发售后不足两月，五月天第一次站到了台北市立体育场，举行了他们首个万人演唱会。尽管这是一场非售票演唱会，可要坐满市立体育场，这也绝非是刷爆人情卡、五子拖家带口就能办到的事。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阿信在市立体育场张口说第一句话时会如此兴奋溢于言表地高喊：“我们真的一起做到了！”透过《第168场演唱会》的Live DVD（最初发行是VCD，2010年推出DVD复刻版本），我们看到那个青涩的五月天在舞台上释放自己最真实的本能。和如今美轮美奂的成熟制作相比，那时的五月天一晚下来只有两套衣服，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T恤，更没有什么舞美可言。阿信也丝毫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他邀请全场观众高喊“五月天”，脸上是无比满足的神色。五月天还在演唱会上翻唱了丘丘合唱团的《就在今夜》、红蚂蚁合唱团的《爱情酿的酒》，这是他们自中学玩团时早已烂熟的歌曲，象征着他们从Live House中百炼成钢的成色。那一晚，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从校园、酒吧、食肆、街头里一跃登上体育馆的喜悦中。反正，“歌也唱了，话也说了，至于世界会不会变，那是世界的事了”。
大半个世纪前，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在吉他上写着“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他不会想到阿信能写出“有场战争，就在眼前，斗志斗不过温暖棉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