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腔似晚菊,独步也凄凉

言腔似晚菊,独步也凄凉

少年时代,自己成长在一个较封闭的大家庭里,每至周末、假日,在少年的悠游时光里多是伴随留声机与唱片娱乐一番。因父亲的半玩票兴趣(老人家只是在家听唱片,偶尔也直着嗓子唱一段《汾河湾》),加上自己天生一副还算不坏的嗓子,于是,从聆听到模仿,从吊嗓到清唱,在数不清的反复中,我深深地爱上了京剧老生这一行当,尤其被那极富特色、清丽奇绝的言氏菊朋的唱功、念白深深地吸引住了。

先说《让徐州》(系百代公司灌制)。从“未开言不由人(哪)珠泪滚滚”起,剧中人陶谦那一唱三叹、似断又续的一段二黄原板,把对刘皇叔的那份情深意挚的殷切期望,一如一片哀云早已布满整个空间,“千斤重任我就要你担承”一句中的“斤”与“担承”之间顿有高山低谷之气势。“二犬子皆年幼难当重任,老朽年迈我也不能够担承,望使君放开怀慨然应允”中,在如说的吟唱行板到“慨然”时,突然一个小甩腔后,再垫一个“呐”字,“应允”二字急速收束,接着在无限期望中唱完“救生民(呐)积阴功也免得我坐卧不宁”。最精彩处,当推“叹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待等那秋风起日渐凋零”,真是唱得满台秋风瑟瑟,一种人生短促、功业无成的哀叹,言氏以其古拙醇厚的男中音发挥尽致,最后以摇曳多姿的“四平调”板式结尾。回忆少年时,这张韵味无穷的《让徐州》唱片,我在堂屋守在留声机旁,真不知洗耳恭听了多少遍,虽未能在舞台下瞻仰过言氏的风采,但在言菊朋那如泣如诉的哀唱声中,在极富内涵的唱腔魅力中,对陶谦的人生在秋风凋零中即将走向衰亡的形象,顾曲的戏迷们充分感知到了。

另一张唱片是《梅龙镇》(即《游龙戏凤》),系据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中的“艳遇”演义而成,为老生、花旦(花衫)应工,由言菊朋、新艳秋合唱。低回婉转的程腔与言派的清俊雅致,组合成较高层次的旋律美,音阶、音色的和谐也为人物性格的反差做出衬托,故灌制、发行以来,一直大受戏迷欢迎。笔者未能在早年欣赏过二位大师的演唱,未能睹昔日芳华于灯光明亮的舞台,但二氏那精湛的对白艺术,也令昔日少年无限神往。如:

正德:我住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啊,就住在这个黄圈圈里面呐。

凤姐:我认得你。

正德:你认得我,啊呀,她怎么晓得我啊?

凤姐:你是我哥哥的——

正德:什么?

凤姐:大舅子啊。

正德:胡说!

以上这几句调情复调侃的对白,刻画了一个情窦初开的乡下姑娘、当炉火的酒娘,在一位矫情的“军爷”面前已不可掩饰。正所谓少女怀春,吉士诱之,下面的“戏”就好唱多了。行文至此,不禁口占一首:“梅龙镇上酒家忙,村酒醉人野花香;本是帝胄随意事,一夜皇娘入梦乡。”

而言氏在说白上的功力以及传达出的那份魔力,又一次把我引入“语言美”的幻境。

京剧风靡以来,以老生行当行腔的力度来论,从洪亮高腔——醇厚苍凉——纤巧绮丽,京朝海派各类名角备擅胜场,以自身的条件揉合先师门的优长,再参以时代的所好及观众的认可,创立或扩充本门派、本戏路富于表现力的唱腔、唱段,可谓不遗余力,都要为塑造舞台人物形象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名优言菊朋以自己的见识学养、行腔运字,以及对剧中人的体会、琢磨,确能以戏娱己,更以技艺娱人。娱人娱己之中,在京剧百花丛中提炼了独具魅力的言派特色唱腔;更上层楼之中,终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与慧心浚智,为自己“言派”的创立开辟了一条路。20世纪30年代以《卧龙吊孝》一剧名世之后,此剧即成绝响,至少别人演不出、也唱不出那份“神韵”。为什么?天赋与功力使然——舞台上,那修长的身材,茫然中见棱角的神情气度,言氏扮演的诸葛亮一出场,就吸摄了舞台下的顾曲周郎。“灵堂”一场的大段唱功,一字一泪不谓过分,猿啼鸢鸣,能尽一时一地之哀情。而哀哀倾诉之中,对周公瑾之英年早殇,对严峻形势的理智分析,尤其是一股惺惺惜惺惺的如诉衷肠,都能通过那特殊情调的一段反二黄唱腔,尽情尽理地表述净尽。艺术功能、历史上的余风遗韵及那怀古之幽情,都十分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至于那段共七十句二百八十字的“祭文”,如原样搬上舞台,叫孔明当众吟诵,或可收一字一泪之效,但所占时间与一般观众的接受能力就均不好处理了。在《卧龙吊孝》剧中,言氏选其头尾共十六句,仅六十四字,内涵上取其大略,偏重于表现剧中对周公瑾早逝的那份呜呼痛哉的心情,通过他不同凡响的念白艺术,收到了甚佳的舞台效果,符合戏曲的雅俗共赏。

附台词中的“祭文”部分(诔文):

大汉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南阳诸葛亮备祭文一道,致祭于大都督周氏公瑾之灵位,哀而告曰: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君其有灵,享我蒸尝!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这段《卧龙吊孝》不论念白、唱功都已臻艺境中鲁殿灵光。其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成因,自然首先借重一生勤勉、功勋卓著的诸葛武侯对言氏的激励;正是诸葛亮勇于任事、沉毅果敢的性格作风熏陶了菊朋先生一生对京剧艺术的切磋进取,早年的痴迷为明知自己没有嗓,可偏要去唱戏铺垫了不可替代的原动力:唱了一辈子的戏,也绝不单单是为了挣大钱,而创造的“言腔”是付出了最为真挚的代价;他可能不太具备萧长华老先生“为祖师爷传道”的圣洁精神,却有一颗不甘心于失败、不甘心于没有知音的坚忍挺拔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儒、释、道精神,涵泳、蕴藉了言菊朋先生的清新绵邈、厚重而多文。

自言菊朋出,一枝颇见特色的老生表演风格独步菊坛凡70多年岁月了。这70多年流水般的日子,汩汩滔滔,梨园内外,逸闻轶事,优伶哀乐,琐琐凡情,均不胜铭记;而凋零冷落如言派老生的几乎濒临凋谢,多令人不胜哀叹忱惜之至。其艰苦创业之初,矻矻穷年,锲而不舍、孤军奋斗的精神,不管什么时候提起他,写起他来,他都是光彩照人的。

言氏祖籍蒙古,姓玛拉特,世代为官,至先生迷戏而下海时,始更延锡为“言菊朋”三字,含有终生伴菊坛为友之意。这三字名姓,结构意浓而情切,不论横排竖立,都悫诚肃穆、意态拳拳,而“言菊朋”三字读音,均为平声,未见抑扬,亦显延锡先生的方正。以老生一行说,承前启后的老谭(鑫培)谢世以后,余叔岩、王又宸、王凤卿、马连良、谭富英辈,皆能际会风云,自张一军,在“谭派”基础上或亦步亦趋,或另辟蹊径,拥有自己的阵地与观众群,唯独言菊朋,在他生前近30载的舞台生涯中,比起其他名角来,不论票房价值,抑或轰动效应,言氏均未能达于上乘。如扮相欠富态,也不大受看,嗓音也偏低(甚至有“言三排”之讽),加上被目为“阴阳怪气”,虽咬字、行腔、白口都是经过苦心琢磨的,趋时的顾曲者则多不买账。优伶如言菊朋先生一身傲骨,却仍坚持自己的清丽、奇崛,虽然在北京的演出每每上座率不甚理想,甚至四五成座……直至言氏后期(20世纪40年代前后)其爱女言慧珠技艺日进,初露端倪,虽加盟稍见起色,终仍是在顾曲捧场之热烈方面较其他诸伶逊色多矣!“玩世不恭怀孤愤,及时歌舞乐天真”——言氏父女仍执着于对京剧的探求追逐之中,“宁为玉碎”的精神操守,天性中的洒脱不羁,正是直逼老庄精神的民族个性。

人性对于美,对于世界的感悟是与生俱来的,这道理似与禅者讲“澄静如明,真如本心”是完全一致的。故人们在工余、课余、政余之暇,有必要去寻求感情上的寄托与抑郁的释放,除诗、书、字、画、笙管琴箫之外,也寻山水、访宾朋、弈棋局,以及谈鬼说狐,酗酒狎妓……几乎都是古往今来,上至王侯卿相,下至墨客文人,乃至引车卖浆者流的闲情逸趣。言菊朋先生一生落拓,中道婚变,晚年有女,虽半世浮沉,乱离相继,而一生痴迷于京剧、神往于京剧。在丰厚人们的民族意识、滋润蛮荒冷漠的人生,并对生活重起一份亲和感,伴随一段坎坷的人生短途,并且在意识上生发一层美学境界,都不能不提到,把优美的文词在悠扬的琴声伴奏下化为撩人心肺的唱腔功艺——言菊朋先生与有功焉。

“弦管春深宰相家,旌旗日暖将军府。”综观言氏一生,下海前后,确有一些灿烂的记录——

1920年7月,奉系张作霖在东北举办盛大堂会,以银洋三千元礼聘言菊朋在众多名伶中唱大轴。

1922年初,言随梅兰芳来沪上演于共舞台,并特聘陈彦衡操琴,包银均是三千元,观众对言的欢迎,已是如火如荼。

1931年5月,言与荀慧生合演于沪上,因捧荀者多,致言氏无用武之地,报界诸君深为不平,乃由俞逸芬发起,在他主编的《上海画报》出“言菊朋特刊”一期,请严独鹤、周瘦鹃、吴性裁等人题字,步林屋、汤叔鸾、徐慕云、郑过宜、徐小汀、张丹翁等名家撰文,每天在言氏登台前免费赠送,还真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1939年,言菊朋在上海自挂头牌,二牌为“布衣坤伶”侯玉兰,观众仍能踊跃观赏……正是:“徐州三让秋风凉,朝华夕秀有余香;幽深奇绝伶人骨,山谷诗词菊朋腔。”

菊朋先生苦心孤诣,潜心于戏曲表演艺术胜境,确实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投入,也因当时的畸形社会,以及那种“多买胭脂画牡丹”的社会心理与倾向,使得一些有内涵、有特色的艺术表演难以享有更高的声誉,而暂时处于“云深不知处”的晦暗境界。畸形社会难为名伶,都为维生而天涯卖唱,阔老名绅视戏子为玩物,搭班如投胎……正是旧时代的艺人的形象写照。在此蓁莽荆棘之中,我们视言氏艺术,自有一种非凡的感情——视其色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如时雨之润,或可比拟优伶言氏菊朋之技艺,是为洒向菊坛的几滴冷雨,一线春光。暂能麻痹神经于乱世,而于歌台舞榭中忘乎所以;言菊朋一生,娱人娱己,淡雅而高致,亦可谓优伶之达人矣。延至今日,老大京剧蹀躞于21世纪之门首,搔首踟蹰,舞姿为难,而言派艺术更像幽灵一样,一缕“芳魂”仍在戏迷、票友间萦绕不已;而那一番天籁情趣,混合着微茫的人文景观,正是忧郁的怀旧情愫中的一丝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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