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


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

胡宗南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

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参加典礼的除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外,还有专司训练胡部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国军官包瑞德少将等人。典礼完成后,胡宗南向来宾、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由于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由于美国盟邦的巨大援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这光辉的一天,我向最高领袖和美国朋友致以崇高敬意。讲毕,译成英文。

事后,胡宗南接见了受他改编、由他指挥进攻解放军的伪军头目孙殿英等。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给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我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我做准备,洽办留美手续。他还说,他在考虑再选几人赴美深造,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我函告未婚妻谌筱华。她是同济大学医科学生,和我志同道合。日本投降后,该校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我们的工作。

经胡宗南推荐,我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较丰的职务,常去南京,在南京找到住处,我的父母将由西安搬此。我决定送父母和谌筱华去南京。我的哥哥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我要他索取中央大学的正式英文证明信和他所学课程成绩单,以便我借用报考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当时我已26岁,只在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早点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只好采用冒名顶替的办法。

王石坚传达中央指示

我于1945年11月到南京,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我所需的证件。我不能等候那样久,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我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我的一些故旧把我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我餐叙,希我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10月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我:《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我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1933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决心“剿共”。而王石坚则告我,我党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我从报上看到一些出乎我意外的新闻,特别是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2月25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12个月终了时,西北驻5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都使我迷惑不解。

3月初,我返回西安,王石坚向陈忠经和我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他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蒋介石被迫接受民主改革。王石坚还向我们传达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他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我原已获悉,除我以外,胡宗南增选16位30岁左右的大学生去美国学习,其中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是帮他工作多年、受他重视的干部,包括陈忠经和申健。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我很熟。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秘密党员,并且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他和陈忠经帮助王石坚找到职业,建立秘密电台。陈忠经、申健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大学,都取得了大学文凭。他俩去美留学,不像我还需另找证件。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不久,胡宗南参加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后回到西安。我得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决定复员军官15万、士兵100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胡宗南主办的军校和其他军政院校停办。我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过去他和周恩来相识,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要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童小鹏接我去梅园新村

我在南京住卫巷32号家中。我让我的哥哥向中央大学索取盖上校印的英文正式证明信,证明在该校毕业,所学课程和成绩也译成英文,证件上换成我的名字和照片。我们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够蒙混过关,我可用以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院。

6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我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他让我戴草帽,我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可以。他要我好像逛街似的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我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荫下停住。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我,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5点以后到上午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高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要我下车后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四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他说,胡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我上车按童小鹏交代的做。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

20世纪90年代,熊向晖与老同学宋平(左)合影

周恩来对“事故”的坦诚态度和周密处理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通信?我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周恩来问:她和谌小岑是不是一家?我说:同姓不同宗。我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周恩来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恩来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我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恩来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他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周恩来让我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筱华注意我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我,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做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筱华去。周恩来要我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

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做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恩来说,保险系数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再留一个钟头,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同周恩来、董必武共进“工作午餐”

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一小杯葡萄酒。董老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一杯酒,慰劳慰劳你,也慰劳慰劳恩来。周恩来为我夹菜,最好吃的是“狮子头”。

周恩来问我: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要他暂缓?

我说: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介石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

周恩来又问: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

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复员整军”只是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将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已判明苏联不会干预,他已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

周恩来说,他从其他方面也获得蒋介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消息,听到我的介绍,更加清楚。他说,我党同蒋介石斗争了许多年,经验很丰富,蒋介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毛主席本来不想去,蒋介石再三邀请,考虑到国内国际的情况,毛主席接受邀请,目的是揭穿蒋介石的和谈骗局。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很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以为马歇尔来调处,当初态度还算公正。当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美国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