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
胡宗南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
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参加典礼的除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外，还有专司训练胡部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国军官包瑞德少将等人。典礼完成后，胡宗南向来宾、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由于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由于美国盟邦的巨大援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这光辉的一天，我向最高领袖和美国朋友致以崇高敬意。讲毕，译成英文。
事后，胡宗南接见了受他改编、由他指挥进攻解放军的伪军头目孙殿英等。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给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我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我做准备，洽办留美手续。他还说，他在考虑再选几人赴美深造，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我函告未婚妻谌筱华。她是同济大学医科学生，和我志同道合。日本投降后，该校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我们的工作。
经胡宗南推荐，我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较丰的职务，常去南京，在南京找到住处，我的父母将由西安搬此。我决定送父母和谌筱华去南京。我的哥哥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我要他索取中央大学的正式英文证明信和他所学课程成绩单，以便我借用报考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当时我已26岁，只在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早点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只好采用冒名顶替的办法。
王石坚传达中央指示
我于1945年11月到南京，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我所需的证件。我不能等候那样久，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我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我的一些故旧把我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我餐叙，希我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10月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我：《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我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1933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决心“剿共”。而王石坚则告我，我党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我从报上看到一些出乎我意外的新闻，特别是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2月25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12个月终了时，西北驻5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都使我迷惑不解。
3月初，我返回西安，王石坚向陈忠经和我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他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蒋介石被迫接受民主改革。王石坚还向我们传达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
。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他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我原已获悉，除我以外，胡宗南增选16位30岁左右的大学生去美国学习，其中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是帮他工作多年、受他重视的干部，包括陈忠经和申健。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我很熟。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秘密党员，并且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他和陈忠经帮助王石坚找到职业，建立秘密电台。陈忠经、申健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大学，都取得了大学文凭。他俩去美留学，不像我还需另找证件。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不久，胡宗南参加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后回到西安。我得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决定复员军官15万、士兵100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胡宗南主办的军校和其他军政院校停办。我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过去他和周恩来相识，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要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童小鹏接我去梅园新村
我在南京住卫巷32号家中。我让我的哥哥向中央大学索取盖上校印的英文正式证明信，证明在该校毕业，所学课程和成绩也译成英文，证件上换成我的名字和照片。我们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够蒙混过关，我可用以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院。
6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我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他让我戴草帽，我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可以。他要我好像逛街似的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我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荫下停住。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我，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5点以后到上午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高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要我下车后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四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他说，胡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我上车按童小鹏交代的做。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
20世纪90年代，熊向晖与老同学宋平（左）合影
周恩来对“事故”的坦诚态度和周密处理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通信？我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周恩来问：她和谌小岑是不是一家？我说：同姓不同宗。我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周恩来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恩来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我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恩来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他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周恩来让我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筱华注意我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我，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做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筱华去。周恩来要我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
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做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恩来说，保险系数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再留一个钟头，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同周恩来、董必武共进“工作午餐”
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一小杯葡萄酒。董老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一杯酒，慰劳慰劳你，也慰劳慰劳恩来。周恩来为我夹菜，最好吃的是“狮子头”。
周恩来问我：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要他暂缓？
我说：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介石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
周恩来又问：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
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复员整军”只是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将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已判明苏联不会干预，他已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
周恩来说，他从其他方面也获得蒋介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消息，听到我的介绍，更加清楚。他说，我党同蒋介石斗争了许多年，经验很丰富，蒋介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毛主席本来不想去，蒋介石再三邀请，考虑到国内国际的情况，毛主席接受邀请，目的是揭穿蒋介石的和谈骗局。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很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以为马歇尔来调处，当初态度还算公正。当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美国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