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24出发

一

知识太多，生命太短。

但我还是想向知识追问生命。

我很想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些好恶、是非，这些观念、价值等等所有精神方面的遵循和梦想，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些自豪、尊严，是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无数次迷惘、沮丧中，我渐渐发现：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自豪、关于尊严，关于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在过往的伟大的学人、思想者和艺术家们的生命故事中，早就悲喜交集、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好多场了。

于是，我开始追寻这些生命的故事。

一七几几年，是我们这个世界和生命都天翻地覆的一个时刻。认真体味彼时那些学人、思想者、艺术家们的生命故事，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有限的，包括知识，生命才是无限的；我终于知道，这些悲喜交集、轰轰烈烈的剧情，其实原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原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我的目光就这样聚焦到了十八世纪那段时光中的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聚焦到那些学人、思想者、艺术家们的身上。

好啊，他们的剧情就从这里上演，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讲起。

二

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此时是5月一天的下午。

一片片的翠绿，在春日的阳光下不声不响地蓬勃着，不知不觉地移动着。你仔细去看，透过树叶的缝隙而照射出的光束中，那些空气中的微尘正随意而欢快地跳跃着。

在德意志东普鲁士的小城哥尼斯堡，人们的生活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条并不太宽的王妃大街上，各色人等都不紧不慢地忙活着各自的生计——注意，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过往的人们倒是不时习惯性地望望对面的宅子。因为，每天的此时此刻，这里都会准时地走出那位有些古怪但却穿着十分严谨的教授。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按照教授每天出门的时间来对表。

下午四点，这位教授准时出门了。

这位1724年出生，个子只有一米五七的学者，完全是一副菲德烈时代的风范，在敷了白粉的金色假发的发囊上，是一顶三角形式样的帽子。他系着一个黑色领结，上身着硬领口、夹杂金色的丝质礼服，下身着丝质长裤，右手还提着一根手杖。

这就是康德了。

看上去，今天的康德教授心情不错，似乎像这暖洋洋的天气一样舒服。教授的嘴角和眼角都洋溢着一丝微笑，目光也宁静地柔和着。他不时地接受和回应着邻居们的问候。然后，就像往常一样，他缓缓地走向了那条通往菲德烈城堡炮台的小路。

这是教授每天不变的散步路线。

今天，教授不大愿意去想那些折磨而又激动了他近十年的种种悖论和复杂的推理了，他只想平静而放松地享受这春日里暖洋洋的阳光，还有青草绿树争相蓬勃的春天的气息。

自然学者们的思考和想象，大多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或证伪，而康德教授这样的人文学者的实验室只能是他自己的头脑。折磨中的激动，激动中的折磨，每时每刻都在这个小个子教授的大脑里上演着。显然，他早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状态了。于是，折磨与激动搏斗中的片刻宁静，便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享受。

今天的散步就是如此，而且不仅如此——那折磨和激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此时，康德左手里拿着的那本书，就是上午送过来的刚刚出版的。这本新书的封面上印着：

纯粹理性批判

哥尼斯堡教授——伊曼努尔·康德

里加，1781

不少后来的研究者推测，这本名叫《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重要内容，可能都构思于教授每天在这条小路的散步中。

差不多有十年了，看似教授每天在这条小路上独享着宁静，但在后世学人的心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从容的步伐和平静的表情下，奔突在教授头脑中的一定是太多激烈而难解的交锋。在这来回的踱步中，他那大脑的“实验室”里，完成的是他内心对“人”的“自由”问题的苦苦追寻，今天，所有这些苦思和追问，终于凝结成了这本《纯粹理性批判》。

教授把手杖挂在臂弯里，双手摩挲着书的封面，眼睛里平静的目光散漫地抚摸着小路，抚摸着哥尼斯堡小城。如释重负的教授，大概也觉得今天的小路和小城都格外地让他感到放松吧？

这十年，他几乎天天在这里散步、纠结、构思他的“批判哲学”，所谓人的全部心灵：知、意、情——

我能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可以期待什么？

最后，这些问题凝结成了一个问题——

人是什么？

十年了，康德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其他著作，这对此时已颇负盛名的教授而言，是需要些勇气的，比如承受寂寞，比如承受“江郎才尽”的冷言冷语……不过，这些对康德来说，似乎也算不得多大的事。

当这本新书出版，慢慢地形成了议论、争论、批评、研究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明白，教授一直在思考，苦苦地思考。他的思考焦点集中在“人”，人的全部心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探寻着、建构着人和人类一切理想的基础。

显然，教授思考的已不是写不写一本书的事情，不仅仅是完成一项课题的学术成果。在教授每天必行的这条小路上，在教授的生命之路上，他十年如一日地为了内心的思想冲突而苦苦思索、苦苦追问。这种哲学的对生命意义的关怀和追问，显然已经有了终极的意味。

此刻，教授带着十年来的思想结晶，伫立在炮台旁。

此刻，这条蜿蜒的小路在康德柔和目光的抚摸下，渐行渐远，以至天边……

我之所以如此想象着，我的笔触如此徘徊在这条小路上，实在是因为康德自己已经把这条“小路”修筑到他的思想和生命的大道上了。在他这本即便今天的学者们读来也觉得诘屈聱牙的“天书”的最后，原本刻板的教授颇为出人意料地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到了他的生命之“路”,人类的生命之“路”。这段话，当代学者邓晓芒教授是这样翻译的：

唯有批判的道路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心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道成为一条阳关大道而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个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

关于这条“小路”与“阳关大道”，这位哲学教授还有像当时正生活在魏玛的诗人歌德一样的抒情：

自由，人类尊严的名字就叫作它，人类理性苦苦追寻的也就是它……道路，这条崭新的道路，让它带我们走向它吧！

这段颇为抒情的话，确实是以语言极其晦涩著称的大哲学家康德所写下的。从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刚刚完成了自己最重要哲学著作的古板学人康德，确实是相当激动的。

不过，很遗憾，虽然我曾很用心地翻阅了很多资料，但还是得说，作为德意志哲学和艺术的两大高峰，康德与小他25岁、此时在德意志民众中早已名声大震的青年诗人歌德，虽然同为德国人，但他们的一生似乎并无什么具体交集，而且应该说连面也未曾见过。

三

天色渐渐进入黄昏了。

金色的夕阳洒在菲德烈城堡的古炮台上，洒在教授手中的那本“批判”上，洒在教授走来的那条小路上……

《纯粹理性批判》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在沉默、思考、结构、写作的十年里，在这位一生也未走出哥尼斯堡小镇的康德教授的内心深处，究竟曾遭遇到了怎样的波涛汹涌？对“自由的追寻”和“对理性的批判”何以如此纠缠了他十年？何以十年纠缠的结论是“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名字”？

这位在年轻时就已经以自然科学研究声名鹊起的教授，为何在这十年里孜孜以求对于人类理性力量的拷问，并使之作为自己批判哲学的主要使命？这本《纯粹理性批判》开启的批判哲学，乃至由此所开启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道路，究竟是一条怎样的“大道”？

我的下一篇文字里将要重点提及的另一位人物、德国古典哲学即将出场的第二位代表人物费希特，这样回答这些问题：人选择怎样的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康德那经历了十年而开创的哲学之路，不是为了学院的讨论，而是为了了结哲学家内心的研讨……

那么，康德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此，康德或许有些不耐烦了：你们去看这本书的第一页嘛，我把培根的话印在我的书的第一页不是随意而为的呀——

关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但关于所谈到的对象，我则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一种事业，并且相信我在这里所要做的不是为某一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最后，希望人们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象中，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象为某种无限的、超过人的能力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和界限。

当我们慢慢地了解了康德的一生后，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地明白：这“了结的”岂止是“哲学家内心的研讨”，它应该是“哲学家心灵的死结”——在康德的内心世界里，解开这个“死结”的最大关隘，就是关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合法性之所在！

表面上看，康德的意图是要和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其实说到底，更根本的是，要为人的自由存在找到并奠定一条康庄大道。

……

这里是哥尼斯堡，此时是整个欧洲都极为平常的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

小城哥尼斯堡内外，并未因为批判哲学的问世而有什么异常的动静。这个小城里的人们，包括哥尼斯堡大学的人文教授们在内，可能还没有谁明白康德的这本新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也更谈不上了解它有怎样的价值。即使两年后的欧洲的知识精英、思想家们，真正能意识到这本书给世界带来的难以想象影响的，也没几个。

当然，此时地球另一边的东方中国知识界，更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么一种思想的出现。

此时的康德和他的思想，注定是寂寞的。

而且康德的寂寞，无人关注的难过，还得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寂寞和孤独，原本是一切思想者再平常不过的生存方式……

不过，康德的寂寞和孤独，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与跟他同年出生而且思考的基本问题也颇为相似的另一位中国思想者的故事相比，似乎也并不太令人郁闷。

这位中国思想者，名叫戴震。

四

阅读康德，经常令我想起中国的戴震。

我很想知道，在一七几几年的那个时刻，这两位同年出生却相隔千万里，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东西方思想者，何以观点如此接近，而且讨论问题的逻辑理路也几乎一致？

康德说，自己穷一生之力想弄明白关乎人类全部心灵的三个问题：知、意、情。

第一个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也就是人类能知道什么，讲的是人的知识、认识问题，这就是他的“知”；

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也就是人类能够、应该做些什么，讲的是人的道德、伦理，这就是他的“意”；

第三个问题是：“我可以期待什么？”我知道一些东西了，我也做了一些该做的事，那我这一生总还应该期待一些什么吧？这就是人的希望，人的理想，也就是他所说的“情”。

这知、意、情三者加在一起所呼唤的，也就正是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三个字——真、善、美。

与康德同在1724年出生，在地球这一边的中国，也有一位思想者一生思考的问题，竟然与康德的问题十分相似。比康德还早几年，他提出了他的三大问题：欲、情、知。

这个中国学者就是戴震了。

戴震，字东原，世称戴东原，安徽休宁人。

戴震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是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通俗点说就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他的解释是：人因为“欲”，而有了爱恨和敬畏；因为“情”，而有了喜怒和哀乐；因为“知”，而有了美丑和是非。

显然，请各位注意，戴震的思考框架，与此前以至当时王道盛行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已大大不同了：人性，堂而皇之地登了大雅之堂！

接着还说康德。

后来，渐渐地步入暮年的康德虽然体力有些不支了，精力却还是不错，尤其是思想愈发简洁而坚定。他的学术结论彻底地升华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一生所钻研的那三大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于是，在一七几几年地球两端的同一时刻，我们清晰地听到——

西方的康德在追问：人是什么？

东方的戴震在追问：人性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清晰地听到，世界的西方和东方的这两位思想者，用他们一生的思考，从最基本的学理深处，从最温暖人心的灵魂深处，几乎是用同一结论，回答了我们人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西方的康德说：人是目的；

东方的戴震说：人性才是人之大者。

以我的阅读顺序，先读的是康德为他自己的三大问题而做的答卷，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差不多一百万字啊，概念极为难懂，推理极为繁复，语言极为艰涩。

后来又读了戴震，这位清中期乾嘉学派旗帜性的考据大师，他的考证、爬梳文字，同样也读得我头昏脑涨。不过，他那本与现实生命较为贴近，与纯粹知识考据略有不同的《孟子字义疏证》，似乎稍微好读一些。

也未必都读懂了。可能是它太贴近现实生命了吧？正是这本书，因为其思想的现实革命性，对统治中国几百年的程朱理学的彻底批判，对人性的强烈呼唤，而成为了思想家戴震的代表作。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在戴震看来，程朱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视“无欲”为“天理”，“无欲”才是纯正的人性。于是，“人欲”就成了一切罪恶的源泉。戴震认为这纯属胡扯，这种理、欲之分，完全扼杀了人的正常物质需求和精神欲望。在戴震的价值观里，欲望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人欲非恶。相反，人欲只要合乎自然之道，那就是“善”，那就是“理”，所谓“理者存于欲者也”。于是，就有了戴震那几句斩钉截铁、石破天惊的话——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天下受其害者众”！

“死于理，其谁怜之”！

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于清之时，上至朝廷，下至乡村，均视其为至宝，谁人想疑？谁人敢疑？可戴震竟说其为“杀人”的东西。

此说之出，公义、私德已经皆遭攻讦的戴震，所遭受的更是雪上加霜了。但大师根本不为所动。

或许，此时的戴震已经彻底了却了对科举名分的渴望；或许，此时的戴震已经自认为对知识的努力也差不多了；或许，此时的戴震对外界如何看待自己已经不那么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思想才是他最为看重的。又或许，此时的戴震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于是，始终埋头知识考证的戴震终于不再沉默，而且还坚定地宣布：这本《孟子字义疏证》才是我所有著述中“排在第一”的东西！

批就批吧，骂就骂吧。公义私德都已破碎不堪的大师，也不差这一点批判，乃至谩骂了……

不过，历史经常会有些不同。

就在这轩然大波中，曾经痛骂戴震、鄙夷戴震的一位主将，与戴震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站了出来。在戴震的灵前，这位后来在民国学人眼中与戴震“双峰并立”的思想者章学诚，心悦诚服地称赞戴震：“你批判程朱理学杀人的理论，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

一百多年后的民国学人胡适，更是这样评价戴震：“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之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

正是康德和戴震这两位没有任何交集，相信谁也未曾读过对方著作的东西方的思想者，这种颇为神似的思考，令我对思想的力量有了大大的敬畏：

人是什么？

人性是什么？

人，人性，才是我们生命和世界中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人，才是目的。

我的这个敬畏，很快又演变成了很大的好奇——人类历史走了这许多年，何以在一七几几年的东西方同一时刻，出现了同一个关于“人”“人性”的问题？而且，两位毫无联系的思想者对这个同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路径，何以又如此相近，甚至一致？

可能，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对戴震的生命故事有了探寻的欲望。

五

令我很有些吃惊的是，戴震与康德这两位同龄人文大学者的学术生涯，竟然都起始于自然科学。

康德30岁出头时，堪称自然科学家。31岁写作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并以《论火》而获得硕士学位。32岁时，又写了《对论风的理论的新注释》。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康德早了十年。20岁时写了《筹算》，22岁时写了《考工记图注》，31岁时完成了《勾股割圆记》。

这样的学术故事，在后来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相当罕见。

与康德一样，出道后也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的戴震，一生可比康德惊险得多了。这位考据大师兼思想家的科举考场故事坎坷无比，简直就是屡战屡败。而且，还屡败屡战。

“屡”了多少次？八次！

“败”了多少次？七次！

前后近二十年，总共七试不第！

戴震的一生，差不多也可以说是应试的一生。

大师成年后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1759年35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不第；第二次是1762年再考乡试，中举。然后就实在是不顺了。

岂止不顺，这一大篇故事简直就是一部读书人的血泪史：

1763年、1766年、1769年、1772年、1775年，三年一次的会试五次科考，大师皆不第。还得加上一次，1771年，乾隆为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大师亦未第……

也就是说，戴震从39岁到51岁，13年间考了六次进士，尽皆不第，全都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而最后一次1775年，戴震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距他生命的尽头也只剩下最后两年了。

勉强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1775年这一次，虽然会试不第，但乾隆“特批”戴震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们一起参加殿试，最终赐了个“同进士”出身。

用今天的说法，大概也就是给了个“享受进士待遇”吧。

掩卷唏嘘，如果没有这个额外的“待遇”，如果还有三年生命可以再赶上一次会试，大师还会不会锲而不舍地与他的弟子，甚至弟子的弟子们一同，第九次，抑或坚定，抑或沮丧，抑或悲愤地走进考场？

此念一闪，便不寒而栗。

由此说来，吴敬梓笔下“范进中举”的喜极而狂，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实在也真算不得多么惊奇。

说来，真是一大把辛酸泪……

或许戴震不善炒作，或许是羞言此事，总之，在戴震的所有著述中，几乎没有关于屡试不中的心情的记述。

其实，戴震内心的痛苦，远不止于此。

从1772年经纪晓岚推荐，被招入四库馆任纂修官那天起，大师的内心就背负着中国士人可能最难以承受的德行之辱——他必须面对着整个知识群体的鄙夷：入馆仕清，对当时的学界大师而言，是很大的耻辱。“死亦不仕异族”这样的悲壮故事，在清初，俯拾皆是。

以“诗文书画四绝”闻名的《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在清兵攻破苏州后避居阳澄湖畔，闻清廷“剃发令”，投河自尽未成，遂又绝食六日，终于吐血而亡。身后留一遗书铿锵作响：“保一发，以觐祖宗。”生为明人，死亦绝不剃发入清，否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

也有被逼入仕，但以命相搏、拼死不从的。

被后世誉为“海内大儒”的李颙，在康熙下诏广开“博学鸿词科”中，受到陕西巡抚的推荐，但他拼死不从。地方官于是将其强行绑架，送到省城。结果，他绝食六天，甚至拔刀自刎。官员们不敢再强迫他，只好将其送回。他从此不再见人，连弟子也不例外，所著之书，也秘不示人。

还有勉强被举荐成功的，但情况也很糟糕。

李因笃，因“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而被举荐。但这位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并列被康熙称为“四布衣”的文人，始终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宁死不从。后来在老母规劝下，拖延了半年，才勉强上路。后被朝廷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明史》。但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先后上疏陈情三十七次之多，理由仍然是“母老孤丁、无所依托”等等，总之是不愿做。康熙最终也只能准许其辞官归乡。

类似的名单还可以开出一大串：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案”“昆山屠城”……血流成河、哭号震天，岂能与屠杀者合作？更何况，传统士人的一个“忠”字，又怎是一个生死所能解说？

虽然戴震比这些前辈晚生了几十上百年，他出生之时的大清已经历三代皇帝（顺治、康熙、雍正）了，但成年后的戴震已经不是普通的士人，他是名震京师的学术大家，他的言行就是士人们的标杆榜样。更何况，面对同样的人生抉择而做法却大不同者，也同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后世学人提及与戴震并列“清中两大思想家”，比他还晚生了十五年的章学诚的故事就与其迥然不同，宁肯一生潦倒、女儿饿死也绝不入馆。章学诚对戴震就是嗤之以鼻，非议甚多。

六

入馆仕清，事关公义。

戴震的麻烦，还有私德。

成名后的戴震，几乎一生都背负着“背师盗名”的骂名，而且这一骂，就骂到了他身后数十上百年。

在18岁，也就是1742年，戴震开始师从徽州府婺源一位表字慎修的硕儒江永，此时的江永已经62岁了。应该说，戴震后来的成就与他在这一时期的求学有很大的关系。但有人发现，后来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时有“同郡老儒江慎修”之类的表述。时人据此指责戴震对其师不够尊重，甚至“背师盗名”。

曾写下《海国图志》，并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逄蒙、齐豹为一人。”这里的逄蒙、齐豹均为史上闻名的欺师灭祖（兄）的人物。

另一学者张穆也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

后来还有写了《人间词话》的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的指斥：戴震对江永未曾坚持“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

……

此时的戴震，实在是内外交困，公义、私德尽皆不堪。

就这样——

戴震去了四库馆，谤声不断。

去了四库馆的戴震，默不作声。

屡试不第的尴尬和沮丧，公义私德的耻辱和非议，戴震只能都忍了，他不想辩解了，似乎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精力辩解了。

从此，大师每日里与青灯豆亮相伴，与自己的内心相伴，面对着那些两千多年来前辈们的残章断语，面对着那些已经发黄发脆的纸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吭吭哧哧，字斟句酌。

在校勘著名的经典《水经注》时，他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通行文本，补齐缺漏2128字，删其妄增的1448字，正其进改的3715字。由此，长期以来困扰无数代学人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终得解决。同时，《四库全书》中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方面的书，也大都经其考订、校订……

或许，这位沉默的考据大师兼思想者，偶尔也会面壁垂泪，抑或仰天长叹吧：我这是“仕”谁呢？这又岂是一个仕清或仕明所能解释？我这是在续民族之根脉啊！

公义之论留给历史吧。

那么，私德呢？

好在，大师死去一百多年后，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著称的胡适教授为其私德辩诬。在其也以考证为手法的《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中，胡适说，戴震《考工记图注》等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14处之多。而且在乾嘉年间，称“先生”而不称“师”更为时尚，这不仅不是对师不尊，相反，正是对师者的格外尊重……

所以，胡适认为，“戴震对江永始终敬礼”！

可是，这些来得都太晚了，饱受谤议的大师再也听不到了。

支撑大师沉默忍辱的，或许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力量。

七

再回到康德。

与戴震的坎坷经历相比，一生埋首书斋，过着宁静的学者生活，研究、授课、著书立说，还有“愉快的午餐”和午后散步的哥尼斯堡大学教授康德，那可真算是幸福一生了。

1781年，57岁的康德以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为标志，开始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历程，这一历程，此后还有二十三年。

而此时，灯油耗尽的戴震已经辞世四年了。如果他还活着，此时的他，也应该是57岁了。

戴震死于1777年。

就在此前一年，1776年，戴震完成了使他人生“雪上加霜”的《孟子字义疏证》。完成之时，这位考据大师坚定地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因为它是“校正人心”的……

在戴震的心中，“校正人心”才是最重要的。考据只是手段，“校正人心”才是最大的“义理”，才是知识考据的根本目的。

这可完全是现代启蒙的宣告了。也正因此，章太炎、胡适、余英时等等后世学者，才一遍遍地为他辩诬、正名，极大地肯定他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成绩。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国人们知道康德的，恐怕比知道戴震的还多。

大师沉默，我们不该也沉默。

因为，戴震对人性的冒死弘扬，为千年古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及启蒙，是出了大力的。

因为，我们今天对人、人性的诸多认识，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很多就来自于戴震。

……

好了，我们暂时从戴震的苦痛中稍稍抽离一会儿吧。

现在，让我们开始上演另一位与康德、戴震同在1724年出生的人物的戏剧人生吧。

与康德同年出生的戴震，天不假年，比康德早27年就离开了人世。而与康德和戴震同年出生的乾嘉学派的另一位大学者则是长寿，比康德还多活了一年。虽然这位学者的生命远远不如康德宁静自由，但比戴震顺利多了。在世人眼中，他就是文人学子们践行“学而优则仕”的榜样。他的故事，或许与小他们三人25岁，同时期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堪有一比。

1781年，这位学者大官的日子挺风光，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直到今天仍是风光无限。说他雅俗共赏、老少通吃，恐怕也一点都不过分。虽然这其中的不少故事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但你不能不说，这些附会其实也寄托了世俗社会及其文人们的某种重大期待。

谁又能说主持了震铄古今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不应该风光些呢？

今天的普通百姓，不知康德、戴震很正常，而不知他的实在极少见。

这位高官学者，名叫纪昀，字晓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

八

还是公元纪年的1781年。这一年是东方中国的乾隆四十六年。

这一年，在中国和德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坐标。

这是康德得意的一年，也是纪晓岚得意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康德因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毫无争议地成了后世公认的大思想家。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康德开启了他改变世界的“三大批判”之路。

这条路，康德一走就是十年。1788年，他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问世；1790年，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问世。

1781年至1790年，整整十年。

也正是这十年，地球这一边的中国，也有一部大书，一部归拢、重塑中国知识和思想的大书问世——虽然这“归拢、重塑”也彻底毁掉了一些。这就是汇聚了中国学人与思想者们两千多年心灵智慧和生命力量的《四库全书》。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竣工；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最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清最后一个字，装订成书。

至此，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竣工。全书每部36078册，73082万字。以今天一部长篇小说25万字计算，那就是3000部！

《四库全书》囊括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史、子、集各种较有价值的图书。几乎可以说，这是东方中国两千年来知识、技艺、思想之集大成，其中很多书当时很多学人也从未看过，甚至闻所未闻……这就像武林中的《九阳真经》一般，别说几万册，就是一册，对那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人而言，又是怎样地欣喜若狂！

纪昀（晓岚），就是这部大书的总纂官之一。大体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总编辑吧。

第一部完工的《四库全书》入藏北京皇宫文渊阁。此后，六部《四库全书》分别入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其中，因为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坐落在江浙，这三阁又被称为“江浙三阁”。据载，“江浙三阁”基本对社会开放，很有些今天的公益图书馆的意思，因而也很受江南学人赞誉。

对这部凝聚了中国人心灵智慧和精神传统的“压箱之作”，我当然也是心向往之。

我曾多次探访过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想亲近、体味一下这部熔铸了祖先几千年心血和智慧的大书。但每次都大门紧闭，失望而归。后来知道，文渊阁的那套《四库全书》已于1948年被带去台湾。

去年冬天，我又有机会去了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原本也是想瞻仰亲近一下收藏在这里的那套《四库全书》。但寒风中的文溯阁同样是书去楼空。透过窗棂，大致还可见一排排空空如也的书架，不知道这是不是原来摆放《四库全书》的书架。据说，几经周折，文溯阁的那套《四库全书》曾经在炮火声中辗转了半个中国，今天部分地藏在大西北的甘肃博物馆里。

当然，这都是近百年来一场又一场烽烟血泪的故事了……

真是遗憾。我至今也未亲眼见到纪晓岚、戴震们呕心沥血十数年的这套大书。

与戴震、康德同样是1724年出生的纪晓岚，学问做得好，官也做得大。一生字斟句酌、戏谑官场，小半生神魔鬼怪、草堂阅微；一生兢兢业业，大半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744年，20岁，应河间试，拔为第一名秀才；

1747年，23岁，顺天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1748年，24岁，会试不第；

1754年，30岁，会试中式第二十二名，廷对奏侧，列前十卷，进以二甲第四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1758年，34岁，大考二等七名，充武英殿纂修；

1760年，36岁，充任国史馆总纂，并充会试同考官；

1763年，39岁，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1773年，49岁，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聪明绝顶的纪晓岚的前半生，读书、应试、升官，颇为顺利；后半生编书、写书、升官晋级，也相当顺利。

但在这顺利的光鲜之下，整个乾隆朝则是另一番光景。

此时的乾隆朝，整个社会和知识界一片风声鹤唳，士人们更是谨小慎微、心惊胆战。即便是后来身居一品大员的聪明绝顶的纪晓岚，自己也不知道吃文字这碗饭的他，脑袋没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哪一天会恩赐到他。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戴震死后第二年，《四库全书》的编修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时大清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高潮。

《虬峰集》诗案案主，名李驎，江苏兴化人，岁贡生，本为童子师。他印制出版了一本名为《虬峰集》的诗集。朝廷收缴禁书时，发现此书有“违碍”诗句，比如“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矣，自东方兮，照八方兮，民乐康兮，我思死长兮，夜未央兮”“白头孙子归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对这些“违碍”的查处，依照大清律，当凌迟处死。李驎已于乾隆的爷爷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故去，案发时已死去七十多年了，但仍被刨坟碎尸，枭首示众。搜出余书和残版，解送军机处销毁。

《硕果录》《介寿辞》案案主，名沈大绶，湖南临湖人，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选授江西永新县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任彭泽县知县。《硕果录》《介寿辞》两书，是他的自作诗文和亲友们的贺寿诗。湖南巡抚大人认为，两书语言多有狂悖，并立即上奏朝廷，同时提究有名犯人证据。乾隆于六月初九日、六月三十日分别谕示三法司核拟速奏。经核议，沈大绶罪按照大律定拟，开棺戮尸，为该书作序的陈湄、刊刻该书的长子沈荣英、收存书版的庄老满等被斩立决，妻妾及儿媳一律付给功臣之家为奴。收藏此书的人，失察官员二十余人均受到处置。

《五经简咏》案案主，名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的一位候选训导，因五经难读，为便于记诵，或者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受教育吧，他把五经原文改编成歌谣，集成了一本《五经简咏》的书。结果被指控语句多有狂悖，并有不避庙讳、圣讳之处，而且还有“复明削清”之语。于是，乾隆批下谕旨：“对其照大逆凌迟缘坐律迅速问拟。”结果，案主冯王孙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冯生梧、冯生棣被斩立决，他的孙子和兄弟之子年龄16岁以上者皆斩，妻子、儿媳、15岁以下子女均付给功臣家为奴。

……

据载，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约30起，而乾隆年间一下子就达到了130多起。而且乾隆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颇不同的是，打击对象远不仅是士大夫阶层，而扩大到了下层知识分子乃至粗通文墨的平民。比如童生、秀才、监生，比如裱褙匠、当铺老板、饭店老板，还有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裁缝、和尚、游民等等。

在乾隆看来，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那些“失意文人”。为此，他一再警告当朝各级官员，对这些人要特别加以注意。

想做“十全大帝”的乾隆，对士人、文人，对可能有点独立看法的人们，掌控的目标就是两个字——

恐惧。

结果，恐惧真的有了。

有了恐惧之后，会怎样呢？

尽管嬉笑人生，尽管仕途顺利，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但在纪晓岚的心灵深处，同样埋藏着深深的恐惧。或者也可以说，纪晓岚的嬉笑、顺利，原本就来自那深深的恐惧。

虽然已把为臣之术修炼得几乎炉火纯青，但纪晓岚还是经常因为一件看似与己无关的事而心惊肉跳。

纪晓岚经常重温他的老师汪由敦对他的教导：张廷玉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政大事，皇帝都找其商议，有时皇上与他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大半天。但是究竟他参与了什么军国大事，又很难有人可以举出一件。原因是，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张廷玉的为臣之术，那就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对此，纪晓岚也确实深为感佩并努力践行。但是，纪晓岚同样深知，乾隆是一个聪明绝顶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在乾隆眼里，汉人臣子哪一个都不能绝对信任，他们心机太重，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们居心巧伪，不能让人放心。

这，你说怎么办？

这，还有活路吗？

九

再回到1781年。

这一天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纪晓岚和同僚们殚精竭虑、提心吊胆数年，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就是这一天，第一部《四库全书》大功告成。

纪晓岚一班经办馆臣和文渊阁委员们在起草一篇“大表”，即是给乾隆皇帝的告捷喜报《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总纂官纪晓岚执笔——

窃惟神霄九野，太清耀东壁之星；悬圃三成，上帝扩西昆之府。文章有象，翠妫遂吐其天苞；绘画成形，白阜肇图其地络。书传仓颉，初徵雨粟之祥；箓授黄神，始贮灵兰之典……

……钦惟皇帝陛下，瑞席萝图，神凝松栋。播威棱于十曲，响震灵夔；洽文徳于四溟，兆开神鷟。帝妫歌咏，己题九万琼笺；臣向偏摩，更辑三千宝牍……

……曰渊曰源，曰津曰溯，长流万古之江河；纪事纪运，纪会纪元，恒耀九霄之日月……臣等无任瞻天养圣，踊跃欢忭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洋洋四千余字，真可谓文采斑斓。稍加体会，便可明显感到，恣肆汪洋中透着耿耿忠心，浩荡颂赞里喜表馆臣辛劳。

不过，此时纪晓岚的心中应该远不仅仅是兴高采烈。

文采斑斓的背后，可有那永远都无法道出的日复一日履冰临渊的恐惧？恣肆汪洋、耿耿忠心的深处，可有那年复一年、说来就来的羞辱？

这些，对把尊严看得极重的文人来说，应该是不会忘的。

因校书讹误，多次受记过、罚俸，辱骂也是说来就来——

就在第一部《四库全书》竣工的前一年，1780年，总纂官纪晓岚被记过处分三次，总裁嵇璜被记过三次，罚俸半年。竣工当年，纂修官周永年被记过处分五十次，而另一位总纂官陆费墀甚至被处罚得倾家荡产。

或许，罚俸乃至受些皮肉苦痛之类勉强还可忍受，但更有甚者——

一次，纪晓岚遭到乾隆在谕旨中这样训斥：“原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着交部严加议处。”

再一次，因为替同僚尹壮图说情，纪晓岚再遭乾隆痛骂：“大胆纪昀，朕使尔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敢妄谈国事！”

“无用腐儒”“倡优蓄之”……这就是纪晓岚这位当世大儒、朝廷一品大员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真实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