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践走向
随着时代发展，吁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多切近中国文学实践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文学理论走向文学实践的可能及方式必须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识层面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才能深入认识。在这里，文学理论有着“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之所以远离文学实践并不是理论的抽象过度而是抽象不足造成。主要原因是现代以来文学理论被观念引领而过度超越了文学实践，当代大学文艺学学科建构又抽空了它的文学实践成分。因此，反思文艺学学科建设，更多发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资源意义和考量作用；通过文学批评的积极活动积淀具有特色文学理论元素；充分注意理论语言的重要并找到它的恰当的言说逻辑，这是文学理论走向文学实践的可能方式。
文学理论研究必须面对三个基本问题，形成对文学、文学理论自身以及文化现状的三个认识，这是一个基本思路。在这三者之中，最为重要而艰难的是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从文化现状反思中国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1）继续跟进西方文学理论；（2）理论体系不断膨胀；（3）理论话语晦涩难懂；（4）与中国现实文化状况相脱离。
一 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
远离实践的理论状态
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并以走向文学实践为旨归，这是文艺学的基本常识，也是文艺学学科建构合法性的逻辑基点。今天，谁也不会怀疑文学实践活动价值（包括创作、阅读、文本的基本构成及其社会文化的审美的功能）需要充分研究才能得到彰显，并使其相关意义不断有效增值。即使是个人化的欣赏感悟，其发生之时，“我们的有关风格、人物、结构、叙事视角等等文学概念，就必然会自然地涌现出来，它固然可能呈现为一种不可以笔之于书的那种模糊的艺术感觉，作为一种感知的、鉴赏的分类图式，它会构成一种在文学经验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在尺度和秩序，并支配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或评价”[1]。正因此，像斯坦利·费什一类号称“理论已死”的理论家，其实也是在渴求与寻找理论的阐释功能的背景下持此耸人听闻之论。因为费什相信，“理论甚至在当实践者本身是个理论家之时，也不具有因果性，或者说必然会由此得出某种结果”[2]。显然，费什只不过放大了理论与文学实践相分离的一面，而分离永远只会基于已经发生了的某种契合，就像旅行的再度离开必然基于旅行的到达一样。文学理论在某一时刻的疲软正显示出文学对理论的强烈需求，以及理论相对于作品的无所作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怀疑文学理论的漫长旅行总是会超出文学的原野和版图之外，进入那些让人难以理喻的境地，形成种种梦呓般的自言自语。
然而，这个常识现在却受到了来自理论自身的挑战，文学理论正在越来越多地离开它应该紧紧依傍的文学实践活动。在中国，自新时期以来，伴随着高度西化的文艺理论走向所形成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文学理论确实在以种种方式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分离，许多游离于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理论言说（注意：这句话在这里不是追求一种价值判断）正在引发诸多问题，因此也引发了多种批评性的关注、反思和质疑。在具体层面上，有人断言：“被中国文论家倡导的‘西方文论观’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一直是脱节的”[3]；在整体格局上情况也并不乐观，“新时期对于西方文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至今尚未完成建构的任务”。同时，“我国当代文论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也发挥不够，理论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实际上，我国当代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却显得乏力。理论的贫乏，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论的共同性的评价”[4]。这类具有代表性的见解所针对的事实，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应该走向中国文学实践的吁求不断出现，并成为十分急迫而重要的声音。问题是，文学理论将以何种可能和何种方式走向文学实践？离开了中国文学实践的当代文学理论为什么仍然具有强大的存在之力？换一种提问方式，难道以文学实践为起点和旨归的文学理论同时可以离开文学实践而独自前行？既如此，它的理论目标又在哪里？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与逻辑自洽到底是在哪一点上发生了扭转或者改写？有无必要和可能对这种扭转或改写进行回归本源的再次矫正？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越了文艺学基本常识，必须在理论内部展开探讨才可发现某些真相，否则，我们将把理论建设的逻辑张力转化为文化现场中的感受性和信念化主张而加以忽略，或者加以重视——结果将是相同的，因为“本应如此”的观念只会进一步削弱理论建构应有的锐性，使可以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问题继续悬而难决。
理论逻辑与实践特性
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感受性和信念化吁求来探讨文学理论走向文学实践的可能及其方式，必须首先探讨文学理论为何可以离开文学实践以及它离开实践的方式。这里，我们必然遇到一个普遍性问题：文学理论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它进行逐一梳理并不是简单言说所能完成的。在此，仅就文学理论的当下语境和“中国化”问题方式，选择一些更具针对性的路径，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这种吁求进行内在解读。
所谓文学理论的当下语境是指在经历特殊文化历程之后我们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观念及其实践。这个历程与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息息相关。我们知道，“理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理论产生之前，信念更多地支配着我们，但“信念未必是理论。理论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而信念却是掌握我们的东西”[5]。人类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靠信念认知事物，追求真理。哈贝马斯分析说，在古代，“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理论要求放弃自然的世界观，并希望与超验事物建立起联系”[6]。哈贝马斯这里所说的“理论”其实正是信念的异词。在那个历史时段，信念的作用是巨大的。新的信念不断修正旧的信念以改写真理的状态，直到促成现代含义的“理论”生产条件出现，这就是所谓“前理论”的发展之旅。当人们可以形成关于客体世界的系统性的认知和表述之时，情况才发生巨大变化。米克·巴尔说：“理论是有关某一特定客体的一系列系统性的概述。”[7]可见这种“系统性的认知和表述”给我们带来的正是可以真正被称为“理论”的东西。当然从发生角度看，“这种系统性的概述”并非突然产生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析出，其最后结果的彰明虽十分晚近，但它的形成过程则源远流长。在这个结果出现之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回答是人们实现了离开事物而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知和完整表达，而且这种认知和表达同时还离开了超验观念并可以被掌握和挪移运用。换言之，思想可以与具体实践分开，抽象法则获得了它的普适性生命力。即使对于艺术这类与思想形态迥异的领域也可以因此被转化为认知。
文学理论亦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中说：“文学理论是新近时期的产物。二战之后它开始崭露头角，并对文本阐释这个人文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8]可以看出，伊瑟尔以这样的思路理解文学理论同样旨在突出某种变化，即相对于“前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理论也就是对文学的认识达到系统化了的种种概述——一种确定无疑的可供掌握和分析的知识体系。这与上述普遍的理论观念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伊瑟尔因此接着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的转变，这一变化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诗学由规则所制约，提供了制作艺术品的秘诀，而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美学则宣告艺术是可知的，‘制作’艺术与‘认知’艺术的对立清楚地表达了美学所带来的转变。”[9]从此论回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角度，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伊瑟尔所强调的这种巨大变化导致的最大结果，乃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基本关系的变化，或可言，文学理论的变化正是以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基本关系来区分的。确乎无疑，文学理论的出现大大改写了以往“文学理解”与文学实践的关系。在文学理论产生之前的文学理解中，观念总是与想象相随，想象又与感觉相随，艺术评价无法离开体会、品味、领悟和鉴赏，个体艺术修养与个人嗜好扮演着这幕内心演出的主角。在这种状态中，就主体心理而言，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可以达到绝对“自明”的境界，却与他者则保持着差异与间隔。这样的理解方式必然将理解者与作品捆绑在一起，并迫使他的阐述采用与作品相一致的艺术方式，带着想象和颖悟特点，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这种方式也可以简化地称为“文学批评”，虽然它的外延要超出这个概念许多。在古代，特别是中国古代，这是一种主要的文学理解方式，它的主导性作用几乎使文论从未离开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时代规约，即使是初具体系的尝试，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叶燮的《原诗》、布瓦洛的《论诗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歌德的《论文学艺术》、雨果的《克伦威尔序》等，都是紧密结合文学实践的典范，它们顺时应世，缘事而发有感而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观念往往并不超出特定文学实践甚至具体文学文本，它们所要谈论的也正是这些文学实践或文学文本本身，一般并不具有推而广之、无限扩展的普适性和阐释功能。这与现代文学理论的状态是大相径庭的。
文学理论一旦产生，就展开了追寻自身独特方式和独立价值的旅程。它从自己赖以生长的文学世界中分出精力营造另一个充满理论色彩的王国，体现出离开文学实践和文学现象的强烈趋向和强劲动力，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抛弃个别追逐一般，在文学现象深处搜寻本质与规律，把“抽象”原则这一法宝用到了极致。西摩·查特曼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本质的研究。它不会为了自身而关注对任何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评价或描述。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对批评之‘规定’的研究，是对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的研究。”[10]依循这一原则，理论建立了自己在现象之外的框架并获得了自己的品质，有了雄心勃勃的扩展之力，结果就像乔纳森·卡勒所说：“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思考发展成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提供非同寻常的可供人们在思考其他问题时使用的思路。”卡勒还通过分析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得出结论：“关于理论的两个例子都说明理论包括话语实践：对欲望、语言等等的解释，这些解释对已经被接受的思想提出挑战。……它们就是这样激励你重新思考你用以研究文学的那些范畴。”[11]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带来的文学研究格局就包含着这种理论强力和扩展性。它证明，文学理论从文学实践基点上出发之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逻辑过程，靠理性和逻辑张力认知、分析、阐释并超越具体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甚至走向与之分离之路，在自己的抽象话语系统里展示或者重建了“文学真理”。文学理论的这种理论品质，正是导致文学理论离开文学实践的内在因素。我们确实难以想象始终为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纠缠的文学理论是什么形态，就范于杂多的文学现象而不是理论建构，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无限的意义可能反而会阻碍理论体系的经络和理论话语的线状逻辑，并最终淹没它们。因此，理论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具体文学实践活动，乃是理论自身的内在需要，并不像感性经验所认为的那样，仅只是文学理论家的短视（甚至能力欠缺）和时代的文化的浮躁所致。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正处在这种理论建构的内在趋向与外在吁求的强烈冲突之中，现在我们知道，简单评价和粗暴责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实践的疏离可能都是不恰当的，也是于事无补的。文学理论不会随意成为文学实践的追随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也必须满足它自身内在的理论规约，在抽象的思维王国中完成自己的理论建构。抽象正是它应该做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在这方面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它离理论完善的目标仍然十分遥远。
历史原因与外来影响
那么，在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关系上，是否可以任由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分离而无须提出走向实践的吁求？如果中国文学理论确有缺憾，那么它到底存在或者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必须进一步深入中国文学理论的某些状态中进行考察。一种有活力的文学理论会具备高度抽象的理论品质，又不给人以空泛的远离实际的感觉。因为它天然有一个文学实践的起点，又会在一个更高层面契合它所关注的文学实践，并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学实践。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现实的，但前者的历史状态却深刻地影响着后者。这是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规律决定的，也是理论思维的一个基本方式，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12]理论过程和方法。换言之，就理论自身构成而言，在经由具体到抽象之后，理论还要经由另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再次走向具体。这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以客观事物的抽象原则为逻辑起点，通过新的逻辑扩展达到思想的具体，也就是多种规定的综合和统一。这是理性认识的深化与发展过程，是最后形成概念群落，构建理论框架及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理论的一种基本原则和方法。它以“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方式，实现对事物本质的完整的认识和掌握。以这种“理论方式”衡量中国文学理论的状态，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直观性、感受化地要求并满足于它与具体文学实践的联盟，而是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关涉是不是经由理论体系的逻辑层递性而达到理论的自为状态，同时还要看它为理论活力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支持，并使理论的逻辑自洽力量得到多大程度的验证。简化一点说，这里至少提供了三个考察点，那就是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以及在这两点中间发挥作用的抽象过程。
梳理中国文学理论的理论逻辑进程及其状态，必须回到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中去，寻找它的逻辑起点。应该说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立，并非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和传统中逐步析出，而是以突变的方式出现的。“断裂”是它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关系。由于民主革命的需要，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西方和俄苏文论被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参照，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本质与现象的探寻，普遍与个别的叩问，偶然与必然的辨析作为基本逻辑思路渗透到中国感悟式的传统文论理解思维中并逐渐取代了这种思维。带着强烈异质文化新观念和新思维特点的文学理论在冲破传统旧文学的同时，也并非适应着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实践，而是以先导性姿态催促着、推进着这种新的文学创作。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革命性观念的力量巨大。启蒙、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这些时代主词在文学领域释放的是观念的强力，它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相对于文学实践的引领作用。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的萌生时代，文学理论扮演着惊雷和暴雨的角色，新理论观念超越了初生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对这种活动形成规约与引导，而不仅只是顺应与后释。这样的理论生产状态，为后来理论的过度膨胀和更多地远离文学实践埋下了伏笔。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特殊文化意识形态进程，苏联文学理论以体系化整体形式进入中国，通过大学教育体制迅速被复制推广并居于主导地位，一套定型化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始告形成，使新中国的新生的文学必须努力地适应着它，为它的“现实-本质-反映”的理论框架所框定。显而易见，这时的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总体上处于某种倒置状态，不是文学实践诱发和催生了理论建设，而是理论诱导着文学实践的展开。理论的这种超前惯性一直延续至新时期。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文学学习了西方的种种写法，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复制和传播了这些写法的观念，并通过文学实践展现了它们。在这个新的开放的时代里，思想解放始终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列，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几乎一直充塞着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许多时候，人们为获得了某种深刻的西方观念和理论而得以获得一种似乎同样深刻的理论言说可能而窃喜，同时又为这种理论话语权力并非真正为自己所有而尴尬、忧虑。理论因高度西方化而形成的超前性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总是走在文学实践前面而与文学实践相分离。在这个短短的30年时间里，我们因知晓和学习了西方百余年文学理论各种派别而感到理论建设的紧迫感和压力，以至于来不及解决中国的文学实践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就会必然地忽视西方形形色色文学理论所植根的具体文学实践对该种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只满足于理论话语借鉴与操演的做法实不鲜见，种种被抽空了文学活性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今天琳琅满目，既标示了理论的繁荣又见证着理论的空洞。在这种状态中，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只是一个具有魅力的遥远的期待。
至此或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实践而显示出来的空洞并不是由理论的抽象过度造成，恰恰相反，而是抽象不足的体现，因为它实际上并未具有真正需要抽象的文学实践，它那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抽象性是先在的，是移植或者预置的结果，它们来自西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化观念。换句话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性思维过多受到外在因素干扰而没有自为展开，尚未体现和达到“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自洽状态。带着这种痕迹的理论，何以能够在逻辑终点达成更高层面对文学实践和文学现象的整合，实现“思想的具体”，或者“多种规定的综合和统一”？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虽然具有西化倾向但它毕竟不是西方文学，当然，它也并不仅仅是为主流意识形态作形象化注解的文学，它的多样性状态，特别是它因多区域多民族现实基础而展现出来的丰富性与动态性，肯定是某种（或种种）西化的理论观念或一元性思想学说无法框定的。因此，它使这种状态的文学理论感到疲软和尴尬是必然的。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分离的真相和问题难于解决的原因。
走向文学实践的方式
当然，这种状态和后果并非理论主体的个人作为或者理论主体的整体盲动导致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原因，体现着文化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其中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通过观念的强化所发挥的作用上文已略作表述，这里主要谈谈来自中国当代大学文艺学学科体制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大学在50年代经院系调整形成至今也未有太大变化的格局。十分抽象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学科，它的学科称谓是文艺学（等同于文学学）。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学科所操用的几乎是一整套西方和苏联的理论话语。它后来成为一个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文艺学的专门人才。这种状态使空洞的文学理论找到了它赖以生存的现实载体，今天如有人询问文学理论存在于何处，最恰当的回答就是大学的讲坛，而不是文学的实践现场。换言之，文学理论可以只为学科和专业而存在，为学科和专业而不断生产它的知识体系，却不必向它的理论逻辑起点和终点的文学实践负责。极致之时，甚至它之所以还带着文学性，那也只不过因为它名为“文学的”理论。进一步的裂变还在大学文学各二级学科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文艺学这个本来以文艺理论、文艺发展史、文艺批评作为三个基本子系统的学科，被狭义性地等同于文艺理论，甚至文学理论，文艺学专业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专业。表面看这仿佛只是概念的习惯性误置，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且会带来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许多负面影响，使它更多地向着空洞化、单一化和非学理化方向发展”[13]。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学其实是被抽去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文艺学，它仅仅包含着文学理论，是一个过分纯化和单一的范畴。在这样的文艺学中，文学理论孑然独立，与文学的历时形态和共时形态必然逐步分离。它在建构话语体系时由于失去了具体文学实践的规约同时也就获得了超然言说的自由，而且它必须不断运用这种自由，以显示学科的存在意义与合理价值。正因此，在翻用西方文论和延展主流观念的时候文学理论也就乐此不疲，不断展现出它的学科优势。结果其文学理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它可以放弃“具体—抽象—具体”这个理论抽象的基本逻辑而为学科的存在进行言说，形成“为学科”而非为文学需要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套用观念和移植体系是其最为便捷的理论生产方式。叶舒宪说：“文化移植与塑造的后遗症在于，使当事者难以超脱和超越自己的学科专业，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本位主义心态，或者称学科自闭症。其症状表现有：不但不能有效地自我反思和批评，而且会放任和纵容学科本位立场的知识生产——制造出无限制地自我重复的产品——千人一面的‘文学概论’、‘美学原理’与‘中国文学史’（据统计，百年来由文学研究界生产出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书籍已经多达1600余种）。如果没有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学科合法性反思运动，自我复制式的重复生产格局还会惯性蔓延下去，并且愈演愈烈，积重难返。”[14]文学理论领域类于这种文学史的著作其实也汗牛充栋。在进行这种重复的理论生产之时，大家由于服从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或者“结构”而并无不安。这恰似乔治·基迪所说：“这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是理性的：它所拥有的形式可能是被某个理性安排者给与的，尽管在这个系统内并没有设想任何安排者。形式的结构被理解为在每个内涵中都内在地具有种属联系。”[15]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就这样看似学理性地转化为合理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所谓文学理论达到与实践的深度契合并抛弃艰涩展示出阐释的活力？
在此基础上如果硬要进一步探讨文学理论走向实践的可能及其方式，情况似乎反而变得明了。首先，我们应该反思的肯定是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出发点与合理路径，而不是文学理论本身。通过对文艺学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中存在问题的清理以改变它所导致的理论发展的停滞状态。在被人视为圭臬的西方文论中其实也存在着同样问题。美国理论家杰拉尔德·格莱夫写道：“在文学研究被集中于大学的那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停滞的过程变得如此漫长，以致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把它看成是官僚政治式的制度化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诊断似乎常有过分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强调了一个在思考文学理论的未来时需要涉及的问题：一方面，停滞的循环说明了对理论的呼唤为何经久不息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每一种新的理论反应都已被制度化了，因而连自身也保不住，也被卷进那停滞的循环之中，如是又导致新的理论思考的爆发，到头来它又被吸收同化，被惯例化。”[16]可以肯定，这种理论的循环的板结的状态只有理论所依傍的文学实践可以活化。因此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应该倡导更多地回到文学实践，更多地发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资源意义和考量作用，以促进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的历时状态和创作现场中进行有效活动。同时，文学学科内部二级学科分割分治的做法应以弱化，应加强学科的交融性，努力回复文艺学学科三足鼎立的状态。这个工作十分艰难，因为“在大学人文学科的集团动态中，似乎有这样的情形：一旦方法上的改革以一批互无关联的领域、大纲和课程的形式制度化了之后，不仅最初引起这场改革的那个理论被人遗忘，而且最后连这场改革曾有理论卷入这一事实也被人抛至脑后”[17]。但唯其艰难才富有意义和价值，可以预测，由于学科反思和变革带来的文学理论发展将会是活力充沛的，因为它会将理论思维的中心移到文学实践的深处，而不是超越文学实践的虚空。
其次，通过文学批评的积极活动积淀具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元素，形成与文学实践紧密关联的理论范畴和基本概念。在富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中获取文学理论建构之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巴赫金等人已经做出成功尝试，其典范作用不可遗忘。广泛而有深度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强劲的现实切入力量会使文学理论的理论骨架获得血肉，理论树干长出枝叶。哈贝马斯说：“把理论活动放到其实际的发生和应用语境当中，这就是唤醒了人们注重行为和交往的日常语境的意识。比如说，这些日常语境和生活世界概念一起要求达到哲学高度。”[18]这样，理论就会获得文学实践源源不断的滋育，形成有活力的话语方式，最终达到而不是天然具有“哲学的高度”。伊格尔顿强调要“回复批评的传统作用，而不是为它创造某种新的时髦功能”[19]。原因正在于此。
最后，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理论语言的重要性，找到理论语言恰当的言说方式。在理论逻辑中语言常常发挥引发冲突的作用，它在把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阅读对象之时会对理论的逻辑过程提出线性发展要求并释放强制力量，从而使理论在感性化的文学世界里呈现出一种难以周圆的困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由于理论屈从于物质的语言，因此理论将含有某种类似语言警察的功能，其使命是毫不留情地搜寻和摧毁我们在语言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只能说，对理论来讲只要使用语言，包括语言本身，就容易受到打滑和漏油的影响，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了。”[20]当然，并不是绝对没有任何正确的语言表达的方式，而是暂时没有正确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为着这种表达的建立，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到适合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搬用一个现成的“框架”。文学理论话语的合理性与特色只能据此而生，获得理解逻辑。伊瑟尔说道：“每一种文学理论都把艺术转变成认知，而这需要搭建一个基本框架，它从一个假定的前提出发，在其之上建立了一些结构，服务于特定的功能，该功能的实践通过特定运行来组织。”[21]显然，这是理论话语的基本逻辑底蕴，是其先后秩序或线性规律。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不会来自凭空的信念、设想和远距离搬用，只会来自具体文学实践，来自文学传统和批评现场，否则所谓文学理论就会仅仅成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倘文学理论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时，那就意味着它可能面临两种结局，一是不断地泛化，成为无所不能的无能；一是不断地工具化，在事物的表面摩擦，而无法抵达本体之根”[22]。这显然已不是理论话语的无能，而是文学理论本身的无能了。
说到这里，我们在一个新的层面又回到了那个常识的真理性内涵之中，那就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并且必须以走向文学实践为旨归。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始终应该持有的重要姿态。
二 基本思路与现状反思
三个认识与理论自觉
对于一般人来说，“文学理论”这个概念听上去十分空洞与宽泛。对于文学理论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有许多东西则是具体明确的，或者说这种具体明确正是文学理论对其理论主体的要求。换言之，研究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并掌握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形成三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基本思路。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认识，这是文学理论的来源与归宿。对文学的认识，应该是一种理论化的认识，体现着研究者掌握着文学理论。这不同于一般人的感受性的、模糊化的文学“观念”。它使研究者可能成为文学的“理论家”，与一般人形成第一个层次的文化区隔。第二是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使用理论的人必须超然于理论，对理论的外延与内涵具有清晰的了解，并上升为文学的理论观念。第三是关于文化现状的认识，它为理论的合理性，特别是理论的价值提供重要依据。在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时候，它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三者相互关联，搭建起人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结构，促成人们的文学理论视野。从专业素养养成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与掌握。理论自觉对理论主体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搞理论的人必须超然于理论才能谙熟理论。严格地讲，文学理论家是使用和构建文学理论的人，他与理论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从而确保自己的认识具有理论的认识价值，释放得出行动的力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获得了一种理论观点的认识才真正有能力确定行动的方向。”[23]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曾讲道：“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就是反思的观点。”反思当然只会发生在超越理论的高视点审视之中。
历来，文学理论的自觉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还常常会被故意忽视，甚至放弃。主要原因在于，较之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后者更直接而直观，无须太多艰难的理论概括与探索性努力，因而也较容易实现，人们以此取代对理论本身的拷辨，结果是使常识化的看法消解了理论的深刻与纯粹，文学理论世界因此充满了盲点。不仅对于个体，即使对于文化整体也是这样。在中国古代，甚至理论收获较为丰富的时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认识，比如对思维与表达的认识所形成的“言意论”等，但总体说，这个时代最多也不过是“文学的自觉时代”[24]，而不是文学理论的自觉时代。20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同时也尝试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学科体系，有了许多新的收获，但由于“跟随”的成分较大，说是文学理论自觉时代到来了并不确切，有许多行为刚好是文学理论盲目性的体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因为缺少对文学理论本身的深刻反思，或者说不能完成这种深刻的反思，建立学派化的文学理论也难以进行，更不要说充分中国化的、全景式的理论体系了。在此背景下看“跟随”苏联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可以说，这也是理论主体无法选择的选择。
时至今日，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领域，虽然可以看到一些冠名新颖的倾向化的文学理论探索，如生态论文学理论、否定主义文学理论、相对主义文学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论等，它们使文学理论的亚理论形态十分丰富，但什么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自身的规约与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巨大科研价值的课题。“文学理论”这个概念，对于学习和研究它的人来说，在感觉层面似乎十分清楚，如要理性化地对它进行表述，则有许多困难。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其定义性的著作《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中所表达的认识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学者试图建立《文学理论学》，如董学文著有《文学理论学导论》[25]，做了许多开创性建设性的探索，这是极富价值的尝试。
总之，在文学理论的自觉方面，比起自然科学，人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一些深入的研究甚至不能不从自然科学方法论中吸取思想和方法。如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发展“范式”的思想被移植到文学理论领域就是例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我们说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6]据此库恩概括了科学发展模式，那就是“前科学→常态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形成科学范式的演进。文学理论家姚斯从中获得了借鉴，得出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审美形式主义”三个范式的概括。这些研究思路，是我们对“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之时可以借鉴的。
但就整体来说，对文学理论的理性认识，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并且还引发了许多讨论、争论，因为它所触及的矛盾，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在西方文化中，这是由来已久的对立、对峙，它当然会在文学理论领域强烈地体现出来。
历史状态与现实处境
上文说到要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形成明晰认识，还应从它的历史状态和现实处境入手。在这里，主要讲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情况。
先从感觉状态说起。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可以说是较为丰富多彩的。它新锐，多样（甚至多元），包含着反映论文艺观、主体论文艺观、本体论文艺观、相对主义文论、感觉化文论等。在理论建树中充盈着狂欢式场景。稍作概括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取得了较多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真实性文学观念重新确定，摆正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开始重视文学特质、规律；80年代初，“自我表现”文学观念崛起，作家强化了主体的能动性；80年代中后期，主体性文学思潮兴起，其理论核心是“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它在高扬文学主体精神的同时，一定程度导致与社会历史的背离；90年代，围绕重构当代文论批评观念、形态而开始了探求中国文艺学的品格构建[27]，体现出渐进发展的趋势。
然而，反思这个历史过程与现实状况，展望未来理论的发展趋向，想从内在层面找到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如真正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与话语方式、对中国文学更为有力的阐释与影响、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主要范畴厘定等，我们就无法不产生一些疑惑与疑问。由此，无法不说到它的负面与不足。
1.继续跟进西方文学理论
新时期以来，甚至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是一路跟进西方的。中国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有一条鸿沟，它一直阻碍着我们形成当代中国化文学理论体系。这条鸿沟的形成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选择和跟进是有关系的。
在20世纪初的文化变革的时代，学习西方是历史的选择。近代文化革新运动拉开了文艺学转型的帷幕。我们不能否定龚自珍、魏源的文学革新思想，不能否定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文学变革的贡献。那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导致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写下了重重一笔。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完成对西方三大文艺思潮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引进，中国文学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思路，或者说西化的思路。具体到文学理论学科建构方面，其影响是明显而积极的。以作家老舍为例，老舍1930～1934年在齐鲁大学文学院教书时编著了《文学概论讲义》[28]，该讲义立足中国文学状态，体现中国化理解，但已经渗透了西方的一些观念和分析方式，因此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成分，带上了明显的西方化色彩。
关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状态，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中有一个概括：“在这短短的20年期间（指1917到1937年），一方面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使中国的文艺思想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欧洲各国从18世纪以来所有的各种文艺思潮的内容，即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颓废派、唯美主义、象征派、表现派等等以及新写实主义（亦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动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但是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发展了的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了二十年来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或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和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地消灭。”[29]可以说，多元发展状态最后逐渐归结于现实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形成了中国的主要文学理论形态。
今天，有人认为文化启蒙中带来了文化殖民主义因素。确实，在文学理论话语结果中，我们感到了这点。我认为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上，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过分的跟进往往会失去自我，所谓消极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在21世纪初，如果还有人仍以是否“跟进”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认真思考。
对苏联文学理论模式的学习与跟随，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现代革命走的是俄国革命的道路。它的理论行踪可以用程正民的概括来表达：“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是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论文概述了俄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同时着重阐明美论同社会和创作的关系。……之后，瞿秋白在1921年至1923年写的《俄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在1923年写的《俄国文学史略》中，都辟专栏介绍俄国文学批评，它们基本上都是用‘为人生’的观点来阐发俄国文学理论批评，郑振铎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是‘一切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批评的开始’。”[30]当然，“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批评范式的影响，则是从1928年革命文学到1930年“左联”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31]。其中鲁迅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苏俄文论是通过学者讲学的方式直接进入中国的。它促成了体系化的“中国文学理论”，或曰“苏联化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现在大家已经公认，它在哲学上是反映论的，在价值观上带着社会政治化色彩，在学术背景上则是现实主义。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价值取向。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在整体上全方位跟进西方现代文论流派，形成多样多元多层面格局。研究方法上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文化研究，尝试是多样化的；从文化类型看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短时间内发生着巨大变化。“我们一夜之间引进了西方几乎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方法武库，那是人们热烈地谈论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谈论着熵定律、不平衡原理，谈论着精神分析、符号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并且几乎不加咀嚼地横向种植到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里。但是坦率地讲，美学与文艺学方法论的复革不过是在一个肤浅的层次上，完成了一次对同样问题的话语表述的转换，一次术语名词的大搬家，而没有深入到对与一定的观念相适应的系统严密、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遍性的根本方法的探讨。对方法的适用性与有效性缺乏应有的哲学反思。”[32]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形下，方法的跟进只能产生理论形态的多样与芜杂。
90年代，历史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商业社会环境显示了它的力量。由于生活强力的作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社会情绪发生了嬗变，以“启蒙”为核心的美学话语减弱了阐释力。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又导致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像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与对抗的思考这一类思想被更多认同。一些更具精神理性的思想，导致文学理论研究指向转变，外部研究向内部靠拢。同时文学理论学科形态建构的迫切性问题凸显出来，人们试图构建以美学、文艺学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机制，形成更为明显、可行的学理。中国历来缺少文本精读，人们习惯于文化引申，因此形式主义文论形成了较大的现实价值。
但这种“深入化”的发展没有持续展开。它再次为外部研究所取代，21世纪初，文化研究热再度出现。它不可避免地将文学研究空洞化，导致了更为泛化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形态。同时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变化的过激的乐观化的理解，使人们再次对一些世界性的新潮文论产生兴趣，有人甚至设想建立“消费时代的文艺学”，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倾向研究来拓展甚至取代原有文艺学。还有人提出建立后时代的文学理论。“显然，这一新的理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甚至用‘理论’一词来表述它已有点不太适合，因为它是一种非理论的理论，一种反理论的理论。如果还要有体系，这种新理论的体系应该是一种非体系的体系，这意味着它应该是开放的、流动的、茎块状的，而不再是封闭的、凝固的、树状的；如果还要有概念，这种新理论的概念应该是一种非概念的概念。这意味着它是差异的、非透明的、隐喻性的，而不再是同一的、透明的、确定性的；如果还要有逻辑，这种理论的逻辑应该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这意味着它是断裂的、延异的、非线性的，而不是连续的、历时的、线性的。”[33]此类看法不是空穴来风，它有西方大师的观点作为依据。保罗·德曼在《抵制理论》中说：“文学理论的什么东西这么吓人，以至于激起如此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它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颠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瓦解了文学作品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界限。”“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理论的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崇高，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变得不可能。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主地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不过这种兴盛是一种胜利抑或是一种胜利抑或是一种失败，缺然而无法做出定论。”[34]在其文化语境中，这些理论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对于中国，它的缺点在于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今天这种理论很流行，也很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