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鏊兵
翼王在江西
太平天国诸王中，石达开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永安称天王时，二十岁的石达开被封为翼王。但此前文献中很少有关于这个人的活动情况。有的书上说，洪秀全创拜上帝会时，有志青年石达开走马拜谒，悉售家产以助饷。尔后举家投军。有的书上则说，石达开家境富有，“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总之，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大概就凭这一点资历，石达开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得以并列。
从永安突围到“定都金陵”的过程中，这个翼王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一个人只要将他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上，就可以活成一个传奇。石达开正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太平名将。
太平军自武昌开始，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攻入金陵。刚坐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并非理想的人间天堂，因为在这有如神助般的胜利挺进过程中，太平军并没有留下一座根据地，数十万人马都聚集在这个城市里，“首都”也就成为唯一的都市。不仅处在遍地“清妖”（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几乎赶着他们进城的步伐，同时建立）的包围当中，就连粮食也紧张。
战争首要需求是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们分出两路，一路试探性地“北伐”，看能否如此前那样轻松抵达北京城，一路从金陵出发，又向西返回重走一遍当年的“长跑路”。
时间从咸丰三年（1853）六月开始，西征太平军回攻安庆、九江和武昌。但这一回没有此前那种幸运了。太平军永安突围本身就是一种运气，进入湖南后一路上遇到的基本上是毫无防备的城市。在湖南有一句话，“铁打的宝庆，纸糊的长沙”，所以太平军放过宝庆，专打长沙，没想到，竟然在长沙遇到了劲敌。长沙本身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历史上长沙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当年关公战长沙，演义里面是非常精彩的，其实关羽的部队一到长沙城下，长沙守将就投降了。但是，此时的长沙有两个体制外的人物，一是江忠源，一是左宗棠，恰好是一武一文，很好的搭配，凭着弱小的兵力竟然挫败了太平军的图谋。
太平军大败后，果断放弃长沙，绕城而走。石达开担当绕城过江、为撤退做准备的“重任”，长沙也就成了此后十四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唯一没有被攻破的城市。
在太平军西进时，长沙城又冒出了一支军队，他们的首领不久后就将成了太平军的噩梦。这支军队就是湘军，其统帅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很磨人，像胶布一样死死粘着太平军。不过此时这支军队还处在训练当中。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这支军队并不忙于出征。当安徽报警，请求支援时，其首领曾国藩拒绝了；当江西告急，请求支援时，又被曾国藩拒绝了；直到武昌再次失陷，已经是咸丰四年（1854）初了，训练了一年的湘军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宣言声中才开始东征。不过，此时太平军又打到长沙及其附近。
石达开本来被留在金陵辅佐他们的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咸丰三年（1853）秋，他才被派到安庆，节制西征。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尽管经过一些挫败，但还是顽强地攻开了武昌，并且一路向东，咸丰五年（1855）正月，太平军与湘军在九江再度相迎。
原本太平军的优势在水师，他们一路上抢获了不少船，特别是经过洞庭湖、经过武昌时掳走了大量的民船，但湘军从衡阳出发也有了水师。
曾国藩原计划只是想攻克九江后，直取金陵。没想到，太平军武昌失败后严密防守九江，石达开亲来督战。湘军多次进攻都遭失败，曾国藩又计划攻克湖口，切断九江的外援。为了阻止湘军水师进入内湖，太平军连夜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一百二十余只轻便战船乘陆军攻梅家洲之际冲入湖内，直达大姑塘以北。石达开等把握战机，将隘口堵塞。湘军水师被分割成外江和内湖两块，长达一年半之久。在外江者均为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运棹不灵，难以独立作战。太平军乘机进攻湘军外江水师，将外江的战船悉数掳走，气得曾国藩投水自尽，幸被救起，转到陆营。石达开在江西成了湘军的噩梦。
石达开顺势又反攻湖北，并于这年四月第三次占领武昌，但这时的湖北巡抚也不再是过去的湖北巡抚张亮基，而是湘军另一位统领胡林翼。
胡林翼一面施救武昌，一面请曾国藩调身边大将罗泽南回援，欲将石达开部围困在武昌。
从武昌南进的韦俊一军，在湘鄂交界的羊楼峒遭到两次败仗，先后损失三千余人。石达开因韦俊的攻势受到了挫折，感到在鄂南或武昌周围与湘军决战已无必胜的把握，为了改善局势，必须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甩开罗泽南，解武昌之围。
这个时候，得再说说这个历史上的翼王了。
过去很多人“称颂”翼王，说他在定都前没有打过败仗。确实，因为打过败仗的王基本上都死掉了，天德王洪大全在永安突围时被活捉，南王冯云山死在蓑衣渡，西王萧朝贵死在了长沙城下。此后尽管太平军进军神速，但没敢在一个地方停留，没在一个地方久留。这样的战绩当然不叫失败。其实，那些夸大太平军力量的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太平军固然能够打下一些城市，但真正与对手持久较量起来，大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后来石达开以二十万人围宝庆（湖南邵阳）七十天，遇到李续宜带领不足万人，依然无法突破，那是后话。
石达开与其他太平诸王的差别，不仅在于他不大贪财，加上年轻，脑瓜灵活，计谋多，而且，他有着其他诸王所缺乏的政治头脑。但他在太平天国高层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囿于阅历所限，既不懂势，也无韧劲，不仅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又有年轻人浮躁冲动的性格缺陷。
石达开用兵的特长在于机敏过人，但这种机敏往往借以诈力，善于声东击西。不过，这也是所有太平军的特点，“围魏救赵”之术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
太平军西征兵力一般认为在七万左右，而当时的湘军不过一万余人。如果石达开不是过于取巧，而是如陈玉成那样敢拼敢战，顽强攻坚，完全可以不把湘军放在眼里。
相反的是，石达开总是在战事稍有不顺时，要么放弃，要么另求出路。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时，正逢湘军水师首尾不顾，陆师两面作战极度不顺的时期，假如石达开坚守武昌决战，而不是另生图谋，避实就虚，战局会让湘军更为不利。
因此，尽管石达开曾在九江迫曾国藩跳水自杀，何桂清也称石达开为“贼中第一狡悍之徒”，但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却对其评价甚低，远不及李秀成和陈玉成。胡林翼评价陈玉成“贼势较石逆为少，贼势较石逆为狡”。特别是后来洪杨内讧，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曾国藩更将其视为“流贼”，专力对付李秀成、陈玉成，将石达开交给骆秉章、左宗棠处理。即便是石达开攻到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宝庆时，曾国藩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称“在宝之贼，不甚善战，不逮陈狗”。
尽管如此，在江西战场上，翼王石达开让湘军吃尽了苦头。
翼王动向关系全局
翼王石达开在江西说是西征，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让人看不透他的战略意图。然而，其阵势确有些吓人，大有席卷整个江西之势：
从皖南建德进入江西的太平军检点白怀晖部先后攻占过饶州、乐平、德兴、弋阳等府县。
从皖南婺源（今属江西）进入江西的太平军范汝杰部，先后攻占过兴安（今横峰）、广信（今上饶）、玉山等府县。
从湖北兴国州进入江西的太平军陈文金部，攻占武宁。
从湖北崇阳、通城进入江西的太平军丞相钟廷暄部，攻占义宁州（今修水）。
九江太平军遣军先后攻占过德安、建昌（旧治在今修水县西北）、吴城镇等地。
不过，攻坚容易守城难。这时太平军所攻占的城池，多数得而复失或弃城不守。因此，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下旬，即石达开亲统大军自湖北突入江西之前，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地，实际只有九江、湖口和彭泽一府二县。
在江西，曾国藩直接统帅的湘军陆军只有李元度部三千人、周凤山部四千人，水师只有彭玉麟统率的八营约四千人，总共只有一万余人，并且胶着在九江、湖口外围。
江西本省的防兵，在南昌只有两千余人。全省募勇一万五六千名，共分二三十队，或数百人一队，或百余人一队，各不相统属，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石达开率一万余主力于咸丰五年（1855）初取道湖北通城，浩浩荡荡地进入江西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义宁州（今修水）境的崇乡小斗岭下，以诈败、设伏的战术击溃了清军，阵斩清军总兵刘开泰等人。十二月九日，石达开军击败扼守八叠岭的新昌县团勇，随即占领新昌（今宜丰）。同时，石达开分军占领上高，并在新昌、上高会合由湖南茶陵进入江西的周培春、葛耀明、陈寿、邓象、卢伟、王崇开、关志江、陈植槐等天地会起义军约数万人，因而势力大增。十二月中旬，石达开自新昌、上高分兵三路，同时向瑞州（今高安）、临江（旧治在今樟树市临江镇）和新喻进军。
太平军北路，由检点赖裕新率领，于十二月十八日由新昌经棠浦镇进攻瑞州，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杀湘军营官知县刘希洛、李锟，攻下府城。咸丰六年（1856）一月，太平军自瑞州分军占领奉新。二月，又先后占领靖安、安义。四月初，太平军九江守军也开始配合出击，先后占领德安、南康（今星子县）、建康（旧治在今永修县之西北）、义宁、瑞昌等城。
中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以丞相张遂谋为先锋，于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自上高经界埠、阴冈岭进占临江，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领樟树镇。石达开进驻临江，总指挥部即设在这里。不久，又分军于咸丰六年（1856）一月一日占领新淦（今新余）。此时，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刘普云部已于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占泰和，并继续向吉安挺进，与当时正沿赣江而上的太平军遥相呼应。于是，中路军在新淦又兵分两路：一路攻取吉安，一路攻取抚（州）、建（昌）。吉安一路，由张遂谋率领，于一月八日占领吉水，时太平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已进抵吉安城下，与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部会师，并开始联合围攻吉安。攻城军“屡掘地洞以棺载硝轰城”，守军则“先穴城内地以销其焰，故四五举而不能破”。
吉安形势危急，清军守将“求援于上下游，无一救者，城中乏油，官弁兵勇皆暗坐以守，无盐辄食淡，虽有米猪鸡狗，食悉尽。马有毙者，剥其肉卖之，价比常时昂三倍。次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大雪，翌日雪愈甚，深二尺余，城中无柴炭，兵勇冻且馁”
。这时，石达开亲自赶到吉安前线，决定“屯宁式安地雷轰西城”。
太平军从吉安分军占领府属之永新、安福、永宁、莲花、万安、龙泉各县之后，石达开旋即率主力回师临江，决定重新夺回战略要地樟树镇。此樟树镇非左宗棠入仕之前隐居之湖南樟树镇（即今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昔名柳家冲，左宗棠于此建立柳庄），而是江西之樟树镇。该镇在历史上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建，（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
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十二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五千人先往瑞州遏制，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自己则协助曾国华整顿溃勇，随后跟上。
曾国藩带领周凤山部、曾国华部两支人马来到樟树镇，吩咐就地驻营，他料想到近日内太平军必率师北上进犯南昌，而樟树镇则是水陆两军的必经之地。于是，曾国藩又火速派人通知彭玉麟率内湖水师出青岚湖，由武阳水过三江口镇，驶进赣江，南下到樟树镇集结。
咸丰六年（1856）一月十一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二月九日，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二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三月十八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至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的计划得以实施。
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太平军先是与周凤山部交战，假装溃败，纷纷“丢盔弃甲”，夺路逃跑，湘勇见丢在路旁包袱里的全是金银珠宝，并没有起疑，个个以为捡到了便宜，不知是计，慢慢地将周凤山、曾国华部湘军引到百丈峰下，不知不觉地被诱进了树林里太平军的埋伏圈。
经过两天激战，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全部被毁，知县马丕庆、训导林长春，以及兵勇一千余人被歼。周凤山率残部狼狈逃归南昌，省城大震，据传教士丁韪良所写太平军占领抚州经过的《通讯》中说：“府城原有三千官兵驻守，一遇险象发生，即弃城而遁，留下大炮，甚至其他军械，尽资敌人。太平军到，屯东城下，居民开城迎之。乃先遣八人骑马先入，巡行各街道，安抚百姓。大队乃继之进战。其后派队四出，在各村镇募兵，持有‘奉命招兵’大旗，迅即招得志愿兵几至万人……本地绅士被邀合作，有被任重职者，而一般士人则被雇用为书手先生……太平军减税至半额，禁止部下屠宰耕牛。凡有暴行祸民者，严刑惩罚，以故深得民心……太平军政治严明而有力。”
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建昌府，及宜黄、南丰、新城等县。南路太平军胡以晃、黄玉昆占领分宜、袁州、萍乡。
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自此，江西大半州县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坐困南昌，“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左宗棠在致王錱的信中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西抵吾乡（按指湖南），北抵鄂，皆贼踪也。”他为曾国藩的处境十分担忧。
对江西失望至极
自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石达开统率大军从湖北突入江西以后，到咸丰八年（1858）九月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吉安失陷以前，江西始终是太平军和湘军反复周旋的主要战场。吉安之争直接关系到江西战场甚至整个东征战场的成败，因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其西通湖南，东连闽浙，南接广东，北界鄂皖，位居东南各省之中枢。如果占有江西，则东南各省便可连成一片，长江以南的财富之区，也就可以不用直接攻取而获得了。对此，就连北京都明白：“江西毗连六省，形势极关紧要，现在贼势蔓延，非迅速剿除，则东南均难安枕。”
造成湘军在江西的困局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湘军成军不久，兵单力薄，疲于奔命。江西原本不是湘军的主战场，湘军克复武昌后乘势东下，目标是金陵。但在九江遭遇太平军的阻击，湘军水师被分隔为内湖与外江两大块，为救水师，曾国藩不得不滞留赣北，顺带肃清江西。
这样一来，湘军既要保江西，又要顾湖北。曾国藩一面派大将罗泽南回师救援湖北，兵力分去大半；一面又要力克九江，而所部兵力不过万余。当西征的太平军在湖北遭遇惨败后，又转入江西，双方兵力更为悬殊。罗泽南部被曾国藩要求回援江西，既顾虑湖北的胡林翼孤军难保，又恐失去最后围歼即将弹尽粮绝的太平军之机会，不便立即回援。
太平军在江西很快聚集约七万人，又兵进神速，江西烽烟四起，湘军顾此失彼。
太平军中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人也无用。”江西绅士邹树荣在纪事诗中也极尽讥讽地说：“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曾国藩身边几个主要大将先后身故之后，更显窘迫。
愈是疲惫之师，军纪愈是差。邹树荣在《纪平江勇事》一诗中极力夸大湘军李元度平江勇的“劣迹”：“二月梅姓扎营房，伐树拆屋摧门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零小地方，夜深公然上妇床。”“三月扎营梧桐岗，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犁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材炊黄粱，或索赎值充私赃……我昨谢市赴友觞，纷纷练勇盈街坊。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钱探箧囊。”
二是太平军的牢笼政策见效。攻占江西时，太平军在江西普遍地建立了乡官制度。与多数太平军将领相比，石达开特别强调“要结民心”。邹树荣在纪事诗中对其大肆夸耀：“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曾国藩也指出：“粤匪初兴，粗有条理……听民耕种，以安点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这种各分其半与清朝地方官在江西“一石浮收两石多”的“浮收”相比，程度有所减轻，结果导致太平军的安抚政策奏效：“假仁义，使地方相安……贼又善取之，轻取之，民逐渐有乐于相向之意。”但这里面更多的是石达开的一厢情愿，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生变形。
张德坚就曾指出：“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所谓谲计，意思是太平军施以军事高压政策，通过所谓“札传”、劝诱、“逼勒”等手段牢笼江西士民。邹树荣这样的绅士虽然没有依附太平军，但心里对太平军是欢迎的，不仅为太平军大唱赞歌，而且极力贬讥湘军。
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录了太平军的“残暴”：“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武卒……责令办粮及军令需用各物。伪文一下，迫不及待，少不如意，则执乡官杀之。”
太平军占领金溪期间，同治《金溪县志》载：“独北乡犴坪村，以索夫役不应，贼一呼麇至，四面围之，男女狂奔，被杀无算，纵掠三日乃去。”江西富人甚至发出“及今方悟贫为福，屡受虚惊是富翁”的感叹。
江西各府县的“绅庶士民”，向太平军馈送银钱米谷等物，并佯受其职，希图苟免者所在皆有，而甘心从附，屈身献媚，亦复不少。有的假装接受太平军之职以图存，有的甚至甘心追随。
曾国藩看到，当江西“每县污伪命受伪职者不下千家”。骆秉章则提到：当时江西许多士民“受贼驱使、不能自拔”。王錱率所部湘军进入江西时，也发现绅士“多不剃发，不办公”。作为亲历者，他看到吉水一城就有三名举人成为太平军头目。不仅王錱感到可恨可叹，曾国藩亦对江西失望之至，他给九弟的信中说：
所患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充当军帅、旅师，以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囊。
居长沙的左宗棠也意识到“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已去也”。
曾国藩惊闻樟树镇大败的消息后，精神沮丧已经到了极点，抵南昌后，江西官绅又“人人目笑存之”。因此，他在奏折中竟对江西绅民毫不掩饰地表示厌恶和焦虑：“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但是，天不灭曾。关键时刻，主帅石达开接到金陵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六日自樟树镇起程，率领所部人马东归。在江西的湘军得以逃过一劫。
老九出山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坐困江西，太平军在江西甚为得势，湘军一度被封堵得道路不通，隔绝了江西与湖南等地的消息。曾国藩甚至多次招募敢死之士作信使，用蜡丸隐语传递情报，向湖南求援。但很快被太平军获悉，他们也许以重金，向民间收买、搜捕传递情报的湘军，杀之张榜于街道，以吓阻那些敢为湘军传递情报者。前后送命者上百人。直到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绕道武昌，向胡林翼乞援，率五千人在盛夏六月间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六县，进兵瑞州，江西与湖南始通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