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鏊兵
翼王在江西
太平天国诸王中，石达开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永安称天王时，二十岁的石达开被封为翼王。但此前文献中很少有关于这个人的活动情况。有的书上说，洪秀全创拜上帝会时，有志青年石达开走马拜谒，悉售家产以助饷。尔后举家投军。有的书上则说，石达开家境富有，“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总之，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大概就凭这一点资历，石达开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得以并列。
从永安突围到“定都金陵”的过程中，这个翼王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一个人只要将他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上，就可以活成一个传奇。石达开正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太平名将。
太平军自武昌开始，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攻入金陵。刚坐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并非理想的人间天堂，因为在这有如神助般的胜利挺进过程中，太平军并没有留下一座根据地，数十万人马都聚集在这个城市里，“首都”也就成为唯一的都市。不仅处在遍地“清妖”（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几乎赶着他们进城的步伐，同时建立）的包围当中，就连粮食也紧张。
战争首要需求是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们分出两路，一路试探性地“北伐”，看能否如此前那样轻松抵达北京城，一路从金陵出发，又向西返回重走一遍当年的“长跑路”。
时间从咸丰三年（1853）六月开始，西征太平军回攻安庆、九江和武昌。但这一回没有此前那种幸运了。太平军永安突围本身就是一种运气，进入湖南后一路上遇到的基本上是毫无防备的城市。在湖南有一句话，“铁打的宝庆，纸糊的长沙”，所以太平军放过宝庆，专打长沙，没想到，竟然在长沙遇到了劲敌。长沙本身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历史上长沙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当年关公战长沙，演义里面是非常精彩的，其实关羽的部队一到长沙城下，长沙守将就投降了。但是，此时的长沙有两个体制外的人物，一是江忠源，一是左宗棠，恰好是一武一文，很好的搭配，凭着弱小的兵力竟然挫败了太平军的图谋。
太平军大败后，果断放弃长沙，绕城而走。石达开担当绕城过江、为撤退做准备的“重任”，长沙也就成了此后十四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唯一没有被攻破的城市。
在太平军西进时，长沙城又冒出了一支军队，他们的首领不久后就将成了太平军的噩梦。这支军队就是湘军，其统帅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很磨人，像胶布一样死死粘着太平军。不过此时这支军队还处在训练当中。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这支军队并不忙于出征。当安徽报警，请求支援时，其首领曾国藩拒绝了；当江西告急，请求支援时，又被曾国藩拒绝了；直到武昌再次失陷，已经是咸丰四年（1854）初了，训练了一年的湘军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宣言声中才开始东征。不过，此时太平军又打到长沙及其附近。
石达开本来被留在金陵辅佐他们的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咸丰三年（1853）秋，他才被派到安庆，节制西征。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尽管经过一些挫败，但还是顽强地攻开了武昌，并且一路向东，咸丰五年（1855）正月，太平军与湘军在九江再度相迎。
原本太平军的优势在水师，他们一路上抢获了不少船，特别是经过洞庭湖、经过武昌时掳走了大量的民船，但湘军从衡阳出发也有了水师。
曾国藩原计划只是想攻克九江后，直取金陵。没想到，太平军武昌失败后严密防守九江，石达开亲来督战。湘军多次进攻都遭失败，曾国藩又计划攻克湖口，切断九江的外援。为了阻止湘军水师进入内湖，太平军连夜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一百二十余只轻便战船乘陆军攻梅家洲之际冲入湖内，直达大姑塘以北。石达开等把握战机，将隘口堵塞。湘军水师被分割成外江和内湖两块，长达一年半之久。在外江者均为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运棹不灵，难以独立作战。太平军乘机进攻湘军外江水师，将外江的战船悉数掳走，气得曾国藩投水自尽，幸被救起，转到陆营。石达开在江西成了湘军的噩梦。
石达开顺势又反攻湖北，并于这年四月第三次占领武昌，但这时的湖北巡抚也不再是过去的湖北巡抚张亮基，而是湘军另一位统领胡林翼。
胡林翼一面施救武昌，一面请曾国藩调身边大将罗泽南回援，欲将石达开部围困在武昌。
从武昌南进的韦俊一军，在湘鄂交界的羊楼峒遭到两次败仗，先后损失三千余人。石达开因韦俊的攻势受到了挫折，感到在鄂南或武昌周围与湘军决战已无必胜的把握，为了改善局势，必须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甩开罗泽南，解武昌之围。
这个时候，得再说说这个历史上的翼王了。
过去很多人“称颂”翼王，说他在定都前没有打过败仗。确实，因为打过败仗的王基本上都死掉了，天德王洪大全在永安突围时被活捉，南王冯云山死在蓑衣渡，西王萧朝贵死在了长沙城下。此后尽管太平军进军神速，但没敢在一个地方停留，没在一个地方久留。这样的战绩当然不叫失败。其实，那些夸大太平军力量的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太平军固然能够打下一些城市，但真正与对手持久较量起来，大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后来石达开以二十万人围宝庆（湖南邵阳）七十天，遇到李续宜带领不足万人，依然无法突破，那是后话。
石达开与其他太平诸王的差别，不仅在于他不大贪财，加上年轻，脑瓜灵活，计谋多，而且，他有着其他诸王所缺乏的政治头脑。但他在太平天国高层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囿于阅历所限，既不懂势，也无韧劲，不仅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又有年轻人浮躁冲动的性格缺陷。
石达开用兵的特长在于机敏过人，但这种机敏往往借以诈力，善于声东击西。不过，这也是所有太平军的特点，“围魏救赵”之术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
太平军西征兵力一般认为在七万左右，而当时的湘军不过一万余人。如果石达开不是过于取巧，而是如陈玉成那样敢拼敢战，顽强攻坚，完全可以不把湘军放在眼里。
相反的是，石达开总是在战事稍有不顺时，要么放弃，要么另求出路。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时，正逢湘军水师首尾不顾，陆师两面作战极度不顺的时期，假如石达开坚守武昌决战，而不是另生图谋，避实就虚，战局会让湘军更为不利。
因此，尽管石达开曾在九江迫曾国藩跳水自杀，何桂清也称石达开为“贼中第一狡悍之徒”，但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却对其评价甚低，远不及李秀成和陈玉成。胡林翼评价陈玉成“贼势较石逆为少，贼势较石逆为狡”。特别是后来洪杨内讧，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曾国藩更将其视为“流贼”，专力对付李秀成、陈玉成，将石达开交给骆秉章、左宗棠处理。即便是石达开攻到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宝庆时，曾国藩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称“在宝之贼，不甚善战，不逮陈狗”。
尽管如此，在江西战场上，翼王石达开让湘军吃尽了苦头。
翼王动向关系全局
翼王石达开在江西说是西征，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让人看不透他的战略意图。然而，其阵势确有些吓人，大有席卷整个江西之势：
从皖南建德进入江西的太平军检点白怀晖部先后攻占过饶州、乐平、德兴、弋阳等府县。
从皖南婺源（今属江西）进入江西的太平军范汝杰部，先后攻占过兴安（今横峰）、广信（今上饶）、玉山等府县。
从湖北兴国州进入江西的太平军陈文金部，攻占武宁。
从湖北崇阳、通城进入江西的太平军丞相钟廷暄部，攻占义宁州（今修水）。
九江太平军遣军先后攻占过德安、建昌（旧治在今修水县西北）、吴城镇等地。
不过，攻坚容易守城难。这时太平军所攻占的城池，多数得而复失或弃城不守。因此，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下旬，即石达开亲统大军自湖北突入江西之前，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地，实际只有九江、湖口和彭泽一府二县。
在江西，曾国藩直接统帅的湘军陆军只有李元度部三千人、周凤山部四千人，水师只有彭玉麟统率的八营约四千人，总共只有一万余人，并且胶着在九江、湖口外围。
江西本省的防兵，在南昌只有两千余人。全省募勇一万五六千名，共分二三十队，或数百人一队，或百余人一队，各不相统属，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石达开率一万余主力于咸丰五年（1855）初取道湖北通城，浩浩荡荡地进入江西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义宁州（今修水）境的崇乡小斗岭下，以诈败、设伏的战术击溃了清军，阵斩清军总兵刘开泰等人。十二月九日，石达开军击败扼守八叠岭的新昌县团勇，随即占领新昌（今宜丰）。同时，石达开分军占领上高，并在新昌、上高会合由湖南茶陵进入江西的周培春、葛耀明、陈寿、邓象、卢伟、王崇开、关志江、陈植槐等天地会起义军约数万人，因而势力大增。十二月中旬，石达开自新昌、上高分兵三路，同时向瑞州（今高安）、临江（旧治在今樟树市临江镇）和新喻进军。
太平军北路，由检点赖裕新率领，于十二月十八日由新昌经棠浦镇进攻瑞州，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杀湘军营官知县刘希洛、李锟，攻下府城。咸丰六年（1856）一月，太平军自瑞州分军占领奉新。二月，又先后占领靖安、安义。四月初，太平军九江守军也开始配合出击，先后占领德安、南康（今星子县）、建康（旧治在今永修县之西北）、义宁、瑞昌等城。
中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以丞相张遂谋为先锋，于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自上高经界埠、阴冈岭进占临江，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领樟树镇。石达开进驻临江，总指挥部即设在这里。不久，又分军于咸丰六年（1856）一月一日占领新淦（今新余）。此时，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刘普云部已于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占泰和，并继续向吉安挺进，与当时正沿赣江而上的太平军遥相呼应。于是，中路军在新淦又兵分两路：一路攻取吉安，一路攻取抚（州）、建（昌）。吉安一路，由张遂谋率领，于一月八日占领吉水，时太平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已进抵吉安城下，与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部会师，并开始联合围攻吉安。攻城军“屡掘地洞以棺载硝轰城”，守军则“先穴城内地以销其焰，故四五举而不能破”。
吉安形势危急，清军守将“求援于上下游，无一救者，城中乏油，官弁兵勇皆暗坐以守，无盐辄食淡，虽有米猪鸡狗，食悉尽。马有毙者，剥其肉卖之，价比常时昂三倍。次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大雪，翌日雪愈甚，深二尺余，城中无柴炭，兵勇冻且馁”
。这时，石达开亲自赶到吉安前线，决定“屯宁式安地雷轰西城”。
太平军从吉安分军占领府属之永新、安福、永宁、莲花、万安、龙泉各县之后，石达开旋即率主力回师临江，决定重新夺回战略要地樟树镇。此樟树镇非左宗棠入仕之前隐居之湖南樟树镇（即今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昔名柳家冲，左宗棠于此建立柳庄），而是江西之樟树镇。该镇在历史上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建，（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
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十二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五千人先往瑞州遏制，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自己则协助曾国华整顿溃勇，随后跟上。
曾国藩带领周凤山部、曾国华部两支人马来到樟树镇，吩咐就地驻营，他料想到近日内太平军必率师北上进犯南昌，而樟树镇则是水陆两军的必经之地。于是，曾国藩又火速派人通知彭玉麟率内湖水师出青岚湖，由武阳水过三江口镇，驶进赣江，南下到樟树镇集结。
咸丰六年（1856）一月十一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二月九日，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二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三月十八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至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的计划得以实施。
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太平军先是与周凤山部交战，假装溃败，纷纷“丢盔弃甲”，夺路逃跑，湘勇见丢在路旁包袱里的全是金银珠宝，并没有起疑，个个以为捡到了便宜，不知是计，慢慢地将周凤山、曾国华部湘军引到百丈峰下，不知不觉地被诱进了树林里太平军的埋伏圈。
经过两天激战，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全部被毁，知县马丕庆、训导林长春，以及兵勇一千余人被歼。周凤山率残部狼狈逃归南昌，省城大震，据传教士丁韪良所写太平军占领抚州经过的《通讯》中说：“府城原有三千官兵驻守，一遇险象发生，即弃城而遁，留下大炮，甚至其他军械，尽资敌人。太平军到，屯东城下，居民开城迎之。乃先遣八人骑马先入，巡行各街道，安抚百姓。大队乃继之进战。其后派队四出，在各村镇募兵，持有‘奉命招兵’大旗，迅即招得志愿兵几至万人……本地绅士被邀合作，有被任重职者，而一般士人则被雇用为书手先生……太平军减税至半额，禁止部下屠宰耕牛。凡有暴行祸民者，严刑惩罚，以故深得民心……太平军政治严明而有力。”
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建昌府，及宜黄、南丰、新城等县。南路太平军胡以晃、黄玉昆占领分宜、袁州、萍乡。
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自此，江西大半州县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坐困南昌，“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左宗棠在致王錱的信中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西抵吾乡（按指湖南），北抵鄂，皆贼踪也。”他为曾国藩的处境十分担忧。
对江西失望至极
自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石达开统率大军从湖北突入江西以后，到咸丰八年（1858）九月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吉安失陷以前，江西始终是太平军和湘军反复周旋的主要战场。吉安之争直接关系到江西战场甚至整个东征战场的成败，因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其西通湖南，东连闽浙，南接广东，北界鄂皖，位居东南各省之中枢。如果占有江西，则东南各省便可连成一片，长江以南的财富之区，也就可以不用直接攻取而获得了。对此，就连北京都明白：“江西毗连六省，形势极关紧要，现在贼势蔓延，非迅速剿除，则东南均难安枕。”
造成湘军在江西的困局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湘军成军不久，兵单力薄，疲于奔命。江西原本不是湘军的主战场，湘军克复武昌后乘势东下，目标是金陵。但在九江遭遇太平军的阻击，湘军水师被分隔为内湖与外江两大块，为救水师，曾国藩不得不滞留赣北，顺带肃清江西。
这样一来，湘军既要保江西，又要顾湖北。曾国藩一面派大将罗泽南回师救援湖北，兵力分去大半；一面又要力克九江，而所部兵力不过万余。当西征的太平军在湖北遭遇惨败后，又转入江西，双方兵力更为悬殊。罗泽南部被曾国藩要求回援江西，既顾虑湖北的胡林翼孤军难保，又恐失去最后围歼即将弹尽粮绝的太平军之机会，不便立即回援。
太平军在江西很快聚集约七万人，又兵进神速，江西烽烟四起，湘军顾此失彼。
太平军中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人也无用。”江西绅士邹树荣在纪事诗中也极尽讥讽地说：“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曾国藩身边几个主要大将先后身故之后，更显窘迫。
愈是疲惫之师，军纪愈是差。邹树荣在《纪平江勇事》一诗中极力夸大湘军李元度平江勇的“劣迹”：“二月梅姓扎营房，伐树拆屋摧门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零小地方，夜深公然上妇床。”“三月扎营梧桐岗，抢夺民财持刀枪。秆堆竹木皆精光，车犁锄耙亦丧亡。或作爨材炊黄粱，或索赎值充私赃……我昨谢市赴友觞，纷纷练勇盈街坊。茶酒肉饭任取尝，不敢索钱探箧囊。”
二是太平军的牢笼政策见效。攻占江西时，太平军在江西普遍地建立了乡官制度。与多数太平军将领相比，石达开特别强调“要结民心”。邹树荣在纪事诗中对其大肆夸耀：“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曾国藩也指出：“粤匪初兴，粗有条理……听民耕种，以安点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这种各分其半与清朝地方官在江西“一石浮收两石多”的“浮收”相比，程度有所减轻，结果导致太平军的安抚政策奏效：“假仁义，使地方相安……贼又善取之，轻取之，民逐渐有乐于相向之意。”但这里面更多的是石达开的一厢情愿，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生变形。
张德坚就曾指出：“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所谓谲计，意思是太平军施以军事高压政策，通过所谓“札传”、劝诱、“逼勒”等手段牢笼江西士民。邹树荣这样的绅士虽然没有依附太平军，但心里对太平军是欢迎的，不仅为太平军大唱赞歌，而且极力贬讥湘军。
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录了太平军的“残暴”：“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武卒……责令办粮及军令需用各物。伪文一下，迫不及待，少不如意，则执乡官杀之。”
太平军占领金溪期间，同治《金溪县志》载：“独北乡犴坪村，以索夫役不应，贼一呼麇至，四面围之，男女狂奔，被杀无算，纵掠三日乃去。”江西富人甚至发出“及今方悟贫为福，屡受虚惊是富翁”的感叹。
江西各府县的“绅庶士民”，向太平军馈送银钱米谷等物，并佯受其职，希图苟免者所在皆有，而甘心从附，屈身献媚，亦复不少。有的假装接受太平军之职以图存，有的甚至甘心追随。
曾国藩看到，当江西“每县污伪命受伪职者不下千家”。骆秉章则提到：当时江西许多士民“受贼驱使、不能自拔”。王錱率所部湘军进入江西时，也发现绅士“多不剃发，不办公”。作为亲历者，他看到吉水一城就有三名举人成为太平军头目。不仅王錱感到可恨可叹，曾国藩亦对江西失望之至，他给九弟的信中说：
所患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充当军帅、旅师，以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囊。
居长沙的左宗棠也意识到“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已去也”。
曾国藩惊闻樟树镇大败的消息后，精神沮丧已经到了极点，抵南昌后，江西官绅又“人人目笑存之”。因此，他在奏折中竟对江西绅民毫不掩饰地表示厌恶和焦虑：“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但是，天不灭曾。关键时刻，主帅石达开接到金陵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六日自樟树镇起程，率领所部人马东归。在江西的湘军得以逃过一劫。
老九出山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坐困江西，太平军在江西甚为得势，湘军一度被封堵得道路不通，隔绝了江西与湖南等地的消息。曾国藩甚至多次招募敢死之士作信使，用蜡丸隐语传递情报，向湖南求援。但很快被太平军获悉，他们也许以重金，向民间收买、搜捕传递情报的湘军，杀之张榜于街道，以吓阻那些敢为湘军传递情报者。前后送命者上百人。直到曾国藩六弟曾国华绕道武昌，向胡林翼乞援，率五千人在盛夏六月间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六县，进兵瑞州，江西与湖南始通音讯。
江西战事糜烂之际，老九正往返长沙与老家之间，一面接受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委派，赴益阳查办厘金事务，一面打探江西消息。
老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到大哥自江西寄来的信。
史料还记载老九前前后后给哥哥出过三十二条计策，其中三十一条都被大哥采纳，很管用。可惜具体都有哪些计策，已不得而知。
老九在大哥初创湘军时，也伴随其在长沙、衡阳做帮手，一直做到咸丰四年（1854）正月。
大哥的事情办得不顺畅，做弟弟的岂能袖手旁观？
咸丰六年（1856）七月，老九再一次赴省城，此时，一个叫黄冕的湖南人被特诏为吉安知府。黄冕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长沙人，字服周，号南坡，人称南坡公。二十岁便做到两淮盐运使，在治淮、扬赈务上颇有声誉。江苏巡抚陶澍倡行海运，派他赴上海集沙船，尽得要领，见效很快，得以升授江都知县。不久擢升苏州府同知，晋秩知府，又先后署理常州、镇江，所到之处都颇有作为，当时的封疆大吏都倚赖他。
鸦片战争爆发后，黄冕跟随总督裕谦赴浙江。裕谦战死后，黄冕受牵连被发配至新疆伊犁。不久林则徐也被发配至此，议兴屯田。黄冕辅佐其治水利有功，得以赦还内地。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黄冕治理海运，因革除漕费，每岁节省银数十万，为人所忌，再度被弹劾罢归乡里。
回湘后的黄冕一意经商，很快成为湖南富商。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围攻长沙，正赋闲在湘的黄冕提出防守长沙的建议。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治兵，黄冕创厘税，兴茶盐之利，湘军军饷大半从此取给。后又开东征局，专门负责向曾国藩一军提供军饷。
可以说，此人官也做得，事也办得，而且有政治敏锐性。此时的黄冕因办厘金获得知府实缺。但问题是，他将要赴任的吉安尚在太平军手里，不拿下吉安，黄冕这个知府没地方走马上任。
黄冕正在长沙焦急之际，遇到了老九，两人一拍即合，他认为，老九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将领。黄冕提出由他来筹措军饷，让老九募集乡勇，赴援江西。老九也正为阿兄的安危着急，此事真是公私两便，“公家之利，骨肉之情”，让老九眼前一亮。
于是经黄冕与夏廷樾出面，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募勇千余名，以为攻吉安之军。很快，老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招募湘勇两千，于九月初成军。因是为解救吉安而准备的，故号为“吉字营”。
吉字营刚开始到底有多少人？杜文澜说是一千五百人：
湖南乡绅黄冕，奉特简江西吉安府，以府县各城俱失，无从下手，就商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国荃曰：“我兄弟困于江西，义当往援，若能筹集饷需，可独任军事。”黄冕亟请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招募新兵千五百人，以先攻吉安，故名其军“吉字”。后吉字营立功天下，自此始。
曾国藩在家书中也说是一千五百人：
弟所部之千五百人，兄意决望其仍来瑞州，与温并营。
依曾国藩家书中的说法，老九所部与周凤山军合起来才有三千人。
但有的书上说吉字营三千人，如《同光风云录》等，以致后世多以为是三千。
《曾忠襄公年谱》中则说是两千人：
湖南巡抚骆秉章乃命募二千人，会已革副将周凤山领军攻吉安，号吉字营。
此说似更靠谱，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曾国藩在书信中明确说：“弟但当约旨卑思，无好大、无欲速，管辖现有之二千人，宁可减少，不可加多。”
老九在招募湘勇时，特别注意甄别人选，选择那些朴实、勇敢、明理、勤慎者，或为帮带、或为哨长、或为队长，严行约束，朝夕训练。成军后，又束以伍什之法，仿古阵法绘图教之，使队伍整齐，丝毫不乱，共训练一月，便出湘入赣，准备开始大展拳脚。
与此同时，曾国藩飞调正在长沙募勇的周凤山赴江西。但骆秉章和左宗棠商量，准备让周凤山与老九一起攻打吉安。曾国藩获知此讯后，大为欣慰，写信称赞黄冕此举乃“豪杰之举”。并嘱咐老九，跟随黄冕料理军事，足以增长识力，称赞黄冕能够赤手空拳干大事而不露声色，要老九留心效仿。
十一月，吉字营攻打安福，太平军分两路迎战，老九也派左右两路拒之，一路为萧孚泗，一路为陈光孚，老九自领中路。不久攻克安福。
老九手下悍将如云
不同于阿兄曾国藩以书生带兵著称于世，老九手下却是悍将如云。
作为阿兄的嫡系之嫡系，老九选择的多数不是儒生，而是再普通不过的乡民，没有任何学历，而且大都是从底层锻炼成长出来，在此后的长期战争中逐渐成长为营官或统领，将在不久的将来发挥砥柱的作用。
老九选择的这些将领，他们中多数能获得阿兄曾国藩的青睐，这也足见出老九不同凡响的眼光。
一类将领是进入过曾国藩日记，也就是能入曾国藩法眼的人。如萧孚泗、熊登武、廖世霖、刘湘南、李楚盛、张胜禄、李祖祥、周玉堂等人。
萧孚泗字信卿，湖南湘乡人。在吉字营有虎将之称，作为营官常常身先士卒，不怕死。
擅长看相的曾国藩后来见到萧孚泗这位老九部下时，称其“口拙讷，神不外散”。
老九组建吉字营伊始，萧孚泗即归入老九军中，展现了他雄勇的一面。攻吉安时，太平军猛扑萧孚泗营，萧孚泗毫无惧色，开壁奋击，攻克吉安，擢升为参将。嗣后，会攻太湖，咸丰十年（1860）春，萧孚泗大战小池驿，规复太湖，立功颇多，赐号勷勇巴图鲁。
在进攻安庆的战役中，萧孚泗横壕倚水筑新营，屡屡击破太平军。后以地雷战破坏安庆城墙，克复安庆，加提督衔，授河南归德镇总兵。
同治元年（1862），老九循江东下，萧孚泗为前锋，攻拔西梁山。又会湘军水师攻克太平、芜湖，大破金柱关、东梁山，进克秣陵关、江心洲，乘胜逼近金陵。李秀成率军来援，分兵趋江心洲截湘军运道，萧孚泗出兵击败李秀成。太平军复攻萧孚泗后营炮台，相持十余日，营墙被太平军设置的地雷炸坏，萧孚泗以火药数十桶掷轰，使太平军不得入。又伺太平军疲惫之际，萧孚泗与彭毓橘突出夹击，踏平太平军垒数十，因功赏赐黄马褂。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天保城，萧孚泗绝断太平军粮道。六月，进占龙膊子山石城，萧孚泗与李臣典筑炮台于山上，距金城仅十余丈，积沙草高与城齐，作伪攻状，暗中于其下凿地道。太平军攻毁炮台，副将陈万胜战死，第二天，湘军会师逼城下，总兵郭鹏程、王绍羲中炮身亡。待地道掘成，火发城圮，将士争登，太平军掷火药抵拒，死仆相继。萧孚泗手刃后退的湘军士兵数人，士气大奋。李秀成藏匿民舍，被百姓缚送萧孚泗营，并擒获洪仁达。战后论功，萧孚泗赐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
可以说，萧孚泗不仅为老九立下大功，也为湘军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曾老九还特别将捉获李秀成的功劳记在萧孚泗身上，也可见对他的信赖和重视。
熊登武出现在曾国藩日记里面时才二十五岁，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日记中记载：
熊登武，中右哨。沅之妻侄。睛黄。明白。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略似礼园。本生父故，母存，过继父母皆亡。
熊登武是老九的妻侄。曾国藩在熊登武的名字边画了两个圆圈，足见他对熊登武的赏识，而且超过萧孚泗、刘湘南。
同治三年（1864）老九率吉字营攻克太平军占踞达十余年之久的金陵，已升为湘军总兵的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黄姓宫女告密，获悉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老九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打下金陵后，熊登武以记名总兵身份交军机处记名，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
廖世霖，衡阳人。其相貌“鼻梁直，腰身正”。曾国藩看人首看眼睛，次看鼻子，这个曾经在家做小贸易营生的廖世霖给他留下了较好印象。但他在日记的天头却注明一行小字：“头发、眉毛中有浑浊之气。”此人毛发中有浊气，曾国藩特意注明，说明此人在他眼里还是有些瑕疵。
和廖世霖同时出现在曾国藩日记里的老九吉字营部属还有李楚盛：
李楚盛，湘乡十二都人。目有精光数道。田业为生，耕作四十担。朴实可用。(天头：面有骨格，大辫子。尚未保都司。)
李楚盛，其人眼睛里有几道精亮的光彩，也合符曾国藩看相的标准。此人曾以种田为主业，耕种之田每年可收四十担谷。人朴实，可以办事。曾国藩在日记的天头注明：脸上骨架子明显，辫子大。还没有保举都司。“都司”属于中级军官，为正四品，位在参将与游击之下，此处注明还没有保举都司，可能是对前面所记的“都司”作修正。
刘湘南与熊登武一样，曾同为吉中营哨长。曾国藩接见之后，将其写入当天的日记：
刘湘南，甲午生，八都人。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发可爱。
道光十四年（1834）出生的刘湘南是湘乡县八都人。眼珠子色黄而有精光，鼻梁扁平，嘴唇呈圆形，有小孩般的天真心，腰板挺拔，脸上显露出英姿勃发，曾国藩点评以“可爱”二字。咸丰七年（1857）七月升为哨官。曾国藩对刘湘南的印象可谓很好，而刘湘南也的确不错。攻打金陵时，刘湘南已升为记名总兵，朝廷循曾国藩所请，“着以提督记名简放”。
张胜禄也是曾出现在曾国藩日记中的老九部下。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载：
张胜禄，六都碓坎井人，与张开辑、凯章同族。二十八岁。兄弟四人，两兄在家，弟在营。口大，似王惠三，目有神光，人倜傥。现充义营帮带。
二十八岁的张胜禄也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他与张开辑、张运兰(字凯章）为同族，有个弟弟也在湘军中。曾国藩见到的张胜禄相貌是这样的：嘴巴大，像王惠三，眼睛有精彩亮光，人洒脱豪爽。他在张胜禄的名字边画了两个圆圈，表示出对张氏的极好印象。一方面是张胜禄经历过湘军东征进程中不少大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另一方面，张胜禄的相好，“目有神光”，精气神十足。欣赏性格豪爽、不拘细节的曾国藩，给了他二字评语：“倜傥”。与江忠源近似，故而获得曾国藩的格外赏识。一年后，张胜禄便升为吉字中二营的营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初，张胜禄在金陵城外中炮阵亡。
此外，还有李祖祥、周玉堂等人都曾获曾国藩青睐。三十二岁的李祖祥是衡阳县洪乐庙人，以驾船为生。在广西时，南到过百色，北到过柳州，东到过澳门。劳崇光给过他八品衔，文格给过他六品衔把总，老九保过他千总、守备。其人相貌目光安定，鼻梁硬挺，为人坚实，可为依恃。因为眼睛与鼻子的“定”，李祖祥给曾国藩留下了“坚实可恃”的良好印象。
周玉堂，其人眼神光亮清明。曾国藩鉴人术中眼睛占最重要的位置，周玉堂的眼神好，得到曾国藩青睐。
第二类将领虽然在曾国藩日记中没有看相的记载，但却同样成为老九吉字营的心腹，其中首推李臣典。
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此人被称为吉字营第一悍将，而且曾三次救护老九。第一次是在咸丰八年（1858），李臣典随老九大战吉安，战斗中老九身受重创，李臣典大呼挺矛直进，追杀至永丰、新淦。获老九赏识，超擢其为宝庆营守备。嗣后，攻克景德镇，收复浮梁等战役中，李臣典皆为湘军前锋。
第二次是在安庆之战中，老九屁股受伤，坠于马下，李臣典又一次驰救归营。
第三次是在围攻金陵中，当时，吉字营中疫疾大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四十六日，老九亲自督阵，被炮伤颊，这一次，还是李臣典与另一副将倪桂节极力保护老九，倪桂节战死。
作为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将领，李臣典还展示出临阵决断有谋略。
第一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吉字营攻打安庆西门，英王陈玉成集合杨辅清数万人马围攻湘军，战至日中不分胜负，关键时刻，李臣典骑马驰告诸将：“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说完，他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太平军不敌大奔，湘军是役斩首数千级，成功克拔安庆，李臣典因此擢升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第二次，李臣典又从老九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金陵。李臣典先后攻取丹阳镇，夺秣陵关，获升记名总兵。太平军假意攻打吉字营西路甚急，却被李臣典识破：“此虚声也，请备东路。”太平军果然聚集东路，参将刘玉春战死。太平军攻势凶狠，炮弹穿墙如雨注，幸得李臣典死守，太平军终不能成功。围解后，李臣典加提督衔。
第三次是在同治二年（1863），李臣典偕另一将领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被太平军惊觉，太平军立即燃炮轰击，湘军被迫退却。此时，李臣典搴旗大呼跃上石城，其他人相继跟进，掷火弹毁敌楼，攻拔雨花台石城，获升记名提督。
第四次是在同治三年（1864），李臣典攻克天保城，完成金陵之围。到了最后攻克金陵的六月，吉字营诸军轮番进攻，太平军死拒，双方杀伤相当。李臣典侦知太平军粮草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就对老九说：“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请于龙膊子重掘地道，愿独任之。”就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挖掘地道，十五天后地道成，李臣典与九将同列军令状。第二天，湘军点发地雷，李臣典等率先蚁附入城，成功攻入金陵城。
金陵之役后，李臣典患病，恃其身体强壮而不休息，不久，死于军中，年仅二十七岁。战后献捷，论功李臣典被列为第一，赐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除了李臣典之外，这样不怕死的悍将还有陈湜、彭毓橘、朱南桂、吴宗国、萧庆衍、伍维寿、朱洪章、张诗日等十多位，在十年征战中，出生入死，屡立战功。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此人和老九兄弟关系极不一般。咸丰六年（1856），随老九进军吉安，赞襄军事。咸丰七年（1857），老九回乡奔父丧，由陈湜代领其军。咸丰十年（1860），吉字营攻安庆，还是由陈湜总领军事。攻克安庆后，开始独领一军。攻克金陵后，授陕西按察使，后赴山西征捻，驻防汾州，节制文武。后又随左宗棠西征，收复河州、循化，历经多场恶战，立下大功。光绪八年（1882）后，又随老九，统领两江水陆各军，驻军吴淞；几年后又统南洋兵轮，总领湘淮军营务。死后赠太子少保，后荣登紫光阁中兴功臣画像。
彭毓橘，字杏南，湖南湘乡人。他是老九的同岁表弟，后来成为老九吉字营最得力的湘军将领之一。老九出山建吉字营，彭毓橘跟从他援江西，积功升为县丞。吉字营挺进安徽后，他在小池驿、菱湖诸战皆立有战功，又屡破援敌，累功擢升为知府。而后会同其他各路下沿江多个要隘，并渡江克复太平府、金柱关、芜湖，擢为道员，并赐号毅勇巴图鲁。老九吉字营大军逼金陵，彭毓橘与诸将分路取丹阳镇、秣陵关诸要隘，夷平太平军营垒数十座，并进攻雨花台石城，遭到太平军拼死抵抗而未能攻下。
李秀成率众来援，其大营被围。彭毓橘恰好染有瘟疫，但仍然拼力御战，并伺敌军稍懈而出击，击破太平军营垒。解围后，彭毓橘与刘连捷合援江北，会合水师接连收复江浦、和州、含山、巢县四城，于是江北大定。在削平江宁附近诸多太平军营垒之战中，彭毓橘功劳最多。
后吉字营掘地道攻金陵城，当龙膊子地道火发之时，彭毓橘督军冲入，手刃后退者。论功最大，以布政使记名，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不久即授福建汀漳龙兵备道，但还未来得及上任，老九便疏调彭毓橘统湘军赴湖北。
赖文光部捻军自河南信阳进攻黄州、安陆，彭毓橘率师进军。同治六年（1867），湘军师次蕲水，彭毓橘率小队数百，周览地势，至麒麟凹，捻军大股涌至，将彭毓橘围困，双方搏战，死伤略尽。彭毓橘所骑战马陷入泥淖，被捻军活捉，彭毓橘破口大骂，因而被害。朝廷下诏视布政使阵亡例议恤，建专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加骑都尉世职，赐三等男爵。
张诗日，老九吉字营旗下的湘军名将，湖南湘乡人。先后克安福，战吉安。咸丰八年（1858），克复万安、吉水，超擢为守备。咸丰十年（1860），他率师援小池驿，收复太湖、潜山，晋升为参将。而后随从老九进攻安庆，并率三营之兵破援敌于枞阳。咸丰十一年（1861），安庆克复后，擢升为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干勇巴图鲁。同治元年（1862），跟从老九收复沿江要隘。
吉字营进抵江宁后，张诗日力守大营，屡破援敌，积功以提督记名。同治二年（1863），张诗日屡破金陵城外太平军营垒，获赐黄马褂。同治三年（1864），克复天保、地保二城。他率部正在开掘龙膊子地道时，太平军李秀成于夜间自太平门突出来犯，并诈称为官军，从朝阳门东隅出，逼进湘军大营纵火，幸得张诗日偕同诸将力战击退。等到地道火发，城崩之后，张诗日率士卒登龙广山，夺取太平门；复循神策门转战至狮子山，夺仪凤门。战后论功，获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同治四年（1865），授直隶宣化镇总兵。
同治五年（1866），张诗日从曾国藩平捻，破张总愚、牛洛红于西平，又败之万金寨，进攻双庙敌营。捻军以马队袭击清军后，张诗日分军回击，追败之洪河，又败之郾城、召陵。因伤发回籍，同治六年（1867），病死。曾国藩疏陈张诗日克复江宁，当西北一路，论功在李臣典、刘连捷、萧孚泗之次，谥勤武。
萧庆衍，湖南湘乡人。应募入湘军吉字右营，转战江西、湖北，积功至副将。克太湖、潜山，以总兵记名，赐号刚勇巴图鲁。同治二年（1863），援江浦，复含山、巢县、和州，加头品顶戴。攻克金陵后获云骑尉世职。
吴宗国，湖南长沙人。以勇目从军湖北，累擢守备。从老九攻克吉安、安庆，同治元年（1862），又从老九沿江东下，迭克要隘，进规金陵，累擢参将，赐号资勇巴图鲁。李臣典挖掘地道，敌军防守严密，炮弹如雨。吴宗国手执藤牌，持长绳子，冒着炮火爬行前进，直至城下测量而回。金陵大功克成，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老九巡抚湖北，吴宗国偕提督郭松林进攻德安，战于罗家集，中伏而亡，予骑都尉世职。
朱洪章，贵州黎平人。经历丰富，咸丰初，从黎平知府胡林翼进攻新宁之匪，援湖北，克岳州。后隶塔齐布，战大冶、半壁山、田家镇、孔垅、小池口，攻九江，无役不从，以勇出名。塔齐布卒，从周凤山。周凤山败，改隶毕金科。毕金科战殁，代领其军。咸丰九年（1869），从老九复景德镇，战绩始著。此后攻太湖，解小池驿之围，攻安庆，进屯雨花台，迭克城隘，论功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
同治三年（1864），金陵久攻不下，等到地道于龙膊子山麓告成，大家商议推举前锋。老九召诸将署名具军令状，朱洪章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刘连捷第三，其他以次署毕，共得九人。地道发火、城崩，朱洪章率所部长、胜、焕字三营一千五百人，从倒口首先冲入，太平军从城头掷火药倾盆而下，士卒死四百余人。朱洪章入城后，结圆阵与太平军排击。诸将毕入，分军为三，朱洪章趋中路，直攻天王府之北，短兵巷战一昼夜，大胜，获赐黄马褂，骑都尉世职，无论提镇缺出，尽先题奏。战后总结表彰时，李臣典以决策之功居第一，朱洪章列第三，大家为之不平。朱洪章说：“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总镇。而今有幸东南底定，百战余生，荷天宠锡，已叨非分，又何求焉？”这样一种器量也属罕见。
光绪年间，朱洪章调云南鹤丽。鹤丽地势卑下，大水经常淹没民田，河道通塞无常。朱洪章亲率士卒开浚数次，纾解水患，获当地民众感念。光绪十四年（1888），老九调之赴两江；光绪二十年（1894），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防守金沙卫。次年，病死于军中。谥武慎，附祀曾国藩、老九和胡林翼专祠。
朱南桂，湖南长沙人。在攻克金陵之战中，多次亲冒矢石，并成功攻破神策门月城，梯城而入。战后获云骑尉世职，授河南归德镇总兵。
伍维寿，湖南长沙人。咸丰六年（1856），加入吉字营，从老九援江西，攻安庆，克沿江要隘，擢副将。夺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克金陵后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后实授陕西汉中镇总兵。
老九的吉字营悍将中，只有三个人例外，有两个是阿兄曾国藩调归老九的，有一个后来转隶李鸿章淮军。
一是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丰六年（1856），加入老九吉字营，援江西，围攻吉安。咸丰七年（1857），石达开率悍党来援，邀击于吉水三曲滩，郭松林率先冲锋陷阵，斩获颇多，收复新喻、峡江、吉水。此后，率兵围安庆，会攻陈玉成，战小池驿，进攻集贤关，每战皆捷。
但是，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八千赴上海，将郭松林和老九的另一个爱将程学启一同调归李鸿章，离开了吉字营。直到同治七年（1866），曾国藩调郭松林率新募湘军赴湖北攻捻，才又回归湘军。同治九年（1868）升湖北提督。
二是刘连捷，字南云，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坐困南昌，刘连捷跟从刘腾鸿援江西，刘腾鸿中炮死后，刘连捷率部攻下瑞州城。此战使刘连捷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后从老九攻克吉安，擢升同知。
刘连捷先后受罗泽南、胡林翼、曾国藩三位湘军大佬的赏识，曾国藩将其调归老九，老九更是对他高看一眼。此后一路追随老九，战小池驿，攻陷太湖、潜山，克安庆。
同治元年（1862），攻克巢县后，率死士夜渡河进克西梁山、濡须口，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乘胜进军江宁。刘连捷挡拒了李秀成、李世贤的猛烈攻势。他率三千人防守无为州饷道，军粮垂尽，彭玉麟劝他突围，刘连捷誓死守之。后偕同湘军水师进攻九洑洲、下关。金陵攻克，以布政使记名，加头品顶戴，予骑都尉世职。
湘军吉字营裁撤时，曾国藩留下刘连捷三千人驻守舒城、桐城防捻军。后因伤病归，家居十载。老九巡抚山西，奏调刘连捷练军包头，又从老九移屯山海关，又从至江南治江防。光绪十三年（1887），病逝，赠内阁学士，建专祠，谥勇介。
三是罗逢元，湖南湘潭人。他最早以武生从征广西。曾国藩于衡阳治水师时，他被派作水师营官，转战湖北、江西，擢升至副将。老九围攻安庆时，曾国藩调其随老九作战，克沿江要隘，屯金柱关，善于以少击众。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
老九手下悍将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多原来是罗泽南等人的旧部。
如萧孚泗，于咸丰三年（1853）加入湘军，从罗泽南转战江西、湖北，擢升守备。天缘凑泊，罗泽南战死后，萧孚泗失去依托，回湘。老九组建吉字营时，萧孚泗便投归麾下，深得老九信任，从此成为老九的心腹，也成就了萧孚泗湘军悍将之名。
熊登武也是于咸丰三年（1853）进入罗泽南军营，跟着救援江西。咸丰四年（1854）随罗营攻打武汉、田家镇。咸丰六年（1856）进入老九军营，从没有请过假。
与之类似经历的还有周玉堂，咸丰六年（1856）五月被大炮打伤回家。咸丰七年（1857），投入老九吉字营。
廖世霖，咸丰四年（1854），在田家镇加入罗泽南大营，护营三十五个月。罗泽南战死后，他随曾国藩六弟曾国华至瑞州，不久又到吉安投入吉字营。
李楚盛，罗泽南旧部。咸丰六年（1856）六月在武昌请假，八月进入吉字营，由把总升至守备、都司。
刘湘南，咸丰五年（1855）在羊楼峒加入罗泽南部。咸丰六年（1856）罗泽南死后，离开军营。同年十月进入老九吉字营。
张胜禄，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衡州加入罗泽南营。参加过岳州、武汉、田家镇等诸多战争。咸丰六年（1856）六月在湖北告假，八月加入吉字营。
张诗日，咸丰五年（1855）以低级武官外委的身份随同罗泽南战江西、克义宁。咸丰六年（1856），投入老九吉字营。
刘连捷，原为罗泽南手下营官刘腾鸿之湘后营旧部，转战湖北。罗泽南荐于胡林翼，领副后营，擢千总。后被曾国藩派至老九身边。
朱南桂，罗泽南旧部，转战两湖，后加入吉字营。
李祥和，罗泽南旧部。从老九克吉安，复安庆，进江宁，力守大营，破援敌，以提督记名，予云骑尉世职。同治四年（1865），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从湘军将领刘松山赴陕西攻捻。
李臣典十八岁即从军，是王錱的旧部，咸丰六年（1856）转投老九吉字营。
这些人，除刘连捷外，大多在罗泽南、王錱等部下时藉藉无名，因此，当罗、王战死后，没有随同其部转属李续宾等湘军将领，而是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军营，老九出山组建吉字营时，他们先后加入，追随老九，开始建功立业，显示出他们的悍将才能，且大多成为老九的心腹将领。
由上可知，不同于阿兄曾国藩长于驾驭儒生，开创“书生立武功”之典范，老九则长于驾驭武人，能够将普通乡民逐步培养锻炼成高级统领，因此，吉字营的战斗力简直爆表。只不过因为曾国藩识拔的儒生往往成长为文官，担任督抚或布政使、按察使等职，而老九识拔的部下则往往走武官一路，担任总兵、提督一类职务，因而在重文轻武的文化氛围中，影响自然不如前者。然而，倘若没有老九、没有吉字营的加入，曾国藩的湘军东征之路，不知会增加多少变数。
可以说，萧孚泗、李臣典诸人因加入吉字营后，方才开始大显身手，凭着一股不怕死、不要命的精神，屡立战功，成就一番功业，大多由低级武官升至总兵、提督，载入史册，无疑是一种幸运。而老九能慧眼识拔萧孚泗、李臣典等悍将，既是幸运，却也有遗憾。攻克金陵后，彭毓橘、萧孚泗、张诗日等吉字营个别将领不听将令，无视老九于城中遍地张贴的关于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的告示，到处掠夺财物，其劣迹使老九及其吉字营背上屠城的恶名、骂名。以至于老九身边的幕僚赵烈文发出几个感叹：不知何以对中丞（即老九）？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为什么总是挖地道
在湘军东征的十余年间，人们看到最熟悉的场景就是掘地道攻城。尤其是老九，因此战法而获得“曾铁桶”的外号。后来攻安庆是用地道攻城法，克金陵亦是用地道攻城法。
其实，地道攻城法并不是老九的原创，而是太平军最习惯的用法。太平军起事之初发展的会员大都是在广西桂平紫金山区种山烧炭的百姓，习惯使用火药，“惯于凿险锤幽，不畏深远”。太平军在攻打桂林时就实施地道攻城，挖了一个多月，才发现桂林是喀斯特地貌，无法实施穴地攻城战术。“桂林城根多坚石”，“掘之累旬不能入”。在第一次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太平军又使用地道攻城法。在文昌门下挖地道埋炸药引火爆炸，将城墙炸塌二十余丈，太平军得以入城。
太平军攻打吉安时，使用的仍然是地道攻城法。他们“屡掘地洞以棺载硝轰城”，守城清兵则“先穴城内地以销其焰，故四五举而不能破”。
石达开亲临吉安城下，决定采用“屯宁式安地雷轰西城”法，大面积轰塌突破，“骤轰塌城外数十丈，贼众趋势峰入，内力不支，遂陷”。坚守六十五天之久的吉安城陷落，城内大小官员俱皆殉城，“贼遂屠城，从死者万计”。
攻打金陵时也一样，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
老九驰援江西，第一仗攻打安福，强攻数天之后，老九很快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开挖濠沟逼近城墙的方式，用炸药轰塌城墙。咸丰七年（1857），老九进逼吉安，又以地道方式将城墙轰塌，因为雾大，没有攻下。这是湘军第一次正式以地道轰城的方式对付太平军。
石达开部将林启容坚守九江将近六年之久。自咸丰三年（1853）攻占九江，两年后，湖南提督塔齐布屡攻九江不下，忧愤中呕血而死，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诱降不成，派李续宾、杨岳斌环攻九江，咸丰八年（1858）采取开挖地道的方式，将城墙轰塌百余丈，太平守军一万七千人全部战死。
太平军与湘军的对战过程中为什么总是挖地道？这是一个令人好奇之谜。
人们看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云梯是经常在史料里面见到的攻城工具。到了十九世纪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期，双方都拥有大炮火器，云梯这种古老的攻城工具已经作用不大。碰到城墙厚实、城池防守坚固的城市，大炮并不起决定作用，一般是采取围城的战略，断绝城市的粮食供应，逼迫守城将领开城投降。但如果碰到宁死不降者，那么，光是围城也没有用。
湘军与太平军的城市攻防战中，宁死不降者并不少见。如九江，受困多年，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然而林启容宁死也要坚守。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不得不采取挖地道的方式攻克城墙。后来的安庆大战，老九率吉字营围困安庆长达一年半之久，对安庆实行围城打援的方式，断绝安庆与外界的一切联络，企图迫使城内太平军投降，但即使城内发展到人食人的地步，太平军也宁死不降。最后老九不得已只能挖地道打开缺口。至于金陵之战，更是如此。
那么，战争发展到这种残酷的地步，为什么守将不愿意投降，以保普通士兵与城内百姓一线生机呢？
我联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整个清代，无论是早期的三藩之乱还是太平之战中，清朝文武将官投降的事例不多。在清代以前的历次“改朝换代”战争中，双方互有投降之文武官员。而且往往因为朝廷将官之叛变投降，直接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命运走向。隋唐之际如此，明清易代之际亦是如此。
单说太平之战，有临敌望风逃跑的各级官员，有战败自杀的文武要员，而且还不少，也有城破被俘的朝廷命官，但结局要么自杀，要么骂敌受死。他们不愿意投降，是怕累及家族吗？恐怕不全是，历史上多少文武官员明知自己投敌会招致灭族也全无顾忌。
况且晚清之际，假设真如太平天国所宣扬的满汉矛盾尖锐，汉人正好借机恢复汉人的天下，不正好吗？
然而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很少有在职汉族官员投向太平军（地方绅士不算），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张继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五马分尸的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任湖南保靖知县，咸丰二年（1852）长沙被围，他冒险混进城中传递消息。长沙解围后回金陵，自掏腰包募勇千人抗击太平军；金陵城陷后，他混进韦昌辉府中做教书先生，一边策反，一边向清军传递情报。潜伏一年多被抓后毫不畏死，因其使太平军遭受很大损失，被杨秀清亲自审问后五马分尸。
事实上，大清立国至此二百余年，满汉之间的隔阂除了在权力上汉人不如满人之外，其他各方面基本上已经趋平，至于仇恨也消解得差不多了。清廷对汉人官员的怀柔政策表现在满汉官员的俸禄上基本实现平等，而且到嘉道以后，朝廷对官员也比较宽大，主要表现为慎杀，朝廷遇有大事往往都会咨询地方官员的意见。对于农民，始终坚持永不加赋的原则，即便在内外交困的财政危机下，清廷也没有往农民身上打主意，遇有水旱灾害，除了减免赋税、赈灾，还会想方设法地动员全国各地救济。虽然中央到地方的治理能力极大地下降，但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削减。汉族官员对朝廷忧虑者多，不满者少；对中枢官员不满者多，对朝廷虽然谈不上言听计从，但也算得上比较顺从。那种满汉矛盾尖锐对立的观点，至少要等到五十年后革命风潮的出现。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大清的气数不到五十年就会出现土崩之势。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传统对士大夫的支配作用非常强大，即便是独具另类个性的人物如左宗棠、王闿运等人都不敢公开宣扬反清反朝廷的思想。相反，士大夫对太平军那种反孔灭儒、要扫清一切文化道统的做法颇多不满。正是太平军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化政策，激发起士大夫官员包括读书人在内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焦虑，强化了他们对清廷的忠诚度。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所说的“太平军中没有读书人”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个时候，即使原来心里有扞格的满汉大臣，反而团结在一起，一起应对共同的敌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肃顺等满洲贵族公开宣称满人无能、汉人能干的观点，也没有招致满人的公开反感。
第三个原因应当是跟外强中干的清廷官员对太平军的过于恐惧有关。《同治中兴》一书的作者芮玛丽就说，太平军在当时给中国人带来的只有恐惧。太平军至少有过三次屠城：一次在全州，“全州破，贼屠之，男女死者六千四百余人”，“积尸塞途，三日不尽”；一次是在吉安；一次是在金陵。太平军攻占金陵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被太平军捉住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寡不敌众，均被残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
据《盾鼻随闻录》中的“两江纪略”“庶吉纪略”等记载，内城破后，城内除四百多名满族兵突围外，在六万旗人中，男性成年者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男性未成年人都被割掉生殖器而痛杀，女性幼童和老年妇女被太平军诱至火药铺地处，全部炸死，尸骨无存。一部分妇女被引出城外用火烧死，再投入河中。剩下的六七千名年轻妇女被押入江南贡院的女营之中，每人住一间，编一个号，在身上悬挂一个牌子，每一号派一位女百长监管，每天发给米四两。以后，太平军将士如果与清军作战胜利了，为了慰劳这些军士，特许他们拿一个号牌到贡院去领出一女子，第二天再将人、牌一同交还，有的两三日后交还。太平军最讨厌和尚、道士，碰见就杀，看到佛寺、道观就拆毁。城中自尽者不计其数，尸体无人收殓，秽臭难闻。不久，太平军就逼使百姓抬尸体，扔到河中。不听从的立即被杀。
据晚清著名间谍张继庚记载，金陵百姓因不愿被强迫入男馆、女馆，自杀的不下万人。不愿当兵的也被杀死，死者又万余人。太平军让不听从命令的男子上船，有万人出南门后，皆被投入水中，只有九十三人回城。
对太平军的恐惧既加剧了百姓被裹胁的速度，也使士大夫官员坚信太平军的失败是迟早的事。更可怕的是，这激发了清廷官员对太平军的仇恨与报复。
太平军虽然投降者众，特别是一些主动投降者还得到了湘军的宽大，如韦俊、程学启、陈国忠等人仍然被允许带兵，但也有不少宁死不降者。如获得曾国藩称赞的九江守将“林启容之坚忍，吾辈不能及也”，林启容向石达开求援，向金陵城里的洪秀全求援，在都被拒绝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死守九江。
嗟乎！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作用下，双方都选择以挖地道攻城的方式来赢得战争胜利。
两千人的自信
在江西“遍地皆贼”的情况下，老九凭两千人出山援助大哥，这种信心来自哪里？
光绪十六年（1890），老九总结道：“湘军初兴，以忠诚为倡，以巧避为耻，去伪崇拙，克成大功。”这话虽然看似有点官样文章的味道，但也道出了老九统领湘军的特点。
老九的自信，首先来源于地缘自信。
其一，招募必用湘人。阿兄曾国藩曾经批评老九，说他“纯用自己屋门口人”。初期吉字营的兵源主要来自当时的湘乡。
咸丰六年（1856）老九连败安福等地太平军后进逼吉安城，当时刘培元自袁州率一千湘军、赵焕联自茶陵率一千五百名湘军开始向吉安进攻。这些围城之师，只有老九“负地望”，诸将推服，虽不相钤束，但进止咸听从于老九。咸丰七年（1857）二月，老九从江西回湘奔丧，九月石达开大股进攻吉字营围城之师，湘军在江西连失刘腾鸿、王錱两员大将，其他诸将又不能同心协办。左宗棠担忧：“吉安又有援贼来，湘勇自曾沅甫归后不得力，近乃数挫，饷不足而添勇，勇数增而战不如前，则无将之故也。”因此，江西巡抚耆龄遂奏请老九出山治军，专统吉安军事，阿兄曾国藩亦劝其速归吉安。老九遂回江西，会合诸军，整兵复进，完成对吉安的合围。并着手于城外挖濠围城，屡次击败太平军援军。
光绪四年（1878），老九奏请添募湘勇五千赴山西，关于招募之法，他写信嘱咐刘连捷：“此次添募防晋勇丁，均宜在湘乡集募，以期迅速。”地缘因素的核心就是以乡情为纽带，大家彼此熟悉，能够使部属容易聚成一团，做到生死相救。
其次，勇丁必须拣择。具体招什么样的人，老九坚持招乡村朴实之人，杜绝油头滑面之辈。他认为，“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而乡村之人多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因此招募乡村之人实属“梓里釜底抽薪之策也”。
招年轻力壮之人，“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行营打仗，全仗年富力强、气力精壮，倘若已过三十岁，则难耐山西之寒及登山逾岭之苦。惟祝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斯得之矣。”
招不染恶习之人，禁绝吸食鸦片之人为勇。老九目睹绿营、八旗沾染鸦片恶习者日众，深知鸦片对战斗力危害甚深。“若吸食洋烟，则气力必减，懒惰必惯。无事既行路恐后，有事又安望其奋勇争先乎？此勇丁吸食洋烟为军营所大忌也。”因此要求招募勇丁时必须严格挑选，以不食鸦片为首要条件。他规定：“营中自管带、帮带、哨官以至散勇，均宜先严此选。至于长夫、伙勇，一营之军装、食用皆资其挑负，所关匪轻，亦宜一律遴选。”
再者，格外重视选将。毫无军事经验的老九很早就认识到，“治兵之道，首重选将”。选将必求善战善守之人，方免流弊。有守御之名，无整军之实，安静之时多费饷项，寇至之时每难抵挡。冗兵日增而月饷日绌，悬欠益巨。并且向曾国藩建议：“方今之世，无钱不算穷，无人可用乃是真穷，祈兄刻刻留心，广为储蓄。所求不必其全，但闻其一节之可用，则取其一节，久之集腋自可以成裘。”基于这一点，老九为其兄推荐了大量可用之才，亦为自己网罗了一批将才。
老九选将用人还不拘一格，主张选将不必求全责备。他认为，“人之性情有勇怯之殊，技艺亦有长短之不齐”，主张“不及者仰而企之，过者俯而裁之”“弃其短而用其长”。
第四，约束必须严明。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阿兄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弟前面陈治军之要诀，以用少御众者，惟一严字。”所谓“严”，即指严明法令，惟法令昭彰。“无论文武人，无论智愚，莫不顾之而生畏。诚虑一朝失势，不遂其所欲，不便其所私，故不得不勉强循轨以为之耳。”因此，他组建吉字营之时，就为部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行军打仗“第一禁奸淫，其次禁掳掠”。遇有违规者，老九即实行军法，严惩不贷。
同治二年（1863），其爱将郭松林置老九严禁湘军于军营娶妇之规定于不顾，私自置五妾，且偷用营中口粮。上行下效，哨官朱怡如法炮制，私藏女子。老九得悉此情后，立刻撤除郭松林营，追缴其亏空的口粮，朱怡亦被驱逐出队。又严令再有私自偷粮、娶妇者，一律格杀勿论。他言出必行，将敢以身试法的亲兵、散勇统统斩杀，使部队纪律为之一肃。
老九约束部属、执行纪律时，还坚持事后用法，事前训诫。他对阿兄解释说：“所谓严者，不可待事后之行法，而在事前之要约。三令五申，以授其机宜；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将领畏大帅之严法甚于畏贼，则必相索戒其部下，咸知惧而协以谋贼，自然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矣。”他还曾指点老六曾国华，要求他注意四防：第一防其骄矜、第二防其懈怠、第三防其轻敌、第四防其僭分，因为这数者皆因“不畏上之法令”所致。后来多少弊病，皆从此所生。身为统帅必须平时“易宽以严”“以威严慑服其心志”，“一切仪注，各有分际，不可假借，一切服饰、舆从皆从节省。整躬以率物，自能杜渐而防微”。湘军悍将鲍超因战绩颇丰，渐生骄意，老九马上去信建议阿兄多劝诫鲍超，以免他因骄生怠，不留心战事。
第五，军贵气象更新。老九打仗有一个特点，每打完一仗，都会裁撤部分兵勇。攻下吉安后，老九将吉字营大部裁去，只留一千人交给曾国藩作亲兵营。当作战需要时才添募，以达到“裁旧更新”“去腐生新”。在他看来，治军贵在“气象常新，一兵得一兵之用，不敢使稍有暮气，致蹈从前绿营积习”，且“凡事皆创造者难，收拾现成者易。惟办军营之事，去腐生新，终不易洗涤旧染之污，与其为收拾现成之难而罔济，则毋宁为创造之反较易而有功也”。他总结自己的治军经验：“若悉仍旧有之军而用之，则饷益欠而无所底止，兵益疲而难期振作。”只有汰旧更新，才能防止出现“兵油子”。
第六，部伍必须整齐。部伍整齐，就靠平时多训练阵法，讲求步伐止齐之法，方能成有制之师。他强调，“部伍必须整齐也。操演阵法，固有步伐之节、止齐之规，不可稍紊。即拔营行师，亦须各归各队，鱼贯而行，庶为有制之师。”只有“日事操练”，才能“熟能生巧”，他说：“凡阵法之纵横、口号之整齐、枪炮之准则、测量之精细，皆须日事操练，庶几熟能生巧。”每次接见统领、管带，他都“无不以此诰诫而申儆之”。
第七，待勇必须以诚。老九对阿兄曾国藩提出的“以忠诚为天下倡”颇为赞赏，他率领吉字营出师后，明确提出：“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诚则足以感人，而士卒乐为之效命。诈则示人以不测，而贼之间隙可乘。无事不诚，无时不诚，诚之至也。间或用诈，间或不用诈者一二端以掩其诈，而使贼自误，诈之工也。”战争的艺术在于大家齐心，为将者每时每事都应该以诚来感召部属，否则就会自误误人。要将“诚”字功夫落到实处，老九提出：“一言一动，皆须审量于上下之际而后发，若轻易以出之，以职司之位而行专阃之政，其不失信于众人也几希矣。”
待勇以诚，用兵则以诈。老九注重二者的结合，其军事思想既结合了孙子兵法，又突出了个人风格。
第八，处事必须公平。在这一点，老九在未出山前就格外注意，六兄曾国华被胡林翼任命为统领后，老九写信给六哥指出：“发给各营口粮宜均匀，不可任意多少。如遇有不接济之时，尤宜见多分多、见少分少，宁可薄己而厚人，不可薄人而厚己。行之既久，诚信自孚于人，虽不接济，人亦谅之矣。”针对六兄的情况，他还指点其叙人战功时“宁可自己少叙几句，他人多叙几句，以昭鼓励”。“盖兄以平衔待各营官，各营未有不起敬起畏，而以总统待老兄者。是自去其虚号，而转在在收其实效也。”
第九，赏罚固结军心。自古以来，为将者都重视军心，这一点老九也毫不含糊，他认为：“胜负无常，强弱无定，惟视统帅所用之将与将官所用之兵，人心固与不固耳。未有能得人心而大败者，亦未有先失人心而能胜者。同此兵力，固有先用之而胜，后用之而败者；同此器械，亦有彼用之而败，此用之而胜者。”
老九固结军心的手法有三：一是重赏。只有平时厚给薪饷，将勇“临事方能致其死命，置身前敌，入死出生”。“军事之利钝，恒视饷事之盈绌为转移。”饷项宽裕则不患兵不强。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指出重赏对于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性。他写道：“去秋援贼来犯，当万分危险之时，除犒赏援兵钱米外，每次悬重赏鼓励敢死之士，或抢救倒口，或暗截地道，或抢修濠垒，或夜破卡垒，皆赖重赏勇夫，支持危局。”二是武器。打仗是以兵勇的生命为赌注的，除了军费有保障，老九还提出武器对固结兵心同样重要，“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非有异术也”，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军心稳定，影响战斗力，船坚炮利可以减少兵勇的伤亡，伤亡少兵心才固。
三是严罚。“严传号令，固结人心，水路各营自立军令状，断不至闻警思退，且皆愿舍身报国，坚守营盘地基。”进攻金陵时，老九就是靠“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的办法，使得将勇争相前进，不敢畏葸不前，大大加速了攻克金陵的步伐。《中兴将帅别传》中记载他：“治军则严而有恩，时设赏以励战士。统大众止屯处，秋毫无所犯。其围安庆也，遏集贤关悍寇，相持百日，坚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叹曰：‘虽条侯用兵，不是过也。’”
天下强兵在将，有了这九点，带兵者方才有自信，兵勇方才有自信。以吉字营为代表的湘军总是愈苦愈坚，秘诀就在此。
江西扒烂船
老九初攻吉安，碰到的对手是太平军的周亚春（又称周春、周培春、周春之），绰号豆皮春，也是太平军中享有盛名的将领。咸丰十一年（1861），被封为怀王。
周亚春家境贫寒，祖辈均为佃户。少年时颇喜好武艺，常脚穿石锁，臂举大石练功。周春成年后为广东三合会首领之一。三合会即天地会的别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同治《广州府志》卷八十二前事略载：咸丰四年（1854）六月中旬，城北李文茂与鸦湖甘先、沙亭岗周春等聚众江村，到黄婆洞拜会竖旗，决意反清。他们头裹红巾，自称“红巾军”。周春自称大都督，率红巾军千余人。同年七月，周春会同陈开、李文茂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等支援下死守。次年红巾军被击败，周春率众撤出广州。
咸丰五年（1855）五月，周春率军自韶关入湖南，六月克桂阳，八月占茶陵，九月由茶陵入江西，攻占永新。其时，周春部众已扩大至数千人，继而攻安福。九月底，大败赣州总兵于安福。十月中旬，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由湖北入江西。周春率部加入太平军，隶石达开麾下。
周春加入太平军后，仍自树旗号，称“花旗军”。“花旗军”与各路军配合，连克临江、奉新、安义，进驻吉安，大破樟树镇湘军大营，迫使曾国藩退守南昌。
咸丰六年（1856），石达开委任周春为指挥。曾国藩向朝廷奏称：“由湖南茶陵入江西境者，以周培春人数为最多。”因此，曾国藩对九弟攻克吉安并无把握。
事实也是如此，老九攻吉安，正应了先锐后钝的覆辙。曾国藩对老九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反倒劝他：“此事（兵事）登场甚易，收身甚难，锋镝至危，家庭至乐，何必与兵事为缘？”进而劝他自决，莫以小战小胜为功，以劝捐办团为能，内乖脊令之义，外成骑虎之势。
老九于十一月十三日率部抵江西安福江口，与太平军一战败之，进克安福。随即与周凤山部会合，经固江、亭子转战前进，于二十四日抵吉安。十二月，老九顽强地击败了太平军的三次援兵。咸丰七年（1857）正月，老九率部援抚州、建昌，大破太平军于千金坡。尔后展开对吉安的进攻，至此，江西局势才有起色。
恰恰在这个时候，情况又突然发生变化。
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湖南传来消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家中病逝。接信后，曾国藩、曾国华自瑞州大营回籍奔丧。几天后，消息传到吉安，老九闻讣，于二十三日回籍奔丧，令文翼代统吉安军。北京接报后，同意赏假三个月，令曾国藩回籍守丧。
闰五月初三日，曾氏兄弟葬父于荷塘二十四都周壁冲山内。时湖南巡抚檄老九回吉安大营，此时老九恰好得病。又因为医生误诊以凉药，差点儿就见了阎王，幸亏其弟曾国葆易以补方，方才幸免获救。
三个月假一满，北京照例催促曾国藩赶紧回军。但是，饱历江西之苦的曾国藩，数次上折要求在家终制守孝，不肯复出。在官话套话等场面话讲完却仍然不获批准之后，不得已，曾国藩只好如实道出了自己不肯出山的缘由，尽情吐槽：
一是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对于立功的将士，虽获保举，但徒有其名，永无其实；与地方官共事，要看人脸色，补一个缺必求于巡抚。
二是非官非绅，军务筹饷诸事艰难。事权在督抚，文武僚属，都视曾国藩为客，宾主分明，呼应不灵，军事受制于人；筹饷更难，无一不经州县之手，甚至曾国藩自己筹饷，还遭州县故意阻挠。
三是关防屡更，不足取信于人。几年间，北京给曾国藩的命令中关防印信称谓屡变，一会儿是礼部右侍郎，一会是礼部侍郎，一会又是兵部侍郎，一会则是兵部右侍郎，变来变去，不知何故，被人怀疑是伪造；北京给曾国藩的命令往往都不是谕旨，而是廷寄，因而被人误以为是曾国藩自请出征，不应领官饷；如此之类，伤透了曾国藩的心。
最后，曾国藩明确地告诉北京：“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意思就是说，你再不给我地方实职，我就呆在老家好了。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北京何尝不明白？但是此时北京早有考虑，观曾国藩江西兵事之成败，又因听信他人之言，北京将平定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身上，因此，九月北京明确批准了曾国藩开缺在籍守制的请求。
久历官场和战场的曾国藩此时想必也看透了北京的用心，其失望之情非外人可知。
不过，老九却不一样，他既非朝廷命官，也无需承担古代官吏所必须承担的丁忧义务。
空缺了老九的吉字营，半年间屡次吃败仗，六月，周凤山之军溃败，吉字营也不得不退保安福。文翼根本统驭不了吉字营，吉安围师各部将领各不相下，这样，江西巡抚耆龄不得不奏请老九赶紧回江西统管吉安军。
曾国藩要官失败，被迫守制，远离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也不甘心数年经营，功归他人，故支持老九出山。
咸丰七年（1857）九月初八，老九自湘乡里第起程奔赴吉安，大哥曾国藩为之送行，以和辑营伍、联络官绅及攻战之法反复训诫。老九于二十六日至长桥口营，二十八日率张胜禄、陈湜等五营进屯洙口亭。
果然老九一到，军气大变，十月，湘军于瓦窑、沙冈击破太平军，克复吉水县城，又一次西逼而进，合围吉安。但是到了十一月，太平军悍将石达开率军自抚州、饶州增援吉安，老九率吉字营迎击于吉水三曲滩，大破之，但要攻克吉安仍然困难重重。
此间，老九给六兄国华写信，表达自己的狼狈万状：“此间事事之难办，一言岂可尽哉。”不过，老九并没有放弃，相反，他戏称：“好在弟近学一法，善于扒烂船，心中转不熬煎，尽其事之在己。”
善于扒烂船，是湖南乡下土话，意即破罐子破摔，不计后果。“徐以俟气机之转移在天，或数月或一年能克城更好，既不能，又何必急焉！”
此话虽有沮丧之意，但也是实情。此时，刘长佑克临江，张运兰克建昌，其他湘军将领俱有收获，只有九江和吉安没有收复。老六曾国华赴九江，援助李续宾军事，到咸丰八年（1858）四月，九江终于收复，吉安成了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江西的最后一个堡垒。吉安迟迟不能克复，老九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送别老九之后的曾国藩也没有闲着，这段时间，兄弟间通信频繁，其教老九之心情款款。此间，曾国藩送给老九八个字，两条秘诀。
一是综理密微。曾国藩承认，老九的综理密微能力要胜过自己。但是，曾国藩还是告诫老九注意军中器械，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因此，曾国藩自己曾派人赴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以腰刀赠部下，受赠之人非常爱重，建议老九不妨留心。
二是规模远大。虽然老九也讲求规模，但曾国藩担心规模大的同时容易混入散漫。规模就是器局，才根于器。
曾国藩告诫老九，到营之后，要专意整顿营务，不求近功速效。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平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意，我营亦应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持重不进。
戒浪战是曾国藩用兵的心得，自然少不了要告诫老九：“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
曾国藩身在乡间，却心系九弟，对老九的吉字营密切关注，随时提醒九弟要注意对部下心中有权衡。老九到达吉安后，兵势为之一盛，但曾国藩告诉他，军营虽人多为贵，有时却以人多为累，“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在曾国藩看来，吉安各营，以吉中营、老湘营、朱品隆等营为根株、为柱梁，其他如长和营、湘后营、三宝营，只是枝叶椽瓦。
同时，曾国藩又对老九提出将才之四端：一是知人善任，二是善觇敌情，三是临阵胆识，四是营务整齐。眼下最缺的就是善觇敌情者，古代善觇敌者，不仅知道敌人首领的性情伎俩，而且知道敌将之间谁和谁不和，敌主和谁不协。如此这些，不可谓不是老到之言。
吉安久围不下，老九流露出兴味索然之意，大哥曾国藩教他二字诀。一是学李续宾的“暇”字诀。李续宾，湖南湘乡（今涟源）人，宇迪庵，为罗泽南之弟子，后随之征战，作战勇敢，立功颇多，为湘军名将，咸丰七年（1857）底实授浙江布政使，只历四年多，就官居副省级。李续宾不仅平日里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作战，也是回翔审慎，镇静安虑。曾国藩比较了九弟和李续宾，认为老九在理繁方面才胜于李续宾，但临敌不如李续宾镇静；与官场交接方面，兄弟二人都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到处寡合。李续宾却不一样，“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二是教其“恒”字诀。针对老九因军事无进展而心生读书中举之念，曾国藩告诫他：“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现在带勇，就要埋头尽力于带勇之法，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外一概不管。谈到带勇，曾国藩顺带教了老九带能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久顿坚城，无仗可打，确实忧闷，但是兵勇锐气有余，沉毅不足，气浮而不敛，就犯了兵家大忌。为此，曾国藩送给老九一副对联，劝他坚意忍耐，不可欲逗烦闷：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如此这般，总算将老九“扒烂船”的想法给打消掉了。
九江收复后，曾国藩恐九弟急躁冒进，特地写信劝其要“忍耐谨慎，勉卒此功”，强调不必求破城之迟早，“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
咸丰八年（1858）七月，老九终于伺机率部大举攻打吉安，刘鹤腾、遮克敦布分别自北、东两面攻击。太平军出城攻西路长濠，为湘军击退。八月十二日，老九亲督各营大举环攻吉安，一举收复吉安，俘获太平军守将李雅凤。历时一年几个月之久的吉安收复战结束。江西全境由此一律肃清。
世上事无非一台大戏耳
老九克复吉安之际，染上小疾，却听闻湘后营三次报告，有两千太平军突围而出不知去向，老九闻报甚急，夜深又受了风寒。此后几天，又多次受寒，以致病反反复复，寒热混杂，持续了半个多月方才痊愈。
克城之日是八月十六日黎明，等到将突围的零散太平军士追杀干净，差不多就到二十日，这一天，恰好是老九三十四岁生日。营中兵勇集红旗伞、好马为老九贺寿，摆了十余席，热闹非凡。老九高兴，不禁对家中的二兄、季弟道：“今日生日，哈碗酒。”
吉安克复后，老九向大哥报告，撤散吉字营回湘，只留一千人左右担任大哥的亲兵。然后自己也回湘养病守制，计划在家住上几个月，再视情况赴大哥处帮忙。
自此，老九每打完一仗，都要回湘休息一段时间。这成为惯例，也被人视作一种派头、老九风格。
经过吉安一战，老九的锐气似乎得到了磨练，滋生出不愿意带兵之念。“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而亟思蝉蜕者，非敢置公家兵事于不顾也，亦非不愿助伯兄之军务也，盖自度其气势才力不能如人，而徒负此一知半解，口说手画，终无济于要务，不如知难早退之为高耳。”
老九似乎看透了这世道，他竟然在家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
果里散，糯里又接担，世上事无非一台大戏场耳。
这是纯用湘中土话，意思是这里散，那里又开场，世上事无非一台大戏。大有《红楼梦》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滑稽和虚空。
老九似乎不愿再搅合这台戏，他或许真的有抱愧之处，也就是时人和后世所非议的廉洁问题。
吉安是老九初次参与东征这场大戏的舞台，为了这一仗，老九付出不可谓不多。这中间“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那么，这笔钱到底有多少呢？老九在给四兄国潢的信中作了交代：“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系交弟妇……请仲兄大人饬令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
二竿实指两千，这两千两银子对于穷于军费的湘军来说，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加上此前吉字营亦发生闹饷之事，勇丁半皆五方杂处之人（这也是老九决定撤散大半吉字营兵的原因之一）；相对于乡间百姓而言，更是天文数字。但是，老九援江费时两年，去掉中间因父丧回家的时间，尚有一年多，按湘军营规，营官每月五十两，办公费一百五十两，统领每月额外加三百两，此时吉字营只有三千人，曾老九虽有统领之名，并无统领之实，即便不算这三百两，一年也有两千四百两，故而老九认定这笔钱是他自己应得之薪水杂款，实非贪污或掠夺得来。他只不过是怕外人一时接受不了而格外加以预防而已。
大哥曾国藩对老九此役之成功自然欣慰不已。老九在变故百出、危疑困乏，极难下手的局面下，能够内治军旅，外和官绅，应酬周密，条理精严，致此成功，不仅扭转了湘军在江西的困局，也算是帮了曾国藩一个大忙。
曾国藩也看到了老九在军事方面的天赋，对他寄予更大的希望，他同意了老九回家休养两三个月的请求，同时还劝他不必将吉字营遣散，希望他再次出山时能随同带出。大哥已然将其视为心腹依托。
在家守孝一年零四个月中，曾国藩似乎也领略到了“世上事无非一台大戏耳”的真谛。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奉旨复出援浙。尽管这一次，北京仍然没有给他具体的实职，还是一个虚名，但是，曾国藩不再计较，二十天后即抵达武昌。中间在长沙稍事停留，拜会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和他身边的重要幕僚左宗棠。
主动去拜会，恐怕是曾国藩此前没有过的。此前，他连主动给人回信都很少。老九曾经两次劝他改一改这个毛病。咸丰二年（1852）二月，老九给曾国藩写了封长信，信中说道：
兄向来颇懒于回人信息，不审近日何如？若复如此，弟觉此亦是毛病。何也？朋友之道，不外规过劝善。既不能常聚而不散，则一纸音书，隐喻规劝之意，彼此皆有裨益。况老兄目前正负山斗之望，为天子正直之臣，苟其宏奖道德，劝一善而善类无不兴起，惩一恶而恶途靡不消沮，怀德畏威，如响斯应。即如同乡同年之有往来者，及门下士之颇相亲密者，或初登仕版，未尝汩没；或天资忠厚，有志为好官，而无人助兴。忽得君子韦佩之言，奉为官箴，遂不觉善念之勃发，恶念之潜消。
咸丰八年（1858）三月，老九在信中又特意劝说曾国藩与左宗棠通书信。
但是，曾国藩对老九之言并未留心，骨子里隐然一股傲气，直到坐困江西，回家丁忧，特别是公开要官而无人附衬，失望之余，退居读书，省心静思之后，方才悔悟所作所为。咸丰八年（1858）五月，他给九弟写信：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目下在家意绪极不佳，回思往事，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
因此，复出之后的曾国藩不仅在待人接物上大有改善，而且写信的频率大为提高。此前曾国藩从未与左宗棠写过信，咸丰八年（1858）开始频频与之通信。此前与各地督抚、湘军将领之间的通信，一般都只称官衔，此后不惟一律称他们为“帅”，而且对他们报以更多的亲密之问。“无不答之信，无不批之禀。官场庆吊，酌量送礼；家乡庆吊，亲族本家，亦少为点缀。”
老九目睹了大哥的变化，他从江西经湖北回湘，一路上听到“章门、鄂北官绅颂声大作”“所与各处交道亦甚惬洽”，都是说大哥的好话。
咸丰八年（1858）本应是曾氏兄弟比较舒畅的一年，老九因功得升知府。本来，老九只考中优贡，正欲北上进京应试，因为道路阻隔，老九没办法到北京去，于是他就在长沙捐了一个“同知”的官衔，为正五品，虽是花钱买来的空头官位，但总算有了一个起点，否则也不可能直接升知府并加道员衔。
不料，到了十月，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导致大局顿坏。十月初十，湘军大将李续宾部在安徽三河镇与太平军大战，结果差不多全军覆没，曾家老六曾国华与李续宾阵亡。
此事对于湘军东征这台戏影响深远。
三河转折
攻下吉安以后，曾国荃回家原计划只住两三个月，因为六兄之死，须料理丧事，老九住了半年。
这半年，因为三河一役，大局顿坏。原本曾国藩是奉北京之命援浙，他接令后旋即出发，一路上调兵遣将，派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营先期于河口会合。但是，萧启江有孝在身，亲柩未葬，屡次请假未成，这一次如果再不给他假，无以慰其心，难以得其力，因此，曾国藩不得不同意给假两月，允其回乡办理丧事。
大军未发，至七月中旬，浙江解围的消息传来，太平军集聚福建，那么，曾国藩援浙的使命就自然改为援闽。曾国藩只好将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所部派往福建作战。
此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母亲去世，请假回乡守孝，九月，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扬州等城市相继失守，曾国藩所在江西各营乡勇染疾大半，而此次复出后，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不仅眼蒙，而且癣疾大发。
十一月下旬，皖北战场突然传来消息，湘军在三河遭遇惨败，湘军大将李续宾及曾国藩六弟曾国华同时战死，湘军六千精锐丧师失地。
三河战中，曾国藩给湖北布政使罗遵殿写信，担忧李续宾：“兵分则力单，将分则谋寡，迪庵以一身而兼管筹兵、筹饷，及应酬各处书启奏牍等件，又第战必亲自督阵，人之心血几何？固宜百密而不免一疏也。”言犹在耳，即传来噩耗。
李续宾是湘军名将，罗泽南战死后，李续宾统率其部，他也是老九六兄曾国华的亲家，两人一直并肩作战。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九日，时任浙江布政使的李续宾率部攻克军事重镇九江，顽强坚守五年之久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一万七千名士兵被全歼。李续宾随即进入安徽战场。
在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谋划下，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率兵万余人东进安徽，九月二十二日克太湖，然后兵分两路，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李续宾部于九月二十三日攻陷潜山，十月十三日攻陷桐城、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二十五公里的三河镇，准备进攻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十一月三日，李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抵三河镇外围。七日，分兵三路向镇外九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险固守抵抗，湘军攻击愈急，太平军伤亡很大，退入镇内，坚守待援。在湘军大举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驻扎在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十一月十四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集结在三河镇周围的太平军多达十余万人，和李续宾相比占绝对优势。
面对强敌，素有悍将之称的李续宾并没有畏惧，认定有进无退，决一死战。他派出的七营湘军与陈玉成部遭遇，陈玉成抓住有利时机，将湘军诱入伏击圈，截断其归路，李续宾得报，亲率四营前往营救，反复冲杀数十次，也未能成功。这时，李秀成率部参战，坚守三河镇的太平军将领吴定规也出城参战，由于众寡悬殊，六千余湘军全部战死，李续宾、曾国华也未能脱身。很久后湘军才找到李续宾、曾国华的尸体，其中曾国华的尸体已面目全非，以至于老六之死成为一个千古谜案。
对于湘军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更是“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又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可想而知，此役对湘军来说其打击之大，是难以言表的。
不过，经过此役，曾国藩兄弟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前的曾国藩在北京眼里根本不受重视，一直作为救火队员，一会儿援江西、一会儿援浙、一会儿援闽，而关键性的战役如金陵之战等正面对抗战争，始终轮不到他。是时，胡林翼在武昌，李续宾主攻安徽，金陵城外更是有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短短两年间，胡林翼由知府升巡抚，李续宾更是从知县升至巡抚。而曾国藩仍然客寄虚悬，原地踏步。
三河之役后，皖北情势危在旦夕，显然援闽倒不是急务了。曾国藩开始规划攻皖，进入主战场之一——安徽。
咸丰九年（1859）四月，老九重返江西，奉大哥的将令，接连收复了景德镇、浮梁，兵锋指向安徽。
江西的衰落症结早就显现
江西是晚清这场战争期间敌我双方反复拉锯攻防的重点战场，江西的遭遇和处境也给曾国藩兄弟十年征衣期间留下了非常糟糕的记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种近代江西就此开始衰落的感觉。
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的江西，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江西人才的匮乏和民风的诡伪，加上湘军东征过程中在江西遇到的挫折，使曾国藩兄弟对江西失望至极。
欧阳修曾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对比清以前江西的辉煌历史，不仅江西人感觉有衰落感，恐怕就连江西之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唐代以前，湖南与江西所出的人才相差无几，科举考试制度化之后，整个唐朝江西进士有六十五人（唐朝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只有寥寥数人），北宋时湖南与江西迅速拉开差距；南宋至清初，江西的人才远远超过湖南。宋代江西共有进士五千四百四十二人，其中北宋一千七百四十五人，南宋三千六百九十七人，在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五千七百八十三位历史人物中，湖南只有五十七人，仅占全国的0.98%；而江西达三百七十八人，占全国6.54%。明朝更是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整个明朝江西籍状元和进士数量都是位列全国三甲（仅次于浙江），从明代科甲人物看，湖南有进士四百二十七人，占全国的1.9%，而江西有进士两千七百二十四人，占全国的11.9%；至于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总称）人物，江西有五十五人，占全国的21%，为全国之冠。在明代八十九个状元中，江西有十七人，湖南只一人。
但是入清以后，江西人才就开始显著减少。据光绪《江西通志》之《选举志》记载，明代有江西籍官员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清代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七人。《清史稿》列传中江西籍官员只有一百零四人；而宋代光是江西籍宰辅就有二十五人，著名的有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等，明代有江西籍官员十八人，著名的有严嵩、夏言、张位等，清代只有五人，道咸同光时期较有影响的江西籍人物更少，黄爵滋曾是禁烟斗争的中坚分子，得到道光帝的器重，但旋因户部亏空案的牵连落职终老；陈宝箴官至巡抚，大力实施新政，然而他的政绩全在湖南。“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皆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自家玉罢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可见，入清以后江西出仕人数的减少，反映了江西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日渐衰微。曾国藩率湘军东征在江西滞留多年，后又担任两江总督多年，然而，出入曾国藩幕府中的江西籍幕僚人才只有十九位，排在湖南、安徽、江苏、浙江之后。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江西并非等到太平军征战以后才开始衰落。
入清以后江西人才的衰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江西人才的衰落与交通因素关系重大，貌似有理，但与浙江、安徽相比呢？江西是华南通向中原北方的必经之路，古代由中原江南进入广东，都是由江西经过，而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也都是必经江西，往来络绎不绝的商人带动了当地经济和人口的增长。这固然是事实，但同样处在京九线上的安徽，和根本没有这种交通便利的浙江，特别是后者古代人才却并不逊于江西。因此，并非是京广线的开通导致江西人才的衰落。
也有人认为，是战乱导致江西人才衰落。可是据统计，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江西人口减少数不如安徽、江苏、浙江。然而，江西早就被研究者剔除在人文最盛的省份之外。
还有人认为经济因素是制约江西人才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晚清鸦片战争时期，江西的经济并不见衰落的迹象。清代“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当时江苏一带，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的垂涎，成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何况人才的出现与经济因素并不一定成正比。
三大主要因素制约了清代江西人才的持续性发展。一是政治因素。宋明时期，一人主政可以延揽自己的亲信，宰辅专政。大清的集权却远盛于以前任何朝代，不可能再出现宋明时期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政局。问题是江西完全不适应这种集权体制，缺乏人才历练的机会。身为江西籍的陈宝箴都慨叹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
二是文化因素。江西是宋明时期陆王心学的发祥地。陆王心学的创始者陆九渊（江西抚州人）和王阳明（为官江西）对江西学子影响至大，尤以阳明心学中的江右学派在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但入清以后，阳明心学被视为程朱理学的异端，遭到贬斥，大儒顾炎武直指其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立人之实学”，不无道理。因此，江浙学术思想转变很快，大儒学者迭出，乾嘉学术中却很少见到江西籍的学者，这就是其学术不昌的一个显证。乾隆时江西学政翁方纲指出：“今日江西士习文体渐入于浮肤矣。”
三是学风问题。有人将江西人才衰落归结为江西官场没好官。却不知，乾隆五十一年（1786），翁方纲任江西学政；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任江西巡抚；尔后有陈宝琛、李文田、赵之谦、吴士鉴等，都是学问名家。同治九年（1870），有考场败将之称的藏书家李慈铭上书其学生、江西学政李文田说：
豫章夙号名邦，人材所萃，乾嘉以来，经学独拙。自金溪王氏、南昌彭氏外，盖鲜通儒。得非其先进相传，没溺时文，惟知墨守五家，津津帖括，虽以仪征太傅尝临棨戟，刊布注疏，为之倡导，而锢闭已深，末由自振。
“锢闭已深，末由自振”，许多习心学的儒生不容于世，而他们又抱着心学不放，观念固化，不得不沉沦民间。“江西风俗，最重科名”，而李文田还发现“江右试童善夹带”。闹考是江西延续了三十多年的积习，某些地区甚至逢考必闹，地方官又怕又要维稳，只好“捂盖子”姑息。颇想有所作为的名士李文田想效法张之洞在湖北的大力改革，到任后却发现，“此间布置当无眉目，士习颇称难治”。只能拟守萧何成法，不敢更张。直到光绪十年（1884）陈宝琛做学政才“揭开盖子”。不少人心中因而积有怨气，这也导致太平军进入江西后，当地不少绅士对他们抱有好感，有的不再剃发，有的甘心投军。南康府的失陷竟然是因为当地绅士诱缚守令都司迎献太平军。
曾为《盛世危言》作序的维新派人物陈炽，其博采西方文化优长、探求中国富强要义的《庸书》《续富国策》等著作，在外省一版再版，而在江西却无人刊印。文廷式曾打算在家乡萍乡“集股”举办煤矿“以广利源”。结果，县中士绅群起攻讦。黄懋材精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但在江西本省难有作为。维新变法前后，各省纷纷开设私立之学会、学堂、报馆等，共计四十九个，独江西与安徽处于空白，广东有十一个，湖南有十四个。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想办“算学堂”，但是江西士人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学堂仍没有办成，翁曾桂只能发出“江西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的感叹。
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湖南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和江西一样的是，其时的湖南人同样守旧，咸丰初年，曾国藩组建湘军即将东征之际，不少湘军士兵不愿意离开本省。省内会党蜂聚，湖南即使不是全国会党最多的省份，也是之一。但湖南知识界却掀起一股实学之风，以岳麓书院为代表，宗奉笃信程朱理学。而且清代也是湖南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书院遍地。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部下李元度一军欠饷二十万两，数额巨大。筹集不到这笔钱，李元度竟然想出一个绝妙办法，号召所部湘军士兵捐十万两银子增加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捐五万两增加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
按照咸丰三年（1853）的新规，任何人只要捐银万两，即准予增加此人所在县的文武学额各一名。所谓文武学额，就是科举考试中的录取指标。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入学是第一级晋身之台阶。入学考试称“童子试”，考上得以入学者称“生员”，即秀才。顺治四年（1647）即开始厘定各省的指标（学额），它是视“人文多寡”，而不是根据人口数量来定的。确切地说，就是依据应试人数来定。以雍正二年（1724）学额变化后的数字为例，“人文最盛的州县”，小学定额十六名，府学二十五名。这在当时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比之今天的招生指标更加珍贵。
此政策一出，一年内，湖南的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醴陵六县各增加指标十名，达到政策规定的上限；湘乡增加三个指标，平江增加一个指标。正因为平江增加的指标少，而李元度所统之部又为平江营，他们感觉吃了亏，大家都乐于将这笔欠饷捐出，以此可以增加入县学者十名，入府学者五名。而且捐银者之名可以刊刻于碑，平江勇更是欣然乐从。
曾国藩称赞这种做法是“俎豆泮宫，流芳百世”。因此，他写信劝老九亦可效法，说服士兵干脆将所欠之饷捐出来，如果捐得七万，可增加文武学额各七名，那就使湘乡一县和其他几个县并列，“不让次青（即李元度）专美于平江也”。他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一旦错过这机会，将来或许捐十万二十万以求增加一个学额都不可得。入学（录取指标）的人数增加，对于当地人才成长自然至关重要，湘军将领能够基于本县的人文教育这一出发点来捐出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本应获得的工资收入，以获得指标的增加，这种精神弥足珍贵。
同治十年（1871）六月，湘军将领李续宾的次子李光久家境困难，不得不出外就馆做塾师，湖南厘金局恰好缺一主办绅士，月薪八十串，老九将之推荐给时任湖南巡抚刘崑，刘崑惑于陆王之学，不以程朱之徒在意，故李光久不得志于家乡。老九对李光久却颇为看重，“观其持重简默，不妄喜怒，有忠武公（李续宾）生成名将之风，若以之练二三千人，以备它日之用，必有可观者矣”。老九写信给曾国藩，请其鼎力扶持，后李光久官至按察使。
湘潭士子王闿运于湘军收复金陵后赴江浙游学，受到学术昌盛的江浙学人的歧视，王闿运大笔一挥，写出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副对联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对以周敦颐为发端的理学道统的高度尊崇和以湘军将领理学治军所开创的崇尚实干的文化自信，一览无余。
正是有了知识界的引导和扶植，湖南人才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之势。
人才的消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懂得抓住机遇因时而变正是湘军崛起、人才数量爆长的关键，也是江西人才衰落的关键。多少年过去了，让人不能不对江西报以同情之一瞥。
张喈凤：《杨春野夫子合家殉难记》，载《和顺县志》卷十上。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2），岳麓书社，1987年，第636页。
《华北先驱》323号，1856午10月4日，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第1163～1164页。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清实录》，咸丰六年四月上谕。
“锣”指罗泽南，咸丰六年（1856）四月十二日在武昌被击伤而死；“塔”指塔齐布，咸丰五年（1855）八月三十日在九江气绝而死；“马”指马济美，咸丰三年（1853）七月二十九日在南昌城外被太平军击亡；“凤”指周凤山，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四日在樟树镇被太平军打败，只身逃归湖南老家；“留”指刘于浔。见《太平天国资料》，第79页。
邹树荣：《蔼青诗草》，《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2年。
张德坚：《贼情汇纂》，台湾华文书局，民国二十一年影印，第9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9），岳麓书社，1987年，第323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岳麓书社，1987年，第425页。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97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9），岳麓书社，1987年，第325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9），岳麓书社，1987年，第336页。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岳麓书社，2013年，第806页。
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三十辑），文海出版社。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说，汪堃于咸丰初年任四川永宁道员，以性情乖僻，不孚舆望，屡挂弹章。因受何绍基弹劾，故而恨之；又被黄宗汉所纠罢官。“借记粤匪之事，著《盾鼻随闻录》，而附益以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之辞，其命意专为道州何氏而发，兼以谤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因此，薛福成严斥此书当毁。但近世研史者颇乐于引用此书来证明湘军之所谓屠城。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475页。
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谱》，岳麓书社，2006年，第7页。
左宗棠：《左宗棠未刊书牍》，岳麓书社，1989年，第28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15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0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16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17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36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17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12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02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7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36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12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47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3～6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49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31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4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95～296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51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六册·附录），岳麓书社，2006年，第1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71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84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86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6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22），岳麓书社，1987年，第830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21），岳麓书社，1987年，第719页。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记载安徽、江苏、浙江和江西减少人口数分别是1700万、1679万、1630万、1172万。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9页。
顾家相：《五馀读书廛随笔》；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297页。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海南出版社，2000年。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9），致沅弟，咸丰八年八月十四日。江西在太平天国起义中，也通过捐输共得永广生员学额文742名、武734名；暂广生员学额文3144名、武3154名。远胜于湖南。然而，正如光绪八年江西学政洪钧奏折中所说，恰恰因为学额冒滥，文风反逊。江西学政陈宝琛也在奏折《报出省按试折》中说：“学额太宽，送考太滥。故士多求诡遇速化之术，而不肆力于根柢，至文童倩代枪替之风、武童重名冒考之弊，所在多有。”《附陈考试情形片》中还说：“人人怀幸进之心，竞速化之术，父以诏子，师以授弟。”他对张之洞也说：“此间士习之偷，文风之陋，学额之滥，场规之宽，积敝相沿，挽救非易，掷精神于虚祀。”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58页。
